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

课程前言

下面我就讲一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的“供给侧的结构改革”。

供给侧结构改革是在11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议上，那个会议是真正地为中央经济工作定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为明年的两会和政府工作报告定调，所以，政府的一些思路在之前已经酝酿了很久。

供给侧结构改革是两个词的相加，一个是“供给侧”，一个是“结构性改革”，结构性的改革已经讲了很多年，特别是在一些外交场合都顺应的国际的说法，即“结构性改革”，现在强调供给侧，连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一个重大的思路的创新，政府抓经济，政府促改革、调结构的一个重要的创新，汇聚在这么一个说法上。当中还有很多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因为有很深的学术背景，这是一个较学术化的说法，也存在较多的分歧。就供给侧结构改革给大家作一个解读，主要是谈我的一些理解。

分三个方面：第一，结构性改革的国际共识，国际上有共识，这不是我们造的词，这个词已经在国际上说了很多年，是一个流行语，它有一些共识，这些共识是什么？是如何演化的？讲一下来龙去脉；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及重要的战略作用。在中国，“结构性改革”一词的定义、内涵及内容；第三，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点。这一讲重点讲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结构性改革的国际共识

（一）新兴国家危机的应对之策

第一，结构性改革的国际共识。据我所知，国际改革的提法用了国际机构上的一些官方语言，主要是从90年代开始，90年代，世界上没有发生非常大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但会发生许多区域性的金融动荡。主要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兴国家，墨西哥于1994年出现金融动荡，1997年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这些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处在一个加速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之中，经过一个黄金的发展时期，成为一个世界明星，但最后，持续了一段时间

以后，许多的问题积累起来，爆发了危机。这些危机在经济学界都认为它有某种制度性的缺陷，无论是监管上，许多发生危机的是对风险的控制，汇率自由浮动之后，体系就非常脆弱。所以，在那个时候，发生金融危机的这些新兴国家都希望得到国家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援助，以帮助其渡过难关。他们作为主流的一个风险管控机构，他们认为，这些国家要援助可以，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相应地完善其制度，所以，作为一个条件，结构性改革是作为援助的一个条件提出来的，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时遇到了问题就要求对财政体制、金融体制进行改革，包括亚洲金融危机的源头——泰国。还有很多，包括前些年的希腊都需要进行改革，整个欧盟/欧元区要救助出现危机和出现问题的国家都有附加条件，要求其实施结构性的改革，这些国家在抗风险上，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存在某种制度性的缺陷、体制性的缺陷，即体制的结构问题，这是一个普遍的。新兴国家、新型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展之中确实很有亮点，很辉煌，但也存在脆弱性，所以需要完善相关体制，改革相关体制来解决问题，这样一个思路是很合理的，这是最早的结构性的改革，是这么提出来的。

（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暴露出发达国家也存在体制结构缺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也暴露出发达国家存在的体制性结构缺陷，也需要结构性的改革。美国的监管漏洞，包括欧洲的高福利体制、财政与金融的不配套，都是内生性的缺陷。为什么现在欧洲没有走出来？与体制性的缺陷（有关），不改革其福利制度，而更多的是福利过高，易于累积长期的风险，甚至中等收入陷阱，因为有些国家在中等时就改革为高福利，如拉美国家，最后就导致这个社会的动力不足，高失业率的忍受程度可以提高，但动力不足，这是欧洲的问题，所以，它存在制度缺陷。不是新兴经济体、新兴国家存在这个问题，而且是发达国家也有这些问题，当然，不尽相同。这是从前后的两个例子来讲。

还有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进展来讲，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80年代，美国开始供给学派，里根经济学，在英国是撒切尔经济学盛行，在理论上，经济学家就开始探讨宏观经济管理主要是注重短期还是长期？需求管理是短期的，宏观经济是管总量的，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但80年代产生那些问题，它确实不是需求侧的问题，很多是供给侧的问题，是生产力和管制过多的问题。

所以，八十年代，美国里根经济学供应学派主要有两个政策。第一，给企业松绑减税，降低税负，即中国现在讲结构性减税，当时美国也是减税，减税能促进增长，经济学没有这样的观点，增加政府支出可以促进增长，这是凯恩斯的，但它是通过减税，减税以后政府税收就降低了，降低了之后，就削弱了政府公共能力，所以，与凯恩斯主义相反。对企业而言，

确实可以提高其投资回报率，增加投资的积极性、创新积极性的一个功能，最后，它可以反映到GDP的促进上，所以，理论上能讲通，所以我们比较接受减税降费，因为中国的税负相对比较重，结构性减税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可以解决企业的问题，供给侧的问题，最后创新，最后提高生产力是靠企业供给这方面，所以，供给学派主要是：一是减税，二是放松管制。管制太多了，一放松积极性就高了，一放就活。供给学派是两条：减税+放松管制，这是明显有利于增加供给的，所以是供应学派。这是供应学派在理论上有对过去理论的一个反思。在这之前理论上作的很多铺垫，最早的是人类资本学说、人力资源、按人力资源，80年代的流行的内生增长理论。后来，在差不多时期是理性预期理论，这都做了很多的关于经济增长方面了的，到底什么时候使经济稳定增长，人力资本内生增长也主要是人力资本教育，即长期变量，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变量更重要，而不是短期的需求的变化。所以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短期的刺激政策可以被别人预期到，没有作用，无效，要有效就必须走长期工作，要抓教育，抓人力资源的积累，所以将许多的政策从短期转向长期，八十年代做了很多事情，都强调供给侧，也是一个体制结构优化的过程，对供给结构，都相关的体制制度的供应，即市场化的改革，不是指中国发生市场化改革。欧洲的国有比重也是比较高的，后来出现了英国的私有化，最后撒切尔经济学放松管制，是私有化，国际上基本一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国际上宏观经济的管理思维的变化是一致的，包括理论上，理性预期、人力资本学说、内生增长理论都是一致的，所以，强调从供给侧，改善供给结构，通过供给结构的改善提高全要素的生产力，提高长期的能力，理论上的共识越来越得到学者的认可。

再是中国，这一届政府上任之后，在外交上有非常宽阔的视野，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在全球进行新的战略布局，实施新开放战略，在许多场合也在说，我们释放红利是结构性的改革，所以我们也竖起的结构性改革的大旗，这个大旗是呼应性的，你讲我也讲。但现在不是呼应，而是积极地参与实施，所以最终归结为，改革是结构性的改革，改革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国际背景。所以，也是一个国际的共同语言，面对的是一些共同的问题。这是第一，结构性改革的国际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