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条经济学与萧条时期的经济学

·学术探讨·
萧条经济学与萧条时期的经济学
宋小川
内容提要:本文对新古典经济学在这场全球经济危机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清算和理论与历史的反思,探讨了新古典经济学“铸成如此大错”的理论和历史渊源。

文章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完美理性和完善市场假定在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中的误导作用,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指出经济学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按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理解、分析和描述世界。

关键词:萧条经济学　有效市场假定　新古典经济学
自前不久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宣告,这场旷日持久、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可能结束以来,特别是美国第三季度GDP2.2%的增长率数字公布后,尽管美国的失业率继续攀升到26年来的新高10.2%,①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和世界经济危机似乎已经步出低谷,伴随而来的将是一段无就业复苏的阵痛期和低迷期。

痛定思痛,经济学家在保持了一段“少有的沉默和矜持”后,似乎应当对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从历史、政策、制度和理论的角度进行一番总结,对新古典经济学在这场危机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一次理论和历史的反思。

一、萧条经济学与繁荣经济学
———理论与历史回顾
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到萨缪尔森将经济学封为“社会科学的皇后”,特别是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将经济学推到所有社会科学中惟一拥有诺贝尔奖的特殊地位,经济学在它不到300年的历史中由一门年轻的社会科学,发展到显学、玄(炫)学直至称霸社会科学的帝国地位。

特别是在近几十年经济学称霸的历程中,主流经济学家们用高深莫测的数理模型,力图把经济学打扮成像物理和化学一样的纯科学。

但是,即便按主流经济学的定义,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稀缺资源前提下人们选择行为的社会科学,其产生、发展和演变总是与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的发展和变迁,尤其是和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的波动密切相连的。

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到上个世纪初,由于生产和交换的社会化与全球化远没有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因而没有发生过像上个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得天独厚地享有支配地位达160年。

凯恩斯经济学无疑是经济危机的产物。

至今仍令人谈虎色变的30年代大萧条宣告了以萨伊定律为简单表述方式,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学的危机。

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否认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可能性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显然无法解释25%的失业率,更开不出医治危机的药方。

大萧条产生了“萧条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营垒中冲杀出来的有胆有识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基于对大萧条深刻的观察,摈弃了古典经济学的窠臼,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宏观经济学体系———凯恩斯经济学,又称萧条经济学和新经济学。

凯恩斯逝世后,凯恩斯的弟子们力图将凯恩斯经济学长期化和动态化,与此同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出现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繁荣。

凯恩斯经济学独霸天下,连货币学派的领袖弗里德曼也声称,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啦。

与此相应,凯恩斯经济学也摇身一变,由萧条经济学变为繁荣经济学。

凯恩斯本人也被称为“繁荣之父”,“资本主义的救星”,甚至一些国家的工会领袖也声称,不是马克思,而是凯恩斯为我们指出了幸福之路。

20世纪70年代初的“滞胀经济”宣告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凯恩斯经济学遭到了货币学派和其
《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期
他学派的系统清算。

70年代后期出现了英国的后凯恩斯学派与美国新古典综合派的论战,20世纪80年代货币学派和合理预期学派日益盛行,真实商业周期学派异军突起,直至与合理预期学派合并成当今独霸经济学界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学的伟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通过引入合理预期假定,新古典经济学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微观基础之上,这无疑是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大进步。

新古典经济学在复杂精密的数学公式和现代计算技术的装备下,以高雅、科学、时尚的框架结构展开。

通常问题说明得准确清晰,分析进行得严谨而有说服力,用萨缪尔森的话讲,这种分析至少是人类“智力的进步”。

正是这些贡献大大增强了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主流经济学”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

也正是新古典经济学在学术界这种唯我独尊的垄断地位使它目空一切,更加远离现实,蔑视和拒绝接受其他学派对经济学的贡献。

应当说,新古典经济学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海水经济学”与“淡水经济学”
———经济学家何以铸成如此大错?
从胡佛总统只要“一只手的经济学家”,到不久前英国经济学家因未能预测到这场经济危机集体向女王道歉;从格林斯潘“智力大厦的崩溃”,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不久前发表的声讨主流经济学的檄文《经济学家何以铸成如此大错》,②让我们对经济学家在这场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一次检讨和剖析。

在这场经济危机爆发前不久,主流经济学家们还在各种场合欢呼雀跃他们在经济学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经济学跨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在理论方面,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他们解决了内部分歧,经济学家们的观点达到了“广泛的一致”。

在实践方面,新古典学派的领袖卢卡斯在2003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演讲中宣告:经济学领域“防止萧条这一核心问题已被解决”。

2004年,当时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加入了这一欢庆队伍,庆祝20多年来经济学在实践中的伟大进步,并把这些成就部分地归功于经济政策制定的改进。

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再一次宣告了经济学的危机。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突如其来的危机面前,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本来是对危机做出科学的解释,并提供解救危机的良策。

恰恰相反,主流经济学的阵营一片混乱,主流经济学家们对市场经济灾难性的失灵再一次摆出否定和漠视的面孔,对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持斥责的态度。

主流阵营中几乎没有人预测到这场危机的来临,他们认为信息完善的市场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因为所有的股票和其他资产都得到了合理的定价,根据他们苦心经营的理论模型,完美的市场经济制度会发生这种灾难性的危机简直是痴人说梦。

他们对美国政府反危机的举措更是怒不可遏,卢卡斯将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斥为“伪劣经济学”(,他的芝加哥同僚John Co-chrane则认为这些计划是基于不可置信的“天方夜谭”。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Brand Delong将主流经济学这种漠视现实的狂妄与傲慢概括为芝加哥学派“智力的崩溃”,克鲁格曼则将其称为宏观经济学“黑暗时代”的产物。

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铸成如此大错,要害是他们把镶嵌在精美数学公式里面的、包罗万象的理论模型误认为现实。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是完善的,市场是万能的,“看不见的手”运作的天衣无缝。

尽管30年代的大萧条曾使他们的美梦破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健忘的经济学家们又开始重温古典经济学的旧梦。

在他们心仪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浪漫故事里,理性经济人在完善的市场上微妙地相互作用,他们对无穷未来的随机性质拥有完善的知识,他们在相互之间和针对大自然顺序地采用最优策略时,可以永恒地进行完美的协调。

“经济人的预期达到了魔力般的一致,经济人的决策得到了完美的协调,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次旧梦重温的蜜月里,理性经济人披上了华丽的数学外衣,这不仅给了他们一次炫耀数学威力的机会,而且诱导了许多久居象牙塔、自命清高的经济学家涉足充满铜臭的华尔街,通过发明和管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分羹CEO们的利润。

循规蹈矩的商学院教授成了华尔街的“导弹”式科学家,领取华尔街的薪水。

政治风向标的逆转,对冲基金高额利润的诱惑,令人炫目的诺贝尔奖章,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幸的是,这种传奇、浪漫的童话故事蒙住了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双眼,使他们无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会导致市场泡沫直至破灭,无视市场的不完善,特别是不受管束的金融市场会自发地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无视不相信管制作用的政府管制人员的放纵行为对市场经济造成的潜在威胁。

在这场百年不遇的经济
危机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主流经济学不仅误导了整个一代经济学人,而且扮演了把整个世界经济带向崩溃悬崖的领头羊角色。

主流经济学阵营也并非铁板一块。

主流经济学的右翼顽固地坚持自由市场经济永远不会偏离最优轨道的观点,克鲁格曼把他们的理论称为“淡水经济学”(Freshw ate r Eco nomics);主流阵营的温和派则认为,市场经济有时会偏离轨道,但其主要偏离会被无所不能的美联储所矫正,克鲁格曼把他们的理论称为“海水经济学”(Saltw ater Economics)。

③淡水经济学是新古典的正宗。

在卢卡斯20世纪70年代的“孤岛”模型中,经济衰退是暂时的,因为孤岛上的工人和企业无法辨别价格上涨或下降是因为通货膨胀或紧缩造成的,还是反映了对该企业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因而价格的波动失去了调节供求的信号作用,会出现暂时的供给不足或过剩。

这种暂时的衰退可以通过信息的逐步完善得以消除,任何反危机的政策措施只会加重这种混淆,使衰退更加严重。

20世纪80年代的真实商业周期学派(RBC)走的更远,他们矢口否认价格波动和需求方面的变化与经济周期的联系,认为经济周期的波动直接反映了技术进步的变化和工人们对这种变化的理性反应。

如果技术进步创造了较好的就业环境,工人们就会自愿多就业;反之,他们就会自愿地减少就业。

在RBC的模型中,失业成了工人们自愿休假的理性行为,“大萧条”成了”大度假”。

④用这种模型去解释30年代大危机时期25%的工人自愿选择休假,特别是今天10%以上的人失去工作,失去收入和房屋,甚至流离失所,自杀和犯罪的残酷现实,实在显得愚蠢和可笑。

从熊彼特“萧条并不见得有害”,到萧条被看成是好事,是经济体系运转的必要调整,任何医治危机的药方只会加重危机,新古典学派在背离现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也不奇怪,如果你假定人类具有完美的理性,市场是完善有效的,你只能得出失业是自愿的选择,衰退是理想的结论。

严酷的经济危机使经济学家不得不面对现实。

如果说淡水经济学家们是理想主义者,那么,海水经济学家们则是务实派,但他们在淡水经济学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却裹足不前。

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哈佛大学的Grego ry M ankiw,麻省理工学院的Olivi-er Blanchard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David Ro-m er。

海水经济学意识到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在本质上是无法兼容的,但他们又无法否认经济衰退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事实。

于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完善市场或(和)完美理性的假定,为凯恩斯经济学反萧条的经济政策留了一道后门。

但是,即便这些自我标榜的“新凯恩斯经济学家”也无法抵挡理性经济人和完善市场的诱惑,他们力图将这些偏离控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

在他们的模型中,市场泡沫、银行体系的崩溃是没有存在空间的,他们对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和2002年阿根廷的经济萧条视而不见。

尽管海水经济学与淡水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主张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从1985年到2007年,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理论方面,而不是在行动上。

克鲁格曼认为,新凯恩斯学派与最初的凯恩斯学派不同,他们并不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解决问题,他们更认为,美联储的技术专家(technocra ts)所掌控的货币政策可以提供经济良好运转所需要的药方。

在弗里德曼90岁生日的宴会中,伯南克对弗里德曼关于30年代的大萧条是美联储造成的观点深表赞同,并许诺,“谢谢您!它再也不会发生啦”。

尽管淡水经济学家并不认同货币政策会起什么作用,⑤但只要货币政策掌控在像格林斯潘那样的大师手中,又没有凯恩斯式的积极干预手段,他们也就没有什么抱怨了。

这就是所谓“广泛的一致”!
危机的降临使主流经济学成了众矢之的,主流经济学家又用“没有人可以预测”这一不可能使命命题来为他们自己开脱。

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如此健忘,不久前,当耶鲁大学行为金融学家Rober t Shil-ler明确指出房地产泡沫的存在及其可能的灾难性后果时,他们还对这种预测进行无情地嘲讽。

格林斯潘的回应是这种房地产的泡沫是“几乎不可能的”(m ost unlikely),伯南克则认为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主要反映了牢固的经济基本面”。

2005年,在一次表彰格林斯潘的会议上,当一位学者警告整个“金融体系正在冒潜在的、致命的风险”时,他立即遭到了几乎所有参会者的嘲讽。

属于海水经济学阵营的前哈佛大学校长、现任奥巴马经济顾问Lar ry Summers,竟把这一警告斥之为“误导”。

金融经济学家们走得更远。

“有效市场假定”之父,芝加哥大学的Eug ene Fam a曾不讳言,“泡沫这个词快让我疯掉啦”。

正是Fama的“有效市场假定”使许多经济学家无视历史上这个最大泡沫的形成,现代金融理论对这个泡沫的不断膨胀起了加速器的作用。

历史是无情的,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那些被假定为安全的金融资产所隐藏的巨大风险,现代金融体系内在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美国家庭13兆美金的财
《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期
富像蒸汽一样蒸发,670多万个工作机会无影无踪,美国的失业率已达两位数字,请问,现代经济学究竟提供了什么样的诊断和药方?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相信它?
三、经济学的萧条与繁荣———困境与出路
萧条时期的经济学反映了经济学的萧条,这种萧条不仅表现为主流经济学家在危机面前的集体失语和人民大众对经济学的普遍失望甚至怨恨,还表现在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经济政策的讨论和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日益下降。

如果说美国政府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疏于监管是酿成这场危机的政策原因,那么,寅吃卯粮的狂欢性消费文化无疑是危机的文化根源,而造成这场危机的思想和理论根源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反对一切形式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学何去何从,经济学家们面临着又一次理论和历史的严峻考验。

1.萧条阴影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避免政府与市场决斗的第三条道路。

世界经济的困境反映了经济学的困境,这种困境从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可见端倪。

继美国总统奥巴马10月9日星期五出人意料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十月惊喜”后,10月12日星期一凌晨,瑞典皇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又给深陷危机的美国经济送来了又一个惊喜: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美国学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奥斯特罗姆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威廉姆森,以表彰他们对“经济治理和市场以外决策方式的研究”。

喜中加喜的是,奥斯特罗姆是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建立以来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女性。

⑥
萧条时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自然具有浓重的萧条色彩。

在深陷泥潭、步履危难的美国经济试图在市场和政府两者之间寻求出路的困境中,奥斯特罗姆与威廉姆森的研究成果和获奖似乎开辟了第三条道路。

传统理论认为,人们共享有限资源的结果会导致资源毁灭,因而这些资源的使用必须由政府严加监管,或者私有化。

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对这一“公共资源的灾难”提出了挑战。

她认为许多共享资源,比如鱼场、牧场、森林、湖泊和地下水,可以通过发展和建立使用者协会、社会网络等方式来治理,在这些领域,包括全球温室效应,私人决策可以和政府间达成的国际协议一样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瑞典皇家学会认为,社会网络的重要性长期以来被许多经济学家忽视,因为经济学家们无法建立高雅的模型去刻画和描述它的运转机制,但这并不应当成为忽视的借口。

威廉姆森则是大家熟知的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长期研究经济治理,特别是企业的边界问题。

威廉姆森认为,“经济学家通常把企业看成是一个将投入转化成产出的黑匣子,而没有去看看它的内部”。

威廉姆森的研究证明,通常传统理论认为许多经济决策和交易由市场决定和进行更有效,实际上由企业来决定和进行效率更高。

市场的缺欠是交易各方时常出现分歧和讨价还价,公司治理的优势是可以减少纠纷,提高决策效率,但却会导致权力的滥用。

竞争性市场结构的效益在于,如果买卖双方产生分歧,可以立即转向其他交易对象,以降低交易成本。

“当市场竞争受到限制时,企业比市场更适合去解决冲突问题”,不失为更好的、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

瑞典皇家学会认为,获奖的“两位学者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对非市场机构的理解”。

他们的贡献无疑为另辟蹊径,寻找超越市场和政府之外走出危机的困境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

这对被医疗改革应着眼于政府还是私有化的争论搞得焦头烂额的奥巴马政府提供了一个新的亮点。

如果说两位学者的获奖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肯定的话,那么,他们的贡献更强调的是制度安排的多样性和解决经济分歧策略的多样化。

由次贷危机触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对投机者的贪婪日益厌恶,对市场的自我矫正机制萌生怀疑,但人们又不情愿求助于政府,因为人们不相信政府官僚会提供更有效的解决办法。

这种对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不信任正是当前这场关于医疗改革和环保大辩论的焦点。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正如《商业周刊》首席经济学家Michael M andel所说,他们的获奖无疑向人们证实,“避免市场和政府决斗的可靠选择仍然存在”。

非市场,非政府的决策和交易方式对于许多共享资源,在市场缺乏竞争性的情况下,通常会更有效,更能降低交易成本。

“因为外部(政府)强加或企业内定的规则通常被认为缺乏合理性而被违犯,而由使用者广泛、积极参与的协会制定的规则和程序更便于监督和执行”,在实践中被证明更为有效。

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获奖无疑会进一步扩大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融和发展,促进政治经济学、法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组织和行为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公司治理理论等领域的创新和发展。

经济学将不再是数学家的一统天下,她将经历一个由纯数量分析向跨学科的转换,由高深
莫测的数理模型向现实世界的回归。

2.摈弃新古典经济学的窠臼———回归凯恩斯。

2007年初,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刚刚欢度了又一个狂欢夜后,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kerlo f(2007)在美国经济学会119届年会会长演讲中向忘乎所以的主流经济学家泼了一头冷水。

Akerlo f在主题演讲中以《宏观经济学动机的迷失》为题,尖锐地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中经济人的效用函数和利润函数中缺失了一个重要的变量———决策者的决策“规范”或“准则”(no rm),即相关的决策者认为他们和其他人的行为应当或不应当是怎样的。

这些规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而不是例外。

我们可以通过计算在人们没有达到这些规范或准则时造成的效用损失的方式,将规范的作用引入到人们的偏好和效用函数中。

这些规范更多地取决于社会、文化、道德、宗教、制度和心理诸因素。

Ake rlof还认为,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就在于,凯恩斯经济学的模型是基于他们对决策者动机的观测导出人们的真实经济行为,而新古典学派则是基于抽象的偏好来推导人们的行为。

Akerlo f在演讲中通过引入规范,用现实世界大量普遍的现象系统地检验和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5个中性假说是如何违反现实的:消费取决于财富而不是当前收入(永久性收入假说);投资支出与当前的利润无关(MM定理);通货膨胀在长期内与失业无关(自然失业率理论);货币政策无法稳定产量和就业(合理预期假说);税收和财政赤字无法影响当前的消费(李嘉图等量定律)。

Akerlof的结论是,在充分考虑到规范对人们决策行为的影响后,即便不去考虑新凯恩斯经济学添加到新古典模型中各种各样的“摩擦”,比如信贷约束、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税收扭曲、契约的交错、不确定性、菜单成本和约束的理性等,凯恩斯经济学也能恢复他们关于周期性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许多(并非所有的)结论。

回归凯恩斯与凯恩斯革命一样需要有彻底摈弃新古典经济学窠臼的勇气和智力。

芝加哥学派的Co chrane曾对政府支出可以减缓这场经济衰退的主张暴跳如雷,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没有人在研究生院教授这些已被证明是荒谬的凯恩斯奇谈了。

不足为怪,新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他们的弟子们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无知就像30年代《通论》发表后不久,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所表现出的无知和惊慌失措一样。

他们甚至对其祖师爷弗里德曼认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可以稳定经济,并不否认政府支出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增加就业的观点也一无所知并加以否定。

“新凯恩斯主义”也无法担当起回归凯恩斯经济学的历史使命。

只要他们在理论模型中不放弃完美理性和完善有效金融市场的假定,他们就不得不借助一些“捏造”(fudge)的因素,来解释经济周期的波动(Krug man,2009)。

看来,我们还得请回罗宾逊、斯拉法和卡尔多来恢复凯恩斯经济学的本来面目。

3.由边缘到中心———行为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

主流经济学的要害是不符合现实。

按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描述、分析和研究世界是经济学成为科学并富有生命力的先决条件和根本出路。

可喜的是,许多长期以来被主流经济学漠视和嘲讽,但却更为符合实际的经济学派及其研究成果在这场危机后,在经济学界日益得到关注,它们将逐渐地从经济学研究的边缘转移到中心。

⑦行为金融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近年来备受瞩目(Akerlof&Shille r, 2009)。

这一学派在肯定市场的价值的同时,注重市场的“摩擦、冲突和缺欠”。

他们认为,许多现实世界的投资者并不是用基于有效市场假定的计算器去投资,而是表现出一种“非理性的过度行为”(irrational exuberance)和“羊群行为”(De Long,Shleife r, Summers&Waldm ann,1990)。

行为金融学的这种分析显然对解释现实世界投资者的行为,特别是对这场金融危机更具有说服力。

适应性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动态学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Day and Chen1993;Day, 1994,2004)。

这一领域的研究与主流经济学截然不同:第一,在他们的模型中,经济人并无先见之明,他们不可能也无必要对无穷未来一劳永逸地做出最优决策。

相反,他们是以适应性的方式进行程序式的最优决策,然后按逐步披露的信息逐期地修改他们的决策,调整他们的行为。

第二,经济变化的动因不在于无法解释的外部力量,而在于经济体系内部不均衡力量的相互作用:即按各种递归方式连接起来的受约束的理性经济人,通过经济体系内在的反馈系统结构相互作用,驱动经济体系的变化和发展。

第三,由于拍卖式的定价、交易方式在现实中并不普遍流行,均衡的价格形成机制无法描述非均衡的行为。

因此,他们在清晰地刻画和模拟现实世界的价格形成过程及相应的调节机制时,描述了这套机制如何在维持不均衡的同时,确保市场经济的正常运
《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