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社会分配领域的收入差距问题

论中国社会分配领域的收入差距问题
关于中国当前社会分配领域的收入差距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当前收入分配的差距比较大，出现了贫富分化的趋势；中国的基尼系数近些年一直在0.4之上。

在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40个收入差距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基尼系数为0.4）的国家和地区之一，中国的收入差距比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要高，和美国差不了多少。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中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这种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改革的必然结果，但并没有出现贫富分化的趋势。

关于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社会分配领域的收入差距问题，我们认为：首先，要搞清中国社会分配领域收入差距的现状，并分析中国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

第二，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社会分配领域收入差距的扩大既有积极的层面，也有消极的层面，不能一概而论。

第三，处理中国社会分配领域的收入差距问题，既要考虑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也要考虑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不断完善中国的分配制度和再分配制度。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配领域收入差距变化的现状
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区域之间，包括沿海与内陆、南方与北方、各省之间；第二，农村与城市之间；第三，不同人群之间，尤其是在暴发者与落后者之间。

1978年改革以后，省际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有显著减少，至少到1985年是如此，研究表明，区域间差距直到1991年才开始恶化。

有人认为，1978年改革以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至少对省际差距而言，不是改革与市场化本身的作用，而是由于中央政府在调节省际差距上的作用减少。

这是因为，在此期间中央政府对价格的控制减少了，而且中央政府的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从1978年的14.68%降低到1996年的3.18%。

城乡消费差距的变化与省际收入差距的变化略同。

1978年改革后，差距随着改革在农村首先取得成效而缩小，1986年开始扩大，至1993～1994年，已显著超过1978年的水平。

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的比率1983年为1∶2.15；到了1987年，其比率已恢复到改革前夕1978年的水平，到1994年达到最高点，即1∶2.93。

1995年与1996年回落至接近1978年的水平。

关于人际收入差距，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有较明显的扩大，到1996年，城乡总的基尼系数已达0.39（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1997），但仍比香港的0.5强小许多。

中国基尼系数的提高本身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原始基数很小，有一定程度的扩大是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赵人伟、李实，1997）。

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如基尼系数）来看，中国当前社会分配领域的收入分配差距都在“合
理”（或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但是为什么又有不少人认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甚至达到贫富分化的程度呢？一是统计上的问题。

当前中国基尼系数的计算主要是根据国家公布的收入统计数据来计算的，还有不少收入（如各种隐形收入等）并未纳入计算的范围，这就有可能使现行的基尼系数与人们“感觉”到的收入差距不一致。

二是非正常收入问题。

现在人们认为不公平的并不是正常收入（如按劳分配收入和按要素分配的收入），而是各种非正常收入（如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以权谋私的收入及各种灰色收入等）。

三是显示性消费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如个体户、私营业主、三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及一些特殊行业的高收入者，如歌星、影星等）由于体制、投资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并未将他们的大部分收入用于继续投资，而是用于高消费甚至变态的消费。

这就向人们显示了一些“误导”的信息，使人们难以对社会分配的实际情况做出客观的判断。

表1 1978～1995年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配领域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经过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国民间资本已初具规模。

这表现为，中国个体、私营企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从存量来看，1998年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达到3627.8亿元，与集体经济投资几乎持平，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12.8%；从居民储蓄来看，随着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这些年来居民储蓄有了较大的增长。

总之，与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由国家支配社会财富相比，现在中国民间（个人、个体经济和民营企业等）支配的财富越来越大。

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社会分配领域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收入和财产并不是均等地向个人倾斜，有的人得的多，有的人得的少。

问题在于我们的分配机制是不是机会均等，如果分配机制是机会均
等的，分配结果是不均等的，那么这种分配机制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特征。

在中国经济转型日期，分配机制在机会均等方面还存在缺陷或不足，这是研究中国社会分配领域收入分配差距时不应该回避的问题。

关于近些年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理论界有了一些研究成果。

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即经济的增长或发展、经济改革或经济体制的变迁、经济政策及其变化（赵人伟，2000）。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战略，是中国改革取得重大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有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起来了，一部分地区确实先富起来了。

现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哪些人先富起来了，富起来的途径是什么，还有哪些问题值得探讨；二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后，如何兼顾公平。

在一个长期实行平均主义分配的国度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效率优先原则的体现。

总结中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历程，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从总体上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市场决定的过程，并不是由谁能主观决定的过程。

谁先面向市场，谁能掌握市场的规则并加以利用，谁就能先富起来。

从改革初期的个体户到后来的知识分子“下海”，都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先富起来的人中有一部分人并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富起来的，而是靠自己的地位、关系、身份甚至权力富起来的。

著名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专家阿瑟·奥肯曾经把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富起来的因素归结为四个方面：（1）一生中的生产技能和财产；（2）天生的能力和禀赋；（3）自愿付出的努力；（4）与本行业关联的其他行业的供求状况。

在中国转型的过程中，大多数人是靠自己的生产技能（如企业经营者）、财产（私营企业主）、天生的能力和禀赋（如歌星、影星）、自愿付出的努力（如那些勤劳致富的人们）而富起来的。

据北京某调查公司1998年12月的一份调查资料统计，当今中国已有680多万私营业主，资产超过100万元的私营企业老板人数超过167万。

二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社会分配领域收入差距的扩大既有积极的层面，也有消极的层面，不能一概而论
当前，在中国一部分人中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大讲要反对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但是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当前收入差距的扩大大加指责。

对于中国当前社会分配领域收入差距的扩大应该辩证地看，既要看到其积极的层面，也要看到其消极的层面。

从总的方面来看，积极的层面要大于消极的层面。

（一）从积极的层面来看，中国社会分配领域收入差距的扩大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以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诸多原则实施的必然结果
1.按要素分配作用的加强是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下，中国各种生产要素（土地、资金、技术及管理等）被排除在社会分配领域之外，这是中国生产要素低效使用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按要素分配作为一个分配原则逐步被社会所承认。

在改革初期，按要素分配的出现及合法化是中国近些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各种要素收入将呈现出稳定的态势。

排除要素分配在社会分配领域的作用固然有利于社会公平，但它是以牺牲社会效率为代价的。

目前中国个人财产收入的形式主要有利息、红利、租金等。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仅以个人储蓄的利息收入而言，1978年只有6亿元，占个人收入的比重仅为0.3%，但到1995年，利息收入已达3000亿元，占个人收入的比重达到7.9%。

从长远来看，按要素分配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有利于生产力的进步，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蛋糕”（财富）做大。

“蛋糕”做大了，社会财富增长了，国家再分配的能力也将相应提高，从而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

企图以按劳分配作为惟一的分配方式而排除其他分配方式，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

2.近些年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与中国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联系在一起的
有激励机制就有差距。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从表面上看是“公平”的，但实际上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

干好干坏都一样的分配是不可能有社会经济进步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立激励机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例如，中国在工作经验及人力资本在分配中的作用开始逐步体现出来。

以泰尔指数（I）为例，在户主的年龄分组分解分析中，1995年个人收入的组间差距的相对比重比1988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在户主的文化程度分组中，1995年个人收入的组间差距的相对比重比1988年提高了2.2个百分点。

由不同年龄组就业者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工作经验在个人收入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而个人工作经验的长短又是与在职人力资本（以工作技能、经验为主）的大小相关的。

同样，不同文化程度就业者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也表明了正规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对个人收入决定的重要性的增加。

利用1988年的调查数据估计出来的城镇职工的平均教育收益率为3.8%（李实、李文彬，1994）。

这一数值远低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然而，有人利用1995年的调查数据对城镇职工的平均教育收益率进行了初步估计，其结果为5.6%。

这一结果是令人欣喜的，虽然它仍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又例如，企业经营者的收入在近些年也有了较大的提高，经营者的收入与职工的收入差距也有所扩大。

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收入倒
挂的现象也基本消除了。

所有这些收入差距的扩大既有利于中国激励机制的建立，也有利于打破中国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其积极作用应该充分肯定。

3.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是中国近些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按照熊彼特的说法，市场经济是一种损益经济。

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有发达的，也有破产的。

市场分配的结果不可能做到均等。

但是，市场也提供了很多机遇，谁抓住了机遇，谁就有可能致富。

商业化、分工的复杂化，会形成某些分工演化造成的累积效果，也会由于复杂分工，形成日益增多的专业之间越来越多的交互影响。

这些问题会形成“非线性微分方程”中常有的“紊乱”（Chaos）现象，其特征就是不可预见性。

因此，经济生活中会有很多“狗戴帽子碰中了”而发财的现象。

以王永庆为例，他当年也没预见到台湾经济起飞会把他的公司变成今天这么大的商业王国。

但由于这些累积效果和交互影响效果对社会福利影响至关重要，所以虽不可预见，也要对碰机会做了有远见决策的人有重奖，而对那些碰机会做了“近视”决策的人有重罚（杨小凯，1997）。

近些年来，中国也出现了因为抓住了机遇而发财的人，这也应该看成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正常现象。

对这些人的致富应该看成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中的积极层面。

这些人是市场经济中的“创新者”、“开拓者”，这些人富起来社会应该举双手赞成。

（二）从消极层面看，近些年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有一部分是因为行业、部门垄断导致的高收入，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及寻租导致的高收入以及以非法手段、巧立明目获取的收入等
这一部分收入的扩大是不合理的，也是社会应该禁止的。

具体表现为：
1.行业、部门垄断导致的高收入
行业收入差距问题，能够获得较多工资外收入的职工大多就业于一些具有垄断性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有人利用1995年的抽样调查数据，对货币收入万元以上的职工的行业分布进行了分析。

其结果表明，这部分职工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与公共事业部门、交通运输业。

其货币收入万元以上的职工的比例在所有行业中是最高的，分别为23.2%、20.2%和18.7%。

带垄断性质的行业，其职工工资水平比全国企业职工平均水平高出50%。

这些部门获取的高收入有的是凭借其垄断地位，有的还是违法收入。

如据《扬子晚报》报道，1998年以来的两年内，电信行业向全国用户违法收取话费21.7亿元，电力行业违法收取27.4亿元。

这还仅仅是专项检查查实的数字（《楚天都市报》，2000年7月30日）。

这些行业、部门垄断导致的高收入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

解决这些行业、部门高收入问题的根本之策是改革这些行业、部门的管理体制，引入竞争机制。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
入以及中国加入WTO的进程，这些行业、部门的收入与其他行业、部门的收入差距将逐步缩小。

2.新旧体制摩擦和矛盾引起的高收入
在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原有的分配关系和格局将被逐步打破，与此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分配关系和格局将逐步形成。

在中国新旧体制的转型过程中，新旧体制的摩擦和矛盾不可避免地导致收入分配中的无序和混乱。

但有一部分人是靠转型的“空子”富起来的，有人认为中国转型中较大的“空子”有三次：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双轨制（有人估计中国1988年经济租金就占当年国民收入的40%）；二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房地产热和金融无序；三是近些年的企业转制。

这三次为一些人暴富起来提供了条件。

市场经济确实是一个讲效率、讲能力的经济，但是由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市场发育的不完善、制度的不完善、机会均等的不充分以及权力对市场的渗透等方面的原因，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旋律中确实有一些不协调的音符。

据一项调查，目前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三成以上有官员干部背景，约为工农背景从商者的总和，专家技术人员所占的比率不大。

并且官员背景的从商者由于掌握的社会资源占优，因此成为获利最多的一个群体。

他们的企业销售额是平均数的1.8倍，纯利为平均数的1.9倍，资本则达平均资本的两倍以上。

从近些年中国反腐败的一些案例来看，不少官员就是在上市公司、房地产及企业改制中搞权钱交易的。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腐败主要是在商品市场上，而90年代以后中国的腐败主要是在生产要素市场上，如土地、资金、证券等领域的腐败现象呈上升态势。

今天，中国的腐败主要体现在要素市场上，如房地产、土地、资金等方面。

这些领域市场化的程度还比较低，权力渗透的空间较大。

市场化程度越高，权力渗透的空间就越小。

市场化程度低就是缺乏有效的制度规则。

这些年来，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但是市场运行规则并没有相应建立起来。

中国不少经济资源配置由某人说了算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成克杰之类的官员就可以把手伸进来，把自己的“权力”变成“权利”，寻求经济交易中的好处。

如这些年来中国在工程项目上有了招投标法，但是不少官员还是在招投标的过程中通过种种手段来影响招投标的过程和结果。

又如这些年来中国所采取的政府采购制度大大减少了腐败的空间，但是还存在“有形的手”（政府官员）干预“无形的手”（市场）的现象。

如何让已有的法律、制度真正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是中国亟须探讨的一个问题。

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权利的交换，但是这种权利绝不是行政权，而应该是产权。

为什么我们有些项目不能真正通过市场公开招投标，而非要一些官员来“一锤定音”呢？这说明中
国一些制度在实施的过程和程序方面还存在大量漏洞，官员还可以设租，一些人并不是通过实力来竞争，而是通过寻租的办法来获取好处。

为什么我们不能确立一种制度，使任何官员在经济项目的分配上都不能签字呢？政府官员可以签署文件，但不能在具体的项目上签字。

如果不从制度上完善，我们可以枪毙成克杰，但是不能枪毙成克杰们。

据《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7月27日报道，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张志刚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目前制约企业发展的各种限制和干预还很多，最近国务院要求国家经贸委与有关部门一起清理政府部门对企业的行政性审批，从初步统计的结果看，正在执行的行政性审批达1000多项。

在这么多审批中我们以什么来保证官员的廉洁呢？另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过去几年，全国各地银行的保管箱出租率均在50%以下，而自2000年4月1日起推行储蓄实名制以来，各地银行保管箱炙手可热。

如长沙市近8000只保管箱的出租率跃升至90%以上，一些银行的保管箱出租率甚至达到了100%。

如今，去银行租箱的人排成长队，有时还要找关系才能租到（《楚天都市报》，2000年7月30日）。

当前，人们对中国收入差距扩大中最愤怒的是腐败导致的高收入。

三处理中国社会分配领域的收入差距问题，既要考虑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也要考虑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不断完善中国的分配制度和再分配制度
20世纪最后20年最重要的制度变迁，就是不少国家（包括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国家转向市场经济了。

尽管这些国家转制的路径不一样，制度选择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强调公平（实质上是平均主义）转向市场经济时期强调效率。

从这些国家转制的实践来看，转制（即市场化改革）在带来效率的同时，也确实带来了贫富分化、不公平问题。

国内外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只能带来效率，只能解决初次分配问题，而不能解决公平，不能解决再分配问题。

21世纪，中国能不能保持持续的发展，能不能成为世界的经济强国，除了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外，还取决于我们能不能真正兼顾公平，即实现共同富裕。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在生产领域，应以效率为先，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增加社会财富；而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多，则又是达到较为平等的分配的前提。

而在生产领域之外，也就是在再分配领域，则应把平等原则贯彻进去，通过政府的功能消除不均。

但是在这里，要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1.正确处理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实现共同富裕并不是打富济贫。

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度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也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同样，任何旨在抽肥补瘦、打富济贫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

在贫富差距存在的情
况下，政府应该通过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计划、就业计划等措施来缩小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并不是要实现结果均等，而是要实现机会均等。

当前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平问题，不在于结果不均等，而在于机会不均等。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一些不合理的制度使一些人得到了他不应该得到的，而一些人努力又得不到。

一些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高收入；一些人凭权力、特权获得高收入等。

实现共同富裕并不是要强化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而是要更好地鼓励民间资本的发展。

新世纪，将是中国民间资本大发展的时期，民间资本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公有制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应该为共同富裕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

2.正确处理市场的初次分配与社会再分配的关系
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只能解决效率问题，而不能解决公平问题，公平问题只能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来解决。

在中国新旧体制转型时期，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个人和企业支配的财富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央的财力相对下降，与此相关，政府的再分配能力也显得不足。

这就需要政府通过规范的税收体制、财政支出体制以及转移支付体制及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来解决市场的初次分配与社会再分配的失衡问题。

近些年来，中国在个人所得税的开征、利息税及遗产税的开征、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而为政府实施再分配的职能奠定了基础。

3.正确认识机会均等与结果均等的关系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均等是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均等。

机会均等带来的是效率的提高，而结果均等带来的则是平均主义。

实质上平均主义是最大的不均等。

由于受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在中国一部分人心目中还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是不利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激励机制的建立的。

我们要反对那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也要反对那些强调结果均等的做法。

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就是对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一个重要突破。

共同富裕不是结果均等，而是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与新浪网日前联合组织的有关收入差距的调查表明，近九成的公众认为，收入差距主要源于机会不平等。

机会的不平等为不正常收入、腐败收入提供了来源。

另外，1/4的被访者表示，个人观念、学识、社会阅历不同，影响其收入不同；26%的被访者表示，地方政策的制定和各地开放程度的不同，影响了收入差距。

4.当前中国社会分配领域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与其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
20世纪50年代中期，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了著名的“倒U假说”，即在经济发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