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儒医徐大椿的治学特点及其家学渊源

论清代儒医徐大椿的治学特点及其家学渊源
作者：龚方琴
来源：《语文学刊》 2016年第3期
龚方琴
(湖北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65)
［摘要］清代儒医徐大椿不仅医术精湛，而且深受其家风、家学影响，在治学上呈现出崇尚医德、重视医道、强调医理等鲜明特点。

［关键词］徐灵胎；学术特点；家学渊源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6)03-0004-0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指导性项目“徐釚、徐大椿研究”（13g312）成果。

［作者简介］龚方琴，女，湖北阳新人，湖北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中国诗学、中医药文化。

徐大椿（1693~1771）字灵胎，又名大业，江苏吴江人，清代著名医家和医学理论家。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奉诏入京，清高宗谕旨称其字，后遂以字行，名灵胎。

晚岁隐居洄溪，故又称洄溪老人。

徐大椿出身名门，家学醇厚，家风淳朴。

正是在家人影响下，徐大椿自幼精研经史，致力实学，在文学、医学、音乐、水利等各方面都颇有成就，并著有《难经经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医贯砭》《医学源流论》《伤寒类方》《兰台轨范》《慎疾刍言》《洄溪医案》等医学名著，在医界影响深远。

一、徐大椿的治学特点
（一）崇尚医德，坚持正心为本、不趋利避祸。

徐大椿为人正直，不论是治病救人还是著书立说，都强调正心为本，不趋利避祸。

作为医学理论家，徐大椿一再强调医德的重要性。

他说：“医之高下不齐，此不可勉强者也。

然果能尽智竭谋，小心谨慎，犹不至杀人。

更加以诈伪万端，其害不可穷矣。

”［1］155换言之，医德比医术更重要。

有医德者“能正心术，虽学不足，犹不至于害人。

况果能虚心笃学，则学日进，自然求之者众，而利亦随之”［1］155，而无医德者“不过欲欺人图利，即使能知一二，亦为私欲所汩没，安能奏功”［1］155。

显然，在徐大椿看来，医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当世之医却多不明此理，“或立奇方以取异；或用僻药以惑众；或用参茸补热之药以媚富贵之人；或假托仙佛之方，以欺愚鲁之辈；或立高谈怪论，惊世盗名；或造假经伪说，瞒人骇俗；或明知此病易晓，伪说彼病以示奇”［1］155。

对此徐大椿痛心疾首，因此一方面在现实中对当世之医耳提面命，例如告诫时医张瑞五以行医之要，即“惟存心救人，小心谨慎，择清淡切病治品，俾其病势稍减，即无大功，亦不贻害。

若欺世徇人，止知求利，乱投重剂，一或有误，无从挽回，病者纵不知，我心何忍”［1］390；另一方面则口诛笔伐，揭露庸医之弊以警醒人心，例如作《慎疾刍言》，“刻印万册，广送诸人，冀世人之或悟也”［1］384。

又作《医贯贬》，虽自知“不便于崇信《医贯》之人，或遭谤黩，亦所不惜也”［1］75。

这种不避祸患、坚持正义的人生态度，显然也是徐大椿在医学理论上屡有建树的原因所在。

作为医者，徐大椿在行医过程中也始终坚守道义，不趋利避祸。

例如苏州府杨姓子病，其
父延请徐大椿，并许以千金为寿。

徐大椿则曰：“此可动他人，余无此例也，各尽其道而已。

”［1］386可见，名利对于徐大椿而言，实乃身外之物。

又据《医案》记载，毛履和之子介堂暑
病热极，其他医者仍作热证治，而徐灵胎则建议急进参附以回其阳，其祖有难色。

而徐灵胎则
断然承诺：“辱在相好，故不忍坐视，亦岂有不自信而尝试之理，死则愿甘偿命。

”［1］383
松江王孝贤夫人病，常州名医法丹书治而无效，于是延请徐大椿。

徐大椿欲用麻桂等药，法曰：“诚然。

然病家焉知之，治本病而死，死而无怨；如用麻桂而死，则不咎病本无治，而恨麻桂
杀之也。

我乃行道之人，不能任其咎。

君不以医名，我不与闻，君独任之可也。

”［1］386徐
大椿则曰：“然，服之有害，我自当之，但求先生不阻之耳。

”［1］386在实际行医中，徐大
椿也从不趋利避祸，而这恰恰是其施治成功的关键所在。

正如徐大椿事后所分析的，“法翁颇
有学识，并非时俗之医，然能知而不能行者。

盖欲涉世行道，万一不中，则谤声随之。

余则不
欲以此求名，故毅然用之也。

凡举世一有利害关心，即不能大行我志，天下事皆然，岂独医也哉”［1］386。

徐大椿之所以能大行其志，归根结底也是因为其崇尚医德而能知行合一。

（二）重视医道，维护道统传承，不使之失坠。

徐大椿不仅崇尚医德，而且重视医道。

他说：“医有道焉，有术焉。

道，难知也，即知之
而无可用者也。

知道而能用乎道，则道精矣。

术，易知也，知之而无与乎道者也。

知术而能通
乎道，则术神矣。

”［1］48换句话说，道是术的理论基础，术是道的实践活动，只有通医道
之人才能遵道而行，医术精进，而不明道之人“所治之病虽多幸中，而必非古圣所垂之法，其
隐受其害而伏于不觉者正多矣”［1］48。

对于医道，徐大椿有深刻认识。

他说，“医之为道，乃通天彻地之学，必全体明，而后可
以治一病。

”［1］175也就是说，只有全面把握天地万物之道，才能明白医道，而后方能治病
救人。

反之，“不知天地人者，不可以为医”［1］141。

然而，如何才能通天彻地、了解大道呢？徐大椿认为关键在于从源及流，找到大道之源。

天下之大道蕴含于《易》，故习医者不可
不学《易》。

又“医书之最古者《内经》，则医之祖乃岐黄也。

然《本草》起于神农，则又在
岐黄之前矣。

可知医之起，起于药也。

至黄帝，则讲乎经络脏腑之原，内伤外感之异，与夫君
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神明乎用药之理。

医学从此大备”［1］155、“本草之始，仿于神农，药止三百六十品。

此乃开天之圣人，与天地为一体，实能探造化之精，穷万物之理，字字精确，非若后人推测而知之者”［1］135，因此，医道之本源于《神农本草经》和《黄帝内经》这两
部圣人之作。

对于这两部著作，徐大椿推崇备至，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意识。

徐大椿重视医道之源，同时也强调从源及流，弄清医道传承的脉络。

在此过程中，徐大椿
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正统意识。

他说：“自古言医者，皆祖《内经》，而《内经》之学，至汉而分。

仓公氏以诊胜，仲景以方胜，华佗氏以针灸杂法胜，虽皆不离乎《内经》，而师承各别。

逮晋唐以后，则支流愈分，徒讲乎医之术，而不讲乎医之道，则去圣远矣。

惟《难经》则悉本《内经》之语而敷畅其义，圣学之传，惟此为得其宗。

”［1］3又说：“昔者，圣人之方也，
推药理之本原，识药性之专能，察气味之从逆，审脏腑之好恶，合君臣之配偶，而又探索病源，推求经络，其思远，其义精，味不过三四，而其用变化无穷。

圣人之智，真与天地同体，非人
之心思所能及也。

上古至今，千圣相传，无敢失坠。

至张仲景先生，复申明用法，设为问难，
注明主治之症，其《伤寒论》、《金匮要略》，集千圣之大成，以承先而启后，万世不能出其
范围。

此之谓古方，与《内经》并垂不朽者。

其前后名家，如仓公、扁鹊、华佗、孙思邈诸人，各有师承，而渊源又与仲景唯别，然犹自成一家。

但不能与《灵》、《素》、《本草》一线相传，为宗枝正脉耳。

”［1］130在徐大椿看来，医道传承自有谱系，黄帝、神农是为宗圣，而
张仲景则集千圣之大成。

至于晋唐之后，则医道沦丧。

换句话说，从《内经》《本草》到《难
经》《伤寒》《金匮》为医道传承的宗枝正脉，而仓公、扁鹊、华佗、孙思邈等人虽自成一家，但已是分支别脉。

至于晋唐以后所涌现出来的各种支流、门派，则已经去圣远矣。

“至明之薛
立斋，尤浮泛荒谬，犹圣贤之学，变而为腐烂时文，何尝不曰我明经学古者，然以施之治天下，果能如唐虞三代者乎？”［1］155
总之，徐大椿认为医道传承至仲景之后则陷入晦暗，并说：“医道之晦久矣。

明人有四大
家之说，指张仲景、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四人，谓为千古医宗。

此真无知妄谈也。

夫仲景
先生，乃千古集大成之圣人，犹儒宗之孔子。

河间、东垣，乃一偏之学。

丹溪不过斟酌诸家之言，而调停去取，以开学者便易之门。

此乃世俗之所谓名医也。

三子之于仲景，未能望见万一，乃跻而与之并称，岂非绝倒？如扁鹊、仓公、王叔和、孙思邈辈，则实有师承，各操绝技，亦
仅成一家之言。

如儒家汉唐诸子之流，亦断断不可与孔子并列，况三人哉！”［1］154显然，
徐大椿在梳理医道传承时不止一次地与儒家传承体系相类比，维护正统而批判异端，表现出强
烈的道统意识。

“道统”一词出自儒家思想，其哲学内涵包括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和弘道意识。

［2］36
作为一代儒医，徐灵胎显然已经把这种儒家道统意识移到了医学领域，并且将维护医家道统视
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

因此，当他面对医道久晦的现实，“窃慨唐宋以来，无儒者为之振兴，视为下业，逡巡失传，至理已失，良法并亡。

惄焉伤怀，恐自今以往不复有生人之术”［1］115。

因此再三呼吁：“安得有参《本草》，穷《内经》，熟《金匮》、《伤寒》者，出而挽救其弊，以全民命乎？”［1］156“安有读书考古，深思体验之君子，出而挽回之，亦世道生民
之大幸也。

”［1］138表面上看，徐大椿是在期许他人；实际上他自己就是最佳人选，并且已
经肩负起振兴医道的使命。

一方面，他作《难经经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和《伤寒类方》，以阐释医家圣典、研明圣人精义；另一方面，他作《医贯砭》以廓清异端，作《医学源
流论》以理清源流。

除此之外，又作《慎疾刍言》以警醒人心，“冀过信从之有人，庶绵斯道
于一线”［1］138。

由此可见，徐灵胎的一生都在为维护医家道统而努力，这是其治学的又一
个鲜明特点。

（三）探究医理，研明古法精义，不私心自用。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

”［3］36朱熹的这句话对天下儒生
影响深远，徐大椿也不例外。

他认为，“为医者，无一病不穷究其因，无一方不洞悉其理，无
一药不精通其性，庶几可以自信，而不枉杀人矣”［1］143。

而要做到这样，关键就在于阅读
古圣之作，研明其精义。

具体来说，“学医者，当熟读《内经》，每症究其缘由，详其情状，
辨其异同，审其真伪，然后遍考方书本草，详求古人治法。

一遇其症，应手则愈。

不知者以为
神奇，其实古圣皆有成法也”［1］147-148。

又“学者必将《神农本草》字字求其精义之所在，而参以仲景诸方，则圣人之精理自能洞晓。

而己之立方，亦必有奇思妙想，深入病机，而天下
无难治之症也”［1］132。

总之，习医者只要能熟读医经并深思其理，就可以凭之行医而无所
不验。

可惜的是，当世之医要么“全无本领，一书不读”［1］158，要么虽读书却不明其精义。

如所谓“四大家”中，“刘则专崇《内经》，而实不能得其精义。

朱则平易浅近，未睹本原。

至于东垣执专理脾胃之说，纯用升提香燥，意见偏而方法乱，贻误后人，与仲景正相反。

后世
颇宗其说，皆由世人之于医理全未梦见，所以为惑也。

更可骇者，以仲景有《伤寒论》一书，
则以为专明伤寒，《金匮要略》则以为不可依为治病，其说荒唐更甚”［1］154-155。

至于
“不论何病，总以几味温补投之，愈则以为己功，死则以为病本不治，毫无转计，此则误尽天下，而终身不自知也……其人亦自诩为得医学之捷径，将千古圣人穷思极想所制对症之方数千首，皆不必问，而己称名医矣”［1］362者，更是比比皆是。

这样一来，就必然导致医理不明，乃至医道失传。

对此，徐大椿同样痛心疾首，因此一再强调读书明理，强调“惟多读古人之书，斯能善用
古人之书，不误于用意，亦不泥于用意”［4］3。

这一点，可以说是徐大椿的经验之谈。

作为
医家，徐大椿习医即以读书明理为门径，即“家藏有医书数十种，朝夕披览，久而通其大义，
质之时医茫然如也，乃更穷源及流，自《内经》以至元明诸书，广求博采，几万余卷，而后胸
有实获，不能已于言矣”［5］44。

而作为医学理论家，徐大椿著述虽多，但也多以注释医家经典、阐明医理精义为旨归。

他作《难经经释》，是因为《难经》“悉本《内经》之语而敷畅其义，圣学之传，惟此为得其宗”［1］3，因此希望以经注经，阐明《难经》本旨，研明《内经》精义；其作《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是目睹当时《本经》不讲，“其精微妙义，多所遗漏”［1］51的现状，“但择耳目所习见不疑，而理有可测者，共得百种，为之探本溯源，发其所以然之义，使古圣立方治病之心灼然可见”［1］51。

而其作《伤寒类方》，则是因为《伤寒论》一书“虽分定六经，而语无诠次”，乃至“后人各生议论，每成一书，必前后更易数条，互相訾议，各是其说，愈更愈乱，终无定论”［1］163，于是探求三十年，希望明确此书性质和作者本意，以阐明其精义要诀。

总之，徐大椿在学术研究上亦以阐释医经、研明医理为旨归，这是其治学
的第三大特点。

二、徐大椿的家学渊源
作为一代儒医，徐大椿的治学特点渊源有自，其中家学影响不容忽视。

（一）“厚德仁善”的家风影响
徐大椿出生于吴江名门，其家族特重道德，淡泊名利。

曾祖徐韫奇有“倪高士”之称，
“每急人之急，凡亲故婚丧嫁娶有求无勿应者”［7］431。

祖父徐釚则虽家境贫落，但不恋富贵。

曾以博学鸿词入选馆职，但既不耻梯荣谋利、结交奉承，又不能因人俯仰，因此很快被放
归故里，以旧史官的身份从事“以诗存人”的文化事业。

除此之外，当好友吴兆骞流放宁古塔时，徐釚不止一次地为之奔走呼号；当姻亲钱德维遭谤议而流塞外时，徐釚则为其抚育幼女，
及至长大成人。

诸如此类，均为“厚德仁善”之举。

至父亲徐养浩，则值岁饥，“念贫士之苦，为设典书之局，无论书之全与不全，有书即典之，子,毋所不计也。

贫号寒则施衣”［6］296，亦是厚德仁善之人。

总之，在徐大椿之前，徐氏家族已经形成“厚德仁善”的家风。

正是这种家风影响，铸就
了徐大椿尊崇道德、强调正心为本、不趋利避祸的学术品格。

（二）书香药香的直接熏陶
徐大椿出生于书香世家。

其曾祖徐韫奇素好书画，“每当麦熟时必尽出其赢余以易书，遂
积图书数千卷”［7］373。

祖父徐釚则生活贫寒，但仍然省食节衣，零星易置图书，希望子孙
能守之并读之。

至其父徐养浩，则同样以读书、藏书为乐，“遇旧本秘帙，恒典贷而购之得”［6］331，以至积书数千卷。

可以说，徐大椿自幼就浸淫于浓郁的书香之中，因此其雅好读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又徐大椿的曾祖徐韫奇尤邃医理，曾“研究岐黄，三十年来活人无筭”［6］287，且自著《医略》。

而祖父徐釚则在诗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到种药、采药乃至觅药方的活动，如“对雨先翻种药书”［7］234、“采药归来问故乡”［7］299、“还向囊中觅禁方”［7］
351等，可见其在医药方面亦多有研究。

徐大椿之所以涉猎医书、进入医界，应该也与这种书
香药香的熏陶有直接关系。

（三）“世代课儒”的家学传统
徐大椿出生于耕读世家，其家族世代业儒，犹以经史传家。

从一世祖富一公开始，就十分
重视家族成员的文化教育，常常带领子弟学习儒家经典，“率其子弟或课儒，或务农，桑麻修
竹之中，怡然自得”。

三世祖徐汉“晚年隐居乡里，手不停披，训诲子弟于濂洛关闽等，书发
微阐，尤士林啧啧称道者”［6］280。

至曾祖徐韫奇，则“博学多闻，贯通经史，补邑庠生”［6］287。

祖父徐釚亦文史兼备，举博学鸿词而出入史馆，晚年亦回归田园，以耕读、诗礼为乐。

至父亲徐养浩，则亦“读书崇尚实学”、“喜谈理学经济”［6］331。

总之，徐氏家族一直以来都有世代课儒的家学传统。

正是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徐大椿自幼“穷经辨史”、“谈玄讲理”，“继又好览濂洛关闽诸书，每丙夜默坐浅阅”［5］44，因此产生强烈的道统意识和史学意识，乃至在学术研究上形成尊经崇古、特重源流、维护道统、针砭时弊的鲜明特色。

【参考文献】
［1］刘洋.徐灵胎医学全书［M］.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
［2］彭永捷.论儒家道统及宋代理学的道统之争［J］.文史哲，2001(2).
［3］（宋）朱熹.晦庵先生文集［M］.《宋籍珍本丛刊》第56册.线装书局，2004.
［4］（清）尤怡.医学读书记［M］.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5］俞志高.徐灵胎《洄溪府君自序》介绍［J］.浙江中医杂志，2007(1).
［6］（清）徐书城，纂修.吴江徐氏宗谱［C］//清乾隆五十七年.稻香楼刻本，1792.
［7］（清）徐釚.南州草堂集［C］//《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