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悦的君臣观

论荀悦的君臣观
摘要：荀悦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其君臣观的主要内容为“六主六臣”论和“制治之道，君臣两立”的为政理念。

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思想，荀悦君臣观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原因，是特定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相结合的产物，并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荀悦；君臣观
荀悦（公元148—209），字仲豫，东汉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汉末杰出的历史学家和进步政治思想家，其思想主要体现在流传至今的编年体西汉皇朝史《汉纪》和政论著作《申鉴》中。

荀悦的君臣观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定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相结合的产物，并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 荀悦君臣观的主要内容
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的基本关系之一，主要讨论君臣在国家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角色规范、职能作用和相互关系，因而受到历代政论家的重视，汉代之前的各家之作如《管子》、《荀子》、《说苑》中均有过详细的论述。

作为荀悦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君臣观的主要内容在于其总结历史经验并结合当时社会现实所提出的“六主六臣”论和“制治之道，君臣两立”的为政理念。

1.1 “六主”论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系中，君、臣、民是三个最为基本的要素，这三者共同组成了一个缺一不可的统一整体。

和古代众多政治思想家相似，在荀悦看来，“非天地不生万物，非君臣不成治。

首之者天地也，统之者君臣也哉”，君臣关系是政治格局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治乱的关键因素，在社会中占据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

荀悦在评论昌邑王刘贺之废时，将君主分为六类，并分别总结了他们的特征：
“故曰有六主焉：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哀主，有危主，有亡主。

体正性仁，心明志固，动以为人，不以为己：是谓王主。

克己恕躬，好问力行，动以从义，不以纵情：是谓治主。

勤事受业，不敢怠荒，动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谓存主。

悖逆交争，公私并行，一得一失，不纯道度：是谓哀主。

情过于义，私多于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是谓危主。

亲用谗邪，放逐忠贤；遂非文过，知而不改；忠信拥塞，直谏诛戮：是谓亡主。

”
荀悦认为，最理想的君主是仁智统一、廓然大公的“王主”，是关注礼仪制度与先哲圣人教导的圣王。

荀悦心目中的王主个体人格已经完全与“君”这个角
色相统一，将自己的境界超然于臣民之上，而不应考虑自己的私欲，正如他的论述“昔者圣王有天下，非所以自为，所以为民也。

不得专其权利，与天下同之，惟义而已，无所私焉”，此种在治理国家时不受任何感情色彩干扰的君主应该说这是古代士人心目中的理想化统治者，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超脱于个人感情之外，以这个标准衡量，恐怕历代的帝王都难称“王主”。

第二种相对理想的君主类型是“治主”，此类君主能够履行仁道，克己恕躬，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个人感情的干扰，但是其行为能够遵从道义的要求然后再考虑个人的情感因素。

再下来是“存主”，存主励精图治，勤于政事，能够做到先公后私。

存主之下即为“哀主”，其道德修养已经不能保证其行为很好的符合道德规范，因此表现出公私并行、善恶交织的不稳定状态。

第五种是“危主”，危主较哀主更为糟糕，在理政时更多的掺杂个人的感情因素，不合乎规范的行为多于合乎规范的行为，因而常有不合理的政令出现。

最后为“亡主”，此类君主不守礼法，放纵情欲，贪图享乐，任用奸邪，放逐贤臣，知过不改，杀戮谏臣，荀悦认为此类君主长期统治足以导致亡国，是最糟糕的君主类型。

在荀悦看来，“王主能致兴平，治主能行其政，存主能保其国”，三者虽然层次不同，但还可以保证国家无亡国之危。

而“哀主遭无难则庶几得全，有难则殆；危主遇无难则幸而免，有难则亡；亡主必亡而已矣”，此类君主当国，不免亡国之危，不可视为合格的君主。

荀悦对君主类别的划分，“公与私”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所谓公是指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法则，所谓私指的是担负国家公职的成员破坏这种整体利益的一己私利”，这是汉末批判思潮中的思想家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那个时代所提出的最根本的政治问题。

君主专制建立后，君主的才能品性密切地和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由于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个人行为难以受到强有力的约束，因此不免安于享乐、陷于谄谀。

在荀悦看来，六主之间的差异并非不可逾越，关键在于君主个人能否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

倘若君主能够做到“勤身、苦思、矫情以从道”，即可成为理想的明君。

1.2 “六臣”论
在封建时代，臣作为君与民的中介，是帝王制定政令的助手和政令的执行者，在政治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对前人的论述进行继承和简化后，与“六主”相对应，荀悦将臣属也分为六类，“以道事君，匪躬之故，达节通方，立功兴化，是谓王臣。

忠顺不失，夙夜匪懈，顺理处和，以辅上德，是谓良臣。

犯颜逆意，抵失不挠，直谏遏非，不避死罪，是谓直臣。

奉法守职，无能往来，是谓具臣。

便辟苟容，顺意从谀，是谓嬖臣。

倾险谗害，诬下惑上，专权擅宠，唯利是务，是谓佞臣。

”
荀悦对为臣者品类的划分，是根据臣在政事运行中，对君主的行为举措所做出的不同反映所进行的。

在他看来，“王臣”能够以道事君，帮助君主成就功业，兴盛德化，是最理想的臣下类型。

“良臣”遵循忠顺之道、勤于事务、辅弼君主、成就有德，“直臣”敢于坚持原则、冒死直谏，都具备为臣者所应有的品格。

“具臣”虽无太大的作为，但能够做到遵纪守法、忠于本职，不结党营私，仍有其
值得肯定之处。

“嬖臣”则是巧言令色、阿谀奉承，已失去了为臣者所应有的风范。

最后一种是“佞臣”，此类之人唯利是图，不择手段，谗害忠良，欺上瞒下，已经堪称亡国之臣，是最糟糕的臣的类型。

荀悦以“道”为标准，将臣分为“忠”“谀”两个层次。

“逆道从君所谓顺，而失义者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谀臣。

忠所以为上也，谀所以自为也。

忠臣安于心，谀臣安于身。

”荀悦对“道”的认识，主要继承了传统的儒家经典《周易》的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即为推行仁义，公平公正，中正和谐。

然而在现实政治中，道和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道和君一致的时候，臣较为容易处理与君主的关系，当两者不一致时，臣下则会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

在此种情况下，荀悦主张从道不从君，用道义制约君权。

这在他的论述中多有反映，他认为的最高等级的王臣即是“以道事君”的类型，“忠顺不失”的臣只能算作第二等级的良臣。

此外，荀悦再三强调“圣王之治，务在纲纪，明其道义而已”，即使在政策上有所变通，也不可脱离纲纪道义的原则，纲纪是社会的基础，行为的准则，道义则是纲纪所产生的根基。

因此，臣下可以犯言直谏激怒君王，却不可违背道义。

道义与私利的对立，正是区分忠臣与谀臣的重要标志，如此，道义即成为统摄君臣关系的共同原则。

1.3 “君臣两立”的制治理念
在《申鉴•杂言》中，荀悦明确表达了他对政权运作中的君臣关系的看法，“或问，制治之要，君乎？曰，两立哉”，两立即是指君臣两立，针对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军阀割据的社会现实，荀悦提出明道义、尊君权，端正纲纪伦理，强调君臣大义不可破坏，从而建立起良好的统治秩序。

荀悦推崇的是一种“上下有交”的君臣关系，即君臣的交流能够通畅的进行。

在荀悦看来，君臣关系的建立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进谏与纳谏，一是君主的“任贤”。

党祸未落，战乱又起。

政治黑暗、天灾人祸加之沉重的赋税，使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最终在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八州并发，烟炎绛天”的黄巾起义，由于黄巾军各自为战，缺乏战斗经验，以致东汉王朝能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因而在几个月后相继失败，但这对东汉王朝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同时，边疆的少数民族也趁汉室衰微不断发生叛乱。

首先是鲜卑，在数年间“六寇并州，四寇幽州，一寇凉州”，随后乌桓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叛乱，并与南匈奴勾结不断寇边。

对东汉王朝打击最为沉重的是中平元年（184年）冬凉州爆发的羌胡叛乱，直接促成了凉州军阀与羌胡兵的结合，形成了一支分裂朝廷统治的重要力量，在此后或割据凉州，或逐鹿中原，成为汉末军阀割据的开端。

此外，灵帝在镇压黄巾之时，为借助地方的力量而下放权力，从而使得了地方势力拥兵自重，最终导致了灵帝死后，各路群雄混战。

汉献帝时，甚至皇帝在军阀手中也如同无物，成为诸侯争相争抢的对象和发号施令的招牌。

对于荀悦这样的士人而言，这种状况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汉末天下大乱的重要原因是庸臣误国，而庸臣误国的重要原因则是君主用人不明，但在专制体制下，荀悦虽对社会现状进行了严肃的批判，然而在事关君主圣明与否的问题上只能以史为鉴，其在《汉纪》中对武帝朝的人
才济济倍加赞美，即是为了从一个侧面提醒汉献帝要注意用人，方可避免前代的覆辙。

3.2 汉末士人，特别是颍川士人的时代特征
士人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产生于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之中，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他们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着眼于天下如何统一、国家如何富强、人民如何治理的问题。

在东汉末年大厦将倾之际，士大夫阶层勇敢地肩荷起“澄清天下”的责任，与外戚宦官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不避时难的可贵气概。

汉王朝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学者兼为官僚的新型角色逐渐成为政坛的主导，使汉代政治成为了一种典型的士大夫政治。

在东汉末年的士林中，颍川士人群体享有崇高的威望。

颍川郡地处中原，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加之在东汉时地近都城，优越的政治环境更加促进了士人集团的发展。

颍川士风具有团结合作、共赴时艰的奋斗精神，他们通过婚姻、门生等各种关系，形成了一个士人集团，这在汉魏之际尤其突出，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个社会，一个时代。

荀悦作为颍川士人之一，自然无法脱离这个群体，因此他的思想具有颍川士人的共同特征。

崇尚名节是东汉士人价值取向的主流，颍川士人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例如在党锢之祸中，即出现了李膺、杜密等许多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名士。

颍川士人对名节的崇尚同样表现在强烈的忠君匡世和拥汉正统思想上，其中最典型的人物便是荀悦的堂弟荀彧，作为曹操的首席谋士，荀彧与曹操合作20余年，为曹操势力的壮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当曹操稍稍表露出一点代汉的意图时，他便坚决反对，不惜亡身殉节，以“全大正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

应该说，荀悦和荀彧对彼此的影响是巨大的，荀悦将对汉室的情感反映在了著述中，而荀彧将这种情感表现在了实际行动中。

3.3 荀悦个人因素及荀氏家族的影响
荀悦出身于汉魏之际极有名望的颍川荀氏家族，其祖父荀淑，是荀子的十一世孙，曾任郎陵令，“莅事明理，称为神君”，当时的名士如王畅、李膺都以之为师，可称士林领袖。

荀悦父辈八人，并有名称，号称“荀氏八龙”。

荀悦的叔父荀爽“五府并辟”，自本州从事，九十五日内历平原相、光禄勋而至司空；荀靖“有至行，不仕，动止以礼”，人称玄行先生；另一位叔父荀绲曾任济南相，也是不小的官职。

到荀悦这一辈，荀氏一族更是享有极高的声誉，当时陈群与孔融论汝、颍人物，陈群说：“荀文若、公达、休若、友若、仲豫，当今并无对。

”荀悦是荀淑的长子荀俭的儿子，“美姿容，性沉静”，年十二，即能说《春秋》。

荀氏家族是以经学传家的名儒世家，荀爽曾遍注群经，时称硕儒，在著述中尤其注重道德礼教的作用。

荀悦生活于如此家庭，必然受到较正统的儒家思想影响。

这也是荀悦在论述君臣关系时，一直在强调“圣汉统天”，认为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君臣大义不可破坏的原因之一。

此外，荀悦极力强调统治者的自我道德修养，尤其讲求孝道，“夫忠臣之于其主，犹孝子之于其亲，尽心焉，尽力焉”，和荀爽所推崇的“孝治”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荀悦对统治者道德的推崇，以致不惜造成现实政
治生活中统治者的角色期望与真实人格之间的巨大差距，形成一种遥不可及的“道德理想主义”，亦可见其家族的影响。

在汉末的党锢之祸中，荀家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荀淑在顺帝时因讥切外戚梁冀而弃官闲居。

荀爽“遭党锢，隐于海上，又南遁汉滨，积十余年”。

荀淑的侄子荀昱、荀昙遭党锢之祸，昱死狱中，昙遭终身禁锢。

荀悦本人在灵帝时也因不满宦官专权，托病隐居。

因此，荀悦对小人当道、宦官弄权的现象极为痛恨，在《汉纪》中对佞臣和内宠多次提出严厉的批评，称他们是“膏肓之患”“内寇”，告诫统治者一定要亲贤远佞。

建安元年（196），曹操接受毛玠等人的建议，迎汉献帝于许昌，任荀彧为尚书令，“常居中持重”，做了曹操在汉室名义下进行统一战争和社会改革的谋主。

在荀彧推荐下，47岁的荀悦辟镇东将军府，后又迁黄门侍郎、秘书监、侍中，与荀彧、孔融等拥汉之臣侍讲禁中，提出改革弊政、中兴汉室的措施，竭力弥合汉室同曹操之间的裂痕，并为曹操的改革制造舆论。

随着曹操的势力日益扩大，对皇权已构成了威胁，这是受正统儒家思想影响的荀悦所不愿看到的。

但是他又不能直指曹操的不是，于是就在论著中大力宣扬汉室正统的理论。

后来，荀彧因反对曹操加九锡，称魏公莫名而终，亦可见荀氏家族对“正统”思想的坚持。

4 荀悦君臣观的影响
荀悦的君臣观是一种封建阶级内部应遵循的伦理道德，是一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理想君臣关系。

荀悦认为封建统治者是人类历史的真正主宰，他们的道德状况直接决定着社会的治乱。

在荀悦看来，君臣关系的最高境界就是君明臣贤，就是明君圣主同忠臣贤臣的密切合作，这正是封建统治者所追求的。

因此，荀悦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影响并得到统治者的赞赏，《汉纪》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王朝编年体史书的典范，甚至成为科举取士的内容。

唐太宗称赞《汉纪》“尽君臣之义”，并亲自将该书赐给臣下寻阅，即是对荀悦政治思想的较高评价。

同样，我们需要认识到，荀悦的君臣观虽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准则，但其中的很多思想应该说还是具有进步性，特别是他提出应该对君主的权力进行限制，防止君主因不受制约而为所欲为，这在封建社会毫无疑问是一种非常大胆的观念。

此外，荀悦提出的对君臣道德品质的要求、择人用人的标准，不仅在古代社会，而且在如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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