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官文书理论与革新实践
明朝八股文制度与文学传统变革
明朝八股文制度与文学传统变革明朝,一个历史上重要的时期,不仅在军事、政治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也在文化领域处于一个高峰时期。
其中八股文制度是当时文学活动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它的形成、发展、对文学传统的影响,都是我们进行深入了解的重点。
一、明朝八股文制度的形成和演化八股文制度,起源于元代“诗赋至上”的文体思想,跟考试制度的出现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初为考试的一种形式,后成为一种通俗的写作方式,直到后来逐渐走向衰败。
明代八股文有形式和内容上的特点。
它严格规定文体和篇幅,使用固定的词句和语言方式,内容形式大同小异。
通常八股文篇幅为“正“副必定要对称,分别为“开头、承题、起讲、核心、补充、结尾“六个部分,每个部分要使用固定的字数、词语、句子结构。
二、八股文制度对文学传统的影响1. 形式上:八股文更加重视文体,讲究形式和规则。
这不仅强化了文学的语言形式,还导致了文学提交的语言表达能力,因此也给后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形式意义。
2. 内容上:八股文不仅讲究形式化,而且更强调外在形式高于内涵。
它的内容形式大同小异,语言固定、句式死板,文学意义常弱于形式。
这不仅限制了文学思想的发展,也让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受到了变形。
三、文学传统的变革1. 小说的兴起:八股文缺少想象力和文学情感,缺乏文学的生命力,日益丧失了它曾经的生命力和活力,正是这种状态造就了明代小说的兴起和发展。
全真教四大奇书等之于是以开启了明清小说黄金时期的篇章。
2. 诗歌形式和风格的转化:在经历了八股文的“帝制“阶段之后,诗歌写作的风格和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韵律的运用变得更加灵活,写作风格也更加自由。
出现了许多“新诗派“的诗人,从形式还原实际生活,把现实主义写入诗歌创作之中。
到此,我们可以看到明朝八股文制度和文学传统变革之间的密切联系,也能够领会到它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影响。
如今文学范式、主题思想在社会变迁和文化交融中,呈现着多元和包容性。
我们在后人,需要在文学创作中准确把握文学语言的传承和发扬基础,创新文学思维和实践方式,对于传统和现代的综合发掘,为我们文学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思想发展和资源注入。
明初政权运作与政府公文走向
明初政权运作与政府公文走向刘建明2012-08-22 14:50:00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2期内容提要:元代的公文制度并没有随着元朝政权退出中原立即消失,而是在元、明鼎革之后,进入了明代朝廷的施政机构。
事实上,元朝遗留下来的这种公文制度并不尽如人意。
明人认为,这种制度不仅极大降低了朝廷的办事效率,还会产生奸利害政的后果。
为了革除这些弊端,朱元璋着手对公文制度进行改革,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重新建立公文书写规范。
他要求公文书写要做到内容平实、语言浅显、格式统一、文风质朴、风格庄重。
为了有效推行这套书写规范,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申明禁令、严惩违禁者、颁行范文、列公文写作入教学科目等。
经过朝廷的强力推行,在永乐前后,公文一改元末遗风,步入了朱元璋制定的书写规范之中。
政府公文作者是一个对政治变化反应极为敏感的文人群体,对于政治上的任何细微变化,他们都会以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反映到政府公文文风的走向上来。
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文风兴起之后要绵延很长一段时间,即使促成起这种文风兴起的动因已经完全消失,洪武、正德年间政府公文写作能够就范于朱元璋制定的书写标准,当得力于洪武时期的严厉整治。
关键词:朱元璋政权运作政府公文书写标准作者简介:刘建明(1972-),男,河北阳原人,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社科部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
一制度往往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元代的公文制度并没有随着元朝政权退出中原立即消失,而是在元明鼎革之后,进入了明代朝廷的施政机构。
事实上,元朝遗留下来的这种公文制度并不尽如人意,明人对此是这样评价的:“元末官府文移案牍最为繁冗,吏非积岁莫能通晓,欲习其业必以故吏为师,凡案牍出入,惟故吏之言是听,每曹自正吏外,主之者曰主文,附之者曰贴书,曰小书生,骫文繁词,多为奸利。
”[1]2010这样的公文制度不仅极大降低了朝廷的办事效率,还会产生奸利害政的后果。
明代诏令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刍议汇总
明代诏令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刍议发布日期:2012-08-21 原文刊于万明诏令文书,指以皇帝名义颁发的下行文书,是皇帝专用的公布各项政令的公文形式——诏敕类文书的统称。
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发布的命令即“王言”,是王朝的最高决策。
“皇帝御宇,其言也神。
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唯诏策乎。
”[1]国家的最高意志以皇帝的诏令显示出来,国家的重大决策以皇帝诏令的形式发布全国,皇帝不仅以诏令的形式处理国家庶政,即治理国家,也通常以颁布诏令的形式来立法,“因事立制,乘时创法”,而百官臣僚的职责就在于执行皇帝的各项诏令,以此维持帝国的惯性运行。
宫廷,是古代帝王居住的地方。
皇家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统治天下的威严,不仅体现在宫廷建筑的雄伟和华丽,而且更明确地表现在宫廷作为权力中心所在,是皇帝处理朝政的地方,也就是诏令的颁发地。
故宫是明代的皇宫,是皇帝御门听政的地方,也是明代诏令文书的发源地。
故宫现藏文物中,有着明代皇帝的御笔诏令;故宫的奉天门(今太和门),是明代皇帝曾经颁布诏书的地方; 明代内阁官员,即阁臣们,也曾在宫廷内侍从皇帝,奏事、议事和进呈敕稿。
[2]正是由于诏令与宫廷密切相关,因此,收集、整理和研究明代诏令文书,理应成为故宫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形成故宫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预示着故宫学新的增长点,成为宫廷史的延伸,也将成为对明代现存档案的重要补充,推动明代宫廷史和故宫学的进一步发展。
一、在中国古代,诏令文书的起源很早。
《尚书》表明,根据不同的功用,古代文书的形式有誓、诰、祝、命等。
秦统一六国之后,君主专制体制建立,“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3]“制”和“诏”遂成为皇帝下行命令文书的专称。
汉代的诏令文书进一步发展完善,东汉蔡邕的《独断》和南朝梁时刘勰《文心雕龙·诏策》里,均对诏令的名称特点有所论述,对于名目的划分,蔡邕云:“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令朱元璋头疼的明朝文书工作al_22
令朱元璋“头痛”的明朝文书工作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当政时,曾接二连三地颁布了各种条例、法令,对“在其位,不谋其政”,“故行沉滞公文”等不负责的官吏,采取了严厉的措施。
因受元朝的影响,明朝文牍主义盛行,行移复杂,案牍繁冗,官吏起草的文书动不动就是数千言、数万言。
朱元璋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他正式称帝的前夕就说:“立法,贵在简,当使直言理明,人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而两端,可轻可重,使奸贪之吏得以夤缘为奸,禁残暴反以贼善良,非良法也,务求适中,以去其弊。
”同时,也多次下令严厉禁止使用繁文,要求案牍简而明,人人易懂,以提高办事效率。
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朱元璋命中书郎王敏念给他听,念了6370个字,还不知道茹太素上书有什么具体意见。
朱元璋大发雷霆,把茹太素叫来狠狠地批了一顿。
第二天,朱元璋又让人念给他听,当念到16500个字时,才涉及本题。
茹太素一共建议了五件事情,其中有四件事情是可取的,朱元璋立刻命令主管部门施行,同时指出这五件事有500多字就能讲清,却啰啰唆唆写了17000字,这是繁文之过。
朱元璋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命令中书省颁布建言格式,还亲自写了序言,以引起全国的重视。
后来,他感到只颁布建言格式,仍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在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又命令廷臣讨论研究,订出了“案牍减繁式”,颁发各衙门遵照执行。
洪武十四年(公元 1381年)朱元璋在“命诸司遵奉勘合敕”中,指责当时的工部私自乱发文书,“洪武十四年,工部事发,考其行移,自洪武十四年五月至十一月终,擅生事务,行下诸司文书一万九千件。
”由此说明,工部发文每个月平均3000件,每天平均100件。
朱元璋抓住工部这个问题,进行了严厉的处罚,把工部尚书处死。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十月,刑部尚书上奏说,内外诸司,议刑奏劄,动辄千万言,泛滥无纪。
朱元璋感到这个问题仍然很严重,因此下令说:“虚词失实,浮文乱真,朕甚厌之,自今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
中书体的推广与书法技法的繁琐
的原因。
中书体能影响有明一代,在于皇权的干预。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置中书科,寄之舍人,掌管诰敕、册符、铁卷的书写。
虽然建文帝改革官制,革中书舍人,改为侍书,但朱棣即位,又恢复旧制,并将中书舍人与侍书分开。
朝廷选取善书人才聚于中书科。
这些人因皇帝的喜爱,其作品成为朝廷的书写标准,在朝廷上下兴起以他们的字为典范的习书热潮而长兴不衰,影响深远,沈度、姜立纲和夏昶等人都是其中有名的代表。
孙能传认为中书体源于姜立纲,实际上应滥觞于沈度。
沈度,宣德中,授翰林学士,因高祖皇帝的喜爱,而称他为“我朝王羲之”⑸,并且让太子、诸王和朝廷内外诸臣学习他的字。
因此,在朝廷上下、皇子皇孙中兴起学习沈度的风尚。
姜立纲为中书舍人,自然受到风尚的影响而习沈,并掺入欧、柳之意。
中书体不仅在朝廷各衙门内盛行,民间也有它的影子。
有关中书体传授秘诀的内容出现于“书法门”中,正显示出朝廷书风对民间的影响。
中书体为朝廷官方书法,其产生源于一群抄写文书的中书舍人。
然而,仅仅依靠官方文书似乎并不能对广大民众有所影响,毕竟,普通民众所能见到的官方文书极有限,甚至无法见到。
张金梁认为中书体在社会上受人学习和普及在于仕子对仕途的升迁考虑,人们趋时贵书的心理作祟,朝廷以中书体为标准选取善书者、誉录布衣、习书秀才和监生,以及科举本页明 姜立纲《东铭册》跋文这些人因皇帝的喜爱,其作品成为朝廷的书写标准,在朝廷上下兴起以他们的字为典范的习书热潮而长兴不衰,影响深远,沈度、姜立纲和夏昶等人都是其中有名的代表。
⑴ 明代版刻兴盛,出现一类内容广泛,包罗万象,涉及门类众多,又关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书籍,即日用类书,其名来源于日本学者。
日本学者因对资料的先行占有,而对其研究有首创之功,仁井田升等人收集这类书籍时,称其为“日用百科全书”,其后酒井忠夫等人改为“日用类书”,而为学界沿用。
台湾学者吴蕙芳对“日用类书”的由来,论述甚祥,其提及仁井田升、寺田隆信称此类书籍为日用百科全书,水野正明称之为百科全书或日用百科全书,酒井忠夫、小川阳一和坂出祥伸称之为日用类书。
从《大诰》看朱元璋的问责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明朝的官方文书教案
明朝的官方文书教案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官方文书具有一定的规范格式。
本教案将详细介绍明朝官方文书的基本要素和格式要求,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和理解明朝的官方文书。
一、概述明朝的官方文书是国家机关和官员之间传递信息、下达命令、处理政务的重要工具。
官方文书具有一定的格式要求,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传达的顺利进行。
下面将分别介绍明朝官方文书的基本要素和常见格式。
二、基本要素明朝官方文书的基本要素包括标题、发文机关、接收机关、文书编号、日期、正文和署名等。
下面将逐一介绍这些要素。
1. 标题标题是文书的名称,一般位于文书的开头,用于概括文书的内容和目的。
明朝官方文书的标题通常简明扼要,准确表达文书的内容,避免使用过长或模糊的词语。
2. 发文机关发文机关是指发出该文书的官方机构或官员的单位名称。
明朝的发文机关一般以朝廷中央机构或地方行政机构为主,如内阁、六部、都察院等。
在官方文书中,发文机关一般位于标题下方,采用加粗或加大字体的形式突出显示。
3. 接收机关接收机关是指接收该文书的官方机构或官员的单位名称。
明朝的接收机关多为地方行政机构或下级官员,如州、县、镇等。
在官方文书中,接收机关一般位于发文机关下方,同样采用加粗或加大字体的形式显示。
4. 文书编号文书编号是指为该文书编写的唯一序号,用于方便管理和查阅。
明朝的文书编号一般包括年份、月份和编号三部分,如:“嘉靖十五年七月初五日第一号”表示该文书为嘉靖十五年七月初五日发出的第一份文书。
5. 日期日期是指文书发出的具体日期,一般位于文书编号之后。
明朝的日期格式遵循农历,包括年、月、日三部分,如:“嘉靖十五年七月初五日”。
6. 正文正文是文书的主体内容,用于传达信息、表达命令或处理政务。
明朝的正文要求语句通顺,逻辑清晰,措辞准确。
其中,命令类文书使用骈文,即以对偶句或对仗句的形式进行表述。
7. 署名署名是指文书的撰写人或主要负责人在文末签名、盖章或写明姓名的行为。
明朝时期的文字改革与语文规范
明朝时期的文字改革与语文规范在中国历史上,明朝时期是一个充满变革和创新的时代。
在文化领域,明代的知识分子们一直致力于推动汉字文字的改良和发展,并且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和规范汉语的语言体系。
因此,在明朝时期的文字改革与语文规范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文字改革明朝初期,作为对元代文字的改良,朱元璋采用了“五福旗”的方案:把汉字改为楷书,并在字形、笔画和字体方面做了许多改进。
此后,随着明朝的兴盛,文字改革逐渐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一方面,明朝时期的文字改革推动了汉字文化的发展,为汉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铺平了道路。
例如,明朝成化年间,刘基首创了“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六种字形分类方法,使得汉字在形式和用法上有了更加明确的规范化标准。
另一方面,文字改革还推动了汉字的规范化和简化,在某种程度上为今天的汉字拼音输入法打下了基础。
例如,明朝朱权在《字说》中提出了“偏旁部首”这个概念,并建议将汉字依据部首和偏旁进行分类管理,这种分类方法在今天的汉字输入法中依然有着广泛的运用。
语文规范除了文字改革外,明朝时期的语文规范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
在明代的职业教育中,文字和语言是课程的主要内容。
特别是在科举考试中,考生需要对文言文的语法和词汇进行广泛的学习和掌握。
这些实践式的要求为明代语文规范检测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同时,明朝时期还形成了一些有关语言和文学的规范性标准,比如《国语》、《文心雕龙》、《白话》等著作。
其中,《国语》成为学生们学习古汉语、掌握古代汉语语法的用书,《文心雕龙》成为古文的艺术理论经典,《白话》则是古代文学发展的里程碑之一,标志着古代汉语逐渐向现代汉语转变。
总的来说,明朝时期的文字改革和语文规范对汉字文化的发展和汉语语言体系的完善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尽管今天的汉字和汉语已经与明朝时期大不相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借鉴其中的成功经验,为我们当下的语言教育和文化传承努力探索出更好的路径。
明朝的改革和文化成就
明朝的改革和文化成就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而辉煌的王朝,其改革措施和文化成就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朝的改革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多个领域,而其文化成就则蕴含了丰富多样的艺术、文学、科技和教育成就。
一、政治改革明朝的政治改革主要体现在官制和法律制度的创新上。
明初,太祖朱棣通过削弱宦官势力、加强皇权的改革,确立了明朝的统治地位。
此后,纳贤、惜才、行使爵制的制度顺利进行,打破了封建士族的垄断,为社会上层人士的流动创造了条件。
明太祖还实行科举制度,使官员选拔更加公正和有能力,为国家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二、经济改革明朝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增强农业生产和贸易力量。
明太祖朱棣扩大了中央政权对土地的控制,并通过修筑水利、减免赋税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另外,明代还开展了海外贸易,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使中国的经济贸易走向了世界。
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还对亚洲以及东西方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军事改革明朝军事改革的目标是确保国家的安全和统一。
明朝设立镇守、布政、提调等级别,改革南北两京的将官,减少后患。
明太祖制定了严格的兵役法,实施了保甲制度,将兵员按村庄划分,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民兵组织。
这些改革激发了烽火连天的江山更迭中,人力物力的最大化。
四、社会改革明朝的社会改革主要涉及农民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社会公平问题。
明朝加强了土地改革和减税减赋政策,缓解了农民的负担,并通过颁布土地法规范土地的所有权和流转,保障了农民的权益。
此外,明代还重视教育改革,设立了书院等教育机构,广泛普及教育,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素质。
明朝的文化成就同样令人瞩目。
文化方面,明朝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文化人物,如文学家杨慎、艺术家唐寅,以及理学家朱熹等。
明代文学成就较为丰富,从明初的文辞骈才到中晚期的文人诗歌,都充满着独特的艺术风格。
明代的绘画艺术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在山水画和花鸟画方面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此外,明代还有电影《十面埋伏》)的皮影戏、木偶戏等民间文化形式,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明代皇帝文化视野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明代皇帝文化视野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明代皇帝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拥有巨大的权威和影响力。
然而,与政治和经济不同,皇帝的文化视野对于文学的发展和影响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首先,明代皇帝的文化视野对于文学的成就和变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号召文人士子“格物致知”,提出了“天下之事必作于细”、“百家争鸣,不如一举”等著名口号。
这些口号不仅体现了明朝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动力,也为文学的变革提供了契机。
随着明朝皇帝们的文化视野不断拓展,对于古代文学创作的传统、现实主义的诉求和文艺精神的理解也不断加强。
如明代中期,开始兴起“文学革新”运动,通过摈弃“六朝五代”文学的陈旧形式,回归古典文学元素,以及节制文风,提倡文学的真实性和生活性等一系列措施,推动了明代文学的发展和变革。
其次,明代皇帝的文化视野也对于文学形式和主题的演变产生了极大影响。
明代皇帝们的文化视野是多元的,既包括了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也包括了对佛、道、纵欲等其他思想文化的接纳和包容。
在这种思想文化的多元交融下,文学宣扬的主题和形式也愈加多样化。
如韩愈所倡导的“阳春白雪”、辛弃疾的“豪放派”诗歌风格等,都在明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而明代小说的发展则更加体现了明代皇帝文化视野的变革,小说从短篇、议论等单一形式出发,到长篇小说和传奇的兴起,则进一步拓宽了文学的创作和传播方向。
最后,明代皇帝的文化视野对于文学的影响,也从中体现出了明朝文学传承的特点和价值。
明朝是一次儒家文化的高峰时代,大量的儒家经典被重视和研究,而这种文化传承也体现在明代皇帝对于文学的理解和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上。
如唐伯虎的《柿子皮》、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一系列著名的文学作品,都得到了明代皇帝的高度评价和推崇,成为了明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明代皇帝的文化视野对于文学的发展与影响十分重要。
他们的文化视野不仅拓宽了文学宣扬的主题和形式,也推动了文学的变革和创新,同时对于文学的价值传承也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朱元璋民本教化文学范文
朱元璋民本教化文学范文
2018-03-10在他称帝之前,即命左丞相李善长为总裁官着手制定律令,并强调法随时移,要求立法的内容和形式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客观形势的变化。
《大明律》的制定就是范例,史载盖太祖之于律令,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布天下”。
除《大明律》外,朱元璋还创建了《大诰》四篇和《榜文》等刑事法律,制定了许多单行法规,如《充军条例》、《抄札条例》、《隐蔽差役》等等。
要使法律达到使富者得以保其富,使贫者全其生”的预期目的,进而实现社会治安秩序稳定,就得从严执法,对违法者一律予以法定惩治。
朱元璋要求官吏犯罪亦须事断于法”,称朝廷赏罚一以至公,吾不得而私也”。
开国元勋永嘉侯朱亮祖受贿枉法被召入京城鞭死;驸马都尉欧阳伦借出使之便,私贩茶叶,被依法处死等即是明证。
虽然朱元璋讲求重典治国,但他反对唯法,讲求原情。
他说朕闻帝王平缓刑狱而天下服,吾未闻用商韩之法可致尧舜之治也”。
史载洪武六年(1373年),江西行省有商民因沮坏盐法,刑官依法判以死罪。
朱元璋说有罪而杀,国之常典。
然有可以杀,可以无杀。
彼愚民沮坏盐法,原其情,不过为食利耳,初无他心”。
于是全部免死,输作临濠”。
朱元璋是农民出生,没多少文化,那么他究竟是如何批阅奏折的?
朱元璋是农民出生,没多少文化,那么他究竟是如何批阅奏折的?展开全文一个人成功,需要不断的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充实自己,才能取得成功,学历反而不是太重要,尤其是在古代。
朱元璋出身寒微,没有机会读书写字,在戎马生涯的过程中,自己不断的学习文化。
作为一个从普通士兵做到起义军领袖,再到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应该早就自学成才了。
行军打仗,军事命令下达,互通信息都是要书写文字的,不学会这些本事朱元璋也成不了明朝的开国皇帝,更谈不上批阅奏章了。
我们看一看朱元璋存世的不多的书法就一清二楚了。
一、《总兵帖》。
1364-1368年间,朱元璋称吴王,1368年建立明朝。
这幅《总兵帖》写于1366年2月18日-19日之间,现在存放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幅书法的内容是:“教总兵官将各营内新旧见在马匹数目报来,毋得隐瞒,就教小先锋将手抹来回话。
”最后一个是“朱”字的画押,朱元璋也是别出心裁,怕别人模仿他的军令。
完全是大白话,没什么文采,不过将事情说的非常清楚了。
二、《大军帖》。
《大军帖》写于1367年12月左右,此时朱元璋的军队已经统一南方,派遣徐达等将领北伐,这是朱元璋给徐达的手札,也就是行军文书了。
因为开头是“大军”二字,故称“大军帖”。
现在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书写的主要内容如下:大军自下山东,所过去处,得到迤北省院官员甚多。
吾见二将军留此等于军中,甚是忧虑。
恐大军下营及行兵,此等杂于军队中,忽白日遇敌不便,夜间遇偷寨者亦不便。
况各各皆系省院大衙门,难以姑假补之。
亲笔至日,但得有椎柄之官员,无分星夜发来布列于南方观玩城池,使伏其心,然后用之,决无患己。
如济宁陈平章、卢平章等家小,东平马德家小,尽数发来。
至京之后,安下稳当。
却遣家人一名,前赴彼旧官去处言,信人心可动。
朱。
这篇《大军帖》书写的主要内容是徐达等将领北伐过程中,有很多投降的人员,朱元璋让他们把投降的人送到南京。
因为之前明军曾经碰到诈降又再反叛的事情,将他们送到南京,和原来地方上的势力就切断了联系。
我国古代公文文风的演变
我国古代公文文风的演变中华民族以历史悠久、文献丰富著名于世。
中国古代公文进展的历史,与中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
原始社会术期,我们的祖先在原来记事用的图画符号基础上制造了文字。
文字的消失为公务文书的形成供应了必要条件。
据传奇,黄帝以前的氏族首领,多以口头语言束发布指令,所谓"神农无制令而民从'(《淮南子汜论训》),"自五帝始有书契'(《后汉书祭祀志》)。
"五帝'之首是黄帝,因此,我国公文的最初萌芽当消失于黄帝时期。
有据可查的我国最早的公文名称是"誓'。
《尚书》中以"誓'为名者共五篇,其中《甘誓》是夏启讨伐有扈时发布的军事动员令,《汤誓》是商汤讨伐夏桀前发布的军事动员令,《牧誓》是武王讨伐商纣至商都城牧野郊外时发布的军事动员令。
从写法上看,它们大多中心突出,要言不烦,富于气概和鼓动力。
这些"誓'具有相同的名称、相同的功用、相同的格式,已经具备了公文的主要特征,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公文。
秘书史讨论专家多认为夏启的《甘誓》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公文,依此说,我国公文的正式产生和国家政权的消失是同步的,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由公文的本质和功用打算的。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公文汇编,收录的是"上古帝王之书'。
自汉代以来,《尚书》始终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是帝王和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功课,因此对后世公文的写作有很大影响。
《尚书》中的文章,篇章结构由松散逐步趋向完整严谨,有肯定的层次,已留意在立意谋篇上用工夫。
《无逸》、《盘庚》、《秦誓》等篇章尤称典范,条理分明.首尾呼应,结构特别严谨,而且具有肯定的文采。
如《盘庚》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行向迩'比方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似乎乘船渡河一样,你不开船渡河,船就腐烂了)'比方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很形象。
论朱元璋的公文思想
安徽科技学院学报,2007,21(1):92—96Journal of Anhui S c ie n ce and T e ch no l og y Uni versity论朱元璋的公文思想陈传万,李柱梁(安徽科技学院文法学院,安徽凤阳233100)摘要:朱元璋对公文工作十分重视,他使明代公文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本文从规范公文格式、严格公文办理、加强公文归档、制定公文法律等方面,对朱元璋的公文思想进行了梭理。
关键词:朱元璋;公文思想;格式;归档中图分类号:C931.46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8772(2007)01-0092—05历代公牍文书在国家统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任何时代,统治者都要靠公文发号施令,统一步调,从事管理。
明朝时期,无论是公文处理程序、类别、体式还是工作制度,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中国公文史上可以说是一次发展高峰。
许多制度制定对其后的清朝甚至近现代文书工作有着直接的影响和示范作用。
明朝公文工作在中国公文史上的重要地位与明朝的统治者特别是朱元璋对公文工作重视是分不开的。
一、规范公文格式(一)奏事务实,力禁繁文朱元璋提倡严谨务实的奏事作风,据明太祖宝训卷六《务实》载:吴元年正月辛丑,太祖谓中书省臣日:“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
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人君臣相告以诚之道。
今后笺文,只求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也。
”又《明太祖实录》卷四O载:(洪武二年三月)戊申,上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日:“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
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
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
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
”明初受元朝的影响,文牍主义盛行,案牍繁冗。
明代文风改革 应用文
明代文风改革应用文
明代朱元璋还改革唐宋以来的科考制度,注意实用知识和实际技能的传授与考察,倡导务实学风,以纠元代学风浮泛、学者多流为文人之弊。
朝廷开科取士,但所取通文学者多,而治世之材者少。
新科考制度正式颁布,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废诗赋、重策论,加强考生行政能力的考核,根除了唐代以来科考贵词章、轻德艺等弊端。
明代朱元璋还规定各级学校除传授《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外,并“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引导天下士子学习儒家修身治国理论和各种实用技能,倡导崇实尚用学风。
与推行崇实尚用学风相一致,明代朱元璋反对元末盛行的纤种缉丽文风,积极倡导尚质实用文风。
作为出身农民、戎马一生的开国帝王,明代朱元璋视文学为末技,对繁文浮词有着与生俱来的厌恶。
为整顿明初盛行的繁冗文风,明代朱元璋曾三令五申严禁繁文。
他教导负责起草文书的詹同云:“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躁",明确规定,文章只以“通道理",“明世务”为标准,排斥文辞华丽和表现文人情趣的作品。
明初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有新获,时代文学成就不可小看。
在明代朱元璋的影响和努力下,文人多反思元代文学之失,提出新的诗文发展理论。
高启力矫元末“柔媚旖旎”之弊,提出“兼师众长,随
事模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
朱元璋的文笔
朱元璋的文笔樊树志2022-10-03 10:17“朱元璋的文笔”,题目似乎有点突兀,为什么偏偏要谈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草莽皇帝的文笔呢?朱元璋出生在贫苦的农家,只在幼年时上过短暂的私塾,识得几个字。
然而从他打天下、治天下的经历来看,他又不像一个文盲。
他一生勤奋好学,广泛涉猎经史、兵法,颇能舞文弄墨,但是要研究他的文笔,仍然有点困难。
他的《御制文集》洋洋二十卷,绝大部分是出于御用文人之手的官样文章,从中看不出他的文笔究竟如何。
前几年出版的《全明文》,卷首连篇累牍全是朱元璋的文章,编者显然上了《御制文集》的当了,其中真正出于朱元璋手笔的寥寥无几,实在当不得真。
朱元璋画像不过话说回来,尽管此人没有什么文化,却喜欢写点东西,胆子很大,不怕出洋相。
现在还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手迹,是给部下的信函或便笺,文笔自然,不加修饰,如同当面讲话一般,而且毛笔字写得也还可以。
此外依据考证断定,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还有一些,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皇陵碑》了。
朱元璋十七岁那年,淮北大旱,继以瘟疫,父母兄长相继过世,他到於皇寺当小和尚。
於皇寺后来改名为皇觉寺,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改名为龙兴寺,位于凤阳城东北。
民间饥荒,庙里和尚也无以为生,朱元璋有三年时间一直四处游方,美其名曰“化缘”,实际上就是乞讨。
二十一岁的朱元璋回到皇觉寺后,当地的红巾军起义已经热火朝天。
朱元璋二十五岁那年,他小时候的放牛伙伴汤和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便写信劝他也参军。
朱元璋犹豫不决之际,有人告诉他,那封信已走漏风声。
何去何从,朱元璋束手无策,只得向菩萨卜卦求签,签文示意他:逃跑与留守都有危险,不妨“就凶”(投奔红巾军),才是唯一出路。
二十六年后,已经当了皇帝的他,亲笔书写了《皇陵碑》的碑文,回忆这段往事:友人寄书,云及趋降。
既忧且惧,无可筹详。
傍有觉者,将欲声扬。
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者相商。
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知者为我画计,且祷阴以默相。
论洪武年间政府公文书写规范的改革
论洪武年间政府公文书写规范的改革
刘建明
【期刊名称】《社会科学辑刊》
【年(卷),期】2008(000)005
【摘要】公文作为朝廷传达政令、处理政务的载体,具有极强的实效性、时效性与严肃性,与朝政处理关系甚大.明朝初建,其公文受元代公文缛繁、绮丽之风浸染甚深,有碍公务处理的效率,有鉴于此,朱元璋在政务实践中逐步制定了一套极为严密的书写规范,其要有四:内容平实、语言浅显、形式简便、风格庄重,并以政令的形武广泛推广开来,对有明一代的公文写作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页数】3页(P161-163)
【作者】刘建明
【作者单位】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浙江,杭州,31123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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