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日本政坛门阀政治及其影响

一、日本世袭政治
日本“世袭政治”是指世袭议员在当代政界占有很大势力，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日本内政和外交的政治现象。

这种“世袭”，不仅仅是家产,名望的继承，更重要的是包括选举地盘即后援会，政治资金管理团体等的继承。

本文探讨的“世袭政治”，主要指“世袭政治”对外交的影响。

日本世袭政治是战后60年代以后开始凸显的一种政治现象，冷战之后越演越烈。

在世袭政治的影响下，日本的对外政策具有稳定性与连续性，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有利于日本与各国友好邦交的发展。

然而于此同时在风平浪静的外表下面也存在着一系列的危机，如阻碍人才的选拔，诱发政治腐败等等，都在无形中侵蚀着日本民主的根基。

世袭政治是长期发展演变的产物，是在短期内还没有办法根除的一种利弊相连的政治制度，在怎样走好今天的世袭政治之路上，还有很长的距离。

二、世袭政治产生的原因
首先，显而易见的是选举制度的“规定”或“漏洞”，显然是造成“世袭政治”的一个主因。

一方面由于日本选举制度和选区划分相对固定，无论是战后长期以来实行的中选区制度，还是改革后的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制，相对稳定的选区，为议员长期经营“地盘”，建立稳定的后援会，实行家族式垄断创造了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日本选举制度对世袭子弟继承“三件神器”没有任何限制性规定。

如果说“招牌”或“名望”继承属于精神遗产，无需进行实质性限制的话，那么地盘继承、政治资金继承就是实实在在的物质遗产。

其中政治资金虽是“遗产”，可是根本不用缴纳高额的遗产继承税，便“凭空”得到一笔令普通人望尘莫及的巨额财富。

而且，现行选举制度下候选方式的规定，亦有利于世袭子弟参选。

日本国会选举的候选人分为个人名义和政党提名两种方式。

如若以个人名义参选，获胜几率往往很小；而政党提名，一般需要得到拥有5名国会议员以上或在最近的众议院或参议院选举中得票在2％以上的政党推荐。

世袭子弟可以凭借长辈或亲属的关系，轻而易举地得到政党的提名。

有了政党支持比普通候选人获胜机会大大增加。

此外，政党政治和派阀政治也是“世袭议员”产生的重要的制度诱因。

“金钱选举”、利益交换是“世袭政治”久盛不衰的经济动因但究其根本原因却只有两点，其一为日本自古形成的“家族性”；其二为二战后不彻底的农地改革。

一般认为，日本现代的世袭政治是在二战后形成的，但其渊源则可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

二战后日本按照《波茨坦宣言》的要求建立民治政府，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在外力的影响下突然发生了政制的转变；不过，占领军当局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并不干涉日本政府的具体组成和运作。

美国在日本没有实行在德国那样的军政，“而是君临于日本天皇和政府之上，”间接统治。

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虽有权随时改变日本政府机构和更换不满意的人事，但美国占领日本的最终日标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和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

11所以，除新宪法规定从向天皇责任转为“全体之服务者”（第十五条），即置天皇于无权之虚位，并改组参众两院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给予普通民众选举权以外，并未影响日本官僚体制的传统。

因未爆发过民主革命，人民的民主观念十分淡薄，世家门阀趁机利用自己在当地深远的影响力拉拢选票，使得二战后日本原来的上层阶级依然掌控着国家政权。

历史上家长式教育模式以及家族性的传统，构成了现代日本官僚机关内部关系的一个准则。

而这两种原因的社会意识背景，大概在中国也能找到，即历史上缺乏尊重个人权利的传统，不过在日本主要表现为喜欢服从的人比喜欢自由的人多。

28服从或盲从正是家长制家庭所具有主要特征，或许也是任何形式的家族性得以存在的基础。

所以在拥有上千年封建历史的日本，家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家族观念、家族传统影响深远，潜移默化中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行为方式。

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的“家”，是以家业为中心、以家产为基础、以家名为象征，以直系的纵式延续为原则的。

传承家业，光宗耀祖成为每一代“家长”的终极使命。

即使是现代的日本政治家也往往难以脱出这个精神窠臼。

因此本文的“世袭议员”，一般意义上是指接替三代以内亲属的位置并借助其影响或力量而当选为国会议员或地方议员的政治家。

这种“世袭”，不仅仅是家产、名望的继承，更重要的是包括选举地盘即票田，以及个人后援会、政治资金管理团体等的继承。

但是世袭门阀是如何长时间，特别是在二战后的民主革命之后仍保有大量地盘，即票田的呢？这便是因为第二个根本原因——二战后不彻底的农地改革。

日本在二战结束后曾进行农地改革。

此后,曾经作为明治政权基础的地主阶级,由于没有了阶级势力和阶级意识,逐渐走向消亡。

然而,农地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行的,特别是通过对战败的日本拥有绝对权力的GHQ的强制命令实现的，因此,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

GHQ 对日本进行农地改革目的,在于培植满足于零星土地的保守农民,并由此构筑对抗激进势力，如共产主义的防波堤。

因土地私有制仍然存在，以前原来的土地所有者仍是地主，贵族仍保有原有土地。

因此造成了后文中提到的现象，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日本的农村充当了保守党的“票田”。

三、世袭政治的影响
（一）日本世袭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日本的世袭制度对于日本的内政外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为国家政权一直掌握在这些政治世家中，所以其对内对外政策都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不会发生巨大的变动。

以中日关系为例，自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日本国内政坛的变动，都会使得中日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

福田赳夫于1976年就任日本67任首相，福田赳夫提倡全方位的和平外交，为日本的利益考虑，1978年代表日本政府与中国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其长子福田康夫于2007年就任第91任首相，福田康夫继承了其父的和平外交思想，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当时改善紧张的中日关系提供了平台。

第90任首相安倍晋三，二战甲级战犯、前日本首相、自民党高层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的母亲岸洋子），前任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的次子，其外叔公佐藤荣作亦曾任首相。

被称为“昭和之妖”的岸信介1936年赴日军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后又出任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等要职。

日本投降后，他作为甲级战犯被关进监狱。

但“冷战”爆发后，岸信介出狱并两次出任首相。

日本媒体把岸信介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充满军国主义思想的甲级战犯、战后日本保守势力的统一者、日美同盟的最强烈鼓吹者。

安倍晋三多次承认，自己受外祖父影响最大。

在这样的政治家族成长起来的安倍晋三一直都是小泉内阁中对华强硬的鹰派，在其任职期间延续小泉时期
的政策，积极与欧洲，美国接触，以期获得支持来遏制中国。

借助了朝鲜试射导弹和试爆原子弹的事件，安倍政府加快了军事正常化的步伐，防卫厅已经升格为省。

修改宪法也指日可待，这样从制度上为日本松绑。

在国际上也进一步打压朝鲜，目的也是在敲山震虎，对中国进行威慑。

麻生太郎是日本第92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曾为小泉再改造内阁成员，政前曾任家族事业麻生水泥的社长，在小泉纯一郎第三次组阁时任外务大臣。

“士志之会”的成员。

麻生太郎，，出身政治世家。

曾祖父麻生太吉是贵族院议员，父亲麻生太贺吉是自民党众议员，外祖父是日本著名政治家、自民党创始人之一吉田茂，吉田茂在战前干预中国内政，战后又成为美国坚实的支持者，对华态度强硬。

岳父是前首相、自民党第二代领导人之一的铃木善幸。

有人指出，麻生太郎一人身上犹如日本政治几十年的缩影。

麻生太郎的妻子铃木千贺子是前日本首相铃木善幸的三女儿。

麻生太郎是著名的鹰派人物，经常发表日本右派言论并在公开场合多次美化二战日本侵略历史，并质疑否定南京大屠杀。

鸠山由纪夫，日本第93任首相，其父为前首相鸠山一郎，鸠山由纪夫以其在安全及外交事务方面的政见著称强调日本军事自卫的权利，同时批判日本现行外交政策过于依附美国等西方盟国，强调对美独立，积极与亚州各国进行交流与和平外交。

明确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强调解决慰安妇问题，并表示：“国家必须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和恢复名誉。

国会必须承认事实，推动该问题进一步的审议。

（二）世袭政治的弊端：
第一，世袭政治扭馥了民主的精神和价值观，有损于国民对政治的信任。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选举是民主的本质。

”⑴
日本式“世袭”的问题恰恰在于，通过所谓的“民主选举”，给“世袭者”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所以才会在舆论调查中出现毁誉参半的结果。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民主具有某些特定的核心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定期、公平、带有竞争性的选举⑵。

日本选举的问题，恰恰就是缺乏公平，竞争性不够。

据《每日新闻》调查，2005年众议院选举，166名“世袭候选人”中133人当选，即当选率为80％，新候选人当选率为59％，而非世袭候选人的当选率仅为38％，前后相差悬殊⑶。

鉴于上述“世袭”与“非世袭”之间存在的一系列不平等，人们不得不怀疑日本选举的“民主性”。

这种非公平的竞争，必然会打击国民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失去对政治的信任，侵蚀民主制度的基础。

因为“平等在民主中居于核心地位”，“只有在平等的情况下，才有理由相信应该实行民主，相信那是组织社会公共事务的正确与适当的方式”⑷。

第二，阻塞了人才选拔的渠道，不利于政治家素质的提高。

政治家子弟之所以能够年轻当选，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继承了父辈的三“盘子”。

而对于那些“三无”人员(指无地盘、无知名度、无经济实力)来说，能跳跃国会这个“龙门”，实属凤毛麟角。

“世袭议员”中固然不乏年轻有为者，但在没有经过激烈竞争的条件下，“世袭体制”往往会产生不少缺乏韧性、能力平庸之人。

首相安倍晋三、
福田康夫相继抛弃政权，令人震惊，“药膏王子”赤城德彦农相的表现，则让人忍俊不禁。

而那些“三无”人员像民主党的松泽成文，由于租不起宣传车，雇不起美貌的宣传小姐，只能是凭借“耐力、毅力、体力”，每天一大早就在车站宣传自己的政见⑸。

无须说，在这种闭塞的社会下，更多的希望靠“努力、实力和能力”以求在政治上施展才华的人，只能是“望洋兴叹”。

第三，世袭议员不知民生，漠视民意，难以形成有效的决策。

大多数世袭议员生长在东京优裕的环境中，而选区却在地方或农村，即使通过调查，了解一些现实差距，可对民众疾苦鲜有切肤之感，更难以提出卓有成效的方策。

这些长期“生活在云端上的人”与普通民众的隔阂日渐加深，日本著名评论家坍屋太一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日本政治的“凡尔赛化”。

由于日本这种“世袭”的权力传承，淡化了“世袭议员”头脑中“主权在民”的思想意识，容易让他们曲解民主政治的真意，迷信数量优势决定一切的所谓原理。

第四，强化了“利益诱导”，诱发了政治腐败。

世袭议员与后援会这种“特权与票源”的互惠关系，实际上也是“权力交换选票，国民税金兑换个人政治资金”的过程。

这种“兔死狐悲”的危机意识和相互依存的“利益绑定”，僵化了决策体制，使得世袭议员们往往囿于后援会的意向，局限于部门或局部利益，很难独立提出高瞻远瞩、富有创见的政策，而哗众取宠、小恩小惠的短期行为，实则损害了普通国民的整体利益，牺牲了国家的长远战略。

无怪乎，有人将这些世袭议员称为“税金盗贼”。

但以上均为家族性导致的腐败和对互相错误的包庇、遮掩等，并不是主要弊病。

一般认为世袭政治在决策和权力方面产生结构性弊病的症结在于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

从1955年“五五年体制”建立到1993年它的终结，自民党长期执政。

为保证自民党政策的连续性，必然要建立与官僚机构的紧密联系，以使决策的具体细节及其执行更为顺利。

在这种体制下，只要官僚机构保持精英队伍，在国家管理问题上保持一定的效率，那么，即使一位省厅大臣平庸无能，国家机构的运行也不会受到重大影响，也不会出现重大失误⑹。

事实上，“五五年体制”建立以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迅速进步。

那时的人们并没有过多地指出这种与政治紧密相连的官僚机构有什么严重的弊病。

不过，在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之间苏联解体后，人们开始谈论起“官僚主导”、“官厅优位”的弊端，认为官僚实际决策的模式不利于国家政治的领导，不能使日本迅速应付国际突发事件，因此要进行行政改革。

⑺
事实上，不能迅速适应突变，正是世袭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说，由吏役治理的国家只能适应正常社会环境，乱世的治理必须靠政治家。

为什么官僚主导的国家机关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一个原因在于行政机关的构成和工作特点。

首先，日本各省厅之间的密切关系属于一种必要的组织忠诚，这是保持工作效率和减少人事磨擦所要求的凝聚力。

然而，这种忠诚如果发展到将公众利益置于不顾，为组织利益而掩盖错误、宽容违法的程度，形成同气相许、同病相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结构，就会变质为中国人通常所说的官僚主义了。

进一步说，如果官是从吏升任的，那么官和吏之间也就有了一层习
惯性的忠诚关系，甚至官就是吏的代表⑻。

由于官、吏的这种“一家”关系，在
官僚主导的条件下就降低了官的决策能力⑼。

其次，行政机构工作的基本要求是
依程式，如果破坏办事程序的话，自然就可能发生越权或滥用权力的情况。

但是，当时局变化而没有确定的程序可循之时，官僚习惯性地或必要地去遵循程序，就会拖延问题的解决。

可以说，效率与程序是行政工作中永恒的矛盾。

再次，日本在现行与党政治体制下特有的政治现象是存在着国会议员与官厅之间的“同族关系”，二者互相依赖、互相帮助，议员需要官厅制定有利于自己“族群”利益的政策，官厅需要议员协助使自己的政策在国会通过。

也就是说，官僚与政治家之间建立的这种同族关系，它所强调的是使政治交易固定化、明确化的意图，是一种日本特有的政治道德上的义务或责任，而这种义务或责任的不利之处就是共同
拒绝于己不利的任何变化⑽⑩。

总体而言，官僚与国会、政府的家族式关系模式下，国家政策法律的制定与执行与中国十分类似。

中国政府构造的特点是官、吏不分，党与政不分。

譬如，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年轻时进入政府机关，从基层做起，如果升职到了县、市、省或中央行政机关的领导（包括正职和副职），就成了所谓的政务官了；当他到了一定年纪或任职期满（按宪法规定，行政首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10年），如果还有工作能力，就会经过选举，进入人大担当常委会委员以上的职务；贯穿这个人成功渡过公职一生的主线，是他能正确理解和执行共产党的政策方针。

中国目前政府机关的官僚主义、腐败等等现象，都与这种议、官、吏一家的制度有关，也与一党长期执政所带来的惰性有关。

不过，尽管日本官僚制从九十年代初显现出一些类似的弊病，但与中国官僚体制下的弊病相比仍是小巫。

区别就在于日本政治制度整体上的民主程度比较高，任何政治决策与执行不能全然摆脱民意的制约。

无论是什么样的一党政治，在一党操纵政治过程的情况下，社会政治层面上的政党构造不可能真正成熟，也即不可能真正体现民主制度的要求。

在一党政治下，即使有民主，对于执政党来说，大部分也是装出来的，是对宪法无可奈何的服从。

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很难设想像在日本这样，政治家居然会公开宣称国民享有的权利“过剩”，而同时这些政治家仍然能掌握权力、制定政策。

39如果这些政治家不是有把握在下次大选中能够再次平稳当选，他们就不敢这样说。

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把握，不一定是出于对自己信念正确性的认识，而是他认识到，支持
他们的一些固定利益集团和具有家族心理的选区民众总会投票选举他们⑾。

所
以，官僚制的家族性归根结底在于日本社会本身，是社会传统决定了现时政治构造和政治过程。

有学者注意到，外来的思想不可能使社会意识发生突然的转变；任何政治理念都是国民个性集中化、组织化的表现;早在明治维新时期，伊藤博文就指出过，日本社会就是一个“乡党社会”，“家”和“同族团”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

所以，日本全社会都有一种“一家”观念，它阻碍建立执政党与反对
党在政治上平分秋色的民主决策机制⑿。

从上面谈到的情况看，日本战后政治舞台除在九十年代初有过短暂的社会党连立政权外，不管是“五五体制”还是“连立体制”，都是一党独大的局面。

因
此，日本政治制度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最大区别是没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势力，日本选民似乎缺乏其他西方国家公众那样的政治自我意识，而民主国家中选民的政治自我是形成两党政治的社会基础。

还有一个令人感到奇怪和困惑的现象是：当一个在野党如原社会党有机会成为执政党时，它不去积极争取，反而却缺乏执政的勇气，立志甘作“千年反对党”，主动放弃这样的机会。

可以这样说，如果日本政治舞台上不出现一个足以与自民党相伯仲的政治力量的话，不仅日本的代议制民主仍将保留集权现象，而且官僚制的弊病也不会根除，政治和官僚制的家族
性特点也将会继续存在下去⒀。

四、世袭政治的趋势及其对策
冷战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的世袭政治一度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人们在怀疑日本政治家的诚信与良心的同时，更关注世袭政治的发展趋势与日本政治的前途。

多年来日本民众一直都对“政治世袭”现象非常不满，但无奈这已经形成了日本政治的传统。

因此，当菅直人当选首相之后，日本民众无不对其充满期待。

有政治分析人士就认为，与菅直人这样的平民首相相比，“世袭政治家”有诸多的问题与困境。

以前几任日本首相为例，无论是安倍晋三，还是鸠山由纪夫都太过“娇气”和“幼稚”，当然这也成为了他们政治生命短暂的主要原因。

比如，在2007年，安倍突然以“肠胃不适”为由宣布辞职，当时日本媒体就批评“世袭政治家”太过脆弱，不宜担当大任。

而鸠山则过分理想主义，明知道无法使美军基地搬迁，还要一意孤行地向选民承诺，进行政治赌博，结果只能“挂冠而去”。

显然，日本民众信任喜爱百折不挠的平民政治家，认为这样的政治人物意志坚定，能够应对艰难的政治局面，复旦大学国家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陈云教授对记者指出，在她看来，菅直人没有世袭的政治地盘和大财团支持，相反则经历了诸多的政治挫折，“这对他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财富”。

进入21世纪后，世界各国都在推进民主进程，日本无疑也会受到其影响。

日本的近代政治世袭传统可追溯到明治维新时代，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议院贵族院中，因强调议员与皇室的血缘关系，世袭遂成为一种公开和被广泛接受的做法。

而战后，美国为了其自身利益保留了天皇制度，政权依旧掌握在那些政治财阀的手中，所以政治世袭也理所当然的保留了下来。

但政治世袭有其致命的弊端，政治世袭的受益者仕途上往往没有大的挫折，因此其抵抗外部压力的能力有所欠缺，即不太具备政治家应有的过硬的心理素质和抗击打能力。

其次，其忍耐力欠缺，总是爱以过激的言论来争取选票，特别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抗议从而导致两国关系的紧张。

政治世袭者更重视的是其利益集团内部的关系，从而不能更好的了解国民的真正需求，也会因为自身集团的利益而牺牲国民的利益。

随着日本国内经济，就业，老龄化的日益严重，民众对于并无政治家族背景的平民政府的呼声会越来越高。

而随着民众民主化的进程的日益推进，这种政治世袭也会日渐式微。

然而这也只是民间的一种趋势，对于改变世袭制度起不了根本性的作用，但是如何从立法上彻底打破世袭制度呢？关键问题还是要从制度上降低“非世袭人员”参政的门槛，引入充分的竞争机制，完善政党体制和选举制度。

具体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
1．在选举制度上，可以通过修改或制定法律，限制政治家子嗣在同一选区参选，
甚至是限制同一个政治家在相同选区连续候选。

当然，包括禁止世袭子弟对政治资金团体的继承。

2．在党内引进预选制度，对志在从政、欲获得政党提名的候选人进行必要的公开测验，通过笔试和面试，吸纳有能力、资质的人加入候选队伍，而不是以出身门第、人际关系为主要标准，给每个人以公平的政党提名机会。

3。

修改“公职选举法”，大幅减少或取消候选保证金，允许参选失败的候选人恢复原职。

4．完善日本政
党体制，避免非理性的恶性竞争，摆脱与个人或局部利益挂钩的“竞钱体质”，回归执政理念与政策合理性的论争，重塑日本政治家与选民之间的利益关系。

⑴塞缪尔·亨廷顿：《第二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6页。

⑵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榕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2页。

⑶白户圭一：《国会议员的世袭限制会是啥样?》《每日新闻)2009年5月3日。

⑷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79页。

⑸吴寄南：《日本新生代政治家：21世纪“日本丸”掌舵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2O页。

⑹见山口二郎『現代日本の政治変動』，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1999年初版，第75页
⑺见同上注，山口二郎『現代日本の政治変動』。

另见沖野安春『現代日本の政治』，芦書房，1996年初版第2版印刷17-19页
⑻参见同前26注，山口二郎『現代日本の政治変動』，第72-74页
⑼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4年初版第21版印刷，56页
⑽参见同前27注，沖野安春，.52-56页
⑾同上注，山口二郎『危機の日本政治』，105页
⑿参见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岩波書店，2000年第75版印刷，35-37页
⒀参见前引山口二郎『現代日本の政治変動』，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