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思想（兼道家）与科技关系

论儒家思想（兼道家）与科技关系
人们关心儒家思想与科技的关系问题，集中反映在20多年来对所谓《李约瑟难题》的求解热潮，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对此侃侃而谈。

主导的观点是，儒家思想不利于、甚至阻碍现代科技的发展。

国内最近一场争论是围绕杨振宁先生去年九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化高峰会”上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的演讲进行的。

媒体以“《易经》阻碍科学启蒙”为题，做了大量报道。

针对这种情况，我的观点是，儒家思想与科技关系这个问题提得不确切；“《易经》阻碍科学启蒙”的逻辑不成立。

因为，如果寻找《易经》（或儒家思想）与现代科学的范畴和逻辑，二者之间不会存在简单、直接的因果逻辑。

也即，那种“因为甲，所以乙”公式化的“因为儒家思想（或《易经》）如此，所以科技不能发展”或“因为儒家思想（或《易经》）如此，所以科技能够发展”直接逻辑都是建立不起来的。

原因很简单，从学理上，这两个范畴相距太远，假设逻辑不仅学理不通，而且现实也没有根据。

因为儒家思想和科学技术二者之间不存在简单、直接因果逻辑，也就无从直接在二者关系问题上说起。

与其说这是个就二者关系的道理问题，不如说是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问题。

采取什么态度才适当，需要把几个问题搞清：1）科技术是目还是手段？儒家思想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从这可以推出，儒家对科技可能采取的态度；2）儒学和科技究竟学理范畴和逻辑相距多远？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在二者之间附会简单逻辑能不能成立；3）“西方科技”“现代性”究竟是什么？从这可以悟出，儒家应该怎样对待；4）“科学思维和方法”到底是什么？5）从4）可以发现，它与儒学比较，到底怎样；6）中国为什么在古代取得辉煌科技？从这可以知道，科学在儒家意义是什么。

7）西方现代科技动力在哪？从这可以了解，它对中国意味什么。

最后，近代儒家喊出“中体西用”究竟怎样理解？重新思考现代科技的挑战，什么才是儒家的正确态度？当然，这几个问题都要讲清楚，要写大一本书。

这里只能提纲携领地提出论点，引起儒家学者兴趣，以便共同研究。

一、科技是手段
翻开英语《韦勃斯特》词典，科学有多重定义。

科学史关于科学本质的说法是概念思考工具（概念思考-理论-证据）。

“科学”的标准解释，是“去认知”，包括事实、定理和理论在内的知识体系。

科学的目的是通过观察，认识世界、找到“真理”。

科学不涉及价值观。

科学历来是这样教的。

研究机构、大中小学、图书馆、出版社、新闻机构、会议、教学等材料，都是这样说的。

但科学史提供大量证据，表明标准解释未包括科学实质，即科学为政治工具。

政治行为同样涉及经常性概念思考。

人类开始从事天文学时，就有政治介入。

中世纪知识是危险、不可广泛传播的。

科学与天主教有联系。

地心说与日心说很大程度是政治之争。

十七世纪，科学不是被政府便是被教会控制。

研究人员支取薪水，政府或教会把持最后发言权。

它们控制出版发行权。

一个例子是意大利自然学会的研究成果不能发表。

出版物以机构名义出版。

研究机构规范社会行为，
判定信息合法性，定义什么是科学。

作为概念思考工具，经过启蒙，进入现代资本社会，这个科学传统仍然存在，而且得以强化。

科学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取得统治地位。

科研资金大部来自国家，应用科学（技术）占很大比重。

所谓“启蒙”及现代资本信条，科学、理性、计划是服务个人目的的手段。

导致的后果，科学由理性变为非理性，与道德割裂甚至背道而驰。

理性远离道德，科学目的不再是获取知识向宿命争取自由（此为启蒙的本旨），而变成个人获得利益和满足欲望的工具。

这是由相对到绝对的深刻变化科学、推理和实证及对感性认识寻求都丧失其本来面目。

“儒家思想中没有科学”，这个说法不会错，但如同“中国宴席没有刀叉”一样贫乏。

儒家虽没有科学，但并非没有概念思考。

下面集中谈这个问题。

科技是手段，儒家不将手段看得高于目的，而是主张目的与手段统一。

西方将科技完全视为手段，儒家则有所不屑。

更重要的是，儒学整个体系根本就不是思考实现个人利益和欲望使用何种手段。

陆九渊将儒家态度表达得淋漓致尽：
“百工之事，皆圣人作也。

然圣人初不尚此，其能之也。

每以教人，不以加人。

若德行中庸固无加人之理。

世道衰微，德行浅薄，小人之有精力者，始以其艺加人，珍其事，秘其说，以增其价，真所谓市道。

故风俗日以不美，流传之久，艺之实益不精，而眩鬻之风反更张大。

学者不辨本末，不知高下，未有不为此辈所眩者。

”
《管子? 法法》讲得也很明确：“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

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以治国。

”
作为结构差异，儒学更不思考如何去发现上帝（如以宗教为目的科学）或对它质疑（启蒙运动的理性），而是全部在怎样实现一个和谐天下，在阐述这个目的。

这就是“本”，由此有“治国为本”，“民为本”，“农为本”等。

“本”即主要矛盾。

其他是“末”。

目的为本，手段为末，本末兼顾。

这和西方科技风马牛不相及，毫不相干。

怎么可能出现概念相同？这样作问题探讨，是否本来就不对头？是否至少应在起码类似范畴中探求？
二、“儒家思想”和“科技”范畴相去甚远
先说什么是范畴。

范畴是系统概念分类群，任何概念也都是范围分类或范畴，包含相对独立目的与手段性。

范畴之间存在间接或直接性质不同的内在理性关系，称逻辑。

多重范畴之间有多重逻辑。

“儒家思想”是个概念也是范畴；“现代科技”也如此。

“现代科技”是“现代”和“科技”的概念（或说两个范畴）组成，为定语所属结构。

相对于二者，“现代科技”组合为较大范畴，又可与在其上一层次的较大范畴形成所属逻辑。

此外，“科技”也为“科学”和“技术”两范畴组成；二者之间既是因果又是并列逻辑（或许还有其他逻辑，暂不涉及），且对于该上一层次较大范畴形成所属逻辑。

这样。

构成了与“现代科技”的多重逻辑。

所以这么细分，是因为不管大、小，无论哪一范畴，哪层逻辑发生变化，都导致整个逻辑（即“儒家思想”与“现代科技”）变化。

逻辑为理性关系，通过推理（比如归纳法或推演法）达到。

讲逻辑，是要看通过推理，最后达到“儒家思想”与“现代科技”是什么关系。

相对于“西方传统”的庞大范畴，首先是“中国传统”的庞大范畴。

其下包括“中国哲学体系”的范畴。

“儒家思想”为“中国哲学体系”中的特定“哲学传统”范畴，对上面“中国传统”和“中国哲学体系”为所属逻辑。

“儒家思想”曾一度居“中国哲学体系”主导地位，对“中国哲学传统”又具表述逻辑。

这样，“儒家思想”可说与“西方哲学传统”为对应逻辑。

其条件是西方哲学传统相提并论。

相提并论为并列逻辑。

并列意味着对等，无高低、贵贱之分。

分，即加上价值观。

另外，如以“人类哲学传统”为一大范畴，“儒家思想”与“西方哲学传统”则具有被包含的从属逻辑。

只在此意义上“儒家思想”与“西方哲学传统”直接逻辑可以成立，但仅此而已。

上面已说，“现代科技”在“科技”范畴中。

为叙述方便，现将“科学”和“技术”分开一下。

二者虽不是同一范畴，但只要将“科学”的位置逻辑搞清，“技术”也自然清楚。

“科学”在哪儿？首先是在“西方传统”中。

（中国没有[西方]“科学”说法，逻辑很简单，在此得到印证。

）在“西方传统”内，“科学”与“西方哲学传统”交叉但不能混为同范畴。

逻辑上，“科学”与“哲学传统”有逻辑关系（如手段性），但与“西方宗教传统”逻辑更密。

这里将“科学”范畴位置说清，需介绍定义（定义上节已述）。

不管标准解释还是科学史角度，“科学”已清楚；它是概念工具、手段范畴，不是独立性范畴，即有其所依托目的范畴。

科学史显示，“科学”从属随历史而变化目的范畴，至少包括哲学、宗教和政治。

“西方传统”下有“思想传统”范畴，包含“哲学”和“宗教”传统”。

除此二范畴，还有“社会”传统，“社会”下又包含“政治”。

“科学”交叉重叠附属于这样划分的“哲学”“宗教”和“政治”，与它们是手段与目的逻辑。

这样分析范畴，“儒家思想”与西方“科技”之间，重叠地隔着多重范畴；从“中国哲学”，经“中国传统”、“西方传统”、“西方哲学”、“西方宗教”、“西方政治”到“科技”，至少相隔七重范畴。

相隔这么多，二者就不会有简单、直线逻辑，更不用说再加上“现代”二字的“科技”。

简单因果逻辑不存在，“儒家思想产生不出现代科技”说法学理上就不能成立。

不能成立，根本原因在于逻辑是内在，在某一范畴（概念）体系之内，而不是之外。

范畴体系是一系列具种种逻辑关系的概念群体。

某二范畴（或范畴体系）有逻辑关系，是因为同属于一更大体系。

按照这个原理，“科学”属于西方传统的大范畴体系，对于另一大范畴之内“儒家思想”，不存在内在逻辑。

内在逻辑是内在理性关系。

这也是说，“儒家思想”与“科技”之间不存“因为A 所以B”的简单、因果逻辑。

将它们相提并论时，赋以高低、贵贱等价值概念，是不存理性的。

将它们相提并论，首先应看到不同质的范畴体系，要首先考察各自在本体系的来龙去脉。

缺少这一步就进行价值观判断只会是臆断。

将本无逻辑可言范畴以简单因果逻辑加以联系，即非理性臆想。

科学就是对简单逻辑假设，但仍需已有逻辑作前提。

凭空假设只是“伪科学”。

将中国没有现代“科技”归咎为儒家思想阻碍的结果，正是上述这种非理性臆想。

更何况二者之间逻辑，不仅学理上不成立，历史也提供它反而不能成立的事实。

古代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展一直远较欧洲卓有成效；儒家思想非但没有阻碍，它却反而发达。

人们恐怕是认错了研究对象。

其实，既然中国没有的是“近现代科学”，对“近现代”研究一番，路向才对。

三、西方科技的近现代性
如果没有出现现代西方式的科学发展是“儒家思想”之过，为什么西方也等到现代才获得科技大发展？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研究西方科技的“近现代性”。

其实主流观点有个重大遗漏，抛开了西方社会历史的特有原因。

哪怕有人提到社会原因，也是归咎于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制约，这与归咎“儒家思想”是同类毛病。

有人也提到工业革命，但仍没说清楚。

工业革命背后还有根本性原因，就是所谓“近现代性”（modernity）。

“现代性”作为汉语概念，重在表达历史时间。

作为西方概念，它表达西方历史、社会、思想文化传统等等重要转折。

现代性必然牵涉启蒙运动，它是转折点，是西方现代性标志。

启蒙的意义是什么呢？
启蒙运动初衷是挑战神话与万物有灵、向宿命抗争。

它表现为对自由命题的发现：人必须摆脱迷信。

获得自由的途径是科学、理性主义、推理和实证主义，去寻找经验事实。

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属于哲学范畴，是哲学手段；借助它脱离宗教迷信，对世界重新认识。

但是，“自由”命题变为同“个人主义”是同一命题之时，从“宿命论压迫下寻求解放”的“自由”意义就转换成“按照自己意志或欲望行动”的放纵；其对立面从“宗教迷信”转为“集体主义”。

西方现代性是在这个意义上界定的。

启蒙运动对宗教神话、信念和上帝启示采取否定态度，向人们宣告：“宇宙没有什么‘上帝’干预”；“没有原罪这回事情；人类并非天性固有堕落，而是教士的阴谋设计出的行为和恶事”；“思想不是天生固有，宇宙也没有仁慈的目的在支配。

”不幸的是，由于自由的内涵已被改变，科学目的的内涵亦被改变。

科学不再为获得从宿命论的自由寻求知识，而是变成为实现个人利益，满足个人欲望的服务工具。

随着科学、理性主义、推理、实证主义、追求经验事实都开始服务于个人利益和个人欲望，这些概念本身也变成具有宿命论同等的魔力地位，保佑个人成功。

个人利益和欲望现在拥有了过去上帝的位置。

上帝则被降为附属的手段地位，成为追求个人利益和欲望合法的辩护士。

假如上帝原来允许个人追求私立和欲望，启蒙运动本不会有的。

近现代科技史的大量证据都显示这一西方“现代性”被作为概念思考工具，科学变得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并因此取得统治地位。

科学由理性变为非理性，与道德背道而驰，是在启蒙过程导致的。

作为现代性，科学从“宗教传统”手段，走到推翻迷信、认识世界的哲学手段，又随而变为实现“个人利益和欲望”的经济和政治手段。

这就是西方科技在近现代获得空前发达的逻辑。

近代科学、实用科学各种领域，尤其生产科技、战争军事科技与西方资本主义崛起、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行为相联系的情况，西方历史学家有大量阐述分析。

西方现代性对“儒家思想”有什么意义？如果“现代性”是对神话了结，那么西方近代的命题则是儒家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产生过这个现代答案的体系。

至于“现代性”完成了科学从对宗教迷信自由到追求个人利益与欲望手段的转变，则是儒家思想所不齿和不同的。

这恐怕也是中国哲学史没有发生启蒙这等事情的原因。

启蒙的命题，不仅在哲学高度的儒家体系里已明确，甚至已沉淀为中国通俗文化常识。

中国普通人都知道《论语》里季路问事鬼神的事。

季路请教怎样侍奉
鬼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还提倡“不语怪力乱神。

”东汉王充的《论衡》认为：“‘天地固生人’，此言妄也。

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

”唐朝柳宗元斥责：“本始之茫，诞者传焉。

鸿灵幽纷，曷可言焉！”“惟兹何功，孰初作之？冥凝玄厘，无功无作。

”在反对神灵方面，中国人是早就启蒙了的。

而且，从未将这个“自由”发展为个人主义，却发展出没有上帝作用的人文道德。

相对于手段，儒家更重视目的。

这种观念不单在哲学层次，也是社会常识；“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南辕北辙”、“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金钱是粪土，仁义值千金”等等，在中国都是日常生活价值观。

这种情况与启蒙运动给西方带来的流行理念相比，应该是谁“先进”、谁“落后”？谁“启蒙”、谁“愚昧”？
四、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
对任何外来事物，都有采取态度问题。

态度产生于对其实质性了解之中。

科学是飞来之物，如果决定一个态度，也须先了解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是什么。

1、科学其实是狭义方式思维
科学思维是狭义微观活动。

狭义指研究对象范畴狭小。

科学作为术语是总概念，有笼统性。

然而每项具体科学研究都是微观、狭义、单一的。

不这样，就没有科学研究操作性。

科学可广泛针对任何东西发问，但发问和出发点往往是单一、局限的。

这造成科学领域知识偶然性，因为往往取决于研究者持有的特殊信仰、价值观、标准、方法以及认知目的。

基础科学的发现，不少情况出于对不同问题、不同出发点、对某一问题的好奇心所驱动（况且，也是在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中产生的好奇心）。

比如，上帝是否存在问题。

一般人或相信或不相信它的存在，通常不深究。

这时有个很相信上帝存在的认真人，先设定上帝存在，然后观测也好，实验也好，引经据典也好，引用经验也好，去证明上帝存在。

这成了科学。

还比如，牛顿从树上掉苹果发问，经过研究得出万有引力学说。

实用科学就更具局限性。

因为推动实用科学背后的动机是具体的、多种的。

实用科学目的都是解决实际问题。

况且知识是在先验域境中加以解释。

某人观察东西依赖他看到过什么和已培养出的视觉概想经验(Kuhn 1970, p. 113)。

科学是从具体开始。

具体程度达到具有同样规则系统（algorithm)，所有科学家在同一时间都会作出同一决定。

科学方法很多，而且是变化的。

没有某种独尊的科学方法（Anderson, 1986)；不同科学领域有各自不同方法。

解决科学问题途径很多，离不开常识。

科学的事情，并非神秘，也无特殊不寻常之处。

科学工作基本的方法模式是从观察开始：一、观察、采集研究对象的事实，其活动、状况以及相关条件或联系；二、对观察、采集事实进行解读；三、作为目的解释观察、采集事实的原因，也即进行假设；四、假如某种概括性解释（或假设）成立，它须有预见性，也即，根据这一假设，某种具体结果可以通过推理得出。

这是科学工作将进入的最为激动人心的阶段；五、根据假设，进行实验前结果预测，然后进行实验；六、如果实验结果与预测相同，则接受假设成立，假设成为定理。

如果实验失败，则或对假设进行修正或给予否定。

这一过程包含归纳和推演两个阶段。

具体操作程序不等于概括学总概念。

归纳法和推演法为科学总概念手段范畴，是从属性。

科学命题相对于科学目标是具体的，微观的，必须从具体问题出发以具体事物为固定对象。

科学方法和操作程序是根据具体课题要求设计的。

2、归纳法和推演法
上面概括六个步骤，从一到三（即从观察、采集事实到进行假设）属于归纳法范畴，即从具体到一般。

四到六（假设的预见到根据实验结果对其接受或否定）属于推演法范畴，即从一般到具体。

按照杨振宁说法，推演法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

任何科学程序都包含两种方法，而不只其中一种，二者是分不开的。

所谓辩证方法，是强调这两种方法的联系性与不可分割性。

3、科学不发现绝对真理
科学哲学揭示，科学的设想是发现永恒、普遍、绝对真理。

然而迄今为止，一切科学知识都受到怀疑（如批判相对主义），正是因为科学目标、追求目的和方法是多种的、不同的。

科学价值根据独一得出方式和方法获得确认。

没有可知现实等待人们必须通过某一科学方法来发现（Olson 1981）。

科学甚至不能分析和描述这个“现实”（Laudan, 1981）。

任何知识都需批判地评价和测试来决定它们反映真实世界的程度。

科学假设是否真理不取决它是否具确定性，而取决世界是否如同它反映的那样（科学现实主义）。

科学目标在于生产关于世界的知识，是概括对世界行为支配的法则。

科学目的是发展法则或理论，解释、预测、了解和控制现象。

科学家宿求依靠遐想，信仰其目标是发现真理。

但科学并非已找到了真理，或说已达到目标。

一切科学都是假设，有待新发现进行修正。

(Hunt, 1991: p, 200-201)。

科学是遐想和探索活动，是批判和分析活动，但不是为迷信树立的偶像，因为它不是绝对概念。

一方面，它是手段，具客观性，可服务于任何目的。

另一方面，它是方法，是发现真理过程，而非本身是真理。

它发现的知识也不是真理。

真理的确认依赖共识，而科学整体只是一小部分在一定时间内是无可否认和具有共识性的(Ziman 1978)，况且共识建立依靠同一性规则系统。

而围绕共识模式的理论也象走马灯一样变换(Laudan,1984)。

科学目标是解决问题(Laudan 1977, p. 13)，科学进步并不通向真理(Kuhn1970, p. 170)。

普遍真理是永远也不会被证实的(Carnap 1953, p. 48)。

书本里最客观观点获得人们理解依赖于一种指导性原则，指导性原则制约读者作出解读，它是标准方式的标准用语；假如没有以这种方式进行争论思想者共同体的存在，这种标准方式也会垮台(Feyerabend, 1987, p. 111)。

任何对观察现象的描述有客观一面也有主观成分。

事物性质在描述中往往遗漏，事物形式在描述中经常强化。

首次介绍性描述经常在常规性运用中消失。

人们所熟悉事实的显著客观性是与健忘性结合的训练结果。

根植遗传特质，它不是深邃透视结果(Feyerabend1987: p. 106)。

事物被用特殊方式结构化和作出安排，变成常规。

知识分子兴趣是为已变为常规的、被结构化和安排的方式提供论据，方法是示范它如何导致重要结果。

有深远性意义的实践和观点是以“现实”为依据的，而这种“现实”是事先由这种实践和观点框架性地造就的。

许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发现，支配科学实践的经常是一种强烈抵制变化的概念框架或世界观(Kuhn 1962)。

所谓范例是构成一个科学共同体的世界观(Laudan, 1977; Suppe, 1974)，共同的形而上学信念(Kuhn, 1970)。

4、科学思维的特点
科学思维具有以下特点：
a) 手段性：神学阶段，理性阶段，近现代。

西方科技从发生到今天，都作为概念工具。

神学阶段它用来证明上帝。

在理性阶段推翻上帝。

在近现代服务于个人利益和欲望（即以个人为终极目的的资本利润增生及对其施加保护的权力欲望的实现），集中体现近现代资本的经济和政治形式。

b) 假设性：形式、上帝、意识、物质。

西方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伴随产生，同属一个结构。

其假设与古希腊哲学思维一脉相承。

如苏格拉底方法对“形式”假设，基督教传统对上帝假设，黑格尔精神假设，启蒙运动“物质”假设。

西方科学是在承认假设，证实假设中发生发展的。

开创性科学家（例如牛顿和爱因斯坦）认为自己的研究是提供对假设的证明。

科学命题假设虽在具体问题、具体法则意义上建立，但总的说，具体性和局限性与哲学总体性假设不相冲突。

c) 绝对真理性。

对形式、上帝、精神、物质假设是绝对真理的假设，科学发现的法则或规律，被认为是绝对、普遍的。

d) 分割性：界定、分类、变量固定、封闭性。

科学研究离开界定、分类、变量固定、封闭性无法进行，原因是科学研究从对具体问题具体发问开始。

它要求进行界定或定义，根据定义进行分类。

实验时，则通过固定其他变量然后得出所需变量条件下研究对象的情况，视为结果。

由于这些原因，科学研究进行必须是在封闭体系里进行。

封闭体系是固定不变整体，完全为着研究目的所设计制作的体系，否则研究不能完成。

e) 二元性：由二元性出发，找确定性、本质性、决定性。

决定与被决定、现象与本质、必然与偶然不一而足，皆作为分隔而不相连二元。

西方科学与其哲学基本思维框架是二元主义，是西方主流世界观的反映。

总是在万物后（或上）面假设有一种超然、绝对力量规定着自然表象。

只有这个“一”是确定的、本质的和决定的。

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表象。

一切偶对事物都是分割的、对立的、排斥的、此决定彼的关系。

科学目的是寻找这决定的法则或者规律。

其基本公式是“假如甲，则乙”。

它表达的是：二者分离、单向单线、一定次序。

事物总是按照这一公式被分成决定者和被决定者、本质决定现象、必然决定偶然、灵魂决定肉体等无数二元分叉式概念偶对。

整个哲学史围绕谁决定谁辩论。

科学是植根于此种思维框架中的概念思维工具，为双方各自支持自己的论证手段。

到后现代，在大量科学成果积累之上，人们不断对分割科学领域产生是否需要一体化的发问。

“系统科学”、“复杂系统”等是西方科学方向新现象，是针对传统“简单系统”所提出的。

五、儒家思想包含科学思维
科学思维和方法与儒家思想比较是什么情形？上面分析过，它们不在同一范畴，分别在各自的大体系之中，也非同一层次。

在儒学中找与科技相对狭义、单一性因素，该象李约瑟那样到古代科技经典中去。

不该在科技与儒学之间设立简单逻辑。

儒学比科技范畴宏大得多。

它讲天事人事和谐问题。

范畴宏大得多。

科技证实形而上本体存
在并解决为个人终极目的资本利润增生和政治权力问题。

一个思维具狭义性、单一性，另一个博大性、多重性。

科学方法是研究狭义、单一问题的具体操作设计与执行。

围绕宇宙和谐，儒学是博揽一切思维方法和实践途径，思其广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