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论关键词·符号(修订版)

《文化理论关键词》（修订版）
第二章符号
批判理论与文化理论的许多重大进展，都导源于把语言当作一种符号系统来研究的做法。

1而对符号系统进行分析的学科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符号学（semiotics，或semiology）。

该术语源自希腊语semeion，亦即“符号”。

符号学考察符号在文化中的运行方式，乃是基于以下预设：文化的方方面面皆可看作是符号的系统——口头语言和视觉语言，各种动作、姿态和手势，建筑和家具，服装、饰物和菜单等等，都是符号学要破译的对象。

理解一种文化，就意味着对它的符号系统进行探测和解释。

符号并不包含明确的意义或观念，而只提供了某些线索，让我们能够借助解释去发现意义。

当符号借助人们有意无意采用的文化惯例和规则得到破译，符号才会呈现出意义。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这一观点是由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提出来的。

在他去世之后，根据他1906到1911年间在日内瓦所开讲座的课堂笔记整理出了《普通语言学教程》，1915年在巴黎出版，2最早译成英文是在1959年。

在索绪尔之前，语言研究一直隶属于哲学学科，其主要工作是追踪个别语言和语言群落的历史（历时性）发展。

索绪尔彻底改变了语言研究，使语言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致力于在给定的时间点上描述语言系统的状况（共时研究法）。

同时，他还对语言和言语进行了区分：语言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语言系统，言语是特定的言说。

总之，索绪尔的全部理论都是以符号这一概念为中心的。

索绪尔认为符号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能指（signifier），或曰声象（sound-image）3；一个是所指（signified），或曰符号所指涉的概念。

例如，我念“leopard”时发出的声音和我写在纸上的字母“l-e-o-p-a-r-d”就构成了一个能指。

而由那些声音和字母所传达出来的“一个四条腿、凶猛而长满毛的猫科动物”这个概念则是它的所指。

是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赋予符号以意义，而不是能指或所指本身。

索绪尔强调，能指和所指之间并没有天然的联系，它们的联系是任意的，由传统约定俗成。

语言既不反映那先于自身存在的现实，也不会去命名所有文化共享的普遍观念。

事实上，语言通过将时间和空间的统一体分割成各种范畴而创造了现实。

由于产生的环境存在着广泛的差异，这些范畴会因文化的不同而迥然有别。

（举例来说，众所周知，爱斯基摩人描述“雪”的词语有好几个，而其他文化认为，要描述这一独特的实体，一个词就够了。

）索绪尔同样强调，意义并非来自于符号本身所固有的某种品质，而是符号与符号之间差异的产物。

语音的差别在赋予符号以意义的时候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是“dog”和“fog”首写字母的发音差异赋予这两个单词以不同的意义。

这些声
音上的基本差异就是音位的对立(音位是基本的发音单元)，由单一音位区分开来的任意两个
单词（像dog和fog）被称为最小对立体（minimal p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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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有在由其他符号组成的语境中才能掌握符号，为了说明这一点，索绪尔将语言比作国际象棋：离开了游戏规则，棋盘上的棋子不会有任何意义。

每一个棋子只有与其他的棋子及其运动发生关联，才能获得意义；而符号也只有同语言中的其他符号建立起联系，才能获得意义。

句子建构中的两种活动——选择和组合——可以说明这一点。

为了能够建构一个句子，我们从一个语言的全部词汇中挑选出一定数量可供使用的词语，然后将它们组合成一
1第一部分第一章“意义”可以看作是本章的姊妹篇。

2此处有笔误，《教程》第一次出版应该是在1916年。

——译注
3sound-image，即法语image acoustique，有“音响形象”、“听觉形象”、“音象”等译法。

——译注
4关于声音与意义关系的讨论，参见第一部分第一章“意义”。

个有意义的序列。

这样，选择和组合就构成了语言坐标系的两个轴。

选择同聚合关系轴相连（“paradigm”指词语的选择），组合则同组合关系轴相连（“syntagm”指词语的组合）5。

句子中实际出现的词语总是暗示着所有本可替换但没有出场的词语。

它们是从一个广大的语言系统中挑选出来的，也只有凭借与这一系统的关系才能获得意义。

除了索绪尔，现代符号学还有一位奠基人，那就是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1839—1914）。

皮尔士将符号区分为三种类型：图符(icon)，即能指和所指之间有着相似关系的符号，比如一副肖像；指号（index），即能指和所指之间有着因果关系的符号，例如烟意味着起火；严格意义上的符号，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符号，其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联完全是任意的。

按照
皮尔士的观点，符号只能通过解释者来传达意义，而解释者必须把符号当作符号来加以识别，
并且把它同世界的某些相关方面联系起来。

同时，只要解释者愿意把符号当作符号来感知，也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看成是符号。

解释者本身也是一个符号，他（她）能对符号做出解释，乃是得益于文化所提供的各种手段，即那些判定何者有意义的惯例和习俗。

惯例和习俗使解释者有能力界定他们所感知到的东西，同时也界定了解释者。

在把语言当作一个系统来考虑的时候，符号学催生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这种方法把单个文本看作是更广大的叙事系统的表现。

索绪尔对历史性的语言研究之反感，有力地支持了那些试图避免对文本作历史性评价的批评流派。

同时，索绪尔强调符号的任意性，反对将语言看成现实的反映，实际上对现实主义思潮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这一点后来被形式主义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的发展所证实。

形式主义批评最关注文学性：也就是说，它试图分解出一种使个别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殊手法（device）。

文本是自主的、物质性的实体，不应该把它们看成是抽象观念的体现，或者是社会环境的反映。

在把文学同政治分开的时候，形式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切意识形态都是在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形成的，可以把文本当作文化现实的反映来解读。

然而，形式主义所主张的文学和政治的分离并不总是那么彻底。

例如，罗曼·雅各布森（1896—1982）就认为，文学尽管是自主的，却仍然会同社会结构的其他部分发生联系；而米哈伊尔·巴赫金（1895—1975）也认为文学语言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性维度。

一个极好的范例就是复调性(polyphonic)文本：它们同时说出许多各不相同的话语，抵制那统一观点的企图，从而对主流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形式主义有一个核心的预设：文学文本不是世界的反映，而是符号的组织。

文本的有效性取决于它能否突显或者揭示出自身的建构手段（也就是让它的建构性特征引人注目），通过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策略使现实变得陌生。

这些观点在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1917）一文中得到了系统阐述，该文通常被认为是俄国形式主义的宣言。

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诗歌使用意象，其意图并不在于经济地表达以澄清生活的复杂性（像人们通常设想的那样），而是要扰乱那些习惯性的、不假思索的感知方式。

他宣称“艺术手法就是要使对象陌生化，让形式复杂化，增加感知过程的难度和长度”（Shklovsky 1988：20）。

作为一种符号性结构，文学文本只有在传统的期待落空之后，才会真正发挥作用。

如果文学意味着要有陌生化的效果，那么这种效果如何产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许多形式主义批评家试图从特定的文本形式中识别出一些基本的要素和符码（code）。

在这方面，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1928) 影响最大。

普洛普认为，作为一切叙述形式原型的民间传说，都包含着一定数量的组成要素。

有七种行动范围，相应地就有七种角色：“反面角色”、“捐献者”、“助手”、“公主和她的父亲”、“送信人”、“英雄”、“伪英雄”。

同时还有三十一种功能，例如“准备”、“完成”、“抗争”、“返回并得到认可”，这些功能与行动中的关
5paradigm和syntagm这两个术语，高名凯译作“联想关系”和“句段关系”，此处译为“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

参见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普通语言学教程》。

——译注
键时刻紧密相连。

没有一个民间故事能够包含全部的三十一种功能。

然而，那些功能在所有民间故事中都以同样的秩序发挥着作用。

最引人兴趣的是民间故事的二重性(duplicity)：它的基本形式千篇一律，却能产生无数千奇百怪、五彩缤纷的故事。

对于普洛普来说，一个民间故事最终之所以打动人心，靠的不是老套的框架，而是不断变化的角色和背景。

后来的批评家试图归纳出意义的基本结构，以便识别各种文本之间的符号联系。

例如，格雷马斯在《结构语义学》（1966）中提出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

只有当结构中的差异可以感知的时候，世界才能塑造出来。

因而，一个故事的基本结构取决于诸如“主体对客体”或“发送者对接收者”之类的对立面。

罗曼·雅各布森的著作常被认为是沟通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桥梁，所以这里要提一提他的观点。

雅各布森接受了索绪尔的理论，认为语言要以选择和组合过程为基础：“给定的言语（信息）是各个组件（句子、词语、语音等等）的一种组合，而这些组件是从所有备选组件（符码）中挑选出来的”(Jakobson and Halle 1956：75)。

雅各布森最具创造性的贡献之一，在于把选择和组合看作隐喻和转喻的基本原则。

隐喻和转喻不应仅仅理解为修辞意义上的修饰，而应看成是一切文化产品最基本的符号组织方式。

转喻以毗邻性为基础：与某一事物邻近的事物的属性，可以替代该事物本身（如“皇冠”转喻君主制）。

毗邻性同样支撑着组合过程，正是藉着毗邻性，词语才一个接一个依序排列在句子当中。

因此，组合与转喻模式相关。

隐喻以相似性为基础：事物是依照与之类似的事物来描述的（如“生活是一片海滩”）。

相似性同样也是选择之聚合过程的基础，正是藉着相似性，词语才从一堆类似的词语中挑选出来。

因此，选择与隐喻模式相关。

这一结论是从对失语症（aphasia）这种语言错乱现象的研究中得出的。

雅各布森把失语症区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毗邻性的紊乱，在这种情况下，词语的组合陷入困境，而易于形成隐喻；另一种是相似性的紊乱，在这种情况下，词语的选择陷入困境，易于形成转喻。

在文学领域中，毗邻性的紊乱同隐喻和诗歌相连；相似性的紊乱同转喻和散文相连。

不管是隐喻还是转喻，都是一种等值（equivalence）形式。

在日常语言中，等值原则本质上适用于选择轴：我们从一系列对等的符号中选择出某些词语。

在诗的语言中，等值原则还适用于组合轴：符号基于类型和语音的相似聚合到一起，如“诗行在格律上的相似，或者押韵词在语音上的对等”（Jakobson and Halle 1956：95）。

对于索绪尔来说，语言的所有形式都建立在能指和所指二者之间的关系上。

对于雅各布森来说，也是如此。

然而，我们必须对散文和诗歌进行区分。

在散文中，能指屈从于所指的利益，也就是说，它更多地关注它所要传达的言语和信息的内容，而不是言语形式和传达信息的方式。

相反，诗歌把能指置于突出的位置，十分强调词语的外形和声音，并把它们作为唤起意义的手段，而不是让它们屈服于所代表的概念之下。

信息表达的形式因素促成了信息本身：“诗性功能是对语言的一种特殊运用，在这种运用中，能指集中地传达了信息。

”（Easthope 1983：15）诗性功能不仅仅存在于诗歌中，它在日常语言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

如政治性的口号“I like Ike”便使用了基本的诗性形式6，正是诗性形式使得这一口号比“Ike is great”和“I respect Ike”更具有感召力。

结构主义对上述观点作了某些发展。

它试图寻找符号的普遍模式，同时也承认任何给定的文化所使用的特定符号都要受到语境的限制。

它还认为，所有的文化都会将其符号和谐有序地编织成基本相似的结构。

结构主义所持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二元对立：成对的对立符号（如明与暗、好与坏、积极与消极等等）表明事物可以依照它们所不是的东西来界定。

二元对立中占居首位的一项通常被看成是正面的概念，享有特权；而第二项则被看成负面概念，受到排斥。

结构主义在建立基本假设的时候，优先采纳了语言学模式，从而使所有的文化体系都可以像语言一样得到分析了。

这样，用来研究语言(verbal language)的那些策略，都被许
6“I like Ike”是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竞选口号，“Ike”是艾森豪威尔的昵称。

——译注
多批评家运用到了非语言符号系统（non-verbal sign systems）的研究之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罗兰·巴特，在他那些受到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影响的作品中，结构语言学的方法用在了时装、建筑、烹饪之类系统的解码上。

7
结构主义通过事物间的关系而不是单个事物来观照现实。

例如，在文学批评领域，结构主义会研究某一文本的结构特征，以便把该文本同一大串具有类似特征的文本联系起来，并最终同整个文化联系起来：因为“文学不只是一堆独立自主的作品，它有可能在一系列单独的偶遇中‘影响’另一部作品；它是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和谐的空间，在这一整体和空间中，作品之间相互接触，互相渗透。

反过来，在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它也是与其他部分相连的一个部分，它自身的价值在整体之中才有可能发挥作用”(Genette 1988：73)。

在所有的领域中，结构主义都试图建构体系，以便将那些特殊的事物纳入进来：一个文学的体系包含了那些具有共同特征的单个作品，一个基于普遍原则的人类学体系则使各种各样的法律、仪式和禁忌成为可能。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1908—)最早把结构主义方法运用于人类学，他将这一学科界定为一种宽广的文化关系理论，而根据引导思维过程的普遍规律，尤其是人类以象征方式表达经验的倾向，文化关系是可以分析的。

在文化赖以自我界定的诸多象征系统中，神话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人类以故事为媒介，孜孜寻求对世界的理解，体现了一种诗性智慧，而神话则是诗性智慧的一种基本形式。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要想把握神话的复杂性，就有必要对其结构进行神话学的分析。

神话故事可以按照历时性的方式阅读，即按照它所实际表现的某些事件和事态的次序进行阅读。

但是，还应该对它们进行共时性的阅读，即根据叙述中相关的某一特定时刻、某一特定事项进行阅读。

而要完成共时性阅读，就要将故事分解成一个个最小的单元（即神话素），然后根据各种联系和对立进行重组。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是亲属关系系统决定了文化的不同，它构成了一种语言，使得群体成员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

在口头语言中，信息取决于词语的流通，但在亲属关系这一语言中，信息要依赖于妇女的流通。

因为所有的社会都会有一些规则和禁忌，涉及到一个人可以同谁结成婚姻或者发生性关系。

在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理论中，妇女基本上是一个符号。

食物系统同样也构成了一种语言，尽管购物单因为文化的不同而差异悬殊，但在所有的社会中，食物的采集、加工和消费都会形成一套符码。

这是因为所有的文化都要依赖于习俗的决定：什么是可以吃的？什么不可以吃？什么时候吃？由谁来做？和谁一起吃？或者还可以跟什么合在一起？列维-斯特劳斯使用“自然”和“文化”的二元对立，构建了一个烹饪的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从结构上和符号学上对两种转换进行了区分：食物的自然转换方式（“原料”→“腐烂”）和食物的文化转换方式（“原料”→“烹饪”）：
烹饪腐烂
毋庸置疑，结构主义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它打破了传统的语言观念；它表明意义不是给定的，而是一种文化建构；它促使人们思考：他们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意义究竟来自何方，而符号在社会中又是如何形成的？然而，一种对于普遍性的幻想，试图把迥然不同的知识和意义统一在语言的旗帜之下的决心，以及认为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偶然性的文化准则
7本书第一部分第六章“本文性”对巴特的著作作了详细的考察。

和习俗底下可以发现永恒原则的观念，使得结构主义的解释能力大大受损。

作家和思想家们越来越对此感到不满，他们倾向于相信：生活决不会如此齐整。

热奈特（1903—）在《结构主义与文学批评》（1964）一文中指出：结构主义的问题在于它过分信赖结构的普遍解释力。

这一信念没有充分考虑到意义在语言中的不断转移——意义在时间和空间中会发生变化。

热奈特坚持认为，结构主义模式并非对所有的文本都普遍适用。

他所提出的替代方案是一种批判性的景观：采纳不同的方法以适应不同文本类型的特殊要求，百折不挠地考察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

热奈特认为，符号研究主要包括两种批评的途径（approaches）：一种可能的途径，是将现在与过去分离，从而对当前文本和过往文本分别采用不同的阅读样式(modalities)。

当下的文学（Living literature）是正处于解释之中的对象，借助于文本此时此地身临其境的直接参与，它的符号才能得到解读（诠释学的模式）；而久远的文学（Remote literature）则需要对其形式、叙事系统和符号结构作系统的分析（结构主义的模式）。

第二种途径提倡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进行对话，其基本预设是：现在不仅仅包括现今形成的符号和文本，而且包括那些被认为与现在相关的过去的符号和文本。

语言和解释不得不牵涉到我们如何消费过去的符号，其重要性不亚于现今建构的符号。

热奈特暗示，只要结构主义试图停泊在那不可停泊之地，试图阻止符号的持续滑移，它就必将归于失败。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所使用的词语或句子对那些本可取代它们的词语和句子有比较、对照的诉求时，这种滑移就不可避免。

我们所实际使用的这些词语和句子取代了无数的候选者，而它们自身作为符号的价值也被同时取代了。

19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对结构主义的批判进一步发展，一系列的理论观点都汇聚到了后结构主义的名目之下。

结构主义认为意义缘于语言的建构，后结构主义欣然接受这一观点，但又认为语言自身不是一种可靠的模式。

语言所提供的不是普遍的结构或在场（presences），而只是踪迹——一个实在无法固定的、不在场的他者的印记，难以辨认却又令人气馁。

所有的结构都短暂易逝，所有的意义都尚待确定，因为能指和所指有项本领，那就是以闻所未闻、通常也无法预见的方式进行拆分和重组。

后结构主义认为，由二元对立支撑起来的普遍体系的观念乃是一种暴力行为，它一心想要阻止那永无穷尽的符号游戏。

与此同时，后结构主义还着重强调了剩余物（remainders）：如沉默，空白，无法言传的观念和感情，我们意在其中又无法言说的事物，还有我们言在其中而意在其外的事物，等等。

它们看似被语言所忽视，却在所有人的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语言没有能力提供一个稳定的秩序，它只是一个尚待完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多重意义，一个意义也可以被众多的符号唤起。

人们称之为解构主义的这一后结构主义理论领域，主要与雅克·德里达（1930—）的
著作有关。

结构主义梦想寻找潜藏的符号系统，对文化进行科学的说明，但解构主义对此提出了质疑。

8对文化的科学说明要基于这样一个假设：符号系统之外存在着稳定的参照点——一个中心，一个先验的所指，它保障了符号系统的可理解性。

对德里达来说，这些参照点不过是一种虚构，就算真的存在，也是不可靠的。

连结构主义自己也承认，符号系统在不断地变异，那么，怎么能相信某些稳定之物会接受这样一个符号系统的可理解性呢？德里达认为我们不可能对文化进行系统的分析，同时质疑这样的观点：某些文本（科学的、哲学的或历史的）比故事和小说更值得尊敬。

他宣称，一切文本无一例外都应受到质疑，因为它们都难免会主观、片面、零碎地描述现实。

不管它们如何自命为客观，都没有一个文本是如实地描绘了世界本身。

而且，所有的文本都为内在的矛盾所困扰：一部原打算证实某一真理的作品，往往包含着与主要观点相抵触的因素。

解构一个文本，就是要对文本中内在的不和谐因
8关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本书第一部分第三章“修辞”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本书第二部分第一章“意识形态”、第二章“主体性”和第三部分第六章“仿像”还考察了被归入后结构主义的其他思想家。

素加以辨认和强调。

人们在使用“解构”这个动词的时候，常常把它通俗地理解成“拆开”的意思，但这种用法并不正确。

德里达不是在鼓励我们把文本拆开，而是要求我们对文本用来播撒自己的方式（比如中断、歧义、悖谬、沉默、空白）进行鉴别。

解构并非某个人要对文本做什么，而是文本自己对自己做了什么。

总而言之，可以把结构主义描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这一体系企图依照语言的模式，科学地绘制出一张文化现象的清晰的图谱。

它承认符号获得意义的过程是任意武断的，但也相信基本的语言规则具有普遍性和普适性。

在后结构主义语境中，现实不仅是一种语言的建构，同时也是一个不稳定的概念。

语言以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不停地塑造和重塑着这个世界，这些方式表明，历史、哲学、文学和人类自身的主体性所赖以建立的符号是无限开放的自由竞赛。

（《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