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和刘禹锡“易学思想”之比较

“本之易以求其动”，“易之象系”等提法，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 物辩证观。柳宗元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由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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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端正明朗的写作思想、新颖独到的写作主张和严谨谦逊的写 作态度，才使其文章汪洋姿肆，具有周密的逻辑性和强大的感染 力，令后世难穷其奥。
８０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批研究刘禹锡文学思想的论文，较具代 表性的有：刘国盈的《论刘禹锡的文艺思想》、孙琴安的《刘禹锡的 诗歌理论》、萧瑞锋的《刘禹锡诗论初探》、陈绪万的《刘禹锡文学观 初探》、王运熙的《刘禹锡的文学批评》等。
刘禹锡的《天论》（上、中、下），其中所蕴涵的哲学思想同样受 到了学界的重视。２０世纪上半叶，子葵的《刘禹锡》从政治、伦理、 教育、人生观四个方面，对刘禹锡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探讨，他认为： “禹锡之天人交相胜论，不偏不颇，不激不滞，唯心唯物，互相平衡， 诚中庸之大道也。”又指出：“唐代思想，凝塞固滞；如韩柳等儒家， 韩昌黎之思想为乐天，柳宗元之思想为厌世，而刘禹锡之思想则介 乎二者之间。一方面对于社会朝政，评论深刻，因而屡被贬斥。一
他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明确提出：“文有二道：辞令褒贬． 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 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 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 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于谣诵也。”
柳宗元认为，文章的作用有两种，一种是在社会政治、哲学、历 史和生活中实际运用的，通过记事说理，直接表示赞扬或贬斥的态 度；另一种是诱导和激扬人们思想感情的，通过描写事物来进行讽 刺、比喻，给人以启迪。前者必须参照或借鉴《尚书》中有关谋略、 开导、教诲等方面的内容，和《易经》中有关经文的解释，（《象传》、 《系辞传》，都是对《周易》卦爻辞的注释。）以及孔子删削《春秋》的 笔法，它的主要目的是立意高广而内容厚实，语言准确而说理周密 完备，才适宜于作为文献来保存与收藏。后者必须参照或借鉴虞 夏时流传下来的歌谣，和殷商、周朝时的《国风》、《大雅》、《小雅》等 诗词歌赋，它的主要目的是辞彩华丽而清朗动听，言语晓畅而意境 优美，才适宜于让人们歌诵与流传。
柳宗元曾写过一篇《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此事起源于刘 禹锡与人争论《周易》中“九六”的含义，“历载旷日，未曾有闻人明 是说者。虽余愤然用口舌争，特貌从者十一二焉。余独悲而志之， 以矣夫后觉”。争论了很长的时间，也没有多少人信服刘禹锡的观 点，他特地写成了《与董生言易辩易九六论》两篇文章，来寻求支持 者。
四、从他们有关哲学的重点文章来看。柳宗元运用“易理”论天 说地。卓尔不群。而刘禹锡未能博采“易学”来明辨事理，在理性的 力度上稍逊一筹
柳宗元曾经写过《天对》、《天说》、《天爵论》三篇文章，都是与 天地自然相关的政论文。文章中，充分运用“易学”方面的观点与 知识，吸收当时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总结历史方面的经验和 教训，揭示大自然的构造和人类的命运，并非由鬼神来主宰，充分 体现出事在人为的积极进取精神。他清醒地认识到，宇宙是无限 的，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对当时流行的一些错误观 点或思想倾向，以及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和抨 击；对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形成与丰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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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坎为雷”……Ｈ’ 而刘禹锡涉及“易学”的诗文仅有寥寥几篇。如《楚望赋》：
“系乎天者，阴伏阳骄是巳；系乎人者，风巫气窳是巳”；“我卜我居， 于城之隅。”《何卜赋》：“极必反焉，其犹合符。……经日剥极则煮， 居贲而未曾剥者其谁？否极受泰，居否而未曾泰者又其谁？”；“时 乎时乎！去不可邀，来不可逃。……屠龙之伎，非日不伟，时无所 用，莫若履稀。作俑之工，非日可珍，时有所用，贵于新轮。络首縻 足兮，骥不能逾跬，前无所阻兮，跛鳖千里。……故日是耶非耶，主 者时耶！……得非我美，失非我耻。其去曷思，其来曷期。”《彭阳 侯令狐氏先庙碑》：“时惟仲月，卜用柔日。”《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 禅师第二碑》：“蠢蠢南裔，降生杰异，父乾母坤，独肖元气。”及《辩 易九六论》，总计不过五篇（首）ｂ１。由此看来，柳宗元与刘禹锡在 学易、用易方面的高低，已明显有所不同。
二、从他们各自的文学主张来看。柳宗元有过“以《易》为本”、“ 《易》之象系”之类的提法，而刘禹锡没有如此明确的说法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提出“本之书以求其质，本 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 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柳氏这篇文章，重在阐明自己的写作 观点，其意是说，要以五经来作为撰写文章的根本、根据或基础。 就是说，要对照《尚书》，来讲求文章的质量；对照《诗经》，来讲求文 章的意境是否深远；对照《礼经》，来讲求文章是否合乎时宜；对照 《春秋》，来讲求文章的立论与判断；对照《易经》，来讲求文章是否 具有发展变化的一种动感、动态或运动的趋势。
刘禹锡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在《献权舍人书》中 明确提出文章应该是“见志之具”（即体现作者意志、理想的东西）； 在《唐故相国李公集记》中进一步支持下“文非空言”（即文章必须 “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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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研究文集——第三届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研究论文撷英
“本之易以求其动”——这样的文学主张，在中唐以前的文学 大家中，的确很少有人提出来过，也可以说是开了历史的先河。 “易”有三种解释，即：简易、不易、变易。将《易经》拿来作为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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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照物，就是说，既要简洁易懂，又要灵活多变，包括形式与内 容，都要给人以动感、动态，才能吸引读者，打动与感染读者，具备 动人心弦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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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明。虽然他对“揲蓍”的方式方法，非常熟悉，甚至是精于此 道，但刘禹锡不敢从理论上对那些“谬而承之”的不学无术者，或一 知半解却故弄玄虚的“假道学者”们，进行驳斥。而柳宗元的《与刘 禹锡论周易九六书》，不仅仅是在跟老朋友作推心置腹的学术上的 探讨，而且从道义上，对老朋友进行坚决的声援与支持；更从理论 上对那些“道听途说者”、“所谓易者”，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抨击。 由此可见，柳宗元与刘禹锡在“周易”的学识方面，孰高孰低，已非 常明显。
笔者认为：虽然柳宗元和刘禹锡对“易学”都有非常深刻的钻 研与领悟，但刘禹锡长于“易术”，而柳宗元重在“易理”，并且将“易 理”运用于文学、哲学、为人与为政之中，融会贯通，不愧为一代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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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师。因此，他们两个在“学易、识易、用易”方面，刘禹锡跟柳宗 元相比，明显地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几乎不可同Ｅｔ而语。
其中刘国盈文比较全面地评述了刘禹锡的文艺思想，他认为 刘禹锡所说的“思有所寓”，表明了刘禹锡的写作态度是以内容为 主的，而且他也认识到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文学和作者思想感情的 关系。通过对刘禹锡有关文艺思想的分析，他指出，刘禹锡认为， 能写出既有充实内容又有完美形式的好作品，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加强作者的主观上的修养；二是加强学习；三是注意吸收别人 的长处；四是努力从民歌中吸取营养；五．是在学习的基础上，努力 创新。文章也指出，当然，其中也有糟粕的成分，例如，他相信天 才，还强调地理的决定作用。萧瑞锋文将刘禹锡提出的“坐驰可以 役万景”、“境生于象外”等论诗名言综合起来考察，阐述了刘禹锡 在艺术构思、艺术追求、艺术风格等方面的见解，使原来极为零碎 的材料较为系统化了。王运熙文也指出，刘禹锡认为作诗必须以 意为主，重视意境；他的《竹枝词序》表明了他重视民歌新曲的创新 精神；刘禹锡认为僧人能心地虚静，修炼入定，摒除世俗欲念，因而 能体察万景，创造出优美的诗境，这是禅学对刘禹锡诗论的影 响ｏ［６Ｊ
从这篇文章来看，柳宗元对“乾卦和坤卦”的产生，以及“九为 老阳、六为老阴”的来龙去脉，了解得非常透彻，说明他不仅对周易 学得精，钻得深，而且把跟周易有关的书籍，都阅读过了，真正“穷 究昔人书”，方能达到“烂熟于心、信手拈来”的化境。
刘禹锡的《辩易九六论》，将九六之策的演变过程作了详细的 介绍，并以晋公子揲蓍占卜得到“贞、屯、悔、豫”四卦为例子，来加
一、从他们各自涉及“易学”的诗文数量来看。柳多刘少
柳宗元涉及“易学”的诗文有２０余篇（首），如：《四门助教厅 壁记》——“易传太初篇日：‘天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夕入西学， 暮入北学。”’《际民诗》：“二公居矣，弗敢泰止，是获泰已。”《非国语 ·卜》篇中，就曾公然声明：“卜者，世之余技也，道之所无用也。圣 人明之，吾未之敢非。然而圣人之用也，盖以驱陋民也。非恒用而 征信矣。尔后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征信焉，反以阻大事。要之卜 史之害于道也多，而益于道也少。虽勿用之可也。左氏惑于巫而 尤神怪之，乃始迁就附益以成其说，虽勿信之可也。”《非国语·筮》 篇：“公子亲筮之日，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日不 吉。司空季子日吉……而又筮焉是问，则末矣。”他在《祭杨凭詹事 文》中写道：“年月，子婿谨以清酌遮羞之奠，昭祭于丈人之灵…… 承讣之始，卜兆既愈，载驰斯文，出拜路隅……天道悠远，人世多 虞，寄心双表，长恨囚拘。呜呼哀哉！”《贺践祚表》“天地泰而圣人 出，雷雨解而品物荣。”《即位贺表》“重离出曜，体乾继统”；“帝出于 《震》，著在《易经》”；《贺册太上皇后表》“母仪有光，坤道克顺”；《送 易师杨君序》“与《易》关涉”；《送韩丰群公诗后序》“大《易》之制， 《序卦》处末”；《与萧翰林倪书》“读《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 乃穷也”’；《晋孙周》“吾闻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日‘配而不 终’。非日：又征卦，梦以附合之，皆不足取也。”《龟背戏》“八方定 位开神卦，六甲离离齐上下。“‘四分五裂势未已，出无入有谁能 知。”“徒言万事有盈虚，终朝一掷知胜负。”《祈死》“死之长短在宗 祝，则谁不择良宗祝而祈寿焉？”《祀》“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 神之。”《送僧浩初序》“往往与《易》合”；《雷塘祷雨文》“惟神之居，
柳宗元提出，在为内容服务的前提下，综合运用“抑、扬、疏、 廉、激、固”六种写作手法，可以起到“奥、明、通、节、清、重”六大作 用，使作品更加深刻而不隐晦，鲜明而不浅露，脉络通畅而不一览 无余，蕴涵丰富而又简洁明快，清新活泼而不轻浮，内容充实厚重 而不呆板。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更好地担负起反映纷纭复杂的 现实生活与广阔深厚的思想内容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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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和刘禹锡 “易学思想＂之比较
●骆正军
东台高二适先生，曾作过一篇《柳子厚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 说”书后题》，文中说：“始吾得柳书，不能尽其理，得刘辩则尽之 矣”。讲柳宗元对“揲蓍端策之法”不怎么精通，因此认为在《易》学 方面，比不上刘禹锡。…
章士钊老先生在“给高二适先生的回信”中说，“寻柳州于 《易》，似欠深造，据其自述，仅得在永贞事变之倾，从陆文通微受教 诲，然亦未必向揲蓍细功，多所探讨。”但他认为柳宗元对《易》学的 悟性，比刘禹锡有过之而无不及。嵋’
章老先生举了顾亭林的《左传杜解补正》和王船山的《续春秋 左氏传博议》为例，说明“穆姜论筮长言大篇，亦切证穆姜所得在 《随》，而并不在《艮》，凡此种种，都似与梦得所见不无出入，而辗转 《易》与柳州合符，不审二适其谓之何？”“治《易》而专务于卜筮，终 是旁门术业，而无关于开物成为‘利安元元’之为”；“夫人食肉不食 马肝，未为不知味；为学不解筮法，将何害其为通人？”“夫如是，子 厚诚好学不倦，然亦未必即以此技逊于梦得。川引
章气势的大小与作者道行的高低相关）；在《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 公集记》中强调：“文章之用”、“笔端肤寸，膏润天下”（即文章的作 用，寸许笔墨，可以润泽、感化天下的人）。他的这些文学观点，对 今人仍然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但没有提出过像柳宗元那种“以易为 本、为象系”的明确主张。
三、从他们有关联的重点文章《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来看。 柳宗元旗帜鲜明。而刘禹锡的态度含糊不清
柳宗元批评“何毕子董子”之流，“不视其书，而妄以口承之也。 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 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读韩氏注孔氏正义，是见其道听途说者，又 何能知所谓易者哉！”他还极力推崇刘禹锡，学“易”之精神，称“足 下出入筮数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并告诫 所有求学之人，“务先穷昔人书，有不可者而后革之，则大善，谨之 勿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