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杨修死因揭秘

三国杨修死因揭秘
文/曹斌锋
人教版九年级语文课本上册中《杨修之死》一文节选自《三国演义》第七十二回“诸葛亮智取汉中，曹阿瞒兵退斜谷”，是曹操与刘备交战中的一个小插曲。

故事发生在曹操、刘备两个军事集团争夺汉中之地最为激烈的时候，当时，诸葛亮已经智取汉中，曹操屡屡受挫，又不甘心失败，只好兵退斜谷以待战机。

但终因蜀兵积极防守，难以进取。

《杨修之死》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文章通过写杨修之死，叙述了杨修与曹操矛盾冲突的形成过程，揭示了杨修恃才放旷的性格悲剧和曹操阴险残诈、老奸巨猾的性格特点。

依据这篇课文，人们一般把杨修被杀归纳为三个原因（具体见人教版《教师教学用书》中有关资料）：一是由于杨修能够摸透曹操的心思，曹操既嫉妒他的才能，又考虑到留他在身边终不免造成祸患，总想找一个堂堂正正的罪名把他杀掉。

这大概是许多人的共同看法。

二是杨修恃才放旷，为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置军纪于不顾，一闻“鸡肋”就自动收拾行装，并煽动其他人也作归计，因此，他的被杀是咎由自取。

明代李贽点评《三国演义》时对这件事曾写道：“凡有聪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杀其身也。

”即有此意。

三是由于杨修已深深卷入曹丕和曹植争夺接班的斗争之中，在曹丕已经得势的情况下，他必将成为这场斗争的牺牲品。

曹操为身后接班人的安危考虑必定会杀掉他的。

以上三条尽管角度不同，却都能成立──这是就解读小说而言。

如果从历史上说，那就恐怕只有第三条是正确的。

历史上的曹操非常重视人才，只要能为他的政权效力，即便像陈琳那样曾为袁绍著文辱骂他祖宗的人，他都愿意接纳，更何况是杨修，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曲略》中有这样的记载：“杨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

谦恭才博。

建安（汉献帝年号）中，举孝廉，除郎中，丞相（曹操）请署仓曹属主簿。

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

自魏太子（曹丕）已下，并争与交好。

”《世说新语》中也有这方面记载，都可以证明曹操对杨修的重视非同一般，说曹操嫉妒杨修的才能是没有道理的。

曹操杀杨修事，见于《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太祖（曹操）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袁术）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

”这是说杨修被杀跟曹丕、曹植之间的斗争有关，但《传》中没指出杀修的时间，也没有说明杨修犯了什么罪，而《曲略》中却说得比较详细：“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

至二十四年秋，公（曹操）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

修临死，谓故人曰：‘我自故以死之晚也。

’其意以为坐曹植也。

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

”这就表明曹操杀杨修在他自汉中退兵，又过了三四个月之后，即建安二十四年（219）秋季，而此时距他本人的死期也仅“百余日”──这跟《武帝纪》说他死于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完全相合。

由此大致可以推断杀杨修的决定是在他病重期间作出的，目的是剪除曹植的羽翼，以巩固他的接班人曹丕的统治，所以给了杨修一个“交关诸侯”的罪名。

而杨修自知他跟曹植的关系太密切，处境十分险恶，但曹操处死他不在建安二十二年（217）立曹丕为魏太子时，而拖到二十四年秋病重之时，这对他来说的确是“死之晚也”。

由此看来，曹操处死杨修是不得已的，他是为身后国家的安危考虑──陈寿说的“终始之变”可能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知道，《三国演义》中杨修共出场三次，第一次是在第六十回，蜀人张秋欲献川中地图，而曹操傲慢无礼，张松讥讽操手下人时，杨修现身，这时作者有几句介绍：“此人博学能言，
智识过人。

松知修是个舌辩之士，有心难之。

修亦自恃其才，小觑天下之士。

”第二次出场是在七十一回，曹操兵进汉中途中在潼关访蔡琰，与杨修一起解“黄绢幼妇”之谜，“众皆叹羡杨修才识之敏”。

第三次出场则是第七十二回的“鸡肋”事件，由此引出杨修生平中一系列犯曹操之忌的事情。

其实，对于小说中杨修这个形象的评价亦有不同意见。

有人认为杨修的“有才与不义有时是混合在一起的，他的性格还是有诡诈和凶恶的特点”，杨修的被杀“并非属于卓越人物或一般轻佻者的被枉杀，他本人亦有诡诈和不义的一面”，因而他并非是个正面人物。

有的观点认为“杨修不乏可爱、可贵、甚至可敬的地方”，他“未曾卖尽自己，这既是他难能的那么点‘骨气’，也正是他‘不识时务’的口实”，他是一个“不易养”的奴才，“也不是一个乖顺的典型的中国人，所以他也一直不讨中国人的喜欢，至今我们还在骂他，笑他”。

“他的天性不够奴性，不够世故，也不够中庸”。

还有的人对杨修评价很高，认为他具有“正直的道德”“正义的品质”“勇敢的气质”和“深刻的洞察力”，会“为被压迫者鸣不平”。

一般人都认为，杨修之死，是他与曹操矛盾发展的高潮，也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

这是个性格的悲剧，即他的“恃才放旷”。

杨修所“恃”之才，既非明君贤相治国平天下之才，也非谋臣良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才，或可称小有文才，充其量只是敏捷应对之才——说穿了一点小聪明而已。

《史记》中汉景帝对窦婴的评价：沾沾自喜，恰为杨修画像。

以军中主薄（也就是个小文书）的身份，兼窦婴式的沾沾自喜和灌夫式的任性使气，取死必矣。

但若至此戛然而止，原不免令人感到突兀。

于是接下去作者在“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一句后，连续叙写了六件事，在交代曹、杨矛盾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展示了杨修轻率的性格特征。

第一件事，曹操在花园门上写一“活”字，本是有意和工匠们逗智，而杨修却自作聪明地揭破谜底，这委实是不知趣。

第二件事，杨修近乎恶作剧地把曹操的“一盒酥”给分吃了，这说明他目中无主，过于自恃。

第三件事，曹操梦中杀人，杨修揭露其故装洋蒜，虽是处于正义，但也很不策略。

第四件事，为了扶持曹植上台，杨修极力投曹操所好，密告曹丕用筐装人入府，结果画虎不成，反招诬害他人之嫌。

第五件事，唆使曹植立杀门吏，又被人告，说明办事欠稳慎。

第六件事，暗教曹植作答，答稿竟被人偷走，落得个欺王之名，致使曹操极为反感，遂生“杀修之心”。

正因为他平生养成了这么一个好为人师、狂妄轻率的习惯，所以，不管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他都是放纵不羁，无所顾忌，以致招来杀身之祸。

再看曹操其人。

《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是一个集“功首罪魁”于一身的两面人物。

他有治世安天下的雄才大略。

能够唯才是用；同时又刚愎自用，阴险虚伪，老奸巨猾。

这一性格特征在《杨修之死》中，可窥一斑。

且看：身为堂堂魏王，可有心与工匠逗趣弄诡，“操往观之，不置可否，只取笔于门上书一‘活’字而去”。

这是写他的诡谲多端。

当杨修揭穿其中奥秘，他口上“虽称美，心甚忌之”；他得知杨修以“一人一口酥”的玩笑，把他的“一盒酥”给分吃之后，也是“虽喜笑，而心恶之”。

他佩服杨修的聪明，而又嫉恨他的才智，这是写他的刚愎虚伪。

为了防范行刺，他假装梦中杀人，杀了人之后还故作无事的“复上床睡”。

半晌起来，佯装吃惊地问是何人杀的，甚至于“痛哭，命厚葬之”。

当杨修一针见血地指出其隐私后，他就“愈恶之”。

这是写他的阴险残诈。

在继承人的选择上，他的这种性格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

开始，他欲立曹植继位，当有人径告他曹丕用竹筐装人去内府密议反策时，他不轻易相信，而是派人去曹丕府内伺察，其老谋深算可见一斑；他让曹丕兄弟出邺城门，而又“令勿放出”以致不惜草菅门吏性命，可见其心术残诈；尤其是当他发觉杨修插手曹氏家族的继承人选的纠纷时，更是视杨修为心腹之患，先“疑修谮害曹丕，愈恶之”，继而“大怒，因此亦不喜植”，于是“有杀修之心，”，最后终以“乱我军心”的罪名把杨修杀掉了。

短短一段文字，把曹操机变狡诈、阴险残忍的“这一个”的性格特征，活脱脱地表现出来了，完全吻合《三国演义》中曹操这一艺术形象的性格主调。

还一种意见认为：杨修数犯曹操之忌，曹操内心深恶此人，早有斩杀之心，此时不过借“鸡肋”事件安其一个“造言”“乱我军心”的罪名，乘机除去而已。

也有人认为：课文中插叙的六事中，前三事属生活小节，操虽“恶”，也只是“厌恶”，操作为治世能臣，不会为此小事杀修的；后三事才是真正令曹操疑惧的，因为杨修直接介入了曹氏家庭内部争宠夺位的斗争，这是操不能容忍的，所以杨修是死于曹家内部废立之争，即使操不杀修，别人（如曹丕）也不会放过他的。

有人认为：曹操杀杨修的实质是维护曹氏根本利益，曹操为防止袁绍“废长立幼”招致的兄弟俱亡的惨痛教训再次发生，当然要巩固太子曹丕的地位，而必须剪除植党势力，植党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杨修，因而杀修是必然的。

另一种观点则讲：曹操因“忌贤妒能”而杀杨修，认为作者本意是“鞭曹”，曹操杀修即是为了表现操的好恶本质，并引罗贯中在嘉靖本卷十五“曹孟德忌杀杨修”中的话来证明：“操平生为人，虽然用才能之人，心甚忌之，只恐人高如已。

”还有人认为“杨修之死的原因在于曹操的极端利已，阴险、残忍”的性格。

还有人认为，“杨修之死其实是封建主奴关系演绎的恶果”，“是人们的个性活力在封建专制意识形态下的悲剧”，“杨修‘恃才放旷’不过是表面，关键在于他冲撞了固有的封建等级秩序——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杨修的悲剧就在于对自己的奴才命运缺乏认识。

在主子君临上界，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现实社会里，奴才所表现出的‘自主’精神和‘平等’要求，不论是何种形式，在原有的框式之内，“都只能以悲剧告终。

”再一种观点是毛宗岗在修订评刻《三国演义》第七十回的回评中提出的：“或疑操以才，忌杨修者，非也”，“盖才而不为我用则忌之，才而为我用则不忌耳”。

“彼谓修之以才见忌者，殆未为笃论矣。

”陈寿《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有一段话也涉及杨修的死因：“太祖（曹操）既虑始终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袁绍）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

”
汉末魏初，在文学上是一个暂时繁盛的时期。

所谓建安七子，便是那时候的有名的文人。

曹操自己也写诗文，加以他善于笼络一班有才名的文人，所以他把许多文人（其中也有方士）都收集到自己的身边，为他效劳。

建安七子除孔融之外，都是依附于曹操的。

曹操一方面把许多文人拉到他身边，但同时，对于那些有傲气、不讲他好话的文人，却是很不放心。

从他先杀孔融，后杀杨修，便充分说明曹操对敢于反对他的文人的忌恨。

孔融依仗自己是孔子后代，当时又很负盛名，他不大把曹操看在眼里。

而且，看来他也不大看得起依附曹操的一班文人。

这一点，从祢衡口里可以知道。

祢衡经常推许孔融和杨修，说“余子碌碌，莫足数也。

”这不用说是包括王粲、陈琳等在内的。

祢衡同孔融关系很好，他的话当然也反映孔融的观点。

孔融比祢衡、杨修大十多岁……他们三人，在当时的文人中算是一派，即，不肯阿谀曹操的一派。

祢衡虽年纪轻，但才气很大，曹操想侮辱他，叫他充当“鼓吏”，结果祢衡把衣服剥光打鼓，反而侮慢了曹操。

曹操叫人去找他来，他便拿着一根大棒，坐在曹操军营门前大骂。

曹操虽然很火，骂他为“竖子”，并说“孤杀之忧鼠雀耳”，但碍于他的文名，竟不敢杀他，后来是送给了刘表，刘表又假黄祖之手把他杀掉的。

再看杨修，他年纪跟祢衡不相上下，但祢衡是个平民，杨修则是洛阳的第一二名的世家，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四代都任过太尉。

（东汉时，太尉是相当于宰相的官衔）而且，都是有名的忠于汉室的名臣。

他父亲杨彪在董卓作乱的时候，为了保护汉献帝，几乎死难。

杨修很早就负文名，除了祢衡推祟他的话可证之外，还有曹植写给他的信，也把他同六子并列（孔融除外），说六人都不过著声名于一方，而杨修则是“高视于上京”，可见杨修在洛阳的影响有过于六子。

对于这样的人才，不用说，曹操是要罗致的。

所以，在建安中，曹
操就任他为主簿，那时正是曹操南征北战，军事倥偬的时代，据说杨修“总知内外”，总是把事情处理得很好。

但如果考察一下，我们会发现“恃才放旷”正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特色。

所谓“魏晋风度”其表现形式正是“恃才放旷”。

从“清谈祖师”何晏到竹林名士刘伶的“死即埋我”“何为入我中”，连“有林下风气”的谢道蕴也敢以“不意天壤中，乃有王郎”来公然奚落自己的丈夫。

魏晋时期思想箝制并不严重，甚至曹操本人的“任人唯贤”对这种风气的形成起了直接作用。

那么为什么刘伶阮籍们得终天年，而孔融杨修何晏稽康们身首异处了呢？
可见，单是“恃才放旷”不一定必死，关键还在“数犯曹操之忌”，那么他犯了什么忌呢？此时的曹操已俨然有九五之尊。

统治者无不喜欢制造神秘感来造成对被统者的威压。

他们自命为“龙”，龙的灵异就在云遮雾掩，不使人见，所谓《乾》之“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便是此意，倘若失却了掩蔽，又与虫蛇何异？所以极力欲给在下者形成“天威不可测”的印象，无知易产生敬畏，敬畏则形于盲从。

历经两千余年封建统治，这套权术越玩越精，清代帝王可谓登峰造极。

时至今日，老百姓往“上”看，依然雾气腾腾（此乃民主之大敌）。

曹操自然也不例外，《世说新语》中的“捉刀人”故事，追杀匈奴使者是他懊恼之余维护神秘与尊严的狠辣手段。

再加上他自己也是个文人，忍不住时时手痒，卖弄一下，杨修却偏要处处窥测他的心思，把他的云雾拨得干干净净，又怎能不令他杀心顿起？
但此一忌，还是小忌，以曹操之心腹深沉与知人尚任，或许会再隐忍一段——或如对关羽之不忍杀，或如对祢衡之不屑杀。

真正促使他决心除去杨修，是杨修介入了夺嫡之争，这才是统治者的大忌！因为无论夺嫡最终胜利者是谁，其结果都是父子兄弟骨肉相残，削弱其“家天下”的基础，或破坏其苦心安排的均衡格局，而臣下一旦投机成功，却可坐收厚利，甚至趁乱取而代之。

愈是英主，愈常在继承人问题上碰得焦头烂额，贤明如唐太宗，也毫不犹豫杀了功臣候君集；沉稳如康熙，也奈不住向“本朝第一罪臣”索额图等亮出了屠刀。

在政治的成熟上，曹植比不上曹丕，杨修也比不得吴质，杨修不避与曹植亲厚，只想除去政敌而不顾及方法，只想糊弄曹操而不顾及后果。

做事轻率，思虑不周，急于求成，显示出他政治上十足的幼稚。

以曹操的雄才大略焉能不知经国之才与文章之才的区别？他最终选定曹丕而非曹植作继承人绝非受蒙蔽，而是深思熟虑、忍痛割爱的。

他也深知杨修之才不足以成事，但足以坏事，怎能容忍小小主薄上窜下跳破坏他苦心创下的基业？于是乎杀掉。

没有鸡肋事件，杨修也会死在另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下。

阮籍式的“放旷”是消极的放旷，不受欢迎，不成其为主流，但也不会带来麻烦；杨修式的“放旷”是“积极的”放旷，主动介入政治，必会危及自身。

正如孔融被曹操所杀，因为对抗政令而不在开玩笑，何晏嵇康被司马昭所杀是因为与曹氏集团的亲密关系——排除异己。

另外，杨修虽位卑职轻，他家却是东汉四世三公，曹魏代汉是大势所趋，杨修之父杨彪不合作也促他下决心——还是政治。

老子曰：“知人曰智，自知谓明”，杨修有知人之智而乏自知之明，才会一头撞向政治斗争的大罗网，白白送掉了性命。

除了曹操之外，还有几人能把诗人的气质和政治家的务实结为一身呢？
作为曹操手下的名士，杨修的确能言善辩见识过人，是个出色的辩士；而当时的社会尤其重视辩才。

曹操对杨修也曾一度是欣赏和重用的；他的职务有人笑称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或者
军委政治部主任。

恃才放旷爱出风头，酷好表现自己，是杨修一贯的毛病。

尽管他忠心耿耿孝命于曹丞相，却也屡犯丞相所忌；更为甚者，他还有过对曹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危险之举。

虽然杨修的性格正直坦率，但在方法上到底有失妥当。

比如，曹操佯装睡梦实则是故意杀死了身边的卫士；而后又痛哭流涕地对死者厚葬。

杨修却在暗地对人解说，丞相杀人并非在梦中，而死者倒是真的在梦中；这就揭了曹操的老底。

杨修真可谓不知宦海险恶的毛头小子。

由于他屡犯这个宁让我负天下人决不让天下人负我的曹丞相，曹操因其记恨与憎恶，渐渐也就对他生了杀机。

于是，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理由，依法将杨修杀了。

对于这个故事，有人说千百年来人们最看重的是两个教训：一是才不可轻易外露，或曰才不可露尽；二是要提防曹操这一类奸诈而凶狠的掌权者；尤其要提防受到这类人的合理报复；因为合理报复会让你有口难辨，申诉无门；因为合理报复从表面上看都是依法行事。

然而，如此吸取教训的态度，着眼点都是放在弱者的消极自保上。

因此，读完本文最值得引起反思的，应该是如何化解情与法的纠缠；或者说应该找到一种办法，摆平情与法的关系。

假如当时有一种机制，不允许曹操按着个人的情感与意愿来借用法律的权威，杨修就不会英年做了刀下之鬼。

曹操本来是个很重理性的人，某些史学家把他列为法家；也许这是有根据的。

连那个糜衡击鼓骂他他都不肯杀害，怕被世人骂他是小人。

然而，杀杨修又的确是他个人的情感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在特定环境下，因其冲动实施了杀机的。

过了些日子，他又后悔杀了杨修，于是又收尸为其厚葬。

可见，情与法一旦有了暧昧的纠缠，危害与后果是相当可怕的。

刑罚与军法在实施的时候，通常是不允许掺入任何感情成分的。

其实诸葛亮挥泪斩马肃也是如此，法如果总被情所左右法也就会变得苍白无力，失去应有的权威。

然而，同样是违反了军令状，关羽却幸免一死。

因为关羽毕竟是刘备的拜把兄弟。

执法如山的诸葛亮也得网开一面。

不过从现实的角度客观地去衡量，如果真的依照军法斩了关羽，不仅会让人觉得诸葛先生实在不近人情，让众将寒心，而且对当时的蜀国也的确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曹操和杨修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

但他们既高大又卑微的双重品性，使他们终于无法携手共事。

一个宏图难展、壮志未酬，过早地陨落了；一个大错铸成、兵败斜谷、伟业化灰，陷入痛苦和绝望中，留下了千古遗憾！
杨修走了，有关他的故事却一直流传。

据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说，杨修九岁时，有一个叫孔君平的人来拜见杨彪，杨修因父亲不在家中，忙砌茶让座，并端出水果招待子孔君平。

孔君平拿起一颗杨梅玩笑地说：“杨梅，杨梅，名副其实的杨家果。

”杨修立即问孔君平：“孔雀是先生的家禽吗？”孔君平为杨修敏捷的才思目瞪口呆（也有人认为是后人把两个杨修混淆了，《启颜录》之记载明言此杨修为“晋杨修”，而孔君平也是晋人，事颇明，是以两个杨修非是一人）。

还有，一次曹操与杨修骑马同行，当路过曹娥碑时，他们见碑阴镌刻了黄绢、幼妇、外孙、齑（ji）臼八个字，曹操问杨修理解这八个字的意思吗？杨修正要回答，曹操说“你先别讲出来，容我想想。

”直到走过三十里路以后，曹操说：“我已明白那八个字的含意了，你说说你的理解，看我们是否所见略同。

”杨修说：“黄绢，色丝也，并而为绝；幼妇，少女也，并而为妙；外孙为女儿的儿子合而为好；是受的意思，为辞。

这八个字是‘绝妙好辞‘四字，是对曹娥碑碑文的赞美。

”曹操惊叹道："尔之才思，敏吾三十里也。

"
杨修一生著作颇丰，结集成册的两文稿已失，今仅存作品数篇，其中有《答临淄侯笺》、《节游赋》、《神女赋》、《孔雀赋》等。

后人有诗赞杨修：聪明杨德祖，世代继簪缨。

笔下龙蛇走，胸中绵帛成。

开谈惊四座，捷对冠群英。

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