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战争史研究

农民战争史研究
对隋唐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主要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已取得不小的成就，如一些通史和断代史中用较大篇幅专门论述隋唐时期农民的反抗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此外，也出版了不少专著和普及性读物③。

但到“文革”期间，隋唐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步入了歧途。

1978年以后，研究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并且向纵深发展。

对过去研究较少或没有涉足的课题也作了深入的或开创性的探讨，并且在利用发掘新史料和对旧史料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新的观点，取得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①。

同时，也存在着争论，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

一、关于让步政策的问题。

五十至六十年代初，史学界在对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作用，以及与唐初社会发展、贞观之治的关系所作的研究中，主要流行的是让步政策论，吴枫等就持这种观点②。

后来又出现了一种反攻倒算论的观点，于是引起了争论③。

至七十年代末，这个有争议的老问题又引起更大的争论。

倪正太仍坚持让步政策论，认为“在我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后，封建统治者迫于形势和压力，不得不对农民退让，实行一定程度的…让步政策‟。

”而隋末农民大起义也不例外地逼使唐初统治者实行了“让步政策”。

所以，“肯定这种政策的积极意义，也就是肯定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④。

李斌城认为唐太宗确实推行了让步政策，这在客观上既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又有利于阶级矛盾的缓和，故出现了贞观“盛世”。

但也应看到这一政策的阶级实质，不应赞美它⑤。

苏双碧不同意把唐初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措施说成是“反攻倒算”或“让步政策”，认为其性质是一种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是发展经济的有力措施，是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表现①。

朱伯康认为唐朝经济发展和繁荣，最主要的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和重新形成的中国各民族大融合这两个历史条件②。

赵文润认为隋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既有直接的，又有间接的。

直接的作用是推翻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打击了士族地主的腐朽势力，间接的作用是促使唐初统治者实行一些缓和矛盾的政策措施，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他对“反攻倒算”的说法表示反对③。

徐连达也对反攻倒算论发表了反对意见，并强调了生产活动对历史发展的作用。

他认为隋末农民战争大大改变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至唐初阶级对抗基本结束，土地矛盾大为缓和，
出现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局面，使绝大多数农民对通过生产活动来“改变自己的生产地位”抱有希望，因此，他们的“勤于耕稼”就是“造成…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④。

二、关于平均主义的问题。

这是唐末农民战争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下的一个问题。

首先争议的是认为唐末农民起义军提出了平均主义口号所依据的史料是否真实。

五十年代的史学界都说王仙芝、黄巢起义时提出过平均主义口号，依据就是王仙芝自称的“天补均平大将军”，至六十年代又有人另把黄巢的“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称号作为依据，而且逐渐流行开来，越来越被当作信史看待。

后来有人对后者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认为记载这条史料的《新编五代史平话》叙述史事颠倒、错讹、虚拟，而黄巢的“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称号就是此书作者凭空杜撰的①。

但也没有被认作定论，至今在有关的唐史论著中仍引用它。

其次争议的是唐末农民起义军所提出“均平”的含义。

一种意见认为这是要求均分土地。

如侯外庐说这是对地产要求重新分配的平等思想②；达人说黄巢大起义“不仅提出了土地问题，而且还实际地剥夺了地主阶级的土地以及其他财产”③；赖家度说黄巢起义军的“禁刺史殖财产”等政策是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土地问题”④。

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要求均平财产赋税。

如唐森说黄巢提出的“均平”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分府库、夺粮仓、吃大户、不组织生产⑤；王大华说这种均平的经济内容是以杀富济贫均分浮财为表现形式的平均产品分配权，不是均田，而是均税⑥。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种政治上要求平等、经济上要求平均的思想反映。

如林烨卿说王仙芝的称号是表示“要率同天下的英雄豪杰，来代替老天爷补不足，均不平”⑦；赵国华说王仙芝的“均平”反映了广大农民变革社会、实现平等的革命要求，而黄巢则提出了更加鲜明的“冲天”、“均平”纲领，要冲垮地主阶级天下，“均世上贫富的不平”①。

三、关于李密评价的问题。

王丹岑曾评说李密是“革命的投机分子”，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②。

张戈扬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李密参加并领导瓦岗军与隋皇朝作殊死斗争，是农民起义领袖③。

于是引起了一场如何评价李密的争论。

如段文渊认为李密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参加农民起义军的，并且篡夺了领导权，后来又出卖了瓦岗寨义军。

另外，李密也没有主动帮助唐皇朝完成统一④。

又如江克厚认为李密虽有缺点，但他是翟让代表群众推举的义军领袖⑤。

而韩国磐认为李密“对于唐朝的统一工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⑥。

谷祖英则进一步认为翟让虽发动起义五、六年而不能有所发展，李密仅加入一年而“瓦岗军却陡然壮大起来，而成为领袖群伦的一支力量”，所以对李密应该给予公允而正确的评价⑦。

至八十年代，史学界又兴起一次有关李密评价的争论。

一部分人认为李密虽出身贵族，但不应以唯成分论
来代替阶级分析；李密参加瓦岗义军后，为翟让出谋划策，对这支起义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很大贡献；李密不是通过玩弄阴谋获得领导大权，而是翟让自己交出的；翟让死后，李密领导的瓦岗义军在政治路线、纲领上没有改变；李密暂降唐皇朝不失为一种革命策略，不可看作是对农民起义军的背叛；李密说服许多支规模较小的起义军，到瓦岗寨聚义，才使瓦岗军成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主要力量①。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李密是篡夺农民革命胜利果实的野心家；不能为了抬高李密而贬低翟让。

把瓦岗军起义的胜利及其发展壮大，一概归因于李密的看法是不对的；李密与翟让的矛盾，实质上是当权封建贵族与丧权农民领袖的矛盾，是两个对抗阶级的生死搏斗；出身于贵族的李密参加瓦岗军是另有打算的，也就是要攫取农民革命的果实②。

四、关于朱温评价的问题。

过去在一般的隋唐五代史论著中，朱温常被写成可耻的叛徒，认为在农民起义军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叛变投降了唐皇朝，不但影响极其恶劣，而且是黄巢大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

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傅衣凌、周宝珠认为朱温的变节降唐似不能由他一人负责，其中有他与孟楷的矛盾；降唐在朱温一生中并不重要，黄巢没有做到的事，倒是由他完成了③。

而胡如雷又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把朱温的降唐归因于他和孟楷的矛盾恐不符合当时情况，他降唐的主要原因是想利用手中掌握的起义军武装达到政治投机的目的④。

黄朴民、马丁则对朱温作了较高评价，认为那种把朱温斥为叛徒的说法“不一定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他在降唐后的作为不仅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有所贡献，而且唐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他的较开明统治体现出来①。

王仲荦认为朱温“虽然中途叛变，但民间的疾苦，他还是了解一些，所以宣武镇的租赋比较轻，人民略得安生”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