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试论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1949年9月，国际学者联合会第五次大会规定了科学家的道德规范：要保持诚实、高尚、协作的精神；要了解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意义和目的，弄清有关的道义问题；要使科学的发展有益于全人类的利益；要促进国际科学合作，维护世界和平。

1999年6月的世界科学大会通过的主要文件《关于科学与科学知识应用的宣言》和《科学纲领——行动框架》则又提出了如下规范：科学家要做出承诺，通过自身行动，体现高标准的道德；国际科技界要制定科学家职业道德规范，特别是要促使制定与环境有关的科学道德准则；科学家要承担对社会应尽的责任，保证高标准的科学公正性及科学产物的质量；与社会分享知识，与公众交流，并教育年轻一代。

以哲学的角度来看科学家的道德责任，我们应遵守以下几点。

（一）要遵守科学活动本身的伦理道德规范
默顿曾从“为科学而科学”的态度出发把科学家的共同精神气质和伦理规范归纳为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

后来又有人增加了谦虚、理性精神、情感中立、尊重事实、不弄虚作假、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等。

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本身还应遵守人道主义原则，以至动物保护原则和生态保护原则，这些原则实质就是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科技伦理义务。

正是出于这种伦理道德义务，才能使爱因斯坦成为反法西斯主义的勇士，使居里夫人成为高尚的人。

科技伦理的这些规范保证了科学的自主发展和科学知识生产的正常运行。

然而科学家仅从科技伦理义务出发仍是片面的，还必须有责任性(responsibility)，即科学家有责任去思考、预测、评估他们所生产的科学知识的可能的社会后果。

1931年爱因斯坦曾对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人说,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

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式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能成为祸害。

美国物理学家萨姆·施韦伯(SamScheber)同样认为，科学事业现在主要涉及新奇的创造——设计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物体，创造概念框架去理解能从已知的基础和本体中实现的复杂性和新奇。

明确地说，因为我们创造这些物体和表述，我们必须为它们承担道德责任。

（二）要对科学的社会后果进行伦理评价
如果把科学带来的福祉归功于科学家的话，那么科学家对科学的消极后果同样也应该负责，尤其是对于那些试图把科学理论应用于工业、军事等实际领域的科学家来说，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意愿如何，都应该要求他们对其科学活动的后果作慎重的考虑。

尽管他们的行为或许是出于自由意志，没有受到政治的压力，但既然他们在科学应用的因果链中是不可缺少的环节，那么他们对科学应用的后果就负有伦理责任。

科学家应当尽力防止和排除有悖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科学研究，担当起科学家应赋予的社会责任，遵守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准则，不仅对自己的科学研究负责，而且对他人、对整个社会负起责任。

对科学导致的社会后果，不同的共同体(利益集团)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从而出现不一致的判断标准。

随着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日益密切和复杂，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日趋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科学的道德标准也越来越丰富，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道德判断背后的价值判断。

由于科学家掌握了专业科学知识，他们比其他人能更准确、全面地预见这些知识的可能应用前景，更有责任去预测评估有关科学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并对民众进行科学教育。

同时，由于现代科学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他们经常参与政府和工业以及公共事业的重大决策，他们的意见会受到格外的重视和信任，因此，他们应有
更多的社会责任去关心和评估科技成果将可能带来的社会效应。

（三）要遵守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伦理道德规范
科学共同体是一个小社会，其内部的道德规范可以起到保障系统运作、规范个体的业内行为、惩处违规现象，从而使得科学共同体能高效、独立地运转。

科学家对人类文明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应该是道德的榜样，是同时代道德最优秀的人，是道德发展可能达到的最高典型。

但是，像陈进之流的所谓的科学家、学者，恐怕就只能是科学家队伍的悲哀、科学共同体中的害群之马。

因此，应当在科学共同体内创制一些较为严厉的大家都自觉遵守的行规，谁若违背了，谁将失去诸如申请课题、加入团体协会、参与评奖、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晋升学术职位等方面的资格，严重者可予以清理门户，这样，有不良动机的人,面对高风险、高成本，可能就会三思而后行。

每个科学家都应有责任保持科学共同体的道德纯洁性，因此都要严格遵守共同体内的伦理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科学行为。

当然，最重要的是要通过道德价值的内化而形成科学家的良心和道德责任感，成为个人的职业道德观念。

赫胥黎曾经说过，良心是社会的看守人，负责把自然人的反社会倾向约束在社会福利所要求的限度之内。

科学家的科学良心本身就是一道道德屏障，它可以限制那些利用科学技术力量进行反社会倾向的活动，使科学家能够更多地专注于为人类造福的科学研究。

案例：
在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中，有许多人都是留学国外又回国服务的。

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1916年20岁时，到美国留学，成为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的研究生，很快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

为了获得实践的机会，他晚上上课，攻读博士学位，白天到一家桥梁公司实习，亲手绘图、切削钢件、打铆钉、油漆，终于成了一个既懂理论又有技术的人才。

美国人很佩服他，一份份聘书从各地寄来，请他担任工程师。

但是，茅以升没有接受聘请，而是决定回国了。

美国有些人劝他：“科学是没有祖国的，是超越国界的。

科学家的贡献是属于全人类的。

中国条件差，你留在美国贡献会更大。

”茅以升回答：“科学虽然没有祖国，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祖国更需要我。

我要回去为祖国服务！” 1919年，茅以升带着一身本领回到国内，开始了为国造桥的事业。

现在浙江省钱塘江上那座雄伟壮观的大桥，就是茅以升设计并主持建造的。

分析：从爱国精神与道德的联系来看，爱国主义与热爱祖国的优秀道德精神紧密相连，通过为国家贡献而实现个人价值可以使个人价值升华，为人民所铭记。

另一方面，从哲学上辩证来看,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个人利益离不开国家利益的保全。

由于国家利益与人民基本利益是一致的，爱国科学家的科学贡献是从人民的基本利益出发的，热爱祖国的优秀道德保证了科学家的贡献将确实的造福于人民。

总结：承担好科学家道德责任，科学家主题应该树立正确科学观，利益观和金钱观。

在经济方面，以马克思主义金钱观，利益观为指导思想，完善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方面，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加强政府与科学家之间的良性互动；科学家自身也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承担道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