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词的发展演变

清代词的发展演变清代词的发展演变经过元明两代的沉寂，词在清代出现了“中兴”。

清代词人之众，词作之多，超过以往各个朝代。

清词总集，据今人陈乃乾《清名家词》初编，已刊印著名词人专集一百种；叶恭焯编选的《全清词钞》，入选词人三千一百九十六人，超过两宋词人两倍之上，仅顺治、康熙两朝就有词人二千多家，词作五万多首。

这些词在质量上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使清词在整个词史上成为光辉的总结。

一．清代前期的词清初词由明末清初的陈子龙揭开帷幕，其《湘真词》抒写抗清复明之志和黍离亡国的哀思，突破闺房儿女的纤弱靡曼。

“上接风骚，得倚声之正。

”接着是遗民词，以王夫之、屈大均、今释澹对、吴伟业等人为代表。

他们的词或写怀念故明，或记抗清复国，或咏物言志，表示不仕两朝的气节，或以古喻今，寄托回天无力的悲愤，词坛风气进一步向现实迈进。

清代前期的词，流派纷呈，主要有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和独树一帜的满族词人纳兰性德。

陈维崧、朱彝尊和纳兰性德号称清初三大家。

陈维崧是明末四公子陈贞慧之子，学有家传，才华富丽，兼工诗文，尤以骈文称一代名手。

中年以后开始填词，著《迦陵词》三十卷，所作一千八百多首，为历代词人之冠。

他的词作内容丰富，无所不能入词。

他尊词体，以词比肩“经”、“史”，屏弃“小道”与“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继承《诗经》和白居易“新乐府”精神，词作描写现实，大胆反映民间疾苦与明末清初的国事，有“词史”之称。

把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写进词中，这是一个创举，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提高了词的社会地位。

陈维崧以感慨身世、怀古伤今的抒情之作最具特色，壮志难酬、感伤故国之情于悲愤苦涩里盘旋曲折。

陈维崧词师法苏轼，辛弃疾，尤其受到辛弃疾的影响最大，风格豪放，气魄极大。

他的词以豪放为主，兼有清真娴雅之作。

陈庭焯说他的词：“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和苏、辛、周、姜为一手。

”（《白雨斋词话》）但由于写得太多，难免有些应酬敷衍、粗制滥造之作。

当时在陈维崧周围还汇聚了一些与之风格相近的词人，他们相互唱和，并编有词选，一时也颇有声势，形成为阳羡词派。

但他们对建立宗派并不积极，随着清朝统一全国并走向强盛，阳羡词派悲壮健举、萧骚凄怨之声，渐成难合形势要求的“别调”，故影响不大，很快趋于式微。

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顺应太平，以醇正高雅的盛世之音，绵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朱彝尊认为明词专学《花间集》、《草堂诗余》，有气格卑弱、语言浮薄之弊，乃特地标榜南宋，以姜夔、张炎为宗。

他认为词的最高标准是张炎在《词源》中所说的“清空”境界，他要求避滑避俗，用力淘洗，使词具有古雅峭拔的格调和疏淡清远的意境。

他还选辑唐至元人词为《词综》，借以推行他的主张。

这一主张被不少人尤其是浙西词家所接受而翕然成风，遂有浙西词派之称。

朱彝尊本人的词作，有一部分是怀古、咏史之作，颇有苍凉之感。

他身逢易代，故国沧桑，提倡：“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织进时代的悲哀与亡国的感慨，将磊落不平之气和吊古伤今之情，化为歌儿檀板。

所以他的词作中时见愤激，哀怨沉郁。

但这类词缺乏激昂雄壮的情调，而且在朱彝尊的词中也不是主要的。

他推崇南宋亡国前后的一群词人，而他们的特点正是用精雅的语言形式构造清空虚渺的意境，作为逃脱现实的心灵寄托，这里有时代、处境和心理的相似之处。

朱彝尊词还有一部分是描写男女爱情的，大都写得婉转细柔，时有哀艳之笔。

文字平易清新，可以领略到孤诣锤炼的功力。

清初独成一家的词人是纳兰性德。

从表面上看，纳兰性德是一介贵公子，官至一等侍卫，深受康熙宠信，他的生活经历也相当平静，除了前妻的亡故和几次出使边陲，无多周折。

但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内心世界非常丰富。

他厌倦随驾扈从的仕宦生涯，也厌恶官场上、满州贵族甚至皇族之间的勾心斗角，产生了“临履之忧”的恐惧和志向难酬的苦闷，日夕读《左传》、《离骚》以自我排遣。

他的词绝少接触现实社会，大多抒写个人生活的各种闲愁和哀怨，如命运无常，人生如梦，相思之情，离别之恨，花月之感，悼亡之情等。

他既无意于音律，也不讲求形式和派别，他的词作，语言是白描的，风格是自然朴素的，内容是真切的，情绪是感伤凄婉的。

他的词风如李煜一样凄婉哀伤，运笔如行云流水，纯任感情在笔端流淌。

王国维说他：“从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人间词话》）况周颐甚至把他推为“国初第一词人”（《蕙风词话》），评价很高。

纳兰性德的词情致缠绵，婉丽凄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因此流传极广，曾出现“家家争唱饮水词”（曹寅语）的情况。

只是情词低沉，过于感伤。

他的朋友顾贞观说：“容若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忍卒读。

”二．清代中期的词浙派词的势力从清初一直延伸到清中叶，厉鹗继朱彝尊成为其支柱。

厉鹗论词，推衍朱彝尊“醇雅”说，向往“清空”的境界，认为清婉深秀胜于慷慨豪放，以“远而文，淡而秀，缠绵而不失其正”为“骋雅人之能事”（《群雅词集序》）。

他的词作以纪游、写景及咏物为多，擅长山光水色的描写，选取的意象大抵华丽而幽冷，多孤寂的情调。

音律和文辞都很工丽。

当时人对他的词评价很高：“樊榭词生香异色，无半点烟火气。

如入空山，如闻流泉，真沐浴于白石、梅谿而出之者。

”（《清词综》）这正是他词的特点，也是他词的弱点。

包括朱彝尊、厉鹗在内的浙派词人，取材的范围都比较狭窄，境界也比较窳弱，他们又喜欢写咏物词以表现音律与辞藻之长，这些特点本身容易造成内容和风格的重复，在才力不足的词人手里，更容易走向枯寂、琐碎。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浙派词人如吴锡麒、郭麟等先后试图通过对浙派传统理论的变通以求挽救其衰落，但并未造成很大的影响，嘉庆年间，张惠言以治经方式说词，别树一帜与浙派对立，它更难以与之抗衡了。

张惠言是一位经学家，并以词和散文著名，是当时“常州词派”和古文中“阳湖派”的首领。

他反对把词作为“小道”，力图提高词在诗坛的地位，使词与风骚同科。

他强调词必须以比兴寄托为主，反对琐屑饾饤之习；主张“意内言外”、“意在把先”。

为了矫正阳羡派的粗犷，浙派的轻弱，提倡词要“深美闳约”（《词选序》）、厚重质实。

要求“以国风、离骚之情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

”为了宣扬这些主张，张惠言还编辑《词选》，共选唐宋词人四十四位，共一百一十六首词。

而序文特加称许的，在唐为温庭筠，在宋为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

他最推崇温庭筠，原因是在他看来，温词中种种美人香草的辞面都只是比兴，内中隐有深微的大义。

他之所以选了苏、辛，主要是选其含蓄委婉之作。

这样，张惠言把词的正格规定为一种通过比兴手法表达“贤人君子幽约怨俳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并讲究文辞之“深美闳约”（《词选序》）。

这种带有经学气息的词学理论，看起来似乎可以纠正浙派词的某些弊病，其实他所指引的路径更为狭窄，在感情的表现方面也更为收敛和隐晦。

而且，过分强调比兴寄托，对前人词的解释开穿凿附会之风。

张惠言作词态度严谨，他的词作只有四十六首，但文字简洁，少用华丽的辞藻和典故，抒情写物，细致生动。

如[木兰花慢]《杨花》借杨花形象，寄寓词人怀才不遇、着伤飘零的感伤。

他的[风流子]《出关见桃花》、[木兰花慢]《游丝同舍弟翰风作》、[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五首，都写得委婉盘旋而又能微言寄讽，词旨在若隐若现之间。

常州词派由张惠言开山，其后真正进一步推衍常州派理论而有重大影响的，是稍后的周济。

周济论词，在张惠言词论的基础上，也有所修正。

首先，张惠言提出词与风、骚相近，具有同样的价值，这掀起了词史上所谓的“尊体运动”。

周济更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介存斋论词杂著》），进一步强调了词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其次，周济也讲词的比兴寄托，但在阐明词“非寄托不入”之时，又认为词“专寄托不出”（《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要求超然于事象之上，使“灵气往来”（《介存斋论词杂著》》）。

这样就避免了把词中的意象、文辞变得隐晦难懂；再次，周济以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家为学词的楷模，主张“问涂碧山（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

”在他的倡导下，学周邦彦、吴文英成为时尚。

这既纠正了浙派的浅滑甜熟，也使常州派真正地风靡开来，影响广泛而深远，笼盖了清后期的词坛。

三．清代后期的词清代后期的词人、词作数量之多，超过了清前期和中期。

至于流派，乃更为纷繁。

除了人多势重的常州派继续主盟词坛外，清初的阳羡派、浙西派仍有余响。

追随纳兰的词人，亦有相当大的声势。

更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后期的词人面临更加危险窘迫的国势，不少人通过词作来表现时代精神，或谴责清廷的丧权辱国，或轸念民生疾苦，或要求改革旧的社会制度，或倡言民族革命，从而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

这个时期，承接常州派余绪，而又不完全墨守常州派衣钵的著名词人有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等，他们被称为晚清四大词人。

王鹏运是常州派的后期领袖，文廷式、朱孝臧、况周颐等人都受过他的指教。

在理论上他提倡“重、拙、大”之说，力尊词体，崇尚格律，使常州派理论发扬光大。

王鹏运的词早年多写身世之感，戊戌变法前后，写了不少感慨国事、轸念民生之作，透露出伤感的情调。

风格苍凉悲壮，近似辛弃疾。

朱孝臧词风近似姜夔、吴文英，能破除浙西派、常州派的偏见，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他早年所写之词，颇多感怀时事之作，如表达对戊戌变法中六君子之一刘光第的悼念，对庚子事变的愤慨，对光绪和珍妃不幸遭遇的同情等，苍劲沉着，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不过，朱孝臧的词作多闪烁其辞，不易理解，词语有时也伤于雕刻，不大自然。

郑文焯词最精音律，词风近姜夔、周邦彦，内容多表现作为一个遗老对于故国覆亡的痛切。

况周颐致力于词前后达五十年，曾阐释王鹏运“重、拙、大”之说为《蕙风词话》五卷。

论词在强调寄托的同时，还突出“性灵”，提出“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认为“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以必佳”。

这些见解，都有相当的深度。

他的词有不少感时伤世、悲愤沉郁的内容，特别是在甲午战争期间，词作反映现实的苦难，风格沉郁顿挫。

晚清四大词人之外，这一时期文廷式的词作较多地反映了现实的内容，更富有时代感。

文廷式是一个支持光绪皇帝变革、反对中日和议而被革职的爱国志士，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迫流亡日本，回国后抑郁以终。

他的词作学苏轼、辛弃疾，多激昂慷慨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