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汉剧与客家文化_康保成

谈到广东汉剧，任何人无法回避这样一个命题：广东汉剧与客家文化的关系。

然而，二者的关系，在不同年龄人的眼中，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青年一代，因为广东汉剧不以客家话道白，已经不认同它为客家戏；但老一代客家人不仅对广东汉剧感情很深，而且普遍认同“外江戏”（广东汉剧的前身）为客地的剧种，并形成“演剧向雇请潮州之外江班”［１］（卷八）的惯例。

因此，看待这个问题，应该持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眼光。

同时，在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的大背景下讨论这个问题，尤具新的时代意义。

一、广东汉剧历史与客家文化外江皮黄戏，在清中叶的乾隆年间，已经开始进入粤东地区。

“外江戏”自进入粤东开始，就一直与客家族群、客家文化发生着深刻的联系。

广东汉剧两百多年的发展与变迁历史，就是与客家文化交融会通的历史过程。

１．外江戏进入粤东路线与客族南迁。

粤东客家族群，是历史上五次大规模南迁的结果，从东晋五胡乱华到南宋末年元蒙南侵，前后其南迁过程近千年。

关于客家人从中原腹地南迁粤东的路线，近代著名客家学者罗香林，对梅州诸族的家乘谱系进行考察后发现，自东晋以降特别是宋末以来定居梅州的客家人，他们南迁的路线都是从赣南经闽西，抵达客地梅州的。

［２］（Ｐ５５－５７）历史是如此巧合：“外江戏”进入粤东，其中一条重要的路线也是从赣南，经闽西，再至大埔、梅县，最终抵达潮、汕。

潮籍地方戏研究专家萧遥天，在民国时期就撰文多次提及，外江戏进入粤东必先经客居地，“外江戏之入广东……其流入之路线必由闽西赣南经客家繁布之梅属诸县。

”［３］（Ｐ９０）“外江则自安徽播赣南、闽西，经客族嘉应州而至。

”［４］（Ｐ３５６０）萧先生这一看法的目的无非是强调客家人对外江戏在潮汕地区繁荣所作的重要的推动作用。

上世纪８０年代，闽西戏剧工作者在客家人南迁闽、粤的重要通道宁化县发现了清乾隆年间，湖南“楚南戏”新喜堂班到此地流动演出时留下的历史记录。

在宁化坊田公社大罗大队池氏广东汉剧与客家文化＊康保成陈志勇＊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社科项目《岭南濒危剧种研究》（项目编号：０９１６０—３１４２３０４）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康保成，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志勇，中山大学中文系２００５级博士生（广东广州，５１０２７５）。

［摘要］清代乾隆年间，“外江戏”进入粤东地区，从此与客家人结下不解之缘。

本文从广东汉剧的历史变迁与客家人的关系、客家人对广东汉剧的接受和传播、广东汉剧音乐与客家音乐、广东汉剧剧目与客家事象、广东汉剧演出与客家习俗的关系等层面，全面阐述了广东汉剧与客家文化的内在历史因缘。

［关键词］广东汉剧历史变迁客家文化〔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３２６（２００８）０２－０１４６－０７２００８年第２期岭南文化学术研究祠堂后台板壁上题有“清乾隆丙辰年寒食节，湖南‘新喜堂’班曾来此地演出”的题字。

这个历史遗迹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萧遥天在民国年间所提出“外江戏入潮，必经客属诸地”结论的正确性。

据笔者考察，“外江戏”进入粤东，还有另外两条路线，一条由广州至海陆丰，至梅州，再顺梅江、韩江到潮汕；另一条是直接从陆路，即从赣南的赣县，再经寻乌，陆路８０里进入梅属诸县。

对广东汉剧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祁剧，即是从这条路线直接进入客属梅县。

三条不同的路线图都传达出一个共同的信息：即“外江戏”进入粤东，首先到达的就是客属聚居地。

强调这一点是想说明，自从“外江戏”进入粤东时起，就与客家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虽然此时进入粤东的大部分有实力的外江戏班，因为梅属客地经济不够发达，最终放弃了盘踞于此的念想，而进入了—潮汕；但可以肯定地讲，它们在客属诸县感受到了客家人对当时粤东、闽西、赣南三地的经济中心——戏剧的渴慕和热情，也为后来抗日战争时在潮汕无法生存，转入客家山区演出，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２．民国年间外江戏演出中心向客居地转移。

“外江戏”进入潮汕后，在同治至抗日战争爆发之间的百余年，达到演出的高度繁荣。

这其中有本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外部原因，潮州本地戏剧不够发达的客观原因，同时也有官员士子热捧的社会文化氛围，加之包括客家人在内的广大粤东民众对它的喜爱，尤其表现在广大城镇乡村，成立了数以百计的外江戏业余“儒乐社”。

业余“儒乐社”的成立，极大地推广和普及了广东汉剧，也培养了观众。

历史进入民国，潮汕的清朝统治政权土崩瓦解，原来热捧外江戏的外籍清廷官员也纷纷离开粤东地区。

加之，潮音戏与时俱进，锐意革新，以其成熟的艺术和崭新的面貌，赢取了更多潮州语系的观众。

在这种情况下，外江戏开始向山区转移。

此后，他们只是在每年重要的赛神活动时节，才由墟镇赶回潮州，候场待聘。

民国廿四年，谢雪影在《潮梅现象》真实地记录了这一情况：“每届春日神游，外江班纷纷由梅属客地莅潮待聘。

”［５］（Ｐ１９６）聘金也仅３０元，与潮音班２００元戏价还被人们争聘的情形相比，却是“昨日黄花”了。

但外江戏演出中心从潮汕转移到客家山区的事实却充分说明，客家人最终在“外江戏”不景气的时期，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它。

３．抗日战争时期客家人挽救和延续了外江戏。

抗日战争爆发后，代表“外江戏”最高艺术水准的四大名班相继解散。

民间小班更是纷纷散班，即使苟存，也是风雨飘摇，艰难维持。

在这里不得不提及两位客籍人。

一个是大埔籍的乡绅罗梅波。

他看到很多外江艺人纷纷转移到大埔县，就组织他们成立了同艺国乐社，并筹集资金，到上海、潮州购置了汉剧演出的全套衣箱及道具。

这批老艺人有老生詹勋、刘恩隆、郭维正，小生梁才、黄玉兰，乌净乌面鹅、蓝增球，红净萧娘传、郭法清、郭石安，丑角唐冠贤、丘瑞望、罗生照，婆角天生师、黄奎发，花旦丘赛花、黄桂珠、刘巧兰、钟熙懿、梁春梅、萧雪梅、萧霜梅，武旦梁树堂，以及杂角罗木基、赖石吉等演员４０多人，还有乐师罗莱俞、郭化眉、詹亚运、詹亚李、李亚四、罗享韶等１０余人。

他们都是当时广东汉剧界的艺术精英。

由于有罗梅波出面组织，也经常到边区演出，赚取戏金，也能勉强度日。

罗还聘请教戏师傅，招收学徒，培训了一批汉剧小苗，如黄粦传、黄桂珠等。

他们后来成为了广东汉剧界的顶梁柱。

另一位是“新老福顺班”班主大埔人萧道斋。

１９３９年，潮汕沦陷，四大名班之一的“老福顺班”也难以维持，遂由大埔商人萧道斋出资承办，改称“新老福顺班”。

为了延续外江班的演剧传统，新班主萧道斋也是想尽办法，勉力维持。

一方面他以家庭戏班的班底组班，自演老生，其妻王妙心演小生行，其长女雪梅演花旦，其次女霜梅演小生，还有其女婿巫玉基（老生）、内侄萧佛祥（小生）、门徒刘锡文（老妈、乌净）、亚豹（丑）、亚钱（乌净）等。

这批人无需发戏酬。

另一方面，设法聘请外江科班出身、曾在荣天彩教戏的老艺人李祝三执教，办“细仔班”，以充实艺员队伍，采取边培训边演出的办法维持戏班。

萧道斋也“被誉为在困难时刻挺身而出，为广东汉剧承先启后作出贡献的有识之士”。

［６］（Ｐ３７０）诚然，正是罗梅波的“同艺国乐社”和萧道斋的“新老福顺班”，不仅延续了广东汉剧演出的传统，而且在最艰难时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外江戏的主要演出骨干，为建国后重组汉剧团提供了人才准备。

１９５０年，大埔的“大埔民声汉剧社”、梅县的“梅县业余汉剧研究会”，就是在以上“同艺国乐社”和“新老福顺班”汉剧艺人基础上组建的。

后来，“大埔民声汉剧社”和“梅县业余汉剧研究会”，逐步演变成为今天的广东汉剧院。

４．建国之后，客都梅州成为广东汉剧新的中心。

建国初期，粤东各个县都建立了汉剧团，有二三十个之多，但绝大部分建团在客属诸县。

即使在戏曲不景气的今天，大浪淘沙，广东汉剧仅存的两个演出团体（一为梅州的广东汉剧院，一为大埔汉剧团），也是立足于客家人聚居地的。

广东汉剧选择梅州客地作为自己的艺术中心，绝对不是简单的历史偶合，而是历史的选择。

二、客家人对广东汉剧的接受与传播外江戏进入粤东后，不仅在客属地（如大埔）城乡形成“吾邑演剧向雇请潮州之外江班”的民俗惯例；而且客家人还通过组建外江戏班或业余“儒乐社”，推动外江戏在粤东客地的发展，甚至在外江戏存亡续绝之时，毅然出手挽救、扶持它。

这些现象的背后，不仅说明客家人对广东汉剧的热爱，而且蕴含着深厚的客家文化意蕴。

１．客家人视外江戏为客家戏的认同感。

无论粤东还是港澳或海外的客家人，都认同“外江戏”为客家戏。

这种“认同感”，首先源于广东汉剧南迁的背景和客家人对祖地怀想的情感联系。

关于广东汉剧的源头，有多种说法；但实质上是湖北与安徽二说的分歧。

笔者认为，广东汉剧的前身“外江戏”之“外江”，其实是粤东人对长江的俗称。

考察广东汉剧的形成史会发现，在建国前的粤东人基本上认为“外江戏”来自内地的湖北。

“湖北汉剧说”的始作俑者，是民国时客家人钱热储。

他在１９３３年出版的《汉剧提纲》“写作缘起”中开篇名义：“何谓汉剧？即吾潮梅人所称外江戏也。

外江戏何以称汉剧？因此种戏剧创于汉口故也。

”随后他还讲，“汉剧作于汉口，……惟在赣之南，岭之东，及闽之西部者，皆本其原音，不加增易，故特标其名曰外江。

”在这里，钱热储特别强调，外江戏源于湖北，而且在赣南、岭东、闽西（此三地正是客家聚居区），“皆本其原音，不加增易”，原封不动地接受。

我们认为，赣南、岭东、闽西客家人原汁原味接受外江戏，出于他们对外江戏发祥地和客家人对祖地怀想的情感迁移。

这种情感迁移，还表现在客家人对外江戏舞台语言以及古朴典雅审美风格的认同。

其次，外江戏以中原音韵作为自己的舞台语言，在远渡海隅的客家人看来，这无疑是乡音。

有语言学家在描述客家话时说，“他们（客家人）说的是混杂着土话的官话。

在他们迁徙的远途中，时而损坏了他们的语言，时而为各地的方言所影响而其语言变为更丰富；他们因山居之故，使语言变为富于特征，与别的方言有分别。

”［７］（Ｐ６６５）正是这种与粤方言、潮方言判然有别的语言情态，让粤东的客家人认为，他们在语言上保留着中州音的特点。

如《光绪嘉应州志》卷七云：“客家多中原衣冠之遗，或避汉末之乱，或随东晋、南宋渡江而来。

……其语言多合中原之音韵，其说皆有所考据。

”近代潮阳人饶锷在研究客家方言后认为，客家话虽“间杂蛮语，与中原语音殊绝，然穷其声变，察其本柢，旧音雅训往往而存。

”［８］（卷三）粤东人黄遵宪在光绪十七年的《与胡晓岑书》中也指出，“客民者，中原之旧族，三代之遗民。

……吾乡之土音，多与中原音韵符合。

”民国时期的梅县客家乡土教材，更是明确表达了客话与普通话的关系，“我们所说的话，都是客话，也叫做老官话。

和兴宁、五华、平远、蕉岭四县，及原日潮属大埔、丰顺，惠州属之各县，言语均可相通；因为我们都是中原迁来的。

客话和普通话的语音很近，不过与广州潮州土人所说的话，却大相悬殊。

”［９］（Ｐ１２）缘于对外江戏以中州音和韵为舞台语言的认同心理，在粤东地区生活的潮汕人、客家人，对于外江戏的接受观念截然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