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解读的六个层面

文本解读的六个层面——以《沁园春雪》为例文本解读总是走不出“循环解释”的悖论：整体的理解总是从局部开始，并综合局部的信息才能提升；可是局部的理解又必须在整体的观照下才能展开。

文本的意义就是在局部辐射与整体辏聚中生成的。

然而在教学实际中，我们在文本解读时往往固守于其中一端，而忽视了另外一端，以致产生了种种偏离文本基本意义的理解。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极端：一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拘泥于文本的局部意义，却看不到文本的整体意义，坐井观天，结果总是难以令人信服；另一种是凌空蹈虚，架空分析，偏执于文本的整体意义，却沉不到文本的局部中去，囫囵吞枣，使语文异化为“泛语文”、“非语文”。

这两种缺乏动态呼应的静态解读，都是不可取的。

文本解读应该走局部与整体“循环解释”之路。

在局部——整体关系中，没有谁是终极的局部，也没有谁是终极的整体，只有彼此的隐喻、象征、暗示、召唤等相对关系。

下面以毛泽东《沁园春雪》为例，聚焦于“风流人物”的意义，谈谈文本解读的层面问题。

一、从文本的角度看解读对于一个文本而言，如果字、词、句、段等构成单位是局部，那么文本就是整体；如果考虑到文本是在作者的情意和时代文化（包括其他文本）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那么独立的文本就是局部，而文本所属的作者情意和时代文化就是整体；如果再考虑到作者的情意也是时代文化的一种具体显现，而整个时代文化又是有历史传统的，那么相对传统而言，时代文化就是局部，而整个传统就是整体。

1.第一个层面：文字语境。

文字是表达意义的符号，也是贮存意义的基层单位。

就意义而言，文字层面即可构成小语境。

首先，从原始意义（本义）到延伸意义（比喻义与引申义），文字就形成了庞大的意义家族。

其次，文字还拥有众多的远亲近戚，既有同义、近义等关系，又有感情色彩、语体色彩等差别。

这样，文字层面就形成了一个丰富的意义世界。

但是，丰富的字义（词义）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可以促进对文本的解读，有时却可以阻碍对文本的准确解读。

“风流”一词是解读《沁园春雪》的难点与关键。

脱离具体的语境，单从“风流”的词义看，“风流”主要有“风采特异，业绩突出”，“才华出众，自成一派，不拘泥于礼教”，“放荡不羁”，“具有色情特点或色情上得到满足”，“风度、仪表”，“遗风，流风余韵”，“风韵，多指好仪态”，“风行，流传”等义项。

语文教材将“风流人物”注为“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即把“风流”释为“风采特异，业绩突出”，笔者以为不妥，因为这个意义仅仅着眼现在，而没有放眼未来。

笔者以为“风流”应该解释成“风行，流传”。

理由有二：一是这个解释古已有之。

汉代苏顺《和帝诔》云：“陶元二化，风流万国。

”南朝梁朝刘勰《文心雕龙·诏策》云：“自斯以后，体宪风流矣。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省事》云：“上书陈事，起自战国，逮于两汉，风流弥广。

”宋朝王应麟《困学纪闻·考史六》云：“经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风流已远。

”“风流”的这个意义经久不衰。

二是将“风流”解释为“风行，流传”不仅是指向现在，而且指向未来。

这第二个理由，留待后面在文本语境中解释。

2.第二个层面：文本语境。

文本是相对自足的意义系统，也是贮存意义的中层单位。

在文本解读中，需要顾及文本的语境，特别是关注文本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在融会贯通中发现隐含在文本中的意义。

韦勒克在《文学原理》中说：“把艺术品贬低为一种教条的陈述，或者更进一步，把艺术品分割肢解，断章取义，对理解其内在统一性是一种灾难。

”只有用联系的思维去解读，才能还原文本的真意。

从文本语境看，前一句“俱往矣”表示“都已经过去了”，时间上显然指向过去；而下一句“还看今朝”表示“还要看现在”，时间上指向当下。

那么，介于“往”与“今”之间的“数风流人物”，就不能理解为“称得上能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

因为从表面上看，认为“真正能够建功立业的人，还要看现在的英雄人物”似乎也说得通；但是从逻辑上看，这是经不起推敲的。

在文本语境中，能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要么是指过去的英雄人物，要么是指现在的英雄人物，而在“俱往矣”的限制下，“风流人物”指向过去的意义，即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成吉思汗等英雄人物的意义已经隐去，所剩的只指现在的英雄人物。

但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难道隐含着“数得上（现在的）英雄人物的还要看现在”吗？诗歌没有逻辑，这本是常理。

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有限的文字信息中探寻文本的真意。

以往的理解总是囿于“过去”与“现在”，没有延伸到“未来”，是静态的理解。

笔者以为要进行动态的理解：纵论历代英雄人物，是从“现在”看“古代”，故曰“俱往矣”；而“数风流人物”，是站在“未来”看“现在”，故曰“看今朝”。

这样，“风流人物”本质没有改变，但其属性已经发生了变化，“风流”不仅指“风采特异，业绩突出”，更指“风行，流传”，“风流人物”就是指“能风行流传的英雄人物”，即那些在岁月更迭的历史风烟中经得起考验的英雄人物。

这样，就打通了经脉，盘活了文本。

当然，关于这种理解，还要在文化语境中进一步证实。

3.第三个层面：文化语境。

文化是影响意义的背景，也是贮存意义的高层单位。

以宏观的文化背景透视语义，以相关的文化语境观照文本，是文本解读的基本策略。

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中“风流人物”的理解，可以进行超文本链接，在看来相似的地方发现相异的地方。

笔者在解读该词时，就拿李白的《赠孟浩然》中的“风流”作比较：“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诗歌抒发了对孟浩然的敬慕之情，自有一种风神飘逸之致、疏朗古朴之风，诗中的“风流”是指孟浩然潇洒清远的风度人品和超然不凡的文学才华。

反观《沁园春雪》，将“风流人物”释为“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显然不妥。

因为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历代帝王并非都“略输文采”、“稍逊风骚”，显然这里的“文采”、“风骚”并非仅仅指广义的文化。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与李白的《赠孟浩然》同属豪放派，但“风流”的意义发生了变化。

文本解读的超文本链接还可以在看来相异的地方发现相似的地方。

请看毛泽东早期的文摘《讲堂录》中的一则：王船山（谓）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

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

拿（破仑）翁，豪杰也，而非圣贤。

有办事之人。

有传教之人。

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

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

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

毛泽东青年时期的思想对其一生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或者说毛泽东一生都在为实现青年学生时代的理想而奋斗。

我们可以发现，《沁园春雪》中流露的思想与《讲堂录》中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认为历代帝王只会“办事”，只是“一代帝王”，“略输文采”、“稍逊风骚”是指他们在“传教”方面的逊色；而“风流人物”是指“办事而兼传教之人”，是“百代帝王”。

而“百代帝王”，正是流芳百世的英雄人物。

以上三个层面的意义必须统一。

如果文字义与文本义不统一，文本解读就可能离题千里；如果文本义与文化义不统一，文本解读就可能生吞活剥；如果文字义与文化义不统一，文本解读就难免隔靴搔痒。

二、从读者的角度看解读当读者去理解文本，文本只是一个局部，读者与文本的对话就结成了一个整体；读者又处于他的现实的和历史的处境中，文本相对来讲也只是读者所处时代处境的局部，而读者的时代处境就是整体；读者的时代处境相对于整个传统来讲又只是局部，而传统是整体。

1.第一个层面：个体阐释。

文本是指作者创作出来的作品实体，潜文本是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构建起来的作品虚体。

不同的读者个体对同一文本可能会构建出不同的虚体。

在笔者看来，“风流人物”其实是一个特指。

从文本互解的角度看，少年毛泽东所作的《咏蛙》、青年毛泽东所作的《沁园春长沙》与中年毛泽东所作的《沁园春雪》存在天然的互证关系。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仅是对“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审美呼应，而且是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艺术回答。

从民俗语义的角度看，上阕“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中的“蛇”、“天公”等都添加了“国君”的意义。

《左传》记载：“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

”自此“蛇”就带上了国君的意义。

《说文解字》曰：“天，至高无上。

”古人以天为万物主宰者，故称君王为天子，如天邑(帝王之都)、天位(天子之位)、天表(天子的仪表)、天颜(皇帝的面容)、天恩（皇帝的恩德）等。

可见词人是以“蛇”喻己，以“天公”喻彼，而欲与之一试高下者就是自己了。

柳亚子的和词《沁园春》也可视为读者阐释：“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

叹青梅酒滞，余意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

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

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

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

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

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如果说毛词以豪放著称，那么柳词则以典雅见长。

下阕结句，感慨遥深。

《沁园春雪》发表时引发的评论是绝佳的阐释。

1945年11月，重庆《新民报》第二版副刊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时任《新民报》副刊编辑的吴祖光认为词作“睥睨六合，气雄万古”，是“可遇难求的最精彩稿件”。

蒋介石坐卧不安，惊恐万分，询问幕僚陈布雷，素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认为该作“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称盖世之精品”，蒋介石则从中读出了“毛泽东野心勃勃，想当帝王称王称霸”之意。

钱理群先生在《名作重读》中对《沁园春雪》作了全新的阐释。

他认为“今朝”的“风流人物”当是毛泽东自况。

词作抒发的并不是《沁园春雪》发表时许多人所说的“帝王思想”，而不过是重申他早年立下的“集豪杰与圣贤于一身”的大志。

毛泽东在创作《沁园春雪》之后9年才发表，意味着从不满足于现状的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他的下一个奋斗目标：他要超越历史上所有的英雄豪杰，也要超越已成为历史的过去的自己，追求“圣贤”的人格理想，要做“传教之人”，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人类的灵魂，改造中国与世界。

由于政治立场、人生阅历、审美品位、阅读经验等方面的不同，个体阐释往往出现差异，有时甚至完全相反。

但是，无论是“帝王思想”还是“诗人自况”，“风流人物”的本质意义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也许这就是诗歌可以进行“随心所欲而不逾矩”阐释的魅力所在。

2.第二个层面：时代阐释。

文本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受历史阶段、主流文化及文艺思潮的影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解读。

《沁园春雪》主要经历了三个解读时期。

一是政治化的解读时期（1945—1949）。

《沁园春雪》发表伊始，就遭遇政治寒流。

国民党御用文人与进步人士以陪都重庆为大本营，展开“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