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秦汉史研究综述

2011年秦汉史研究综述
凌文超
2011年秦汉史研究成果丰硕，成功举办“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史论坛：出土简帛与地方社会”、“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出版论著、整理资料40余部，发表论文500余篇，以出土文献与传世史籍的结合为主流，各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其中政治文化、祭礼、社会变迁、学术史等方面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

现将重要学术成果和动态分类综述如下。

一、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研究历来是史学研究中的重点。

本年度秦汉政治史研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传统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成果渐多，祭礼研究勃兴，皆是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政治文化研究：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系统探讨了“以礼为治”与“以德化民”政治思想互动下的汉代政治变迁史，深入细致地论述和分析了在儒家士大夫的推动下，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如何诉诸“大一统”帝国的创制立法，如何影响汉帝国的实际历史进程，从而成就“汉道”，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确立了基本模式。

书中新增对东汉政治和政治文化问题的系统研究，值得关注。

楼劲《西汉时期“革命论”之退化与政治思想之转折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7集，商务印书馆）讨论了西汉一代革命论展开和退化的基本背景、阶段和内容，及其与当时政局和政治思想转折变化的密切关系，揭示了景帝以来“革命”等同于“易代改姓”，昭、宣以来“禅让”入主“革命”内涵，王莽以来“改制”必与“革命”伴生的全过程。

陈侃理《京房的（易）阴阳灾异论》（《历史研究》第6期）认为京房灾异论是以“儒学为体，数术为用”，属于灾异论的儒学传统，具有与董仲舒和刘向、刘歆相一致的儒家立场和追求。

同作者《罪己与问责——灾异咎责与汉唐间的政治变革》（《中国中古史研究》第2卷，中华书局）对汉唐间灾异责任的追究方式在君主罪己与问责大臣之间发生的变化进行了探讨。

礼制研究：
近年来，礼制研究异军突起。

本年度秦汉礼制研究成果丰富，特别是祭礼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杨华《秦汉帝国的神权统一——出土简帛与（封禅书）、（郊祀志）的对比考察》（《历史研究》第5期）系统考察了秦汉帝国将分散的宗教信仰整合成统一神权的渐进过程。

秦汉帝国整合“五岳四渎”系统，并统一祭典，禁绝淫祀，加强对巫觋和巫术的管理，通过巡游和封禅，寻求东方神祗的认同，经过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和汉成帝等数代皇帝的努力，全国神权的整合历程逐渐完成。

田天《秦代山川祭祀格局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期）、《西汉山川祭祀格局考——五岳四渎的成立》（《文史》第2辑）、《东汉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系统梳理了秦汉王朝山川祭祀格局的演变过程。

她认为，秦始皇彻底重构了先秦以来的山川祭祀，首创了统一王朝山川祭祀的大格局，但其体系仍有东西之分。

西汉在承秦的基础上进行了微调，确立了岳渎之祭，逐渐弥合了东西差异。

随着西汉末年郊祀制创立，至东汉时期，五岳四渎外的绝大部分名山大川退出国家
祀典，成为地方性祭祀，这实质上是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不断强化的结果。

而张鹤泉《汉碑中所见东汉时期的山岳祭祀》（《河北学刊》第1期）认为，东汉山岳祭祀仍是国家祭礼的一部分，国家实际上仍控制着对五岳名山以及郡国内名山的祭祀。

他的《东汉五郊迎气祭祀考》（《人文杂志》第3期）还提出，东汉五郊迎气祭祀是国家顺应时气的治国措施在礼仪制度上的保证，《东汉明堂祭祀考略》（《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探讨了东汉明堂祭祀在国家祭礼中的位置、神祗规定、祭祀礼仪及其所起的教化作用。

刁小龙《郑玄礼学体系管窥——以藏冰用冰和五祀说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对郑玄礼学体系一本《周礼》的学说进行了论证。

孔宾《从礼制到节庆——先秦两汉时期社祭的变迁》（《山东社会科学》第7期）探讨了社祭从国家礼制到民间节庆的演变过程。

官制研究：
宋杰《秦汉国家统治机构中的“司空”》（《历史研究》第4期）指出，秦、西汉王朝的中都官、郡国、县乡皆设置有“司空”。

西汉末至东汉前期，陆续撤销京师郡县的各种司空部门，仅在三公中保留司空，残存的罪犯劳役组织改称“作部”。

阎步克《乐府诗（陌上桑）中的“使君”与“五马”——兼论两汉南北朝车驾等级制的若干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中的“使君”是一位低级使者，汉代存在大量低级使者，他们的车队构成多种多样，“五马”未必指“一车之马”，而应理解为“一队之马”。

熊伟《秦汉监察制度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对秦汉中央、地方监察体系，以及军事监察与监察官员进行了考察。

刘晓满《秦汉令史考》（《南都学坛》第4期）对秦汉时期令史设置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研究。

法制研究：
韩树峰《汉魏法律与社会：以简牍、文书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秦汉时期的完刑、耐刑、徒刑及其结构，赎刑、分异令、异子科等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并从法律、社会的变迁审视了法律儒家化学说。

吴正茂《再论法律儒家化：对瞿同祖“法律儒家化”之不同理解》（《中外法学》第3期）对瞿氏将“礼”排除在法律概念之外，以及忽略对体现君臣关系法律的考察提出了不同意见。

张忠炜《秦汉律令关系试探》（《文史哲》第6期）从“律令转化”、“律主令辅”、“律令分途”三个方面探讨了律令法系形成初期的律令关系问题。

赵凯对汉文帝“养老令”提出了新看法（《（汉书?文帝纪）“养老令”新考》，《南都学坛》第6期）。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5辑发表了多篇秦汉法制史研究文章，如徐世虹《秦汉法律研究百年（一）——以辑佚考证为特征的清末民国时期的汉律研究》、邬文玲《<甘露二年御史书>校读》等。

政治史研究成果还有：
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均由中华书局出版）是相关论文的结集，两书主要关注秦汉时期社会特质和统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官僚人才的来源与训练、官僚体制运作的特色、官僚士人的价值观，颇值得参考。

卜宪群《从曹操入仕看汉末孝廉察举之变化》（《安徽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汉末日益完善的孝廉察举制度与孝廉察举实际施行状况发生了严重的背离，反映了汉魏之际国家权力与社会秩序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动。

臧知非《由“霸”而“王”：（吕氏春秋）的学术史分析与历史实践》（《国学学刊》第1期）指出，商鞅变法以后的文化政策并非“法家独尊”，而是富国强兵前提下的
兼收并蓄，并用法律的手段把部分士人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从而在历史实践面前使诸子传人放弃了对秦的文化偏见，同时也消除了彼此之间的隔阂，构成了《吕氏春秋》的基础。

秦始皇第一次把《吕氏春秋》的“圣王”说和“五德终始说”与现实政治运作相结合，深深地影响了秦朝的历史命运，并为历代帝王所继承。

宋超《刘邦“隐于芒砀山泽”再讨论》（《秦汉史论丛》第12辑，河南大学出版社）就芒砀与丰沛对于刘邦集团最初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进行了再讨论。

邹水杰《三老与汉代基层政治格局之演变》（《史学月刊》第6期）论述了汉初县乡设三老，建立了行政与教化的二元格局，到东汉二元格局解体，三老职权虚化的过程。

黎虎对汉代的交聘展开了系列研究，如《“质侍”——汉代交聘方式之一》（《文史》第3期）、《汉代朝礼交聘功能的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和亲女的常驻使节作用》（《江汉论坛》第1期）、《解忧公主与王昭君比较研究》（《西域研究》第1期）。

另外，天下论的观点也引起了不少学者重视，如甘怀真《从天下国家的观点论中国中古的朝代》（《中国中古史研究》第2卷）、牟发松《天下论——以天下的社会涵义为中心》（《江汉论坛》第6期）、陈赟《从五帝、三王到“天下型国家”：“天下政治”的历史成立》（《社会科学》第12期）等。

此外，张小锋《李夫人“配食”武帝与昭帝初立时政局》（《中国史研究》第1期）、张淑一《两汉封君封号考论》（《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孙闻博《简牍所见秦汉法律诉讼中的乡》（《中华文化论坛》第1期）和《简牍所见秦汉乡政新探》（《简帛》第6辑）、徐卫民与刘江伟《西汉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长安大学学报》第2期）、张德芳《郑吉“数出西域”考论》（《西域研究》第2期）、沈刚《东汉分封诸侯王问题探讨》（《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陈金生《两汉西域质子与敦煌的密切关系：兼谈质子与中西文化交流》（《敦煌学辑刊》第1期）、周永卫《蜀商?汉使?胡人——试论两汉中外文化交流的三个时期》（《历史教学问题》第2期）、刘蓉《汉末名士集团的地域冲突及政治影响——兼论袁绍势力的兴亡》（《历史教学问题》第5期）、杜晓宇《光武奖拔卓茂与东汉初年之“不尚争”》（《南都学坛》第5期）、马智全《汉简所见西汉与车师的交往》（《鲁东大学学报》第3期）、王云云与王绍东《从黄老之术到儒术独尊转变过程中的典型人物——汲黯》（《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等，均值得一读。

二、经济史研究
秦汉经济史研究继续深入，赋役制度的研究成果仍旧最为突出。

赋役制度研究：
杨振红《从出土“算”、“事”简看两汉三国吴时期的赋役结构——“算赋”非单一税目辨》（《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认为，两汉孙吴时期，以“算”为单位向15岁至免老年龄的成年男女征发赋税和徭役。

“算”不仅意味着有交纳赋税而且有服役的义务。

“算赋”意为“以算课征赋税”，非单一税目，不仅包括每年120钱的人头税，还包括吏俸、转输、缮兵等各种杂税。

侯旭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给吏与吏子弟——从汉代的“给事”说起》（《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走马楼吴简所见的“给吏”是秦汉“给事”的延续与发展。

给事、给吏体现了长期存在的官吏编制有限与事务膨胀间的矛盾。

张金光《说秦汉徭役制度中的“更”：汉牍（南郡卒编更簿）小记》（《鲁东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南郡卒编更簿”可能是一种预算性编制。

臧知非《说“自占年”》（《史林》第1期）认为“自占年”是“自我核对年龄”。

徐畅《再辨秦汉年龄分层中的“使”与“未使”——兼论松柏出土53号木牍“使大男”之含义》（《简帛研究二OO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认为，“使”与“未使”的赋税含义是后来附加的，而“使大男”是指可以真正去赋役的男子。

凌文超《汉晋赋役制度识小》（《简帛》第6辑）认为，“小
未傅”独立成词，反映了秦汉赋役征派由徭役制度和爵制共同规定的史实，“小爵”即小未傅者之爵位。

“使大男”，并非户籍身份，“使”应作动词解，可能是此时期郡县人口集簿中的文书用词，并对松柏汉简53号木牍中男女比例失衡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东牌楼户籍简中“算卒”的涵义应是征收算赋和更赋的意思。

农业研究：
河南内黄三杨庄农田遗迹的发掘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本年度开始出现相关研究成果。

孙家洲《从内黄三杨庄聚落遗址看汉代农村居民形式的多样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三杨庄遗址发现的汉代房屋与传世文献所定型的汉代农村“里居”印象有相当的不同，将极大地拓展汉代乡里社会的研究空间。

刘兴林《河南内黄三杨庄农田遗迹与两汉铁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出土的田垄是汉代的代田形式，大铁犁正是耕作代田的工具，即所谓的“大器”。

此外，李根蟠《水车起源和发展丛谈（上辑）》（《中国农史》第1期）认为，东汉毕岚创制翻车的说法未必正确。

翻车起源于何时何地，尚需继续探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翻车是在宫廷、城市和乡村、民间双线发展的。

朱宏斌《汉唐间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在江南地区的本土化发展》（《中国农史》第4期）认为，江南农业技术在接受北方旱作农业技术影响的同时，还存在一个不断本土化的过程。

商业研究：
温乐平《汉代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探讨》（《江西社会科学》第5期）对汉代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费结构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柿沼阳平《战国秦汉时期的物价和货币经济的基本结构》（《古代文明》第2期）认为，战国秦汉钱的价值不由钱文决定，而在于其实际重量，是官府顺从民间意志，即将钱当作是称量货币的结果。

丁邦友《试探王莽时期的河西物价》（《社会科学战线》第11期）认为，王莽时期河西地区的物价基本是稳定的。

经济史研究成果还有：
张金光《生存权第一：一个根本的道德律令——战国、秦官社经济体制下的农民道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研究之一》、《“仁政”：生存政府保障论——战国、秦官社经济体制下的农民道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研究之二》（《西安财经学院学报》第4、6期），臧知非《汉文帝十三年免除田税新证——兼论汉文帝经济政策》（《中国农史》第2期），杨岗、王亚庆《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农业开发与经营》（《成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余全有《汉代汝南郡农业发展原因探析》（《天中学刊》第4期），朱义明《西汉有限经济总量下的财富流动问题》（《山西师大学报》第3期）等。

三、社会史研究
秦汉社会史研究持续发展。

一些研究成果注重从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相关社会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形态的变迁展开讨论。

这类研究方兴未艾，值得期待与追踪。

社会变迁研究：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中讨论的问题，不少导
源于秦汉帝国，其重建中国的历史叙述的努力值得重视。

何怀宏《世袭社会——西周至春秋社会形态研究》、《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提出了“世袭社会”和“选举社会”的新说。

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探讨了汉唐间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演变发展大势，指出汉唐统一帝国的瓦解与重建，与地方社会势力长期发育成长和演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张齐明《亦术亦俗：汉魏六朝风水信仰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系统梳理了汉魏六朝时期风水术的发展脉络，深入探讨了风水理论构建的历史过程。

侯旭东《秦汉六朝的生日记忆与生日称庆》（《中华文史论丛》第4期）探讨了秦汉六朝以来生日记忆与生日称庆习俗产生的背景与过程，指出秦汉时期未见生日称庆，生日记忆也不发达，且与国家制度无关。

但算命术的流行表明，生日记忆是根植于本土的传统，其目的主要在于了解子女或自己的命运。

其《从朝宿之舍到商铺——汉代郡国邸与六朝邸店考论》（《清华大学学报》第5期）讨论了西汉时期郡邸的使用情况。

李若晖《郡县制时代——由权力建构与社会控制论秦至清的社会性质》（《文史哲》第1期）认为，探索秦至清两千年间中国社会结构的锁钥是周秦之变，亦即礼法之变。

秦汉社会诸问题研究：
大量论著从多角度多层面探讨秦汉社会诸问题。

王子今《秦汉闻人肖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生动的形象再现了秦汉历史上风云人物的活动。

吕宗力《汉代的谣言》（浙江大学出版社）对广义上的汉代谣言进行了整体考察和研究，堪称汉代谣言研究的奠基之作。

刘尊志《徐州汉墓与汉代社会研究》（科学出版社）对徐州地区的汉代墓葬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古学研究，在此基础上，详细探讨了徐州地区汉代的政治、经济、思想、区域文化及物质生活面貌等诸多内容。

徐卫民《秦汉都城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科学出版社）对秦汉都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的影响等进行了分析。

张造群《礼治之道：汉代名教研究》（人民出版社）对汉代名教的发生、发展、定型、危机及转向等过程进行了研究。

地域社会方面：
王子今《沛谯英雄的两次崛起与汉王朝的兴亡》（《安徽史学》第2期）论述了汉高祖、魏武帝及其功臣集团两次从沛谯地区崛起的过程。

王子今、吕宗力《秦汉时期中原的“群都”》（《史学月刊》第9期）指出，秦汉时期中原“群都”的历史存在，体现出这一地区作为文化重心的地位。

王子今《居延简文“临淮海贼”考》（《考古》第1期）对在西北边塞发现的，记载东方沿海地区军事行政事务公文的汉简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侯宗辉《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流动人口及社会管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对汉代西北边塞流动人口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和政府的管理举措进行了论述。

仇鹿鸣《乡里秩序中的地方大族——汉魏时代的河内司马氏》（《中国史研究》第4期）将河内司马氏家族视为东汉中后期兴起的新兴文化家族，并提出，汉魏之际，司马氏借助乡里社会人际网络所提供的政治、社会资源得以迅速崛起。

饮食方面：
王子今《战国秦汉“酒人”略说》（《宜宾学院学报》第3期）对战国秦汉时期的“酒人”和酒在日常饮食生活、社会交往形式中的地位，以及酒的生产工艺的专业化程度进行了论说。

他另有《汉代的“商胡“…贾胡”…酒家胡”》（《晋阳学刊》第1期），扩展了对汉代民族关系和经济生活的认识。

彭卫《汉代人的肉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7集）重现了
汉代人的肉食谱系，对汉代肉类食物的禁忌、肉类食物获取的空间差别、与肉类食物相关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以及食物结构中的肉食量进行了考察。

他的《汉代酒杂识》（《宜宾学院学报》第3期）对汉代的葡萄酒、搁马酒、苦酒、旨酒、恬酒、醴、酴进行了考察。

其《汉酒事小考二则》（《宜宾学院学报》第9期）指出，汉代饮酒者的酒量与今人相仿，并对“大醣”和汉律禁“无故群饮”进行了研究。

崔建华《汉代反季节栽培与“不时不食”观念》（《人文杂志》第6期）认为，汉代已经掌握反季节栽培技术，但汉人习惯援引“不时不食”观念对此进行批判，其中颇具理性认识。

相关研究成果还有：王子今、郭诗梦《秦“郑国渠”命名的意义》（《西安财经学院学报》第3期），王子今、吕宗力《汉代“童子郎”身份与“少为郎”现象》（《南都学坛》第4期），王子今《“汉三颂”交通工程技术史料丛说》（《南都学坛》第1期），刘丽琴《汉代河西林木探究》（《甘肃社会科学》第1期）等。

四、思想文化史研究
本年度秦汉思想文化史研究颇为活跃，尤其体现在学术史、宗教信仰研究等方面。

学术史研究：
汤一介《中国儒学史（两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系统论述了汉代儒学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并以此为背景，阐释了汉代经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所表现的经学思想。

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三联书店）极其精炼地对《汉书·艺文志》进行了讲解。

徐建委《（说苑）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累积与学术史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对战国秦汉之间文献的撰述、流传、累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战国秦汉典籍之间存在通用或共用素材的情况，在《春秋》学、《诗》学、说理或故事类材料的流传上并没有清晰的线索。

刘韶军《扬雄与（太玄）研究》（人民出版社）通过考察扬雄的人生遭际，探讨了《太玄》的撰作原因及其思想内容和特点。

解丽霞《扬雄与汉代经学》（广东人民出版社）认为，扬雄的经学独立于官方经学传承谱系，表现为既批判今文经学又吸取其知识资源，既偏重古文经学又与其为学目的不同的特点。

耿相新《中国简帛书籍史》（三联书店）探讨了简帛书籍的精神生产、物质生产、传播以及阅读的过程。

史应勇《（尚书）郑王比义发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郑玄、王肃不同经义的取舍，做了专门的、系统的细化解读研究。

程南洲《东汉时代之春秋左氏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东汉郑众、马融、许慎、郑玄等人的春秋左氏学进行了全面研究。

相关论文则有：王子今《长安：西汉经学的“天府”》（《长安大学学报》第1期）、宋艳萍《试论东汉前期的公羊学》（《理论学刊》第5期）、任蜜林与柳兰芳《（礼纬）、（乐纬）合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5期）、孙闻博《（急就篇）用字新证》（《简帛研究二OO九》）等。

宗教信仰研究：
葛兆光《“周孔何以不言”——中古佛教、道教对儒家知识世界的扩充与挑战》（《史学月刊》第1期）讨论了中古佛教和道教对两汉初步定型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扩充与挑战。

姜生《汉画孔子见老子与汉代道教仪式》（《文史哲》第2期）认为，汉画孔子见老子图乃是汉代道教墓葬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汉代道教关于死者在冥界转变成仙的仪式逻辑。

杨爱国《东汉时期道教参与丧葬活动的考古学证据》（《文史哲》第4期）认为，东汉时
期的早期道教对死亡采取了自然主义的态度，以解除文、道符、升仙图像等方式积极参与了当时的丧葬活动，扩大了道教在社会上的影响。

相关论文还有：李秋香《秦汉的社神信仰及其地域文化认同功能探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第2期）、《跨地域信仰圈的形成及其地域文化认同分析——以汉代人神信仰为例》（《西南大学学报》第5期）、《儒家伦理影响下的汉代民间信仰新变化》（《中南大学学报》第3期），赵容俊《汉魏晋时期的巫术特征考察》（《史林》第4 期）等。

思想观念等研究：
王中江《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系统论述了新出土简帛文献给古代思想世界带来的新知，并认为新出土简帛文献有助于重建周秦哲学史、思想史。

孔庆典《10世纪前中国纪历文化源流：以简帛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考察了纪历文化的内容及其源流，并探讨了从各纪历规则中衍发出的选择习俗等。

潘晟《汉唐地理数术知识的演变与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指出，汉代对地理知识和地理书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脱离数术的范畴。

刘玉堂、贾海燕《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与楚人“四方”观念》（《中国文化研究》第3期）认为，《五十二病方》中多次出现的“四方”词反映出楚人对生存哲学的特别关注，延续了商汤以来流被中原和楚地的巫鬼信仰和淫祀习俗，以及盛行楚地的东皇太一崇拜等。

买买提祖农?阿布都克力木、蔡万进《尹湾六号汉墓墓主师饶思想探析》（《郑州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师饶接受了西汉时期的儒家思想体系，其中掺杂了不少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灾异思想。

相关研究还有：王健《秦汉时期南越国的精神文化》（《国学学刊》第3期），吴从祥《谶纬与汉代迁都思潮之关系》（《长安大学学报》第2期）、《谶纬的神系及其神灵信仰的特征》（《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第2期），李蜜《睡虎地（日书）（病）、（有疾）篇新研——自中国医学思想史角度的再考察》（《北大史学》第16辑）等。

史学史研究：
孙振田《对（汉书·艺文志）“不立史部”问题的一个新认识》（《国学研究》第2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苏安国《睡虎地秦简（编年记）对于（史记）文本考证的意义》（《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10辑，北京大学出版社），选题均有创意。

朱志先《（汉书评林）探微》（《史学史研究》第3期）论述了凌稚隆研究《汉书》的成就以及《汉书评林》的学术价值。

季忠平《是“光武”还是“世祖”？——点校本（后汉书）唐讳锥指》（《史林》第5期）进一步探讨了《后汉书》中存在的唐人为避太宗李世民讳而改范书原文“世祖”为“光武”的现象。

此外，王绍东《西汉盐铁会议上的“过秦”与“道秦”》（《史学史研究》第2期），王绍东、刘鹏《论司马迁对秦史研究的贡献与突破》（《内蒙古大学学报》第5期），郑先兴《论扬雄的史学思想》（《南都学坛》第1期），陈莹《从接受视域探析唐前（史记）的儒化现象》（《史学月刊》第5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艺术史研究：
方建军《音乐考古与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对出土的秦汉乐器等进行了研究。

翟麦玲《汉代“新声”初探》（《学术月刊》第3期）指出，“新声”起初与“正声”、“古乐”相对。

周秦时代则被儒家视为淫乐，为亡国之声。

汉代，“新声”不再是“亡国之声”，使用了“变声”或吸收异域音乐元素重新改编的乐曲皆可称“新声”，其受楚声影响最大，在民歌、官乐中广泛流行。

相关研究还有：孙尚勇《论汉代鼓吹的类别及流变》（《中国文化研究》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