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文化

湘潭文化文化是社会的灵魂，它不仅是灿烂历史的荟萃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而且是高尚道德的凝聚和时代精神的升华。

它在特定历史的经济、政治、社会基础之上产生，同时又以其特殊的方式给予一定历史中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巨大的影响和有力的促进。

它不仅具有历史性，而且具有时代性，基本上是由民族传统提炼、择漉、升华而成。

这个过程，就是革新、发展的过程，就是与时俱进的过程。

我们对于传统历史文化不应不加分析地被动接受和简单化继承，而是应该施以新的探求和新的创造，认真地做到在分析中选择，在选择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文化”一词在我国的出现，至迟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

《易·贲卦》中的《彖传》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里所谓“人文”、“化成”，按唐孔颖达《周易·正义》里的解释，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典籍，如《诗》、《书》、《礼》等；一是指人们的礼仪风俗。

如西汉刘向《说苑·指武》中的“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这里所说的“文化”，实指与“武力”相对的教化。

晋代束皙《补亡诗》中的“文化内辑，武功外悠”之句，则与后一种意思相近。

文化就是文治教化、礼乐典章制度，这种理解在我国一直保持至近代。

我们今天常用的“文化”一词，其意义显然与古代有很大的不同，它是19世纪末通过日文转译，间接从西方引进来的。

当时，对于这个词没有下定义，人们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来使用“文化”一词。

辨析当时的含义大致有三：一是与“文明”同义；二是广义的，包括
精神的和物质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三是狭义的，单指精神方面的内容。

“文化”一词的含义，发展到今天则更加广泛：指“读书识字”，不识字的要学习文化；指“修养”，言行粗鄙的要提高文化素养；文化部门主管的文化事业，包括文学艺术、历史遗存、文博图书等等；还有作为专门术语的文化，在考古学中是指先民的遗址、遗物，如大溪文化、龙山文化、新石器文化、青铜器文化等等。

在人文学科的理论研究之中，不少人同意文化只是指一种属于上层建筑的“观念形态”；也有人则作更为广泛的理解和延伸，以为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就是文化。

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指出：马克思主义把文化的实质与人的发展作了统一的理解，认为文化的实质即人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历史过程中，所赋予物质的和精神的产品的全部总和，及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人化形式出现的特殊活动。

民国时期的杨东莼先生则认为“文化就是生活”，“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物质生活方式，如衣食住行，便叫物质文化。

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精神的生活方式，即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如法律、政治、艺术、哲学，便叫做精神文化”。

(《中国文化史大纲》)这一套丛书力图体现这一宽广的内容，并根据这种理解行文谋篇。

一
如果说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称之为黄河文明或炎黄文化，那么，湖南地域，包括湘潭地域的文化则称之为湖湘文化、湘潭文化。

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古代历史时期在屈原楚辞遗风余韵直接影响下的古湖湘文化；古代与近代历史交替时区的洋务派文化(包括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派文化)；近代与现代历史交替时区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文化；辛亥革命前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五四”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

1.湘潭历史文化的发展，大致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期。

迄今为止，在这一块土地上最早的人类活动的证据，应是20万年前湘乡牛形山发现的旧石器。

而湘潭境内的最早先民的村落遗址，为公元前4400年至前3300年间的大溪文化遗址，它位于今日湘潭县老虎坑和堆子岭。

相当于公元前2800年至前23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居民村落遗址，最有代表性的是今日湘乡市岱子坪。

商周时期，湘潭境内为三苗之地，是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南越文化和三苗文化交汇融合地区。

从考古发掘所揭示的文物来看，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湘潭先民，他们在这里狩猎、采摘、生息繁衍，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创造了湘潭的史前文化。

从新石器时期到西周这一段历史时间，在湘潭境内生活的居民，主要是三苗，至楚人入湘以后，楚人与三苗相融合，才产生了既受中原商文化的熏染、影响，又具有浓厚楚文化和本地文化特色的古湖湘文化。

屈原流放三湘期间，曾驻
足湘潭韶山一带，他以湘方言、湘民歌入诗，写下了许多描述湖南山水景物、风土人情、民间祭祀、神话传说的辞章，开创了一个与北方《诗经》风格迥然不同的南方《楚辞》、离骚文学流派，这就是古湖湘文化的初始原型。

战国后期，楚国从黔中郡划出长沙郡，湘潭全境属于长沙郡。

秦王朝统一中国后，湘潭的郡属依旧。

西汉时期，湘潭全境属于长沙国。

东汉初，长沙郡析出湘乡县，湘乡县划入零陵郡；其他地境仍属于长沙郡。

晋代时的湘潭县县境属于衡阳郡，郡治在今日湘潭县古城乡。

秦代时的湖南人口不过40万，平均每平方公里才2人多。

汉代以后，湖南的社会生产力渐次开发，然而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记载：“楚、越之地”，仍然“地广人稀”。

当时的湖南乃至整个江南的经济仍然不发达，“民食鱼稻”，以捕鱼、围猎、伐木为业。

农耕物作上，无耕牛，不施肥，采取“水耕火耨”的方法。

经济上的落后必然带来文化上的落伍，因而文物教化也远逊于中原。

但是融汇了中原文明、荆楚文化的古湖湘文化，却哺育了湖湘士人的成长。

有史记载的湖湘士人走向中华民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舞台，始于东汉末期三国时期的湘乡人蒋琬。

隋代，湘潭属于长沙郡，唐代初期改长沙郡为潭州。

公元749年（天宝八年），唐朝廷从隋代的湘南和衡山两县北部调整出新的湘潭县，并将县治移往洛口（今易俗河），始现今日湘潭县的规模。

自从盛唐时期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年间（713—741年），开设博学宏词
考试以来，在日后的一百多年中，湖南地区虽然每年都推荐举人进京考试，却从来没有人及第中榜。

直到851年（唐宣宗大中五年），才有长沙人刘蜕中进士，此事震动一方，当时人称刘蜕为“破天荒进士”。

十几年后的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4年），湘潭县人何涓、潘纬竟双双考中进士，被后世人称之为湘潭湖湘学派兴盛的最初兆头。

宋代，湘潭属荆湖南路的潭州，此时县城从洛口迁至今日湘潭市城正街。

这一时期的湘潭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3年），胡安国父子迁居湘潭，将周敦颐阐述、发展传统儒学的道学传入湘潭，形成了在中国文化史上独具特色、影响悠久的湖湘学派，给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时有名的史学家路振也是湘潭县人，湘乡县的王容也是当时湖南史学界的代表人物。

两宋之交的宋词名家、湘潭县人王以宁，一生在宦海军旅中沉浮，过着动荡艰险的生活，写下了许多回忆故人旧地、描摹家乡风物的词章。

抗金名将李纲称赞他“单骑入贼巢，羁政其酋”、“勇而有谋”（《乞保全王以宁札子》）。

文如其人，他所作的军旅词章，“英豪狂宕”、“句法精健，无浮艳虚薄之习”。

1295年元成宗元贞元年，湘潭县、湘乡县均升为州，属于湖广行省湖南道天临路。

元代以散曲最有特色，湘乡籍散曲家冯子振的散曲当时在全国很有地位。

其作品多写个人的闲适生活，今存小令40余首，存于《元诗集》之中。

明代的湘潭境域属于潭州，湘潭、湘乡仍为县。

明末，湘潭县城街市，沿江从宋家桥延至唐兴桥，有码头10余处，房舍鳞次栉比，江中帆樯林立。

云贵川甘的货物多集于此地而运往岭南，外洋货物也越过岭南而至此地集散，商业相当繁荣。

正如明代礼部尚书李腾芳在《湘潭戍兵议》中所描写的：“陆走以马，水行以舟”，百货辐辏，典当铺、游妓馆林立。

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发达，一批以湘潭人为基础的诗人、学者、戏曲家队伍，如周之龙、李腾芳、周圣楷、黄周星、郭金台等等的出现，显示出湘潭历史文化的中兴局面。

清朝依袭明代建制，湘潭仍属于长沙府。

自明代至清代，湘潭的手工业生产由萌芽到发展，已粗具规模，商业相当繁荣。

《光绪东华续录》描写它的形势是：“西南路煤、铁等行栈所集，河水宽深，擅商场之形势，远甚省垣”。

清朝前期、中期是湖南文化界，也是湘潭文化界空前活跃的时期。

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也为了培养可供朝廷使用的人才，大力倡导科举，发展教育，当时的学校、书院遍布各地。

在这一政策导向之下，士人为了求得进身之阶，苦读经史，研习诗文，蔚然成风。

这一时期的湘潭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仕宦，他们官位较高，政绩卓越，在文化事业上也有显著的成绩。

这一批人中最突出的有陈鹏年、张九镡、张九钺、张声玠、罗典(以上为湘潭县人)，还有易祖栻、谢振定(以上为湘乡人)等等。

2.鸦片战争前的清王朝，不仅吏治腐败，“士林风气”也极坏。

多数知识分子醉心于科举制艺，热衷于功名利禄，一些人沉湎于汉学
考据，自鸣清高，实际上不少人有名无实。

而当时近代世界的经济基础已逐渐由农业为本转到以工商立国，传统的静态农业文化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弱点日益显露出来。

鸦片战争后，士大夫中少数人被西方侵略者的炮声惊醒，他们反对宋学、汉学的厚古薄今、空疏无用、舍本逐末的学风，主张“经世致用”，以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

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后，封建官僚中的“明智派”企望在不变更封建制度、封建文化的根基之上，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这便是曾国藩等一批湘军将领主持或参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

在与太平军鏖战中，以湘乡、湘潭人为基础的湘军异军突起，湘潭地域也因此出现了一批经世派学者和洋务运动的实践者。

如湘乡的曾国藩、罗泽南、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谢宝璆、彭洋中等等，又如湘潭县的欧阳兆熊、马敬之、欧阳勋、罗汝怀、黎培敬等等。

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漫长中国古代社会，湖南不仅历史文化名人寥若晨星，而且也没有出现过几桩足以影响全国局势的大事。

近、现代以来，湖南风云迭起，于全国有影响的大事日见增多，诸如湘军兴起，湖南“新政”和戊戌变法，黄兴的“华兴会”和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足以引起世人瞩目；且在这些震动中国近代历史的大事件中，湖南人才辈出，为世公认。

迨至现代史上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湖南人才灿若群星，更呈现鼎盛局面。

辛亥革命志士杨毓麟曾有精辟见解，他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

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
杨之难始。

”从曾国藩组建湘军大量援引湘人开始，湖南便出现“湘军遍中国，督抚半湘人”之盛况。

当时中国有18个行省，而从湘军中就先后涌现出巡抚、总督达20名，布政使、按察使达12名，其他提督、总兵、副将级将官在千人以上。

从此，湖南人开始正式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在政治上、文化上处于与中原地区和东南诸省分庭抗礼的地位。

3.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甲午海战的失败，宣告洋务派的“自强新政”破产，于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维新运动兴起。

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很快就失败了，但它却是第一次对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的有力挑战，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1895年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他反对唐宋以来士大夫知识分子那种不关心社会，“不务实学，以虚美相高”和困于“八比试律，小楷卷摺”的学风，以及空谈道学、矜夸欺世的积弊，“一意以开发风气为先务”。

他锐意革新，在谭嗣同、唐才常等推动下，举办了一系列“新政”：创办时务学堂和武备学堂，讲授西文、数学等自然科学，培养学通中西、体用兼备的新式人才；设立南学会，并出版《湘学新报》等等。

湖南因此成为当时全国最富有朝气的省份。

在这场维新运动中，湘潭也涌现出了一批维新人士，如蒋德钧、张通典、朱德裳、易宗夔等。

蒋德钧(1852—1937年)，字少穆，湘乡壶天人。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任江南制造局总办，同年陈宝箴任
湖南巡抚，蒋德钧以道员统帅湖南新军，主办营务，襄协陈宝箴办理新政。

1897年他参与筹办湖南时务学堂，1898年与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等刊发《湘报》，以“开风气，拓见闻”为己任。

张通典(1859—1915年)，字伯纯，湘乡东山人。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入陈宝箴幕府，倡办南学会、时务学堂、保卫局等维新事业。

他曾建议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荃经营南洋群岛，设领事，通轮船，派军舰巡游，以保护当地侨民，振兴商务。

易宗夔(1874—1925年)，字蔚儒，湘潭县郭家桥人。

他在1898年《湘报》第20号上发表《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一文，主张“西法与中法相参”、“西教与中教并行”、“民权与君权两重”、“黄人与白人互婚”、“一切制度悉从泰西”等改革举措。

文章发表后震动朝野，成为湖南全面宣扬西化的第一人。

湖广总督张之洞斥之为“匪人邪士，倡为乱阶”。

朱德裳(1874—1936年)，字师晦，湘潭县九华人。

1898年他在长沙参加维新变法，与易宗夔、曹冀亭(今湘潭市小东门人)等主张剪发、易服、放脚，倡办新政、新学、男女读书等等，遭到王先谦、叶德辉、蔡枚功(湘潭县仙女乡人)等旧势力反对。

朱德裳、易宗夔、曹冀亭等就撰写《湘潭县人士驱逐叶德辉檄》一文予以反击，因而当时湘潭就流传一句“一(易)槽(曹)猪(朱)吃黄(王)叶(叶)菜(蔡)”的戏谑之语。

4.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逐渐醒悟，建立革命组织。

1903年湖南留日学生黄兴、陈天华回到湖南创立华兴会，有湘潭人刘揆一、刘道一等百余名两湖革命人士参加。

资产阶级革命派比改良派高明之处在于：他们一开始就认定中国变革的希望寄
托于腐朽的清政府，无异与虎谋皮。

因而主张效法美利坚国的独立战争，进行革命，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选出议员和总统治理国家，永远结束君主专制制度。

为此，他们于1911年发动了辛亥革命，终于结束了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

从这一点上说，辛亥革命是胜利了，但是政权却落入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手中，共和有名无实。

因此，辛亥革命并未改变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

5.辛亥革命后的一些具有新思想的文化人认为，替代清王朝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中华民国，之所以徒有虚名，而顽固、保守的封建势力却相当猖獗，皆因为革命党人只注意政体的改易，而忽略了思想、文化上的革命和建设。

他们认为要建立名副其实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就必须彻底清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大力灌输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就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内进行一场“大激战”。

于是，一批激进的民主青年为了反对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击退尊孔复古的逆流，振奋人们的改革精神，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开展一场比辛亥革命更为深层次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等，就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

1915年，陈独秀基于“欲改造中国，必先改造人心”的思想，创办了《新青年》杂志。

在《新青年》的鼓舞下，湖南也出现了《湘江评论》、《新湖南》等一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

湘潭县人毛泽东、黎锦熙等，就是这股新潮中最为活跃的人物。

在现代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湘潭更是人才辈出，灿若群星，涌现出诸如毛泽东、彭德怀等一批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也产生了一批诸如齐白石、张默君、张天翼、黎锦熙、萧子升、萧三等文化人，在现代中国历史文化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茅海建同志说得好：在近、现代历史上，“湖南人的作为主要表现在这段历史的头和尾。

湖南人要么不说话，湖南人一说话，全中国都在听。

”他以曾国藩、毛泽东为例指出：1853年，曾国藩从长沙带出一支湘军，由湖南打到江苏，1864年攻下大平天国的京城天京，挽救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的灭亡。

1927年，毛泽东也同样从长沙带出了一支工农革命军，1949年攻下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结束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历史。

茅海建同志在这里所说的湖南人，其实都是湘潭人。

从以上例举可以看出，湖南人才大都属于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以及与政治相联系的军事家、文学家，而较少科技人才和经济学家，至于富甲天下的企业家更几乎为零。

这一情况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诸省有着明显的差异，这是与湖湘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思想有着深层的联系的。

湖南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地域陷于闭塞，文化拘于传统，思想偏于保守。

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历来不重视科学技术，视其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遂形成了一种“学而优则仕”的风气。

人们只重视科举制艺，而把科学技术视为“形而下”的君子不屑的贱事。

如此的风习、土壤，比较有利于政界、军界、文化界人才的成长。

而沿海省份交通便利，
思想开放，外来思想文化较早传入，就冲击了传统的“仕途”观念，薄功名轻利禄，重视实际利益，因而工商经济得以较大发展。

二
近、现代以来的湖湘文化发达，不仅与文化人的主观努力有关，也与哺育其成长的物质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相连，更与历史的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关系更为深远。

从人文环境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文化外因包括着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时代氛围等三个方面，正如19世纪法国哲学家、史学家泰纳所说的，人才的成长受“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因素的制约，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

1.时代环境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状况，一定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一定政治制度下经济发展的程度，以及时代精神、社会风尚、文化态势和道德面貌等的总和。

它影响着人们的心态，也制约着一定时代、一定地区的民习、民风；而民习、民风则对该时代、该地区人才的形成及其素质有着深层次的影响和久远的作用。

在人类历史上，有的时代人才辈出，群星灿烂，有的时代则清寂寥落，“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一个时代的文化之所以呈现波
峰、波谷，并不是因为一个时代的人的大脑特别发达，而另一个时代的人的头脑则特别简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靠“船坚炮利”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封建大门，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文化随之传入中国。

于是在学习西方军事技艺的洋务运动中，在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议会制度的维新变法中，在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的“五四”运动中，以守旧而闻名天下的湖湘士人，在“血与火”的碰撞中，人才脱颖而出，大批涌现。

尤其是湖南军政人才的大量涌现，更是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

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前期湖南的政治、文化、经济环境，均有利于孕育出高素质的军政人才。

湖南军政人才鼎盛时期，正逢我国社会制度发生巨大变革、新旧文化思想激烈交锋、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发生期。

湖南军政人才的崛起，正印证了“乱世出英雄”这一俗话。

近、现代以来的湖湘文化，也是19世纪以来中西文化交汇的时代产物。

传统文化的革新，大多是以输入、介绍、借鉴外来文化的形式而实现的(当然也有其他方式)，因为纵向的批判必须借助于外来文化的参照才能深入。

陈宝箴在《时务学堂招生示》中云：“湖南地据上游，人文极盛，海疆互市，内地讲求西学者，湘人士实导其先。

”湘军统帅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通过洋枪、洋炮接触到西方科学文化，从而倡导洋务运动；湘潭人刘揆一、刘道一兄弟皆为留日学生，回国后投身资产阶级革命；湘潭人黎烈文、罗皑岚都是留学欧美，归
国后而投入新文学运动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西学东渐的时代产儿。

2.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人的素质，不仅包括着时代环境决定的部分，也包括着历史继承的部分，这就是传统文化。

某一地域的文化土壤积淀得愈厚实，则愈益形成浓烈的文化氛围，给该地区人才的成长提供丰富的养料和巨大的激励。

地域文化作为一种被物化了的传统，虽然在历史演进中其特征可强可弱、可显可隐，但它沉淀于人们性格深处，却难以变更，它不会像随季节变更而更换衣物那样。

文化心理结构一旦形成，即具有一定的恒定性。

泰纳在《艺术哲学》中写道：“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艺术的出现。

……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

”
梁启超在《儒学哲学》一文中说：“船山是湖南人，他这一派叫湖湘学派。

在北宋时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中间很消沉，至船山而复盛。

”（在周濂溪、张南轩之间，梁启超先生落了二个承前启后的人物，这就是在湘潭建立碧泉书院的胡安国、胡宏父子）不仅“近世的曾文正、刘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受他的影响”。

湖湘学派的特点，即朴实、勤奋、进取的习性，强韧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