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张九龄大手笔考论

张说、张九龄“大手笔”考论
薛新萍1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语言与艺术系，河南三门峡472000）
摘要：张说、张九龄为初唐渐盛时期的两位关键性人物，其文章显示雄浑阔达的盛世气象，开启骈散兼具的一代文风，尤其张说以“大手笔”在文学史上留下不朽美名。

学界历来认为张说文胜于诗，张九龄诗胜于文，对张九龄文质兼胜、情景交融的诗歌研究居多，对其文关注较少。

考论“大手笔”之称的渊源及内涵，梳理二张之文在内容包涵、创作体式、情感生发、艺术魅力等方面的相似之处，阐明张说、张九龄均堪称初唐渐盛时期引领盛唐气象的“大手笔”。

关键词：张说；张九龄；大手笔
张说、张九龄是“继陈子昂之后唐代文学在由初唐转入盛唐的发展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两位作家”，[1](P246)开元年间二人相继为相，以其显赫的政治功绩、卓著的文学成就、率直的人格风范成为后世典范，尤其是在开启一代文风方面功劳卓著。

张说与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唐玄宗称其为“当朝师表，一代词宗”[2](P219)，宋人宋祁说：“开元文物彬彬,说力居多”。

[3](P4412)张九龄作为开元时期最后一位贤相，也是与张说齐名的“文儒”集团的领袖人物，“后来词人称首，”[4](P3098)其文学创作、人生思考以及从容进退的“九龄风度”为盛唐文人确立了审美范式，《曲江集》被岑仲勉先生誉为“唐集之雄”。

现存文献中较少直接称张九龄为“大手笔”的记载，唐代文学史中关于张九龄的“大手笔”之称也仅以“其文、赋有一定成就，是继燕、许二公之后的朝廷大手笔”一语带过。

学界历来认为张说文胜于诗，张九龄诗胜于文，对张九龄文质兼胜的诗歌研究居多，对其文关注较少。

但是，纵观张九龄的文章，不难发现其承继了张说的范式风格，也极具“大手笔”风范。

本文拟考论“大手笔”之称的渊源及内涵，梳理二张之文在内容包涵、创作体式、情感生发、艺术魅力等方面的相似之处，阐明作为“盛唐气象”领军人物，张九龄继张说之后，以如椽大笔为盛唐气象增添宏丽的篇章，张说、张九龄均堪称初唐渐盛时期引领盛唐气象的“大手笔”。

作者简介：薛新萍（1973—），女，河南陕县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硕士，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一
据现存文献考证，“大手笔”一词初见于《晋书·王珣传》：“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曰：‘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帝崩，哀册谥议，皆珣所草。

”[5](P1448)“大手笔”是指朝廷发布的重要诏令及文书，后世所用“大手笔”多引此义。

李商隐《韩碑》记载韩愈和宪宗的对话：“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

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画臣能为，古者世称大手笔，此事不系于职司。

”[6](P829)“金石刻画”是指撰写碑文，韩愈要作的大手笔是纪念著名的平淮西之役的《平淮西碑》，可见大手笔还包括为国家重大事件而作的颂赞朝廷、纪传功德的碑文。

李商隐在《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文中提到武宗任命宰相李德裕知制诰时云：“我将捭尔以大手笔。

”[7](P3642)而李德裕推辞所列举的师古、峤、融、说、颋等人，主要是就其职务在于执掌“大手笔’而言。

既能专门撰写重要诏令、文书，通常文才极高，因而“大手笔”又可由侧重职务兼指在这方面有卓越才能。

自居易《冯宿除兵部郎中知制诰制》也沿用了这一含义：“武德暨开元中有颜师古、陈叔达、苏颋称大手笔，掌书王命，故一朝言语，焕成文章。

”[8](P1009)此“大手笔”是指担任着朝廷重要诏令、文书撰写任务且有突出成就的文章大家。

除此之外，自宋代始，“大手笔”又指代作家的雄才高华。

综上所述，“大手笔”的内涵包括三方面：其一指文章体式，可分为朝廷诏令、碑志以及“记功称伐”的碑文。

无论是发布政令还是记功传德，“大手笔”因要施之于庙堂，须文辞稳健；又因题材意义重大，立意高远，境界相应雄浑开阔。

其二指工于辞令，长于朝廷文诰的专职撰写者。

其三还可指文章作者的才华雄厚，文笔雍容雄阔。

据《全唐文》《唐文拾遗》统计，张说今存文250余篇，题材广泛，体例多样，内容丰富。

《大唐新语·匡赞》称张说“为文思精，老而益壮，尤工大手笔”
[9](卷一P10)，指其擅长撰写有关朝廷大事的重要文章。

《旧唐书·张说传》云“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4](P3057)此处的“大手笔”指文章体式。

傅增湘云：“余少时嗜骈俪文字，诵公(张说)集，喜其瑰玮骏丽……是魁然为盖代之才，宜其有大手笔之称。

”[10](P575)指其文章意高气阔，宏博典雅。

与张说相近，张九龄撰写的“大手笔”文章主要也是指视野宏阔、笃实切要、上书言政的敕文、状表、碑志、祭文等。

其各类文章现存261篇，其中应制公文213篇，其他散文48篇。

内容广泛，文笔劲健明快，质实典重，大气磅礴，舒卷自如，展现出雄才大略之概与宏博典雅之风。

纪昀评论曰：“九龄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称开元贤相。

而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许诸人下……文笔宏博典实，有垂绅正笏气象，亦具见大雅之遗。

”[11](P1279)玄宗曾赞曰：“张九龄文章，自
有唐名公皆弗如也。

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元帅也。

”[12](P97—98)可见张九龄之文深厚的艺术功力及深远的影响。

二
作为“大手笔”，二张倡导文质并重的理论主张，文章构思精密，剪裁得当，以浑融自然、雄壮宏丽、深湛博大的风格反映开元盛世的恢宏气象。

首先从二张的“大手笔”创作题材内容加以梳理。

（一）实济时用、润色王道的敕书颂赞
为实现“文治”理想而歌功颂德，达到缘饰盛时、润色王道的目的是“大手笔”文章的重要体现，敕书和颂赞就属此类。

敕书是皇帝用以谕勉公卿、警策众臣的诏书，涉及内容都为朝廷政事，对于实际撰制者来说，便是代拟王言。

因此撰写者除具备出色的文笔外，还要有充分领会旨意、熟知治国方略的本领。

刘勰在《文心雕龙·颂赞》中云：“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

夫化堰一国谓之风。

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

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

”[13](P84)“颂”是向神灵报告功业的文字，要赞美朝廷的显赫功绩及盛世气象，讲求文辞富丽澄澈，铺陈得体，文思谨慎。

在敕书颂赞类的公文撰写上，两人各有侧重。

张说现存文章中，敕书仅有两篇，而“颂”、“赞”类礼乐文章近五十篇，约占五分之一，可见张说的大手笔文章主要目的是润色王道。

而敕书则是《曲江集》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公文，“颂”、“赞”文章数量较少，张九龄的公文则是发布王言。

下文分别做以阐述。

《旧唐书·张说传》说：“(张说)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

”[4](P3057)张说现存散文作品中，标明“奉敕撰”的颂及碑文有26篇，其颂赞类大手笔文章蕴意丰厚古雅，气势昌明宏阔。

《圣德颂》《开元正历握乾符颂》《大唐祀封禅颂》等均为推行其文治举措而创作的巩固统治根本，盛赞已成功德的鸿篇巨制。

以《开元正历握乾符颂》为例：从天命、战功、兴农、复礼、倡文几方面历数初唐统治者的丰功伟绩，然后描述开元王朝四海臣服、蓬勃壮丽、万象更新的王道气象，以历数的推演证明开元王朝是盛世的必然出现，玄宗是应天命而生的有道明君，达到歌功颂德、臣服百姓、润色王道的目的。

《曲江集》中敕书数量最多，涉及内容最广。

张九龄作为一代文宗，在“代拟王言”的撰制上，已形成简练劲健、行止有度、收放自如的风格。

《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一文长达八百字，词句精当，对毗伽可汗提出严正警告：“我国守信如天，终不欺物。

谓天无信，物自无知”，（本文所引章句皆出自董诰著《全唐
文》中华书局1982年版）使人感受到理气充直、义正辞严的冲击力。

《敕吐蕃赞普书（四）》一文，思维缜密，文辞畅达，笔锋犀利，申明朝廷意图，张弛有度，恩威并举。

虽为公文，但不乏劲健精炼、宛若珠玑的语句，如：《敕处分十道朝集使》之一中曰“善必知主，恶亦有由”；《敕新罗王金兴光书》中曰“君子为邦，动必由礼”；《敕河西节度牛仙客书》中曰“时不可火，兵贵从权”；《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中曰“古之善用兵者，不必在众。

能制敌者，会在出奇。

狂贼此来，真亦送死”等，读来气势磅，礴铿锵有力，极具感染力。

除此之外，张九龄撰写的内容丰实、极具思想的敕书，可使学界在两《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等史书之外，更为翔实地了解到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进程及影响，从文史价值上来看，也可称其为“大手笔”。

（二）反映政治思想和主张的章疏状表
与制、敕等代拟“王言之体”不同，状表、疏奏、策书等是朝臣上致君主的公文，其共同点是态度虔诚，说理透彻，笔致典雅。

张说撰写的对政事的见解、边事的主张的文章，指事切理，言辞犀利。

如《谏避暑三阳宫疏》，劝谏武后为“百姓持重”，及时返朝，指出继续安享三阳宫的四“不可”，由浅入深，指事说理，是一篇言辞简约、条理分明的政论文章。

张说不以庙堂之高自居，关心百姓生计农事，《请置屯田表》中曰：“春事方兴，愿陛下不失天时，急趋地利；上可以丰国，下可以廪边。

”指出农业是百姓安身立命之本，劝谏帝王只有重农立邦，才能富国安民，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实用性。

在《兵部尚书代国公蹭少保郭公行状》中，描写郭元震威震敌胆的英雄气概，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大唐帝国上升期的社会风貌和精神状态。

文章气势恢弘、格调雄阔，此类情感的生发在张说散文中随处可见。

张九龄参与国事谋议决策，撰写了许多言事议政的章疏和严谨细密的策书，不仅内容广泛，且在指陈时弊、筹划大计等方面常不避利害而勇陈先见之明。

“《进金鉴录表》和《金鉴录》本文，以朴素的语言，讲寻常的道理；用骈散兼行的文体，借古鉴今的经验教训，娓娓谆淳，显示出政治家的卓识和风度。

”[1](P275)《上姚令公书》《上封事书》《论教皇太子状》等，逻辑严密，论证有力，见解深刻，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从张九龄的状表中也可见识到他刚直不阿、坦诚磊落的性格特质。

《荆州谢上表》张九龄被贬荆州后向玄宗呈递的一道谢恩表文，抒写对玄宗的满腔忠忱与无辜被贬的悲愤：“人有痛者，必呼于父母。

臣今孤苦，不乞哀于圣君，岂蒙恶声遂衔冤以没代?”披肝沥胆，大胆申辩因“周子谅事件”牵连被贬的冤屈，坦陈自己磊落处世却遭小人乘隙诋毁的境遇，名为谢恩，实为申诉，是历代朝士谢
恩状表中最见情性的一篇。

《请诛安禄山疏》《劾牛仙客疏》文字简畅、语气斩绝、态度鲜明，表现其率真坦荡、直言敢谏的性格。

（三）情感贯注、独具体式的碑志祭文
碑的最原始功是用来拴祭天地时祭祀用的牲畜，后逐渐发展为刻写为帝王记事表功的文字，最后演变为不仅用来记功德业绩，同时也记述死者生前的事业功迹及人品的碑文。

张说长于碑文墓志，在当朝有“无能及者”的盛誉。

《全唐文》《唐文拾遗》和《唐文续拾》共记载碑志文71篇，是数量最多的一类。

从文体上看，碑志文大手笔和颂赞类大手笔不同，但在内容高华、沉厚壮阔的特色两者相通。

大手笔墓碑文的墓主大多为朝廷要员和皇亲贵戚，张说在其身份和地位上拓展写作空间，使碑志文与颂赞一样内容丰实，境界阔大。

如姚崇是开元盛世的奠基之臣，张说为他撰写《姚文贞公神道碑奉敕传》，用宇宙间最宏伟的意象“八柱承天，四时成岁”，儒者心目中最伟大的君臣尧、舜、禹，来喻姚崇和玄宗，又用“帝之四辅”、“囤之六鞠”、“人之师表”等描绘姚崇的伟大功德，产生大气磅礴、雄浑壮阔的艺术效果，被时人称为“极笔”。

张说还善于选择碑主一生中的典范事迹加以摹写，突出墓主的人格特点和个性，刻画形象栩栩如生，运思精密，感染力极强。

在《赠凉州都督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郭君碑奉敕撰》里，运用夸张、比喻的修辞手法，通过刻画人物外貌，尽显郭知运的“良将”特质。

《唐故赠齐州司马陆公神道碑》里择陆孝斌无视“路险寇阻，兵危势急”为友人治丧以及临危受命，“覆囚剑南”典型事例，凸显陆孝斌“舍生取义”的人格魅力。

除此之外，张说还能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以真切感情刻画形象。

如《汝阳独孤公燕郡夫人李氏墓志铭》的墓主是闺中妇女，就以其勇救独孤公前妻之孙于急流之事来彰显其“均养之仁”，使普通妇女身上也显现出“传贤庄姜”的贤淑美德。

祭文是追念死者生前所历并颂扬其品德业绩以示哀悼的文章。

张说的祭文虽多为代笔之作，但均符合身份，风格多样，可以《代伎人祭元十郎文》《为人作祭弟文》为代表。

《为人作祭弟文》是其代笔祭文中较特殊的一篇，下笔不以夸赞其权势或令名为主，“予赢老矣，伤心几何?人琴两亡，命也命也!”而是以情动人，无限凄切，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

《曲江集》中收集碑志和祭文近三十篇。

就祭文而言，有公祭的《祭洪州城隍神文》《祭舜庙文》；有代撰的《为王司马祭妻父文》《为吏部侍郎祭故人文》《为王司马祭甄都督文》等；也有发自内心的哀悼，如《祭张燕公文》、《祭故李常侍文》和《追赠祭文》等。

张九龄任洪州刺史时，当地遭遇洪灾，在《祭洪州城隍神文》中云：“谷者，人之所以为命。

人者，神之所以为祀。

祀可不以为利，义不可不福。

阖境山川，能致云雨。

”其忠于职守、为民祈福之情溢于言表。

《为王司马祭妻父文》叙述了王司马岳丈生前所遭受的盛衰之变，并从王司马的遭遇中引出伤感之辞，失意人悼不幸人，倍显其哀，蕴含同情理解之情。

（四）典雅隽永、清新逸气的小序赋文
张说为文人所作的书序文及碑志文前的小序典雅隽永、情感自然。

如《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为身世特殊、才艺出众的女诗人上官昭容诗文作序，张说不仅能够客观公正地评价，且极少用典，不加藻饰，形成了雅致逸气的风格。

张说的赋在《全唐文》中收有五篇，有些赋文与其政治生活联系密切，可看作是其大手笔文章的延续。

如《白乌赋》通过白乌以奇采异色希望博得君王重视，映射张说不畏仕途艰险，勇于求进、以期重用的心理，浸透其政治生活经验和政治抱负。

哲理赋虽以说理为主，但形象生动、慨叹深沉，无生硬枯燥之感，渲染出浓郁的诗意氛围。

《虚室赋》开篇“明月窗前，古树檐边，无北堂之博酒，绝南邻之管弦”匠心独具，读来颇显明净空灵。

在《畏途赋》中，对山路高绝奇险极力描绘，暗示仕途险恶，语言错落有致，颇具诗的意味和意境。

张说撰写的序文除了烘托人物外，还表明其文学主张。

如《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唐西台舍人赠泗州刺史徐府君碑》的小序就阐述他对文学的见解，《洛州张司马集序》也阐释了文辞对抒写性情的作用，可作为深入探究其文艺思想的史料。

张说评价张九龄的文章云：“张九龄之文，有如轻缣索练，虽济时适用，而窘于边幅”[9](卷八P130)。

意即张九龄之文极少藻饰，淡雅实用，但又显拘谨。

因张说不拘小节，其文也多是纵横开阖，雄浑阔达，而九龄为人处世执着矜持，反映在文章上则多为“随事以序其实”[14](P42)，不尚虚饰，沉实素简，但内容丰实、文笔雅蕴，又使文章显现出君子之纯厚儒风。

张九龄的序文涉及内容广泛，分宴游、送别、纪事、题绘、感怀等，文学色彩最浓。

《韦司马别业集序》便是充满诗情画意之作，先写别业的处所和美景，再采用移步换形的手法，景移而情随，将韦氏别业的美妙呈现眼前；最后写韦司马洒脱的人生态度以及同游者的赞叹，指出文人雅士所向往的处世之道及生活范式。

《陪王司马宴王少府东阁序》写官场失意之人宴饮于王少府东阁的情形，以理性分析及历史比照，劝解众人要效法圣贤养和以待时的处世之道。

如此沉稳持重、淡然远视的手笔，是其文赢得“大雅之遗”赞誉的原因之一。

《景龙观山亭集送密县高赞府序》《送幽州王长史赴军序》《岁除陪王司马登薛公逍遥台序》等赠送宴集等序文也都体现了“随事以序其实”的特点，紧扣题
旨加以生发，描写生动，并能“以个人性灵入文词中，遂开韩柳古文风气之先”。

[15](P279)《狮子赞序》《鹰鹘图赞序》是歌颂孤高独立的猛禽猛兽形象的赞序，从客观事物中提炼本质予以概括评价，且能不拘泥一事一物，凡古今中外的典章文物皆可为文，文笔宏博典雅。

综上所述，二张作为开元时期的政治家以及一代文宗，无论是其撰制的极具思想策略的敕书、状表、颂赞、碑志等，还是怡情娱遣类的文章，都彰显典雅雄浑的大家气魄与运思缜密的明晰风格，可谓真正的“大手笔”。

三
张说、张九龄“大手笔”的特色不仅体现在二者撰制了数量众多的实用性文章，最重要的是所呈现的格调恢弘、典雅富赡的风格，庄重整饬、骈散交融的文法技巧以及情真意切、据实而发的感情色彩等，展现其艺术魅力。

（一）笔力恢弘，意高气盛，昭显盛世蓬勃气象
清代蔡世远评论张说的《宋公遗爱碑颂》云：“大手笔人方有此大文章，唯广平公足以当之。

”[16](P1124)以“大手笔”褒扬其笔力雄健，而以“大文章”言其文章恢弘丰赡的气势也甚为恰当。

张说之文评古论今，兼容并蓄，磅礴激荡，“泊张燕公以辅相之才，专撰述之任，雄辞逸气，耸动群听”。

[17](P2)《圣德颂》《开元正历握乾符颂》《大唐祀封禅颂》《赠凉州都督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郭君碑奉敕撰》《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奉敕撰》等文章缘饰盛时，意义深蕴，于自然流畅中流露非凡气魄，充溢意高气盛的审美特征，堪称“大手笔”。

《大唐封祀禅颂》中描写玄宗封禅泰山之盛况：“千旗云引，万戟林行，霍濩灿烂，飞焰扬精。

”将车队的赫赫声威写得波澜阔大，声势壮观。

《右羽林大将军王公神道碑》中：“尽区域城于西海，辟郡县于北荒，烽皇灵于天外，圆壮节于云阁……惟君知臣，保斯言之可复；何神与善，负厥志而无成!”一气呵成的排比句刻画出意气飞扬、志入云霄的将军形象。

这种气势恢弘、格调雄浑的句子在其文中随处可见。

如为表现将帅的雄肆郁勃之气，用“援俘作气则山岳动摇，书简一飞则酋渠相灭”来描述。

意高气盛的风格使其作品深远壮阔、丰赡恢弘，体现其“事感则万绪兴端，情应则百忧交轸”，[18](P2010)“选势标起，奇情新拔”
[18](P2275)的理论主张。

张九龄文继张说之后，撰文每得玄宗嘉许，两人风格相似，情词兼美，博大闲雅。

《曲江集》里敕、书、碑、铭共十五卷，“集成上古散文‘尚用’和‘辞达’的传统，以意遣词，思路精密，文辞朴实简练，行止有度，收放自如，呈现出从容不迫、不怒而威的大国风度[19]。

如《请诛安禄山疏》一文：“今节度使张守硅有部将安禄山，狼子野心，兽面逆毛，既非类而偷生，敢恃勇以轻进，为贼败衅，挫我锐气，必正法乎军中，庶章威于阃外。

”文字简劲流畅，议论深切，
义正词严，表现出直言敢谏、嫉恶如仇的性格。

《与李让侍御书》词锋峻厉，忠耿雄直之气呼之欲出。

《答严给事书》与旧友倾诉胸臆，陈词恳切，可想见其时心情。

二张之文，笔力恢弘，润色鸿业，昭显盛世气象，在格调低靡的齐梁文风充斥文坛的初唐渐盛时期，传达格调雄浑、清新刚健的气息，为其赢得“大手笔”之美誉。

（二）庄重凝练，骈散交融，开启清拔宏丽文风
唐初诗沿宫体，文袭骈俪，张说“运散体之气于骈体之中”[20](P461)，将散文素简流畅、浑融自然的语言与骈文精巧的对偶所致的华丽文采相结合，以错落有致之语撰写气韵畅达之文，开创骈文散体化的新局面。

不论是《开元正历握乾符颂》《为河内郡王武懿宗乎冀州贼契丹等露布》《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等长篇巨制，还是《谏内宴至夜表》《论幽州边事书》等简篇小文，都笔到意随、句法多变。

如《赠太尉裴公神道碑》开篇：“星辰悬象，所以殷时布气，然而行不言之道者，天也;文武用才，所以勤官定国，然而致无为之理者，帝也。

”对仗工整，为典型的骈文句型，但构成成分则为散句，骈散交融的体式“使词语的锤炼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使其了无雕琢痕迹，充分地表现出自然的美”[20](P215)，加强文章的抒情性和叙事性。

如《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热海之役，流矢贯臂，阵血染袖，事等殷轮。

帝顾而问之，视疮曰：‘为国致身，乃吾亲也。

’”这段文字叙事性较强，以散体为主，尤其忠实记录了日常语言，但也不乏对仗工整的骈文，骈散兼具，既明白晓畅又精巧有致，表现质实相宜的特点。

张九龄之文沿袭张说，不仅能自如叙事陈情，且议论削切畅达，很少用典，尽去浮词，以有利于内容的充分表达为旨归，所以自然朴素，体式上更趋向散化，不以文害意，推动唐文的健康发展。

《韦司马别业集序》中云：“背原面川，前峙太一；清渠修竹，左并宜春；山霭下连，溪气中绝；此皆节公之有也。

”以简洁朴素之语言寻常之事，骈散结合，娓娓道来。

《上姚令公书》中曰：“任人当才，为政大体，与之共理，无出此途。

而曩之用才，非无知人之鉴，其所以失，溺在缘情之举。

”言理和诤谏相结合，理直情真，骈散结合，一气呵成。

《荔枝赋》摹写荔枝形状和果实之丰美，遣词精美，蕴含深意。

其序以荔枝喻人，指出对人才之认识如识荔枝之品性，须切入了解才是。

用词工整，骈散并行，读来气畅韵达且平实自然。

（三）情真意达，据实而发，融汇文思兼重理论
张说之文打破了“无质实之意”的弊端，情感贯注，真切感人，尤以碑志文
为代表，融入真情实感，刻画形象历历如见。

其中《广州都督岭南按察五府经略使宋公遗爱碑颂》最为典型。

文中列举了宋璟在广州居官时的诸多政绩：改善百姓居住条件，正直敢言，不附权贵。

因与宋璟同朝为官，深知其为人行事，钦敬其忠贞品格，所以对宋璟品行的赞颂和钦佩是发自内心的，情感真挚感人。

张说的文章还借强烈的情感色彩创造出优美诗境。

为其妹作《张氏女墓志铭》，虽感情内敛，但“含酸属铭，投笔气索”显其内心之不平，颇为感伤。

《徐氏子墓志铭》是为幼童所撰，徐坚四子徐严聪敏好学，无奈早夭，因欣赏其幼而敏捷的才华，叹惋天妒英才，“生日何浅，死路何深”，流露出真挚的悲悼与惋惜之情。

应伎人伏十善之邀为其故主元十郎所作的《代伎人祭元十郎文》祭者不幸的生活遭际、感情经历颇具代表性，其貌美技绝，受主人生前眷顾，“虽强饰容于新奉，心摧绝而不敢言”，文字凄美，感情真挚，表达失爱的伤痛及命运的悲惨，作为执笔者，对其理解和同情是此文能动人心魄的前提。

张九龄之文如同其诗歌，“情真”为可贵之处。

《曲江集》收录的《敕金城公主书》凡三篇，虽是奉敕之作，却流淌着真挚情感。

金城公主原是雍王之女，以中宗养女身分许嫁吐蕃赞普，旨在修好唐番关系，在吐蕃生活了整三十年，张九龄受命写信慰问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但敕书在恳切的牵念中道出对公主的勉励与期望，很少程式化的官方语言，如同充满关爱之情的家书，语言平易畅达，风格朴素真挚，亲切感人。

《曲江集》中还有一些写的情致感人的祭文和序记，如《祭张燕公》《祭故李常侍》等。

张说是九龄得以升迁发展的最重要的提携者，张说的逝世令其悲恸无比，《祭张燕公文》就是一曲情发于中、感人至深的挽歌。

在祭文中，把对恩公的感激景仰之情及无尽悲恸化作绵绵哀思：“人亡令则，国失良相。

学坠司南，文殒宗匠。

惟国华之见夺，何天道之弗谅?”文辞精辟，哀恸之情呼之欲出。

祭文书就不久，九龄又为其撰制了墓志铭并序，开始以朝廷讣告的形式，将一代文宗张说逝世的消息沉痛地告之国人，文笔庄重肃穆，接着交待举国齐哀的情状，再详述其才气个性、不平凡的一生，突出张说对盛世文明的贡献及提高文儒地位的历史功绩。

《白羽扇赋》抒写罢相后之心境，希望再次被重用，虽篇幅很短，但借物寓意，显现其阅尽宦海沉浮但矢志不渝之情。

张九龄最有见解及特色的是其上书论政的文字，在这类文章中，不再炫辞耀藻，而是针对现实直抒胸臆，是对张说文风的一种继承。

《上封事书》是讲县令刺史任命问题的，刺史县令是民生之本，却多非其任，徒有其名，朝廷选官劳民伤财，揭露当时的弊政，此书言辞恳切，全无虚饰，指陈时弊，表达了深沉的政治远虑。

综上所述，张说、张九龄以典雅富赡的风貌、雄浑畅达的境界、清新超拔气格，展示时代精神面貌，以“大手笔”影响着盛唐文学家的写作风格及技巧，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