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

寻租（Rent-seeking）什么是寻租寻租就是寻求经济租金的简称，又称为竞租，是为获得和维持垄断地位从而得到垄断利润（亦即垄断租金）所从事的一种非生产性寻利活动的。

整个寻租活动的全部经济损失要远远超过传统垄断理论中的“纯损”三角形。

租，即租金。

也就是利润、利益、好处。

寻租，即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指通过一些非生产性的行为对利益的寻求。

如有的政府部门通过设置一些收费项目，来为本部门谋求好处。

有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为个人捞取好处，有的企业贿赂官员为本企业得到项目、特许权或其它稀缺的经济资源。

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和对既得利益进行的再分配的活动。

寻租往往使政府的决策或运作受利益集团或个人的摆布。

这些行为有的是非法的，有的合法不合理。

往往成为腐败和社会不公和社会动乱之源。

寻租有多种定义，布坎南等人认为“寻求租金一词是要描述这样一种制度背景化的行为：在那里，个人竭尽使价值最大化造成了社会浪费，而没有形成社会剩余。

”他们把寻租描述为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活动，即一个人在寻租，说明了这个人在某事上进行了投资，被投资的这种事情实际上没有提高，甚至降低了生产率，但却确实给投资者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地位或垄断权利而提高了投资者的收入，租金也就是由此所得的收入。

因此，柯兰得尔中给寻租下的定义是为了争夺人为的财富转移而浪费资源的活动。

而克鲁格则认为寻租是为了取得许可证和配额以获得额外收益而进行的疏通活动。

寻租的种类常见的寻租行为的分类：1，政府的特许权。

2，政府规定，关税与进出口的配额。

3，政府采购。

寻租的特点寻租的特点主要有：间接造成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阻止了更有效的生产方式的实施。

一是直接浪费了经济资源，利用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游说的结果，对寻租者来说可能更有效率，但对社会来说没有效率而言。

导致其他层次的寻租活动或“避租”活动。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了对付寻租者的游说与贿赂，需要时间和精力反击。

寻租活动有合法与非法之分。

企业向政府争取优惠待遇，利用特殊政策维护自身的独家垄断，就属于合法的寻租活动。

行贿和走私就属于非法的寻租活动。

寻租的层次[1]寻租活动可以采取合法的形式，也可以采取非法的形式。

合法的活动如企业向政府争取优惠待遇，利用特殊政策维护自身的垄断地位；非法的行为如行贿受贿，走私贩毒。

布坎南认为，寻租活动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政府活动所产生的额外收益的寻租；二是对政府肥缺的寻租；三是对政府活动所获得的公共收入的寻租。

对这种分类法，布坎南举例进行了说明：比如对出租汽车数量进行限制，即只发放一定数量的执照。

这时寻租的活动将在以下三个层次上进行。

(1)直接获取执照的寻租没有执照数量限制与有出租车执照数量限制之间的收益差额就是寻租的空间。

这一层次的寻租可以通过竞争性拍卖的方式来出售执照。

这时，执照数量限制所产生的额外收益就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体现在执照的价格中。

如果拍卖过程是完全公平竞争的，那么执照的价格就是寻租的空间，由于该寻租空间已经表现为价格，已经不值得寻租，因此寻租活动在这一层次会消失。

当然，拍卖制度是需要高额费用的，这一费用实际上就是非生产性的支出，也就是为了遏制寻租活动而额外支出的费用。

并且，只要制度是需要成本的，其寻租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腐败也自然随时会产生。

(2)对政府肥缺的寻租第一层次寻租空间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寻租活动真的消失了。

实际上寻租活动会转向第二个层次。

这就是对政府肥缺的寻租。

一旦出租车执照是有价值的，出租车管理部门就成了肥缺，潜在的企业家就会在退出出租车执照寻租的同时，转入政府肥缺或者能获得拍卖的收益的职位的寻租。

当这些职位能够获得拍卖出租车牌照的收入时，尤其如此。

当然，如果把拍卖出租车牌照的收入变成政府的财政收入，严格实施收支两条线，或者政府职位竞争上岗，通过竞争的方式付给报酬，这一领域的寻租活动也会减少，甚至消失。

但严格实施收支两条线也并非没有成本，政府职位竞争上岗的制度设计更为复杂，因此寻租空间总是可能存在的，腐败空间也总是难以消除的。

(3)对政府收入的寻租一旦政府通过拍卖出租车牌照获得了收入，就变成了公共财政的一个来源。

公共财政的基本原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但是在公共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过程中，其“民”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一旦进入公共财政的范围，其收入用于什么民，用多少，则大有文章可做。

为了获取公共财政支出而进行的寻租活动，是第三个层次的寻租活动。

人们常说的“跑部钱进”，实际上就是布坎南所说的第三个层次的寻租活动。

在这一领域，遏制寻租空间的方式，一是减少公共支出的量，如果没有公共支出，自然就不会有寻租活动了；二是提高寻租活动的公开性和竞争性。

显然，这一层次的制度设计要比第一个层次的制度设计困难得多。

因此，公共财政支出领域的腐败机会也最多，由于制度设计的困难，人们对这一领域的腐败的容忍度也相对较大。

布坎南认为，出租车牌照管制虽然可以通过拍卖的方法消除寻租空间，但是，政府将获得制造出来的稀缺的全部价值，而租金在市政府预算层次上的存在表明，寻求租金会转到第二层次上。

潜在的政治企业家现在可能想法进入的，不是直接进入出租汽车行业，而是进入各种政治官僚职位或能获得拍卖的东西的职业。

如果仍然允许那些有幸占据能得到租金的地位的人可以获得租金，那么，政治和“行政机构”将成为获利甚丰的美差。

再进一步说，假定政府官员预期能够得到由竞争决定的工资和津贴，假定那些有政府职位的人的个人报酬中没有租金的成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制造出来的稀缺而产生的经济租金，最初通过拍卖的做法转归政府，但必定会归还给社会全体纳税人——受益人。

但是，除非这些租金已经归还财政预算，或以某种无差别的或随机的方式通过财政预算分配，否则，第三层次上寻求租金的活动将以获得在总价值中的有差别份额为目的。

假定把出租汽车执照拍卖，并按竞争方式付给政府官员报酬，而那些资金以与收入和财产无关的形式，归还给公民。

即使在如此严格限制的模式中，寻求租金可能采取其他形式，也不会产生被查出属于获得租金的那类收入或财产。

寻租的常见来源[1]在本质上，由于政府规制的不完善为寻租留下了公共政策的空间。

但是，一般来说，寻租大多出现存渚如政府定价、政府订货、关税和配额、特许权等政府经济活动中。

(1)政府定价从本质上来讲，政府每一项政策的实施都是一个利益分配过程。

在政府管制的过程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是对立的，追求选票最大化的政治家必然将提高某些受管制产品的价格，从而服务丁这些利益集刚。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国政府对价格实行的行政管制。

对价格实施行政管制，就会使受管制资源出现人为短缺的问题。

在短缺的情况下，个人为了获得资源，就必须排队等候。

这时有些人就会为了节约排队等候的时间而高价购买政府限价的资源。

政府禁止高价倒卖，这种倒卖就会转入地下，形成黑市。

不法分子为了安全且大量地攫取租金，就会向政府工作人员行贿。

如果政府组织中有人经不起诱惑，就可能出现政府默许的地下经济，从而出现行政定价通过腐败和黑市转化成市场定价的现象。

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市场定价和行政定价之差，就是不法分子和腐败分子可能得到的租金。

(2)政府特许权政府特许权是指政府对某类商品发放的特别生产许可权和特别销售许可权。

比如美国政府特许几家公司出口计算机，在交通拥挤的情况下拍卖汽车购买权或驾驶执照；中国政府特许一部分公司拥有出口许可证等。

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出发，某些政府特许权是很必要的。

政府特许权或发放许可证制度可能产生租金，也可能不产生租金。

其关键就在于这种特许是否会人为制造资源短缺。

，如果这种特许人为制造了短缺，从而使获得特许就可以获得额外利润，那么就可能出现寻租问题。

因为获得特许权的单位和个人可以通过其垄断地位获得垄断利润。

这时的望断利润就是寻租者可能寻得的租金。

例如，在某一获得烟草专卖十分困难的地区，相应地，从事炯草买卖的单位和个人也将十分有限，因而这些人就会尽力得到烟草专卖许可来达到获得垄断租金的目的。

(3)政府关税和进口配额由于各国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水平是各不相同的，为了充分地利用各国资源，每个国家必定有自己的进出口政策，其中进出口的关税和配额是影响重要的因素。

如果不存在关税，那么国际市场质高价低的商品就会自然地流向国内市场。

如果存在关税，那么国内市场上质次价高的商品就可以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质优价低的商品平等竞争。

政府关税虽然可以保护落后的民族工业，但也人为地设定了租金，使得落后工业长期没有动力去改进生产技术。

提高某些商品的进出口关税、控制某些商品的进出口配额也就成了政府外贸部门和公司进行寻租的主要对象，也为走私贩私者设定了租金，使其能够非法获得商业利润。

(4)政府订货在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政府能力和技术的限制，政府订货是经常的事情。

如美国政府所需的军用品的生产与高速公路的建设就由私人企业承包。

如果政府订货的竞争不是市场化的，那么它就可能被某些有权势的利益集刚所垄断，从而形成赢利机会稀缺的问题。

相应地，这种稀有的赢利机会给那些寻求政府订货者创下了租金。

这时如果再加上负责验收的政府官员不够廉洁，那么承包政府订货的企业更可能从中作弊，通过虚报成本或降低工程与产品的质量标准等来达到寻得租金的目的。

经济学家们对实际工程承包的分析发现．政治家们来自企业的竞选经费与企业获得的承包额之间成正相关关系。

当然，除了这四种主要来源之外，寻租现象还有其他形式。

比如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以权谋产现象，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的以权谋房现象，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卖官鬻爵现象。

它们与倒卖批文，争取出口许可证，走私贩私等寻租现象一样，都是寻租者在体制转轨时期利用计划经济尚未完全废除，市场经济尚未完全建立，或者现代政治体制和公共行政体制尚未完善之际存在着的寻租机会。

寻租的原因[1]综合地看，寻租现象产生的原因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既有体制内的原因又有体制外的原因。

具体说来，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人的自利行为在市场体制中，个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他们首要考虑的是个人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

在政治生活中个人的行为也是理性的，他们可能宣称是为了谋求集体利益、社会利益、公共利益，但是他们也有其理性的考虑，即如何在官场站住脚跟，并能前途无量。

当然也不能否认，不为自己考虑，只为他人考虑的人是存在的，但这样的人在全社会中并不占多数。

寻租理论认为，无论他处于什么地位，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满足程度为最基本的动机。

普通人如此，政治家也如此。

与普通人相比，政治家并不一定具有更多的高尚品质，唯一不同的只可能是追求的方式与方法。

人性中的利他因素，驱使人们为他们的利益而努力，搞希望T程，见义勇为，急他人之所急。

但人性中的利己因素则驱使人们自爱、自重，寻求自我发展，寻求自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