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晋北八音会的产业化发展研究

第27卷第1期2011年2月忻州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XINZHOU TEACHERS UNIVERSITYVol．27No．1Feb．2011晋北八音会的产业化发展研究孙云（忻州师范学院，山西忻州034000）摘要：在音乐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中，文化产业是二者的契合点，也是传统音乐文化资源走出困境的成功探索，但是如何科学发展才能使传承与开发并行不悖是重要的课题，因此文章选择“晋北八音会”为个案研究，针对文化产业的实施途径展开论述，希冀能够对其以后的发展保护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晋北八音会；产业化；发展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491（2011）01－0084－04在传统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环境中，在物以稀为贵的价值观中，传统音乐文化独特的实用价值与经济价值成为文化与产业的契合点。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运行模式成为“传统音乐”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有效链接。

当二人转家喻户晓，纳西古乐名扬全国，《云南映像》走红市场、青春版《牡丹亭》海内外传播，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逐渐做大做强之时，传统音乐文化在人们的争议中拉开了产业化的序幕，产业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在赋予传统音乐新鲜血液的同时，亦在基因的重组中发生了翻新变异。

当我们进行产业化的发展探究时，就应该理性的认知“双刃剑”所带来的巨大挑战，避害趋利，搭建一个更为合理的发展平台。

1文化产业对传统音乐文化遗产的影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拯救的国际性运动中，在人们千方百计的出谋划策中，文化产业这一特殊的催化剂走进了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体系中，对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1文化产业对传统音乐发展的积极影响产业化对传统音乐的传承传播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谁也不能去否定产业对传统音乐所带来的新的生命力，当那些活跃在城市边缘的“传统音乐”经过包装走进市场，接受消费者的挑剔而最终获得成功的时候，传统音乐文化以一种新的姿态更好的活在现代文明中。

1．1．1拯救了濒临灭绝的传统音乐，扩大了传统音乐的传承传播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由于其民俗性以及区域性特征，传播空间甚为狭窄，主要依托于婚丧嫁娶、庙会祭祀、宗教信仰、岁时节日。

传承动力日渐萎缩，长期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濒临灭亡”成为传统音乐的真实写照。

但是文化产业却改写了这一现实，他扩大了传统音乐的传承与传播，通过艺术节、民俗节、博览会、文化旅游、现代媒体等载体让区域化的传统音乐大众化，实现了文化资源的共享与消费。

比如大家最为熟知的就是赵本山与东北二人转，二人转之所以从乡村文化一跃而成为“妇孺皆知”的大众文化，就是与赵本山的文化产业方略息息相关，今天当“刘老根大舞台”走进北京城，在众多明星的“捧场”中熠熠生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产业化对东北二人转起到的强大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赵本山与他的“弟子”翻开了东北二人转新的篇章，那么宣科则书写了“纳西古乐”产业化的神话，如今纳西古乐，已经成为云南丽江旅游产业的重要品牌，受到旅游者的青睐、当地百姓的欢迎，政府的大力支持。

其实又何止东北二人转、纳西古乐，那些名扬全国的传统音乐无一不是经过了产业化的“洗礼”，比如杨丽萍的《云南映像》、《藏迷》，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黄婉秋与其《歌仙刘三姐》、张艺谋与《印象－刘三姐》、广西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贵州的侗族大歌……产业化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传统音乐的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扩大了其传承传播的文化空间，使农耕文化生态中生发的传统音乐在工业化的今天激发出了新的生存动力。

1．1．2实现了经济与音乐文化的链接，提高了民间艺人的传承动力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实现了传统音乐的艺收稿日期：2010－11－19作者简介：孙云（1974－），女，山东临沂人，忻州师范学院艺术系讲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术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转化，他在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独特魅力的时候，让拮据的民间艺人得到了经济回报，成为民间艺人更为有效的谋生方式。

比如云南丽江纳西古乐会，从最初的自娱自乐到实验性的演出再到后来的年收入上百万，民间艺人逐渐从贫穷走向了富裕，“2007年，大研纳西古乐会年收入已突破了500万元，宣科个人向社会捐款突破了400万元。

到现在，古乐会一张票价已经涨到了160元，但仍然观者如云。

大研纳西古乐会迄今已经到英国、美国、法国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访问演出，共接待了中外游客近百万人，其中有不少国内外的国家领导人。

至今，这个成立了近三十年的古乐队成为丽江的一个文化品牌，仅有几十个人的纳西古乐年收入800万元以上。

”［1］当世代传承的技艺在产业化的实施过程中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时候，当原来自娱自乐的方式演变成稳定的职业时，当这种无形的非物质文化带来有形的物质财富的时候，民间艺人有了巨大的传承动因。

从精神价值演变成经济价值，从自娱自乐到万众瞩目，对于那些饱经风霜的民间老艺人而言，无疑是最大的认可与褒奖，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传承信心，对于年轻的后学也是一种示范与启迪，传承的青黄不接就可以很好地得到解决，而相对于那些没有任何经济回报的传统音乐文化则面临无人接力的尴尬。

1．2文化产业对传统音乐文化遗产的消极影响产业化是一把双刃剑，当它承载传统音乐奔向新的征程的时候，变化亦随之而行，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在审美需求的变异中，也在不同的程度上使“传统”打了折扣。

1．2．1传统音乐的生态环境与功能发生了置换传统音乐的生存与民俗风情相依相存，在婚丧嫁娶、庙会祭祀、宗教信仰、生产劳动以及岁时节日中展现出“实用性”与“有效性”，换句话说，他的生存环境是穷乡僻壤、山寨乡村，他的主要倾听对象甚至不仅仅是“凡人”还包括各路神仙，他主要功能更多的不是体现在娱乐审美上，而是体现在“悦神”祈福禳灾，护佑后代的功能上。

在这样一种前提下创造出来的民间音乐文化，一旦走进产业化的生产体系中，他的生存环境必然发生改变，他的功能亦随之发生置换。

文化产业的直接服务对象是“人”，文化产品的创造加工也是“因人而异”，因此，原来活跃在乡村风俗中的传统音乐文化的功能不再是“悦神”，而是主要是“为人服务”，为人的“娱乐审美”而服务，由原来的民俗性的实用功能转变成大众消费功能，从穷乡僻壤到光鲜的舞台，从民俗风情到专司演出，传统音乐的生态环境，功能特征发生了更改，这种功能的改变必然导致传统音乐的形态更改。

1．2．2传统音乐的“味道”发生了改变在文化产业的实施过程中，由于考虑到经济因素，受众群体的审美需求，传承主体的表演与旅游的互动结合等等因素，对传统音乐进行改编创作，对歌词、舞蹈语汇、乐队配置、甚至不同的音乐嫁接所体现出的音乐形态的改变，使得传统音乐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更多的融入了现代的内容，其固有的“汁与味”发生了改变。

前不久赵本山受到专家的质疑，甚至有的专家建议摘掉其“国家传承人”的桂冠，其理由是它传承的已经不是“传统二人转”，是一种商业化、市场化、消费化的现代二人转。

赵本山“摘牌事件”引发争议，而纳西古乐的“不是东西”的事件轰动法庭，原因是纳西古乐的“含金量和真实性”遭到了质疑，将民间音乐认定为“纳西古乐”等等。

而由中国京剧院和西藏藏剧团所编演的大型京剧藏戏《文成公主》，则开辟了戏曲舞台史上“一家人说两家话”的大联姻，不同的程式，不同的唱腔，不同的语言而形成的改版，在给人耳目一新获得票房收入的同时，也使人对这种改革尝试是否真正有利于藏戏与京剧的传承发展而感到忧虑。

此外像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杨丽萍的《云南映像》以及《藏迷》都不同程度上加进了现代时尚元素，在搬上舞台的同时更多融入了现代的声光电技术。

“到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去，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传统音乐背井离乡走进城市，走进旅游村，走进现代化包装的精美舞台，这应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为了“票房”而票房，为了消费而消费，那么传统音乐的保护发展就是一句空话了。

文化生态一旦遭到破坏，面临的就是原有文化的灭顶之灾。

尤其是企业经营者，为了迎合受众，追求眼前利益，随意的改变加工，使传统音乐改头换面，失真变形走向了另一种毁灭。

我们说文化产业的开发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是以开发枯竭的消亡与替代为代价，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绕了一个弯路又走进另外一个死胡同。

这应该是我们在产业化开发的过程中竭力避免的问题。

总之，文化产业的实施对于中国的传统音乐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但是实践证明，挑战同时蕴藏着发展机遇，不能因为其负面影响就规避一切，只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完善长效运行机制与评价体系，取其利避其害，就能够走出具有竞争实力的产业之路。

2晋北八音会产业化发展的研究策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协调有效的保护工作领导机制。

文化行政部门与各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形成合力。

同时，广泛吸纳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咨询机制和检查监督制度。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建设，及时研究制定有关政策措施。

要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保护措施和目标。

这一纲领性的文件实际上指出了“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学术研究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专家、立法机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要地位与作用，同样在在产业化的过程中，他们亦是决定产业化成败的关键。

2．1建构以政府为主导的产业化支撑体系晋北八音会的开发利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牵扯到人58第1期孙云：晋北八音会的产业化发展研究力、物力、财力的综合运用，涉及到专门的经营管理，不是某一个传承主体亦或是个人所能支撑，而是需要一个强大的服务体系，在短时间内能够调动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宏观调控，而这个调控的主体就是“政府”。

作为最高当局的主管单位，政府有责任有能力调动一切资源实现晋北八音会产业化的策划、宣传、实施、及其评价体系。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由于种种原因，决策制定、产业规划还是处于“蓝图”设想之中，迟迟得不到落实，其中缘由部分是因资金不足、缺乏专门人才的经营管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开发利用的举步维艰，没有充分的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比如山西省忻州市辖管13个县、185个乡镇，每一个乡镇按照3个乐班计算，一个乐班按照7个人算，从业人员达4000多人左右，何况有的乡镇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就拿忻府区而言，就有70个乐班，可以说，八音会遍布忻州地区的各个乡镇，但是却都处于散兵勇将的状态。

虽然每年也会举行八音会大赛，赛出几个八音会之王，其中一些领衔的八音会艺人，亦会在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礼堂、上海世博会上闪亮登场，但是光鲜之后还是继续走入乡村田野活跃在婚丧嫁娶之中…名声在外，荣誉不断的接踵而来，忻州八音会却依然还是处于自然传承中的自生自灭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