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报刊举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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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同盟会初期的主要舆论媒体
《民报》，同盟会创办时期最主要的舆论媒体。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成立大会。
会上，首先议论办报问题。
鉴于办报需要资金和人力，一时难以筹措，黄兴提出先将留日学生宋教仁刚创办的革命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获得通过。
不料，该刊在第二期上发表了《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因而被日本政府查封。
同盟会只好克服困难，正式创办一份机关报，取名《民报》，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东京，大型政论型月刊，以“三民主义”为其宣传主旨。
孙中山为《民报》题写报头并撰写发刊词。
发刊词提出了“三民主义”，反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
该报的创办及其宣传壮大了革命派的声势，也壮大了同盟会的队伍，成为进步舆论的中心。
主编胡汉民、章太炎。
《民报》当时所起的最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与梁启超等改良派所主办的《新民丛报》进行的尖锐论战，驳斥改良派的君主立宪观点，抵制改良派的政治影响，激发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革命信念，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民报》设有论说、时评、谈丛、选录等栏目。
月刊。
每期6万至8万字。
先后参与编撰工作的有胡汉民、陶成章、章太炎、汪精卫、陈天华、朱执信、廖仲恺、汪东、刘师培等。
《民报》的出版，受到国内外同盟会和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它的创刊号再版7次，第2、3期各再版5次，仍然供不应求，最高发行量达到17000份。
由于第二十四期上发表《革命之心理》一文，赞扬“虚无党”。
被日本政府以激扬暗杀为名，下令禁止《民报》发行。
停刊一年后，由汪精卫在东京编发了第25、26期，1910年2月终刊。
文、图：李润波
辛亥革命报刊举珍
在辛亥革命这场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革命中，一大批进步的报人走在革命的前线，他们创办报纸，鼓吹革命思想，发表激进文章，点燃革命烈火，鼓舞战士斗志。
孙中山先生在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时，曾充分肯定报纸的作用，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报纸的宣传应该记一大功。
从同盟会成立到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先行者所创办的报刊不下数百种，大多夭折于逆境中，但无论寿命长短，无论在明在暗，都在各个领域和阶层发挥过作用，都充当过革命派的舆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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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报》：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报
《国民报》，1901年5月10日创刊于东京，由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秦力山、沈翔云
（后均加入同盟会）等主办。
该报用英商经塞尔名义发行，以避免在大陆发行遭受清廷刁难。
办报宗旨为“破中国之积弊，振国民之精神，撰述先译，必期有关中国大局之急务，毋取空琐，毋蹈偏私”。
辟有社说、时论、丛谈、纪事、来文、外论、译编、答问八个栏目。
宣传反帝爱国，鼓吹革命排满。
社址设在日本东京小石川区白山御殿町百十番地，编辑所设在麹町区饭田町六丁目二十四番地。
同年8月10日因经费不济而停刊。
仅出版四期。
《国民报》堪称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报。
据辛亥老人柳亚子回忆：“此报在民国时期各地均已无存，只王宠惠手存第二期一册，诚革命史中秘宝也。
”笔者幸藏一件创刊号。
《帝国日报》：天子脚下搞革命
《帝国日报》，为同盟会委托在天子脚下创办的革命报纸。
社会贤达陆鸿达被聘担任社长，同盟会老会员宁调元任主编，白逾桓为编辑，同盟会会员田桐为主要撰稿人并负责同盟会支付资金的管理，1909年12月创刊。
该报之所以如此取名，主要考虑到生存问题。
如果在封建王朝的心脏地带大张旗鼓宣传革命，肯定难以存活，于是采取委婉手法，取名《帝国日报》，以蒙蔽清廷。
然而，该报毕竟是宣传革命的媒体，所宣传的政治主张与当政大相径庭，故出版不到一年便被当局封杀。
该报主编宁调元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和清廷一部分要员关系密切，故能延续出版一年之久。
宁调元(1873-1913)字仙霞，湖南醴陵人。
1904年加入华兴会，次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
回国后创办杂志，鼓吹反清革命，遭清政府通缉，逃亡日本。
萍浏醴起义爆发后，回国策应，在岳州被捕，入狱3年。
宣统元年（1909年）冬，经谭延闿、龙璋等人联保获释。
出狱后到北京主办《帝国日报》，发表了许多抨击时政、痛悼先烈和鼓吹革命的诗文，继续宣传反清革命。
1911年11月，袁世凯在北京严加搜捕革命党，社长陆红达惧怕祸及自身，遂与保守舆论工具《大同日报》合并，更名《帝国大同报》。
《中国女报》：妇女解放先行者
《中国女报》，由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在上海创办的册装式报纸，1907年1月14日创办，月刊，社址在上海北四川路厚德里91号。
秋瑾自任主编兼发行人。
陈伯平任编辑。
主要撰稿人有吕碧城、燕斌（同盟会员）、黄公、徐双韵、陈志群、白萍等。
内容分论说、演坛、译编、传遍、文苑、小说、新闻、调查、唱歌等栏目。
“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
所刊文章多鼓吹民族民主革命，主张男女平权，反对包办婚姻和缠足，批判纲常名教。
共出两期。
秋瑾就义后，与《女子世界》合并，改名《神州女报》。
秋瑾所办女报前瞻性很强，明确提出一套较为完整的妇女解放思想体系。
她认为封建宗法制度是妇女受压迫奴役的根源，正是由于封建宗法制度造成的，使妇女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她激烈反对束
缚妇女的纲常名教，反对封建买卖婚姻，反对摧残妇女身心的缠足恶习，主张妇女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团体。
该报称：“本报之设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
”该报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对之后的辛亥革命的爆发也不无影响。
可惜只出版两期，就因秋瑾被捕而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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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出版三期的《四川》
上世纪初,清政府在对各地纷起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进行残酷镇压的同时，对一切革命宣传也加以严厉的禁止和破坏。
身居异国他乡的中国留学生纷纷以原籍名义创办报刊，分散运进国内，以继续宣传革命。
四川留日学生雷铁崖、邓絮等人首先出版了一份《鹃声》杂志，揭露四川屏山县官府黑暗腐败内幕。
1907年下半年,四川留日学生决定以《鹃声》为基础创办一份新杂志，定名为《四川》，推举同盟会会员吴玉章为编辑和发行人。
1907年11月，《四川》杂志
创刊号出版，吴玉章任主编，雷铁
岩、邓洁、龙鸣剑等为编辑。
由于该刊对外坚决反帝,对内坚决反清的革命态度强烈，受到爱国读者的热烈欢迎,销路大开,每期均再版发行,从而成为当时中国最革命最有影响的进步刊物之一。
很快，清政府坐不住了。
马上联络日本政府，请其想办法查封《四川》杂志。
结果日本反动检察官指控《四川》鼓吹革命，激扬暗杀，煽动日本殖民地反对帝国，反对天皇等四大罪状而将其查封,仅出版三期。
《民立报》：资产阶级革命派重镇
《民立报》是革命党人于右任在上海出版的报纸。
1910年10月11日创刊。
前身为《民呼日报》和《民吁日报》。
1911年7月，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民立报》成为该总会的机关报。
社长于右任，宋教仁、范光启、景耀月、章士钊等先后任主编。
陈其美任记者，章士钊、杨毓麟等任驻英通讯员。
因清廷当局封杀《民吁日报》时勒令原设备不允许再用于印报，故于右任另开报房，办报资金由信成银行董事长沈缦云等提供。
《民立报》日出对开4张，内容分论说、批评、纪事、杂录、图画等。
这次办报吸取了前两次被封的经验，宣布办报宗旨时含蓄地宣称是“唤起国民责任心”，“造成国民正当的言论”，以提倡国民独立精神，培植国民独立思想、建立独立之民族和保卫独立之国家为宗旨，实质仍宣扬民主革命。
由于读者基础好，该报发行量长期保持在万份以上，甚至一度超过了2万份。
于右任(署名骚心)、宋教仁(署名渔父)等人的精辟评论，传诵一时。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该报的新闻报道不断加强，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派有通讯员。
并运用小说、戏剧、诗词等文艺体裁进行宣传，很多南社成员为之撰稿。
报馆成为革命党人的联络机关，为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和光复上海做了大量舆论和后勤准备。
1913年孙中山发动征讨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期间，《民立报》积极支持孙中山，激烈反对袁世凯，因而被北洋政府下令停止邮寄。
同年9月4日自动停刊。
《民立报》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的
重要舆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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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报》：一份“五十金”
《大汉报》是武昌起义后创办的第一家革命报纸，1911年10月15日在武汉歆生路（今江汉路）创刊，创办人及主编为革命党人胡石庵。
日出对开一张。
由于内容反映了大众最关注的时局新闻，故深受读者欢迎，第一天出版的1万份很快销售一空，第三天增加到4万份，一周后销量达到5万份，而市场仍有供不应求之势，以至于在清廷控制下的京津地区，一份《大汉报》竟能卖到“五十金”，不少地区的报纸纷纷转载《大汉报》的消息，或翻印成传单秘密散发，为革命情势的迅速扩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革命危急关头，《大汉报》曾在一日之内连发6份号外，大量报道军民获胜的消息，尽管有些是虚拟的，但毕竟起到了鼓舞士气、稳定民心作用。
《国风日报》：大开天窗支持革命
《国风日报》为清末民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同盟会的机关报。
1911年1月15日创刊于北京，以“赞助真实立宪”、“提倡爱国精神”为宗旨，打“有闻必录”的旗号，揭官员之腐败，以隐喻嘲讽之言论煽动革命情绪，并以报馆为党人活动的联络机关。
馆址在北京宣武门外南柳巷，王赓雅为发行兼编辑人。
实际主办人为同盟会员程家柽，同盟会成员吴操（化名白逾桓）任社长兼总编，景梅久、朱民史、田桐、仇亮等为编辑。
每日刊发一大张。
宣传反清革命；激烈抨击袁世凯，大量报道宋教仁被刺案真相。
1914年7月“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查封，一些编辑和工作人员惨遭杀害。
《国风日报》的出版，社长吴操和景梅久贡献最大。
吴操即吴又民，化名白逾桓（1876—1935），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
湖北天门人。
早年东渡日本，入明治法律学校，加入同盟会。
1907年初，与宋教仁、吴昆由日本回东北，设立同盟会辽东支部，并谋起义，事泄被捕，在递解回籍途中逃脱。
后易名为吴操在北京创办《国风日报》，任社长兼总编辑，宣传反清革命。
1911年武昌起义后，南下汉口，任湖北都督府参议。
次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
该报所设副刊“四面八方”以内容丰富多彩、涉猎广泛而受读者欢迎。
因触及当局获罪，于1914年5月被查封。
《国风日报》创办时条件导常简陋,开办费仅有
二百来元。
但由于内容进步，敢说真话，符合民意，
所以很快风行各地。
武昌起义爆发，刚刚创刊的《国风日报》马上把这消息用二号字排出来，并用号外推出。
北京警察闻讯立即出来干涉，不准报纸刊登跟武昌有关的消息。
第二天，《国风日报》开了头版一整版的天窗，只印了一行字：“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
”这一下，导致京城人心躁动，都以为肯定革命党人大胜，清军完了，不然怎么可能空了一整版？警察没办法，只好央求报馆，不要刊登明显的谣言就行。
于是办报的革命党人左一封“前线快电”，右一个“武昌消息”，报道革命党的胜利消息。
对武昌起义的宣传，唤醒国人的惊醒，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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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民国肇造时期报道最积极的新闻报
1911年12月30日，孙中山被选举为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举国媒体均予以报道，其中北部清王朝掌控的地区仍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而南方和西南、中原一带大多数地区的媒体顺应潮流，以无比激动的心态予以正面报道，其中在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社会媒体就是《申报》。
为凸显这一天的报道，申报馆总裁席裕福将这天的报纸编排了四大张16版，第一版至四版均为整版红印，其中前两版没有新闻内容，均为手写体祝词（图17）。
其他版均为武昌起义到辛亥革命成功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
1912年1月1日即民国政府成立这天的《申报》目前国内仅发现两件，一件在上海图书馆，一件在笔者的世纪阅报馆。
2009年5月，国家博物馆闻讯与笔者联系，要征购此件，但当时笔者已将全部馆藏捐献给当地政府。
《太平洋报》：辛亥革命宣传部
《太平洋报》，同盟会在中华民
国成立后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份大型日报，1912年4月1日创刊，办报成员多为南社社友。
报社社长姚雨平，经理朱少屏，总编叶楚伧，柳亚子、苏曼殊、李叔同等为编辑。
辛亥革命期间，对革命党支持最多的社会团体就是南社。
所谓南社，实际就是当时进步文人自发组成的文化组织。
1909年春，陈去病、高旭、柳亚子在虎丘山下创立，与同盟会成犄角之势，为中国革命而桴鼓。
鼎盛时有社友3000余人。
南社引领的思想领域的革命使之赢得了社会很高赞誉，有“辛亥革命的宣传部”之称。
因为南社成立时，在首批的17位社员中，有14人是同盟会员。
从1905年同盟会创立算起，到1916年的护法运动，南社社友共创办47种报纸，遍布全国，都是支
持革命运动的。
《中华民国公报》：第一份政府官报
《中华民国公报》是武昌起义后，新生革命政权的第一家政府官报，1911年10月16日在汉口创刊。
开始数日详细概述军政府的机构配置与人员安排及各部门科室工作分工内容，明确“都督为最高统帅”，“都督府下设军令部、军务部、参谋部、政事部”，可见当时军政府机构设置严密，分工明确。
张芸天、牟鸿勋先后任社长，牟鸿勋、张樾、蔡良村、胡捷先后任主编。
以“开通民智、鼓荡民气、推倒恶劣政府而建共和民国”为主旨，以刊发军政府文告、檄文、军法、律令为主要内容。
设政论、新闻、副刊三大部分。
报馆机构完整，设编辑、校对、发行、会计、印刷等部门。
经费由湖北新军政府拨给。
出版简章称:“即以军政府之宗旨为宗旨，大要以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改建和民国为主义。
”在起义军面临强敌围剿之际，该报积极报道革命有利形势，对稳定军心，鼓舞士气，促进革命大局发展发挥了重要舆论导向作用。
是辛亥革命时期最重要的新闻报纸之一。
1912年1月易名为《临时政府公报》，迁南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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