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与民俗_建筑空间的文化人类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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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我国地域习俗和文化传统正悄悄消失的危险,文章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审视建筑空间,认为建筑环境、都市的多种选择性源自于不同的民俗文化。建筑空间和民俗文化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和同构的关系。
关键词 文化人类学 建筑空间 乡土建筑 都市环境
Abstract The regional custom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of China are vanishing slowly.Facing that danger,the writer looks closely at architectural space from the view of cultural arthropology. He considers that the origin of various choises in cities and architectural environments is different folkways culture.There is mutual influ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itectural space and folkways culture.
K ey w ords Cultural anthropology Architectural space County architecture City environment 建筑与民俗
———建筑空间的文化人类学探讨
张 晓 春
李 翔 宁作者单位 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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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一定地域、民族文化特征的学科,它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文化的思想历程。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目的在于理解文化变革和分化的来龙去脉,理解这些文化用以表达自身的不同形式。
建筑是人类生活的物质载体,必然积淀了人类文化。人是万物的尺度,更是建筑形式、功能、建筑文化的尺度。因此,对建筑理论和历史的研究应当从人的角度,从文化生态进化的高度,来重新审视传统建筑的基础内在价值与意义所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正可以为建筑创作理论提供这样一个方法论的基础。
建筑从诞生伊始便担当起文化载体与延续人类生活的角色。在人类语言、文字等抽象表意系统诞生之前,建筑与建筑环境便被作为维系若干代人之间风俗文化信息联通性的纽带。从某种意义上说,建筑形式有助于一定习俗的形成。比如印弟安人的风俗,进入人家的房屋,不能随便坐立,男女老幼都有特殊的行立坐卧的位置规定,形成这种风俗是由于早期印第安部落的住屋空间狭窄所致;而从另一种意义上看,人类的习俗对建筑形式的发展演变,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依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建筑正是人类习俗的一种具象形式,建筑的发展变化昭示着习俗的演变。建筑及习俗的演变,在相互制约与影响中,完成了同构过程。
文化人类学家早已注意到,生活世界中的人们看待世界时,无法保持质朴原始的目光,而总要受到特定民俗和思考方式的剪裁安排,从而使万事万物对于人类主体的特定文化习俗和历史积淀下形成的特殊文化体验,具有对特定人类生活的指向性。它不仅仅是形式、功能等实用主义的元素。因此,建筑及建筑空间正是人类习俗与文化演变的外在表现,这样,文化人类学将民俗学(Folk lore)作为其主要组成部分,将建筑、空间、聚落、环境作为研究对象,而建筑、环境的研究,也将民俗的有关内容、思想方法和成果作为借鉴。换言之,民俗可以用来研究人类的习惯行为与建筑(包括空间、环境)的相互关系。
民俗对城市、建筑的塑造可以从仪式化的和娱乐性的不同人类交往层面来考虑。关于仪式场所,其中贯穿着努力对空间的支配与渗透。米歇尔・福柯认为,空间正是权力、知识等论述转化为实际权力的场所。古今中外那些经过仔细设计的纪念性建筑和仪式化广场,就可体现出至高无上的皇权。古罗马的图拉真广场和我国北京故宫组群,均采用轴线对称,几进院落与几进建筑的多层纵深布局,室内、外空间的交替,空间纵横变化,运用一系列的交替,酝酿建筑艺术高潮的到来。而建筑艺术的高潮,也就是皇帝崇拜(皇权)的高潮。
可见,权力意志的表现支配着某些公共建筑的样式。而习俗对于建筑的影响,在娱乐性公共建筑中体现得较为鲜明。建筑理论家吉提恩在其《机器主导———无名史论稿》一书中探讨了“沐浴”这一风俗的形成及与之对应的浴室建筑样式的演变。从传统斋戒洗礼和沐浴修身演化的两种宗教仪式———洗礼和修炼,深刻影响着西方神学与道德观。从古罗马以浴室为中心的公共社交活动到近现代对健康的关注,浴室的型制与形式也经历着兴衰更替。这一过程反映了习俗与建筑、空间、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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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习俗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建筑的样式,并成为建筑意义指向的目标。都市形式或聚落空间形式的社会表意作用的达成,必须通过一定的表意系统为人所解读。人类通过对建筑空间与建筑环境的感性知觉,获得方向感和归属感,这种感性知觉源自于人们对所处的历史文化系统的空间记忆。不同文化对于这种涵义的领悟是有差别的。文化人类学认为人类行为方式有多种可能。不同社会、不同部族、面对多种人类行为的可能性进行不同的选择。正是这不同的选择,导致了诸文化间的迥乎相异。这种相异、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必然差异,而是文化、社会自我选择的结果。这样的选择,塑造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类生活。不同的氏族在自身独特的文化渊源下,必然形成对于建筑环境的有差别的表意系统,这种差别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方式保存下来,影响着对环境深层意义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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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文化
然而近代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正日益扼杀着不同文化的特质,以一种过度的整合与趋同冲击着传统的宗族、姻亲群体,血缘———地缘文化,抹去了个性化的传统尺度,也使人———这个特殊尺度的作用被悄悄忽视。现代主义建筑,作为工业理性主义的产物,为城市带来了高效率,但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果———城市与建筑环境的变质。商业功利主义取代了人文价值取向成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国际式建筑带来城市面貌的雷同,地域习俗与文化传统正日益同历史割裂,文化环境作为一种社会生态系统不断遭到破坏,正如西方学者惊呼中国经济迅速腾飞的同时,城市面貌正日益失去千百年来西方人向往不已的东方情调。因此,如何保护人类习俗中固有的恒常性因素,使历史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对建筑与城市设计乃至城市规划提出了挑战。而强调不同文化模式、特质,体现不同地域特质的新地域主义与乡土主义建筑,正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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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模式的一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也蕴藏着丰富的内涵。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从本质上说是对人类生存本质的关照,因而也蕴涵着大量有关人类生存活动的内容。这可以借鉴文化人类学对民俗学的研究,把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置于更广更深的社会历史变迁中加以考察,便不难发现社会风俗体制的变迁在中国乡土建筑环境中所起的作用。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观点(关于习俗),研究乡土建筑,是将文化人类学的宏观理论建构应用于微观实际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文化人类学的视域内,乡土建筑提供给人们的信息不仅仅局限于建筑本身,还包括了传统的社会关系,宗法制度等等许多方面。
论及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首先应考虑其历史变迁的轨迹:亲缘关系在传统社会中的格局是以血缘为基本纽带,以等级(身份、长幼、男女)为秩序准则,以婚姻为连接其他同类群体的方式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结构。这一关系网所具有的生产经营、生育繁衍、维系保护和教育濡化等重要的文化功能,在建筑聚落与环境中得到具体的表现:在徽州传统村落布局、祠堂庙宇建筑中,可以看到村落、祠堂的形制完全体现了传统宗法制度的森严,进入这样的民俗文化环境中,不难体会到建筑中蕴涵的传统乡村文化、社会组织、行为规范、乡俗乡规的约束力。
中国传统文化不但对建筑形制有影响,而且体现在城市布局中。拿北京城的住宅形制———四合院与北京城的布局比较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规律。撇开形态上的共同,如方整院落、轴线对称、内外有别等不谈,在意义上,四合院与北京城具有共同点都体现了传统的价值观:首先,受现实现世的正统儒家思想的薰陶,采用内容实用的“合院体系”,尺度良好,适于居住,也有利于接近自然,方整的院落实际是一种通用的空间,无论城市、宫殿、庙宇、住宅都是由方整的院落进行组合,符合中国人以不变应万变的哲理;其次,反映了中国传统家庭制度与宗法血缘关系的“礼”分析的折射,无论住宅还是城市,内外空间划分清晰、严谨的空间序列说明“尊卑有序”,轴线的使用以及对称的格局则强化了森严的等级关系,在居住点分配的位置上也强调了贵贱之分,如天子居正中,达官显贵居内城,平民百姓居外城,而在四合院中,家长居于正房,长次子居于东西厢房,仆从只能居于外院;第三,受中国传统封闭意识的影响,城市与住宅均是“庭院深深”,把自我禁锢在狭小的天地中,而唯有封闭,才最有利于维护帝王的统治及社会、家庭结构的稳定与安全。
对民俗的考察帮助我们把握建筑形制的源流,同时,建筑形制的传播和融合,也受到民间文化活动交流的影响,仍以北京四合院为例:明清时期,北京四合院对周边区域四合院居住的影响甚大。考察建筑传播的渠道:一是,由明清朝时期科举制度,京官荣归故里,往往将北京的住宅样式带回原籍,这种情况在江南及西北地区的明清民居中有所反映;另外,民间的传播主要通过社会中下层人的交往、流动,如经商流动的商号,从这样的民间习俗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建筑形制流传的社会活动因素。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包括宗族、姻亲群体在内的传统社会关系经历了重大变故。从历时性而言,是从被抑制、瓦解到复归和部分兴盛的历史过程。近年来,对中国传统民俗,如风水、庙会等的重新深入研究,揭示了其文化的精华部分,使之得到公正评价。而中国传统的民俗,也可以经调整与现代化的进程相契合,并且其持续的内在力量在于其对传统的本体性需要,即历史感、道德感,归属感等等的心理需求。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人文环境景观对地方感和认同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建筑、民居、聚落、城市不能失去对传统社会心理与社会化的把握。因为失去对文化、对生活、生存价值和意义的体验、把握和理解,人类社会生活的延续性必将被破坏。文化人类学为建筑学科的发展和建筑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启示和全新的观察角度。在面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问题时,既要认识到传统的迟滞作用,即那些“帮助我们生活同时禁锢着我们而我们竟不知晓的东西”,也要充分关注各种创造与更新的行动和结果。这是阅读文化人类学和建筑传统这两本大书告诉我们的。■
参 考 文 献
1 林惠祥1文化人类学1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
2 庄锡昌1孙志民1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构架1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1
3 常青1人类学与当代建筑思潮1新建筑,1993(3)1
4 常青1建筑人类学发凡1建筑学报,1992(5)1
5 沈克宁1乡土环境中的几个文化问题1建筑师(总56)1
6 陈志华1外国古代建筑史1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791
7 罗小未,蔡琬英1外国建筑历史图说1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19861
8 中国古代建筑史1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1
收稿日期 1998 06 10
・建筑科技信息・
神户的中国建筑
在日本神户,为当地日本居民所熟知的中国建筑有两处,前者为孙中山先生流亡日本时所住的“移情阁”,后者为一个关帝庙。移情阁是我国革命家孙中山当年受清政府通辑流亡日本时住的地方,孙中山特意选择了神户并长期在这里隐居。这座三层楼的建筑物看上去好像是常见的六角形楼房,而实际上它是八角形的,是一位早年在神户发了大财功成名就的中国人吴锦堂所造的别墅。如果把面向八方的窗子打开,映入眼帘的景致是各不相同的,据说,“移情阁”因此而得名。也许就是因为把孙中山先生隐藏在这里特别设计的吧。而造在神户中山平路上的关帝庙则是原封不动的中国建筑风格,这个粉刷得色彩极为鲜艳的建筑物和日本寺庙的风格完全不同。对关羽这个人物,日本人也格外喜爱,横滨中华街尽头的中华学院也供奉着他。走在神户,看到熟悉的中国建筑,格外惊喜。
1996年10月5日 《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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