12级法硕经济法

第一章经济法概念释义导言作为经济法学基本范畴的“经济法”为大陆法系所用，英美法系不用甚至根本就没有“经济法”这一概念。

“经济法”一词最早由法国人摩莱里提出，摩莱里笔下的经济法与今天人们所谓的经济法可谓相差甚远。

可以说，它还远不是今天我们在经济法学范畴语境下所谓的经济法。

国内学界比较共同的认识是：由于法国人蒲鲁东提出了“经济法是政治法和民法之补充和必然产物”的观点，因此蒲鲁东是第一个真正认识到经济法本质的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有了以经济法命名的著述和官方立法。

此后，不论在学术研究层面还是国家立法层面，经济法广泛地出现于大陆法系国家，并且前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64年制定了世界上惟一的一部经济法典。

“经济法”一词传入我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

直至今日，我国法学界在借鉴国外学术文献和立法资料的基础上，对经济法理论一直进行着呕心沥血、锲而不舍的研究。

国家立法机关顺应改革开放大势，适时地、不断地颁布经济法律，并已经构建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法律体系。

今天，对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学界虽仍存分歧，但官方对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认同当属无疑。

一、“经济法”原始语义（一）摩莱里的“经济法”经济法学人都知晓“经济法”一词是个外来词，它出自十八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摩莱里(1720——1780)所著《自然法典》。

此著于1755年在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本是阐述其原始共产主义思想的论著。

现今我们读到的是黄建华、姜亚洲的中译版本。

从中译本可见，《自然法典》除序言外，有4篇正文和两篇附录。

在前三篇中，摩莱里揭露了现存政治和道德的缺点，阐明了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思想。

第四篇则是他为未来理想社会制定的第一部较系统的“符合自然意图的”共产主义法典草案，涉及未来社会的政治、经济、法治、管理、社会、市政、家庭、思想、文化、科学、教育以及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

在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的第二部分“分配法或经济法”中首次使用了“经济法”一词。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摩莱里“经济法”的语义主要有：(1)经济法实质上是分配法，是关于“自然产品或人工产品分配”的法律制度；(2)经济法具有极高的地位，是“神圣法律”。

为什么摩莱里在当时会产生这样的思想呢？我想还应该回到他所处的那个历史环境中去进行揣摩。

18世纪的法国，占人口99%的手工业工人、农民、平民、中产阶级、下层教士，同只占人口1%的国王、贵族、高级僧侣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贫富对立，利己主义盛行，预示着这个社会即将进入一个动荡时期。

首先，18世纪的法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启蒙运动空前活跃，一种建立一个更合理、更人道、更公正的理想社会的呼吁渐入人心，法国就此成为欧洲思想解放的中心。

这一时期，首先是贝尔在《历史批判词典》中宣扬“上帝不存在,只有自然存在”的无神论思想。

之后梅叶在《遗书》中更是公开宣称自己就是“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者”，并誓言要“用神父的肠子做成绞索，把世上一切达官显贵都统统吊死、绞死”。

这两本书在当时的法国广为流传，为后来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产生了巨大影响。

后来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通过《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等著作详细阐述“三权分立”的思想。

伏尔泰的《哲学通讯》、《哲学词典》、《路易十四时代》、《风俗论》严厉地批判了宗教神学，极力推崇“开明君主制”。

狄德罗为教化、实用之目的广纳名士，主持编纂《百科全书》。

定居在法国的瑞士人卢梭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等著作，对人类社会的演进及其前景发表独具特色的看法。

这些启蒙主义者以足够的思想能量开启民智，并引导民众为实现理想社会而采取实际行动，书斋中的梦想即将转换为活生生的现实，启蒙思想直接成为点燃大革命之火的思想火炬。

其次，18世纪中叶的法国，农业劳动者还是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肩负着沉重的封建义务。

与此同时，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长,一个经济上日益富有但政治上却没有发言权的资产阶级悄然崛起。

为了获得与自己的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地位，这个阶级正酝酿着一场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被我们现在称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运动。

这场政治运动的终极目标就是：在政治上建立民主政体，在经济上建立私有制。

再次，在哲学认识论上，18世纪的法国盛行唯理论。

唯理论是一种认为唯有理性才可靠，从而片面强调理性认识作用的哲学学说。

唯理论与经验论相对立，它认为一切具有普遍性的必然的知识，不可能来自经验，而只能从先验的、与生俱来的“自明之理”出发、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而得到，唯有这样获得的知识亦即理性认识，才是真实可靠的。

近代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是唯理论的奠基者，许多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比如霍布斯、斯宾诺莎、格劳秀斯都追随这一思想。

唯理论者认为，他们所宣扬的社会秩序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这种秩序是用逻辑的方法从某些公理的前提中引申出来的，同时也是合乎自然的秩序。

摩莱里就是一个典型的唯理主义者。

作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既接受了启蒙思想家关于人类社会的自然观点，又对私有制社会的不合理性进行无情的剖析与批判。

他站在代表城乡无产者的利益和意愿的立场上，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及未来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摩莱里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之母”，只有消灭私有制，也就“永远消灭了导致人们作出绝望的极端行为的千百种偶然变故。

”针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鼓吹的“民主”、“自由”、“分权”等口号，摩莱里指出，这些表面上的东西并不能够改变少数人压迫和剥削多数人的本质。

他认为“这种分权，在私有制和利益所造成的惊人不平等的状况下，丝毫也没有改变这些国家的不幸居民所受到的最大痛苦，这不过是使人能够高声喊怨的可悲慰藉而已。

”因此，摩莱里自然而然地认为合理的分配就是平均主义分配。

这一思想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生产领域，他要求在手工业生产条件下立即废除分工，把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农业劳动平均分给每一个社会成员，认为脑力劳动作为一种职业是特权而必须予以取消。

第二，在消费领域，摩莱里主张绝对平均地分配消费品，强调人们在吃饭、穿衣、住房等方面绝对平均和机会均等，强制人们接受平均主义的生活方式。

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按人口数量进行分配的原则，认为“一切产品都要核算，其数量要与每个城市的公民人数相适应，或与使用它们的人数相适应”，当分配品“数量不敷，以及发生可能某一个公民得不到这种物品的情况时，则暂时停止发放，或减量供应，直到数量充足时为止”。

其二，按需分配原则，指出“按照神圣法律的规定，公民之间不得买卖或交换。

因此，需要各种草料、蔬菜或水果的人，可到公共广场去取一日的用量；这种产品由种植者送到公共广场。

如果某人需要面包，他可以按照规定的时间到烤面包的人那里去取；而烤面包的人，则从公共仓库领取做面包所需的一日或数日用的面粉。

需要衣服的人，可到裁缝那里去取；裁缝从织布人那里得到衣料；织布人从公共仓库领取所需要的原料；生产这种原料的人，把原料送到公共仓库。

其他一切需要分给每个家长以供他们个人使用或子女使用的物品，均采用这种方法分配。

”（二）德萨米的“经济法”1842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泰•德萨米（1803——1850）出版《公有法典》一书。

此著在继承摩莱里“经济法”思想的基础上，对“经济法”的含义做出了许多方面的发展。

在其中的第三章，德萨米也使用了“分配法和经济法”的标题，其主要内容是建立公有制，对社会财富实行按比例式的公平分配，这种分配制度应当是一种“自由的、慷慨的、合理的”平等分配制度。

而要实现这种按比例式的平等分配制度，只有建立公有制。

为了达到这个最终目标，“最重要的是要把庞大的民族集团或社会集团划分成许多个公社”，然后进行“良好的经济管理”。

这样，财富就可以“奇迹般地增加”，最后“普遍一律地在所有各公社之间实行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

”因此，德萨米认为，经济法就是用来实现其按比例分配思想、建造未来社会理想模式——公社、构造产品统计和分配的政治经济体制的重要分配制度。

他甚至为公社设计了一套“量饥而食，量渴而饮”共同用膳的理想制度。

德萨米《公有法典》的面世与摩莱里的《自然法典》相比，在时间上相差近一个世纪。

此时的法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政治方面，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起义，攻占巴士底狱，大革命全面爆发。

时至1794年7月27日的“热月政变”中，雅各宾派政权被推翻，大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革命高潮结束。

这次革命摧毁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震撼了欧洲封建体系，推动了欧洲各国革命。

在这场政治斗争过程中，资产阶级通过制宪会议制定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确立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废除了贵族制度，取消行会制度，没收并拍卖教会财产；制定了宪法，资产阶级政权得以确立。

在经济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和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转变为产业工人，一个新生的社会阶层——无产阶级逐渐形成。

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积月累，并不断变得尖锐化。

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以罢工、起义等方式展开同资本家间的斗争，而对工人阶级的罢工、起义进行镇压也就成了资产阶级政权的日常工作之一。

也就是，新政权在消灭旧的社会矛盾运动中诞生，但又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

在文化领域，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生活的突变，文化生活不断进步、日益繁荣，各种新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意趣盎然。

这其中更显得异彩夺目的就是：文化艺术领域的浪漫主义和社会思潮领域的空想社会主义。

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维克多•雨果，雨果的浪漫主义其实质就是“自由主义”。

他倡导“作家们有权大胆，有权冒险，有权创造，有权发明自己的风格，有权把握自己的语法规范。

”这种不拘一格的浪漫作风，在社会层面上渐渐演绎为资本主义自由精神的展现风格。

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未脱此套，他们的思想风格充满着天马行空、恣意驰骋的浪漫主义色彩。

只不过他们与正统的浪漫主义者还是有着显而易见的区别，那就是他们看到了处在社会下层的贫苦民众，看到了现实社会的矛盾，看到了劳资之间的阶级冲突。

（三）蒲鲁东的“经济法”蒲鲁东（1809——1865）是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

蒲鲁东在其1865年出版的《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中使用了“经济法”一词，提出“经济法是政治法和民法之补充和必然产物。

”蒲鲁东在使用“经济法”时着重强调:法律应该通过“普遍和解”的途径解决社会生活的矛盾，但如果不改组社会，“普遍和解”就无法实现。

构成新社会组织基础的就是“经济法”，原因在于公法因其易于导致过多限制经济自由的危险，私法因其无法影响经济活动的全部结构，都无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所以，社会组织应建立在“作为政治法和民法之补充和必然结果的经济法”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