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国家级高新区的集聚经济效应

2011年1月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an．2011
第31卷第1期（总105期）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31（Sum No．105）
［收稿日期］2010－05－20［作者简介］方
莹（1974－
），女，陕西蒲城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教
授；袁晓玲（1964－
），女，陕西周至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宝山（1981－
），
男，山东济南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西部国家级高新区的集聚经济效应
方
莹1，2，袁晓玲1，张宝山
1（1．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西安710061；2．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54）
［摘
要］基于国家级高新区的“西高现象”，运用Segal 模型和修正的Carlino 模型对西部两个高新区的集
聚经济效应进行了测度与分析，研究表明：西安和成都高新区都存在明显的正集聚经济效应，且西安高新区的集聚指数远高于成都高新区的集聚指数；总体上成都高新区的集聚弹性远小于西安高新区的集聚弹性，
但成都高新区的集聚弹性呈现总体上升趋势，集聚功能呈现加强态势，而西安高新区的集聚弹性则呈现整体下降趋势，集聚优势越来越弱化。

［关键词］集聚经济效应；集聚弹性；高新技术产业［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245X （2011）01-0062-03集聚既可以理解为经济活动在一个相对有限的空
间内大量集中的现象，也可以理解为企业间相互靠近的
过程，
而集聚经济则可以理解为某一区域内由于产业集聚而为特定产业和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与其他区域相比的优势。

从1985年我国第一个高新区建立至今，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家对高新区的功能定位
已十分明确，
即集孵化、辐射、示范、开放、集聚五大功能于一身。

在这五大功能中，集聚功能是其他四大功能发挥作用的起点和基础，因为高新区的集聚效应就像一个
有着巨大吸引力的磁石，
能够吸引大批各种服务机构在其周边分布，而反过来这种成熟的服务环境又会推动同类企业向本区域聚集。

西安高新区和成都高新区均属
国务院首批批准设立的国家级高新区，
它们地处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综合实力却在全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中排名靠前，发展势头迅猛，形成了引人注目的“西高
现象”。

那么，两高新区的集聚效应有多大？它们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集聚效应的发挥？二者在集聚效应方面有何差异？本文拟对此做以探讨。

一、集聚效应研究概述
国外经济学家很早就对集聚经济效应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

1975年，斯维考斯克斯（Sveikauskas ）提出了
一个测度集聚效应的计量模型，
并运用美国标准都市统计区（SMSAs ）的人口数据测度了美国分行业的集聚效
应大小［1］
；之后，西格尔（Segal ）将希克斯中性的效率因
子加入柯布－道格拉斯总量生产函数，并通过构造不同城市的资本存量估计了集聚效应弹性［2］。

虽然西格尔
以整个城市经济体而不是单个行业为研究对象，
但却得出了与斯维考斯克斯很相近的结论。

据他们估计，美国城市规模每翻一番，城市工业的生产率上升5%－6%。

研究生产率与经济密度之间的关系也是测度集聚经济
的一种有效方法，
如西科尼（Ciccone ）等采用此方法分析了美国制造业密度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
经济密度每提高一倍，生产率将上升4%［3］
；舒克拉（Shukla ）的研究则表明，印度的城市规模每翻一番将导
致要素生产率上升9%［4］。

国内对集聚经济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较为缺乏系统研究，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是针对制造业集聚程度的测算。

如潘佐红等基于全国200个主要城市28个行业的120164家企业资料和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
心的人口资料，
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ES 生产函数以及超越对数函数三种形式分析表明，中国城市
规模每翻一番生产率将增加8．6%［5］
；汪炜等利用CES 生产函数测度发现，杭州市区的集聚效应在改革开放后
总体上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6］
；吉昱华等运用改进后的Segal 城市总量生产函数测度发现，工业部门作为
2
6
一个整体并不会仅仅因为一定区域内工业产出总量增加而提高效率，但第三产业的效率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显著提高［7］；金相郁等利用卡利诺模型分析表明，1990－1994年间天津市呈现出正的集聚经济效应，而1996－2001年间则呈现出负的集聚经济效应［8］；罗勇等经过计算发现，中国20个制造业在1993－2003年的集聚程度整体上升，且产业集聚程度与产业增长正相关［9］；王业强等则发现，中国制造业存在集聚现象，但是不同的区域和时间段集聚情况不同［10］。

把集聚效应与高新区发展联系起来的研究尚不多见，田新豹等曾从宏观角度对我国高新区的集聚功能进行了测度和东西部分类评价［11］，本文则将从微观角度探析西安和成都高新区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以及集聚弹性的变动轨迹。

二、模型选择与数据处理
（一）模型选择
目前，国内外学者一般采用生产函数来测度产业的集聚经济效应，较具代表性的有Sveikauskas模型、Segal 模型和Carlino模型三种，三者的切入点各不相同。

合理的实证研究必须满足两个基本的前提：正确的理论模型和可靠的数据。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国外一些成熟的测度方法在我国的适用性并不高；加之高新区统计数据的有限性和特殊性，使得Sveikauskas模型和Carlino模型所要求的一些指标不易取得，如高新区内25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职工工资总额等，因此本文拟选取Segal模型和修正的Carlino模型。

修正的Carlino模型仅能测度集聚效应的大小，而Segal模型不仅能测度集聚效应存在与否，还能反映高新区扩张潜力的大小。

Segal模型以两投入变量柯布－道格拉斯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表达式为Q=AgKαLβ，其中，Q为产出水平，A为常数项，K为资本投入，L为劳动力投入，α、β分别为K、L的产出弹性，g为希克斯中性集聚效应转换因子，且α+β=1，即内部技术规模报酬不变。

如令g= BL r，其中B为常数项，r为集聚弹性，0＜r＜1，表示园区生产率水平随着就业人口的增加而上升，但上升的增加随人口增加而呈下降趋势。

则Q/L=ABL y（K/L）α，ln（Q/L）=c+r ln（L）+αln（K/L）。

Carlino模型为集聚效应的测量提供了较为理想的理论框架，表达式为ω=AQαLβ，其中ω为平均工资。

在本文的分析中，由于无法获取高新区的平均工资数据，因此无法直接使用Carlino模型，而需要采用修正的Carlino模型，表达式为P=AQαKβ，其中，P表示利润总额，Q为产出水平，K为资本投入，α为产出利润弹性，β为固定资产占用的利润弹性。

两边同取对数，则有ln P
=c+αlnQ+βlnK，再进行回归，可得到集聚经济指数，即AI=（1+β）/（1－α）。

根据卡利诺（Carlino）的解释，若AI值大于1，则表示高新区存在正的聚集经济效应；若AI值小于1，则高新区不存在正的聚集经济效应。

（二）数据处理
Segal模型和Carlino模型总共涉及4个变量，即利润总额、产出水平、资本投入与劳动力投入。

根据中国火炬计划统计资料，可以得到西安和成都高新区1991－2006年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从业人员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等数据，将所收集的数据（从业人员除外）进行处理转换，可以使其都表示为1990年的不变价格。

同时，本文采用高新区年末从业人数表示园区劳动力投入L，用营业收入表示产出水平Q，用园区企业利润总额表示利润P。

由于无法获得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总量来计算园区人均资产量，因此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所获得的固定资产存量来代替园区资本投入量，固定资产折旧率采用张军所测算的8%的折旧率［12］。

另外，由于成都高新区1991－1995年的固定资产净值数据缺失，本文假设高新区的工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投资成比例变化，通过《城市统计年鉴》可以搜集到成都市辖区1991－199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工业总产值数据，则成都高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等于成都市辖区固定资产总额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与成都高新区工业总产值的乘积。

其余原始数据均来源于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网站（www．chinatorch．gov．cn）。

三、结果分析
采用Eviews5．1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可以测算出西安和成都高新区的集聚经济效应，结果如表1所示。

（一）集聚经济效应
将表1中修正的Carlino模型的回归系数代入集聚指数表达式，可以得到西安和成都高新区的集聚指数分别为9．17和3．68，均明显大于1。

因此可以得出，西安和成都高新区都存在明显的正集聚经济效应，但西安高新区的集聚指数远高于成都高新区的集聚指数。

表1中，西安高新区集聚经济效应弹性的估计值约为0．426，且t检验显著，即西安高新区的园区规模每翻一番生产率将平均提高约42．6%，说明西安高新区具有正的集聚效应，而且弹性较大。

但是，人均资本投入弹性的估计值（－0．008）为负，且t检验不显著，显然不符合经济实际和经济理论。

本文认为造成此错误结果的原因在于变量K采用的数据存在问题，一则由于找不到高新区流动资产的数据，本文用人均固定资产代替
36方莹等：西部国家级高新区的集聚经济效应
人均资产总量，这样就低估了园区的人均资产水平；二则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处理后得到固定资产存量，由于没有确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本文所选用的8%的折旧率是否合适也值得思考。

但是，如果仅考虑集聚经济效应弹性，应该说，在回归模型拟合优度为0．86225、F值为117．07845、D－W值为1．983291的前提下，还是可以采用该模型进行集聚经济效应分析的。

表1西安和成都高新区集聚经济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修正的Carlino模型Segal模型西安高新区成都高新区西安高新区成都高新区系数t值系数t值系数t值系数t值
常数项－1．3039－4．4981611．0740051．5749313．1207211．3820721．5092822．56258 ln（Q）0．7133283．8349570．6961471．273553
ln（K）0．3072181．3775980．1142110．214739
ln（L）0．4255142．5612020．1336180．866071 ln（K/L）－0．008473－0．0141340．6846752．595035调整的R20．9779970．9518990．862250．938423 F值266．6884128．6312117．0784599．05908
D－W值2．0613022．3374791．9832911．828536
成都高新区集聚经济效应弹性的估计值约为0．134，虽然t检验不显著，但若仅从对比的角度讲，仍然可以认为成都高新区的园区规模每翻一番生产率约提高13．4%，这显然比西安高新区42．6%的提高率低得多。

此外，成都高新区人均资本投入弹性的估计值为0．685，且t检验显著，回归结果显然比西安好，那么是否可以就此得出结论：成都高新区的资本投入对产出的影响要比西安高新区高？基于前述变量K采用的数据可能存在问题的判断，因此并不能就此认为成都高新区的资本投入对产出的影响要比西安高新区高。

（二）集聚弹性的变化轨迹
由修正的Carlino模型和Segal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西安和成都高新区都存在明显的正集聚经济效应，且西安高新区的集聚弹性均是成都高新区的3倍，但这只是一个静态的比较，并不能反映两个高新区集聚弹性的变化趋势。

因此，本文采用移动平均法对1991－2006年两高新区的有关数据运用Eviews5．1软件进行了分时段回归，时间跨度确定为10年，结果如图1所示。

图1中，西安高新区的集聚经济效应均为正且较明显，这与前文得出的结论相吻合。

但应当引起重视的是，经过分时段时间序列回归后，西安高新区的集聚弹性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究其因，一则可能是本文对人均资产水平的估计偏差；二则可能是高素质人才在职工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会对结果有影响，而本文却忽略了人力资本的影响；三则根据边际报酬递减法则，当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达到一定数量后，它的产量增量会出现递减趋势，因此也可以解释为园区规模已经增长到了一定规模，而资本投入的增长水平跟不上园区规模的增长水平，从而导致了生产率增长受阻。

当然，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尚不能对上述原因进行确认。

而成都高新区的集聚弹性则由负值逐渐变为正值，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图1西安和成都高新区集聚弹性的变化趋势
四、结论
本文运用Segal模型和修正的Carlino模型对西安和成都高新区的集聚经济效应与集聚弹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从模型回归的静态结果看，西安和成都高新区都存在明显的正集聚经济效应，但西安高新区的集聚指数远高于成都高新区的集聚指数；从移动平均法所得结果的动态变化看，虽然总体上成都高新区的集聚弹性远小于西安高新区的集聚弹性，但成都高新区的集聚弹性呈现总体上升趋势，而西安高新区则呈现整体下降趋势，也就是说，成都高新区的集聚功能呈现出加强态势，而西安高新区的集聚优势则越来越弱化。

（下转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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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iticism of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society
LI Jian-qun LEI Yun-fe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710049，China）
Abstract After human history came into a risk society，because highly developed industries have broken down the orig-inal balance of the society，thus leading to the overthrow of causal chains and the reverse of the relation of matter and consciousness，and finally resulting in that traditional impolitic elements have political roles，the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has inevitably become a modern topic and theoretical focus．However，it is not as easy as turning one's hand over to car-ry out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at the background of the risk society because the paradox between risk accountability and responsible subject deficiency，democracy paradox，social insurance paradox and reasonability paradox make the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have many difficulties in taking a step．By disclosing these paradoxes，the paper has provided pro-found enlightenments on the control and governing of the risk society in three aspects like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indi-vidual benefits，the relation between"future"and"today"，and vita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Key words risk society；political reconstruction；relation between substance and consciousnes
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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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4页）
［参考文献］
［1］SVEIKAUSKAS L．The Productivity of Citie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5，89：393－413．
［2］SEGAL D．Are There Return to Scale in City Siz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76，58：339－350．［3］CICCONE A，HALL R．Productivity and the Density of Eco-nomic Activ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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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潘佐红，张帆．中国的城市生产率［M］//陈甬军，陈爱民．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
版社，2002：156．
［6］汪炜，史晋川，孙福国．经济增长的区域影响与集聚效
应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5）：13－19．［7］吉昱华，蔡跃洲，杨克泉．中国城市集聚效益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4（3）：67－94．
［8］金相郁，高雪莲．中国城市集聚经济实证分析：以天津市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04（1）：42－47．
［9］罗勇，曹丽莉．中国制造业集聚程度变动趋势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5（8）：22－29．
［10］王业强，魏后凯．产业地理集中的时空特征分析———以中国28个两位数制造业为例［J］．统计研究，2006（6）：
28－33．
［11］田新豹，李玉梅．我国高新区集聚功能评价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6（1）：81－84．
［12］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35－41．
（责任编辑：张丛）
Research on the Agglomeration Economic Effect of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in Western China
FANG Ying1，2，YUAN Xiao-ling1，ZHANG Bao-shan1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710061，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710054，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Xi'an National High-tech Zone phenomenon"of the state-level High-tech Zones，in this paper，survey and analysis are made on the agglomeration economic effect of National High-tech Zone of Xi'an and Chengdu in West-ern China by making use of the modified Segal model and Carlino model．The results show that while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of Xi'an and Chengdu exhibit an obvious positive agglomeration economic effect，the index of agglomeration of the for-mer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latter．As a whole the agglomeration elasticity of Chengdu National High-tech Zone is much smaller than that of the Xi'an National High-Tech Zone，but，overall，the agglomeration elasticity of Chengdu National High-Tech Zone tends to rise and its agglomeration function tends to be strengthened，whereas the agglomeration elasticity of Xi'an National High-Tech Zone tends to decline and its agglomeration function tends to be weakened．
Key words National High-tech Zone；Agglomeration Economies；Agglomeration Elast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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