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体育体制的经济学分析

对我国体育体制的经济学分析
作为文化、休闲、娱乐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已经形成一种强大的产业，在强健人们身体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长期以来，在我国实行的“举国体制”曾经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大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本文试图从体育的本源，体育的原动力出发，用制度经济学上的产权理论来分析我国现行的体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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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一词的原意为“休闲娱乐”，在西方，体育已经形成一种强大的产业，在强健人们身体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而在我国，长期以来，体育背负着超出自身内涵的意义和责任。

体育赛场上，每场比赛的胜利和每块金牌的获得都被喻为国家强盛或制度胜利的象征。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举国体制”赖以生存的社会大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举国体制”管理模式及运行机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竞技体育自身孕育的改革需求。

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如资金来源高度依赖于政府财政投入与资金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体育人才难以合理流动；许多体育项目后备力量严重不足；运动员退役和再就业问题难以解决等。

实践证明，随着后奥运时代的到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人们不得不用经济学的眼光去审视我们现行的体育体制，以便消除原有体制所造成的“短板效应” 尽快地把我国由一个体育大国转变为一个体育强国。

1 经济上的追求是人们从事体育比赛的原动力
顾拜旦曾经提出奥林匹克的五大价值观——自尊自律、尊重规则、尊重他人、公平竞争和通过参与运动获得的自身满足感。

他的意思是通过公平的竞争而获得自身的满足感，当然，这种满足感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其中物质上的满足是基础。

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求越来越大。

据有关资料表明，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达到600美元时，人民就会产生对于体育健康的要求。

[1]当人们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又能获得丰厚物质利益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善举，回馈社会。

于是，运动员的“名星效应”就会显现。

2009年，世界著名财富媒体《福布斯》曾公布了2008年名人收入排行百强榜单，其中，中国球员姚明年收入高达5200万美元，连续6年占据《福布斯》中国名人首位。

火箭队老板也从姚明身上获得了巨额财富，从2002年姚明加入火箭队到2009年，他的财富增加了近乎一倍，CCTV－5等体育节目的收视率也直线上升，广告收入大幅增加。

[2]姚明加入NBA也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篮球，也促使更多的人热爱篮球，去从事这项事业。

大卫·斯特恩曾预言“未来中国会出现500个姚明”。

作為美国NBA的缔造者，他深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们对物质的追求是从事体育运动的原动力。

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举国体制”不符合可持
续发展的思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短板效应”已经突显出来。

2 产权理论是构建体育发展平台的理论基础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是现代产权理论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他一生致力于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的研究。

他认为建立一种经济制度比考察经济运行过程本身更重要，建立一种产权明晰的经济制度能够有效地降低成本而使得利益最大化。

而没有产权的社会是一个效率绝对低下、资源配置绝对无效的社会。

由此可以看出，科斯产权理论的核心是一切经济交往活动的前提是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人们之间行使一定行为的权力。

因此，经济分析的首要任务是界定产权，然后通过权利的交易达到社会总产品的最大化。

而长期以来，我国的“举国体制”是以世界大赛的冠军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的有关力量，来夺取比赛运动的好成绩。

这种以各级政府下属体育部门为架构的垂直型管理体制；以国家与省级两级专业队为中心，以市、县两级业余体校为基础的“一条龙”训练体制；以全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赛体制。

构成了我国体育“举国体制”的三大支柱和内在结构。

”[3]在这种的体育体制下，国家体育行政部门集所有权利于一身，造成了管理上的“失位”“错位”与“缺位”，容易形成什么事情都在管，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的局面。

[4]
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和以前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要求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振奋民族精神的要求。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体育还继续依赖国家的大量投入已经不现实了。

北京奥运会后，金牌成本之争的热门话题，就说明这种为了金牌而不计成本的做法必然无法持续长久。

近年来，我国体育界也进行了一些市场化的探索和运作，但除了篮球、乒乓球稍见雏形之外，其他项目均不见起色，特别是足球这个颇具观赏性，又有国际成熟的市场化经验的项目，却因种种贪腐、假球、赌球现象的频发而濒临毁灭的危险。

所有这些，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体育体制没有做到产权明晰。

当然，不是所有的体育项目都可以走向市场，只有少数职业化程度高、商业化程度强的体育项目可以通过市场解决，大多数的其它体育项目，因商业性比赛根本没人看，靠市场体制是不可能解决的经费问题的，最后还是要靠政府和企业的赞助和支持。

3 运动员的生存现状是体育运动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
从事竞技体育的运动员除了为国争光的崇高理想外，他们最关心的莫过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退役后的生活待遇。

在国外，许多运动员，都是非职业的，象NBA这样的职业球员，能够有足够的收入来保证自己退役后的生活衣食无忧。

而在我国，运动员自入队之日起即成为国家正式职工的“保底”做法，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巨大困难，许多运动员连九年的义务教育都未完成，一旦离开运动队，很难容入社会。

所以，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实际上是以大量运动员牺牲自己接受普通国民教育的权利换来的。

随着市场的转轨，国家安置退役运动员的执行力度
大打折扣，国人对奥运金牌的认识开始趋于理性，那种在“举国体制”下采用人海战术，以大量的人力资源成本打造竞技体育塔尖的极少数精英运动员的做法，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也势必动摇人们从事体育运动的热情，许多运动项目因缺乏后备力量，面临人才枯竭的尴尬境地。

综上所述，我国高度集中的“举国体制”是对体育精神的扭曲、对于国民运动资源的透支，违背了经济规律，它不计代价调动一切资源，甚至不惜牺牲绝大多数运动员的受教育权和工作的权利来实现国家的“金牌战略”，最终会因缺乏后备力量而与自己的初衷渐行渐远。

要使我国实现由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的转变，首先要从产权入手进行制度的设计，使体育回归它的本源，真正走向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龚晓光.透视我国社会制度下的体育体制[J].价值工程，2010，（14）：250页.
[2]杜江静.美国NBA体育产业化给我国的启示[J].经济导刊，2009（10）：45页.
[3]郝勤.论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概念、特点与功能[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4，(1):7-11.
[4]宁启璜.论传统行政文化对体育体制改革的影响[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0，（2）：147-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