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词的发展演变

清代词的发展演变

清代词的发展演变

经过元明两代的沉寂，词在清代出现了“中兴”。清代词人之众，词作之多，超过以往各个朝代。清词总集，据今人陈乃乾《清名家词》初编，已刊印著名词人专集一百种；叶恭焯编选的《全清词钞》，入选词人三千一百九十六人，超过两宋词人两倍之上，仅顺治、康熙两朝就有词人二千多家，词作五万多首。这些词在质量上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使清词在整个词史上成为光辉的总结。

一．清代前期的词

清初词由明末清初的陈子龙揭开帷幕，其《湘真词》抒写抗清复明之志和黍离亡国的哀思，突破闺房儿女的纤弱靡曼。“上接风骚，得倚声之正。”接着是遗民词，以王夫之、屈大均、今释澹对、吴伟业等人为代表。他们的词或写怀念故明，或记抗清复国，或咏物言志，表示不仕两朝的气节，或以古喻今，寄托回天无力的悲愤，词坛风气进一步向现实迈进。

清代前期的词，流派纷呈，主要有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和独树一帜的满族词人纳兰性德。陈维崧、朱彝尊和纳兰性德号称清初三大家。

陈维崧是明末四公子陈贞慧之子，学有家传，才华富丽，兼工诗文，尤以骈文称一代名手。中年以后开始填词，著《迦陵词》三十卷，所作一千八百多首，为历代词人之冠。他的词作内容丰富，无所不能入词。他尊词体，以词比肩“经”、“史”，屏弃“小道”与“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继承《诗经》和白居易“新乐府”精神，词作描写现实，大胆反映民间疾苦与明末清初的国事，有“词史”之称。把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写进词中，这是一个创举，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提高了词的社会地位。陈维崧以感慨身世、怀古伤今的抒情之作最具特色，壮志难酬、感伤故国之情于悲愤苦涩里盘旋曲折。陈维崧词师法苏轼，辛弃疾，尤其受到辛弃疾的影响最大，风格豪放，气魄极大。他的词以豪放为主，兼有清真娴雅之作。陈庭焯说他的词：“情词兼

胜，骨韵都高，几和苏、辛、周、姜为一手。”（《白雨斋词话》）但由于写得太多，难免有些应酬敷衍、粗制滥造之作。

当时在陈维崧周围还汇聚了一些与之风格相近的词人，他们相互唱和，并编有词选，一时也颇有声势，形成为阳羡词派。但他们对建立宗派并不积极，随着清朝统一全国并走向强盛，阳羡词派悲壮健举、萧骚凄怨之声，渐成难合形势要求的“别调”，故影响不大，很快趋于式微。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顺应太平，以醇正高雅的盛世之音，绵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朱彝尊认为明词专学《花间集》、《草堂诗余》，有气格卑弱、语言浮薄之弊，乃特地标榜南宋，以姜夔、张炎为宗。他认为词的最高标准是张炎在《词源》中所说的“清空”境界，他要求避滑避俗，用力淘洗，使词具有古雅峭拔的格调和疏淡清远的意境。他还选辑唐至元人词为《词综》，借以推行他的主张。这一主张被不少人尤其是浙西词家所接受而翕然成风，遂有浙西词派之称。

朱彝尊本人的词作，有一部分是怀古、咏史之作，颇有苍凉之感。他身逢易代，故国沧桑，提倡：“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织进时代的悲哀与亡国的感慨，将磊落不平之气和吊古伤今之情，化为歌儿檀板。所以他的词作中时见愤激，哀怨沉郁。但这类词缺乏激昂雄壮的情调，而且在朱彝尊的词中也不是主要的。他推崇南宋亡国前后的一群词人，而他们的特点正是用精雅的语言形式构造清空虚渺的意境，作为逃脱现实的心灵寄托，这里有时代、处境和心理的相似之处。朱彝尊词还有一部分是描写男女爱情的，大都写得婉转细柔，时有哀艳之笔。文字平易清新，可以领略到孤诣锤炼的功力。

清初独成一家的词人是纳兰性德。从表面上看，纳兰性德是一介贵公子，官至一等侍卫，深受康熙宠信，他的生活经历也相当平静，除了前妻的亡故和几次出使边陲，无多周折。但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内心世界非常丰富。他厌倦随驾扈从的仕宦生涯，也厌恶官场上、满州贵族甚至皇族之间的勾心斗角，产生了“临履之忧”的恐惧和志向难酬的苦闷，日夕读《左传》、《离骚》以自我排遣。他的词绝少

接触现实社会，大多抒写个人生活的各种闲愁和哀怨，如命运无常，人生如梦，相思之情，离别之恨，花月之感，悼亡之情等。他既无意于音律，也不讲求形式和派别，他的词作，语言是白描的，风格是自然朴素的，内容是真切的，情绪是感伤凄婉的。他的词风如李煜一样凄婉哀伤，运笔如行云流水，纯任感情在笔端流淌。王国维说他：“从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况周颐甚至把他推为“国初第一词人”（《蕙风词话》），评价很高。纳兰性德的词情致缠绵，婉丽凄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因此流传极广，曾出现“家家争唱饮水词”（曹寅语）的情况。只是情词低沉，过于感伤。他的朋友顾贞观说：“容若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忍卒读。”

二．清代中期的词

浙派词的势力从清初一直延伸到清中叶，厉鹗继朱彝尊成为其支柱。厉鹗论词，推衍朱彝尊“醇雅”说，向往“清空”的境界，认为清婉深秀胜于慷慨豪放，以“远而文，淡而秀，缠绵而不失其正”为“骋雅人之能事”（《群雅词集序》）。他的词作以纪游、写景及咏物为多，擅长山光水色的描写，选取的意象大抵华丽而幽冷，多孤寂的情调。音律和文辞都很工丽。当时人对他的词评价很高：“樊榭词生香异色，无半点烟火气。如入空山，如闻流泉，真沐浴于白石、梅谿而出之者。”（《清词综》）这正是他词的特点，也是他词的弱点。包括朱彝尊、厉鹗在内的浙派词人，取材的范围都比较狭窄，境界也比较窳弱，他们又喜欢写咏物词以表现音律与辞藻之长，这些特点本身容易造成内容和风格的重复，在才力不足的词人手里，更容易走向枯寂、琐碎。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浙派词人如吴锡麒、郭麟等先后试图通过对浙派传统理论的变通以求挽救其衰落，但并未造成很大的影响，嘉庆年间，张惠言以治经方式说词，别树一帜与浙派对立，它更难以与之抗衡了。

张惠言是一位经学家，并以词和散文著名，是当时“常州词派”和古文中“阳湖派”的首领。他反对把词作为“小道”，力图提高词在诗坛的地位，使词与风骚同科。他强调词必须以比兴寄托为主，反

对琐屑饾饤之习；主张“意内言外”、“意在把先”。为了矫正阳羡派的粗犷，浙派的轻弱，提倡词要“深美闳约”（《词选序》）、厚重质实。要求“以国风、离骚之情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为了宣扬这些主张，张惠言还编辑《词选》，共选唐宋词人四十四位，共一百一十六首词。而序文特加称许的，在唐为温庭筠，在宋为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他最推崇温庭筠，原因是在他看来，温词中种种美人香草的辞面都只是比兴，内中隐有深微的大义。他之所以选了苏、辛，主要是选其含蓄委婉之作。这样，张惠言把词的正格规定为一种通过比兴手法表达“贤人君子幽约怨俳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并讲究文辞之“深美闳约”（《词选序》）。这种带有经学气息的词学理论，看起来似乎可以纠正浙派词的某些弊病，其实他所指引的路径更为狭窄，在感情的表现方面也更为收敛和隐晦。而且，过分强调比兴寄托，对前人词的解释开穿凿附会之风。张惠言作词态度严谨，他的词作只有四十六首，但文字简洁，少用华丽的辞藻和典故，抒情写物，细致生动。如[木兰花慢]《杨花》借杨花形象，寄寓词人怀才不遇、着伤飘零的感伤。他的[风流子]《出关见桃花》、[木兰花慢]《游丝同舍弟翰风作》、[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五首，都写得委婉盘旋而又能微言寄讽，词旨在若隐若现之间。

常州词派由张惠言开山，其后真正进一步推衍常州派理论而有重大影响的，是稍后的周济。周济论词，在张惠言词论的基础上，也有所修正。首先，张惠言提出词与风、骚相近，具有同样的价值，这掀起了词史上所谓的“尊体运动”。周济更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介存斋论词杂著》），进一步强调了词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其次，周济也讲词的比兴寄托，但在阐明词“非寄托不入”之时，又认为词“专寄托不出”（《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要求超然于事象之上，使“灵气往来”（《介存斋论词杂著》》）。这样就避免了把词中的意象、文辞变得隐晦难懂；再次，周济以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家为学词的楷模，主张“问涂碧山（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