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维柯的_新科学_

2005年第8期山东社会科学
N o.8
　总第120期
SH ANDONG S OCI A L SCIE NCE G eneral N o.120
收稿日期:2004-10-08
作者简介:王祖哲,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

如何理解维柯的《新科学》
王祖哲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　维柯的《新科学》是一部对美学或艺术哲学具有转向意义的著作,但人们至今对它没有予以
充分的重视。

本文试图解释为什么维柯难以被迅速接受的原因,以及维柯的部分基本思想。

[关键词]　维柯;　新科学;　艺术的起源;　文化的起源;　文化
[中图分类号]B08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5]08—0101—04
朱光潜先生在他翻译的《新科学》中文版的后记中说:“由克罗齐我注意到他的老师维柯的《新科学》,一方面嫌它晦涩,同时也多少认识到他的思想的重要性,所以在六十年代写《西方美学史》时,就在第一卷为维柯特辟一章。

《西方美学史》尽管用作教材,维柯专章却等于石沉大
海。

”[1]
在西方,也只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维柯才引起了
注意。

作为一个超越于自己所处时代的伟大思想家,维柯命中注定要忍受寂寞。

但是,维柯重要吗?以赛亚・柏林说:“我认为维柯是理解了并告诉我们什么是人类文化的
第一人。

他不自觉地确立了文化观念。

”[2]朱光潜也说:
《新科学》是“探讨人类社会文化起源和发展的一种大胆的
尝试。

”[3]西方学术界在二十世纪对语言突然感起兴趣来,
一时间语言成了人文学科的焦点,此所谓“语言的转向”。

由对语言的关注,人们也发现了语言的比喻性质和符号性质。

与此同时,文化成了时髦话题。

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好像维柯从来不曾存在过似的;然而,所有这一切,在《新科学》中都曾经被系统而深刻地讨论过。

可以肯定地说,假如维柯出生在二十世纪,他仍然会是比罗素、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列维-布留尔、巴赫金、瑞恰兹等等更前卫的人物。

从根本的意义上说,西方哲学沿着笛卡尔开创的理性主义走了一大段弯路,现在却回过头来从维柯开始。

既然维柯是如此重要,笔者便觉得有必要把自己阅读《新科学》的点滴体会发表在这里,以期抛砖引玉,并告慰
朱光潜先生的在天之灵。

一、维柯的《新科学》不易被人理解
《新科学》的卷首有一幅充满神秘气氛的版画。

维柯的本意,既是用这幅画形象地解释他的思想,同时也是为了避开教会的怀疑(有伽利略的前车之鉴在)。

但这幅画只能使短视的读者困惑不解,误以为维柯故弄玄虚。

从某种意义上说,维柯或许是在故弄玄虚,但他没有想到愚弄教会的把戏,却愚弄了读者。

让我们这么说吧:尽管维柯张口闭口“神学”、“天神意旨”,但这种词语是不必要的;他对人性或文化起源的解释本身是理性的,违背基督教义。

他的意思是,作为非希伯来民族的所谓“异教民族”的文化起源,不像前者那样直接得自上帝的启示,但仍然得自所谓“天神”的诗性智慧。

这种牵强的说法明显是一种障眼法;如果教会真的打算像迫害伽利略那样加罪于他,他是很难为自己辩护的。

其次,虽然维柯在意大利偏僻的小镇那卜勒斯从事教学和研究活动,但他非常了解笛卡尔开创的理性主义,也非常蔑视之。

他这种蔑视的理由是:人类文化显然不从理性开始,而是从非理性开始。

因此,以历史的观点来研究人类,在西方思想史上,维柯是第一人。

在当时,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无论是英国的经验主义,还是大陆的理性主义,都把理性看作某种存在于他们眼前的一个事实,却不知道理性的真正起源。

西方的学术传统完全无视维柯的存在,沿着理性主义的道路一路走下来,影响所及,以至于东方
和世界大多数地区。

那么,在理性主义传统之外的维柯显得难以被理解,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

第三,维柯的术语奇特。

他喜欢用拉丁语和希腊语词的本义。

他并非故作玄妙,而是因为他所考虑的问题根本不在时人的视野之内,因此他没有现成的术语可用,只好自己从古代语言中寻找。

因此,《新科学》的“英译者的引论”专门就维柯的术语法做了详细的解释,读者可以参考。

比方说,维柯很少使用“艺术”一词,更不可能使用在他身后的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发明的“审美”一词,而是使用“诗性”一词。

他不使用“艺术”一词的原因是,在古希腊语中,“艺术”与“工艺”漫然不分,而维柯讨厌这个词的技术色彩,虽然他比谁都相信技术的起源是艺术。

再如,在《新科学》中,维柯竟然很少使用“文化”(culture)一词,这既是因为这个词在当时还不甚流行,也是因为这个词带有“培植”(作物)这种原始意义。

他用来表达现代意义的“文化”的术语是“各民族世界”(il m ond o delle nazioni)、
“民政世界”(the civil w orld)、
“人类世界”(the w orld of m en);另外,“邦政”(polity)、
“民政”(civity)和“人类”或“人道”(hum anity),这些在维柯的词汇中都是同义词。

维柯的术语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任何与自然相对立的现象,毕竟都是可以用这些词语来表示的,而它们的意思就是“文化”,即人特有的生活方式。

第四,维柯大量引用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以及欧洲各国的神话。

这些光怪陆离的材料,欧洲学者也不见得那么熟悉,我国学者就更是莫名其妙了。

雪上加霜的是,维柯在引用这些关于史前的材料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没办法判断他是否真的相信某些有关事实的说法。

我们发现维柯好像确实相信所谓“巨人”的历史存在。

另外,《新科学》中不乏非科学的臆断和附会之词。

虽然材料方面的这些缺陷完全无损于维柯的理论,但它足以使自命不凡的现代学者相信这本伟大的著作中的一切内容都是类似于此的胡说八道。

二、
《新科学》的主旨是探讨文化的起源
上文所引伯林和朱光潜的话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即《新科学》的主旨就是探讨文化或文明的起源(我们不打算在这两个词之间做区别)。

由于文化不过是人的生活方式的另外一种说法,因此文化的起源与人类或人性的起源是同一个问题。

人文学科归根到底是探讨文化、人性或人类的本质;但是,如果不知道其起源,当然就无法理解其本质。

起源和本质是同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肯定,维柯写作《新科学》的动机,就是因为他完全相信这一观念。

由于维柯的《新科学》从出版之后就不曾受到西方思想界的重视,因此在维柯之后,西方思想界败坏了人类、人性或文化的本质或起源这一问题本身;换言之,他们轻看了这一问题。

要正确理解这一问题,必须把这一问题如此表述:
文化、人性或人类并不是从来就存在的现象;它是在“自然世界”已经存在多时之后才发生的。

比方说,在恐龙灭绝之后好久,地球上也不见人的踪迹。

在地球的自然史的大部分时间中,我们所知的这个星球是一个完全的“自然世界”,其中并无一丝人的痕迹。

但是,人类、人性或文化(我们把这些词理解为同义词)竟然从这个纯粹的“自然世界”中诞生了。

因此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人类这种并不自然的现象是如何从纯粹的自然世界中发生的?
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达尔文好像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答案:人类和其它一切生物都是进化过程的产物。

这一结论是无可怀疑的。

凡不是过于自命不凡的人,都会承认人类不可能不是自然的产物。

但是,达尔文的理论总是在竭力表明人类与其它生物之间的区别仅仅是量的,而不是质的。

达尔文讨论人的起源的方式,和他讨论青蛙的起源的方式,完全是一样的,而且他认为不应该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完全错误的。

仅仅从身体上说,人确实是进化的产物;但是,人有文化,而文化是与自然对立的。

无论我们在地球的什么地方发现了青蛙,我们似乎很有把握地说,青蛙的生活方式是基因决定的;但生活于不同文化中的人,或是以猎捕袋鼠为生,或是在摩天大楼里以从事电子商务为生,或是跳舞祈雨,或是抽烟解闷等等,这些生活方式却不是基因决定的,也不自然进化所能解释的。

而我们所说的文化或人性,常常暗示的就是这些奇异的、有悖于自然的方面,我们称之为“文化”。

从文化的角度说,人完全与其它物种不同。

这一点在表面上与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信念是相同的,但后者把人性归于上帝特别的创造,这却是理性不打算承认的。

特别是从农业发明以来的大约6千年到1万年的历史,更明显的是由工业革命在最近二百年所引起的人类生活的急剧变化,明显地不是自然进化的结果。

很清楚,人群中存在某种比自然进化更能快速地导致人类生活发生变化的非自然因素,我们称之为“文化”,即维柯所谓的“民政社会”。

关于“民政社会”(即文化)的起源,维柯提出了完全不同于达尔文的探究思路:
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需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

任何人只要就这一点进行思考,就不能不感到惊讶,过去哲学家们竟倾尽全力去研究自然世界,这个世界既然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过去哲学家们竟然忽视对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

(331)维柯的意思是文化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因此人能够理解这一创造的本质。

但我们必须指出,“由人创造出来的”这一短语非常容易导致错误,虽然维柯不曾犯这种错误。

非常明显,“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很能诱使我们设想原始人在创造文化的时候的情形颇似于英国的殖民主义者开始在美洲大陆缔造一个新国家的情形;但这是维柯反复警告的现代学者最容易犯的那种错误:“根据他们自己的既已开化的那种宏伟的世界情况,去就人类起源进行判断,而人类起源,就事物的自然本性来说,却一定是微小的,粗陋的而且很渺茫幽暗的”(第123段)。

这就是说,原始人类的文化创造和美国先民的美国创造,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几乎从空白开始,而后者继承了
欧洲无数年代的文化积累。

确实,我们一直无视维柯的警告。

比方说,粮食确实是通过农民的劳动得到的,房子确实是通过工匠的劳动建成的,因此我们很容易类比地相信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的文化及历史这种说法,但我们忘记了劳动的主体是人,这就是说,当我们说到劳动的时候,已经先假定了人的存在;但是,既然人已经存在了,那么人就不必由劳动创造出来。

与此相似,各种各样的文化决定论都认为人的本质乃是文化决定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说法是不错的;但是,文化不过是人的生活方式的另外一种说法,因此声称文化创造了人的本质等于说人的生活方式创造了人:明显的同义反复。

三、文化始自诗性智慧
维柯所说的“诗性智慧”不折不扣地就是现代意义的“艺术”。

因此,他的思想可以干净利索地如此表述:艺术是文化之母,是人类最初的认知形式。

没有什么比这一断言更能引起现代学者的怀疑。

什么!他们会惊叫起来,米开朗基罗、贝多芬、歌德、莎士比亚,现代文明之花,竟然是原始的认知方式?!艺术哲学家们早已把艺术的本质认定为美,这暗示艺术必定是文明高度发展之后的某种奢侈,人们恭维地把艺术称为“美的享受”或“精神的享受”。

然而,对艺术的这种恭维,实际上是对艺术的最大侮辱。

把艺术和美联系起来,那么艺术无论如何就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

在把艺术认定为美的那一美学传统中,艺术向来都在扮演“高级妓女”(克罗齐的说法)的角色;哲学家们在表面上赋予艺术至尊的地位,但他们心照不宣的看法却是:艺术毕竟是提供享受的工具。

上文列举的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同事的艺术实践,当然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是与文化的发展分不开的;也就是说,不可想像米开朗基罗可能出现在原始时代。

但这不意味着米开朗基罗的艺术思维方式和原始人的原始思维方式有任何质的区别。

实际上,我们有足够理由认为远在两、三万年前在法国和西班牙的洞穴里作画的原始艺术家的思维方式,和在西斯廷教堂的天顶上作画的米开朗基罗的思维方式,并没有任何不同。

支持这种观点的人类学和考古学证据是:在最近的两、三万年里,人类的智力本身不曾发生任何值得注意的进化。

如果我们把西方传统美学关于艺术的看法暂时放在一边,如果我们说最原始的认知方式是这样一种方式:即作为我们祖先的那群特殊的灵长类动物,由于它们的基因上的某种突变,导致它们把一切现在看来是客观的外物都看作具有它们内在感受的现象,即比喻地或拟人地看待外物,因此一切现象都显得具有象它们所经验到的那种内在生活似的,这种说法就比较容易赢得人们的承认。

这实际上就是维柯对诗性智慧的最一般的看法。

但如果维柯断言这也是现代艺术家的思维方式的时候,现代美学家就趋向于大摇其头,假如它们不准备放弃艺术的本质是美的那个老观念的话。

所谓诗性智慧或艺术思维就是这么简单,简单到非常容易使我们忽视它伟大的创造之功的地步。

这种智慧或
思维在自然界中造成了一个貌似简单、然而是革命性的变故:一个自然界中向来不曾存在过的“错误”或“假象”!雷电向来就是一种存在那里多时的大气放电现象(现代的科学观点),但是原始人类却以自己的诗性智慧把雷电看作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发怒的表示,因为雷电确实和原始人在发泄怒气时的表现相似(不要忘记那时他们还没有语言),于是才有对雷电的这种比喻或拟人性质的看法。

同时,这个发出如此巨大怒气的主体,也必定是力量巨大的,而且这个力量巨大的主体是和他们一样有内在生活的,即有人格的,这分明就是“神”的观念(这和费尔巴哈在他的著作《基督教的起源》中表达的思想是相似的,可以想像梵蒂冈的宗教裁判所对这一观念会有什么感觉)。

由于雷电在力量上比原始人类的发怒要强烈得多,因此他们能够认识到雷电是一种和他们不同的存在,因此也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正如现代音乐家心有所感而以声音来表现一样,当雷电发生的时候,原始人类同样用类似于“雷”或“thunder”等等表现性的喊叫来表现他们的感受。

这种叫声是情绪性的、表现性、音乐性的,换言之,艺术性的或诗性的。

很容易想像,在没有雷电发生的时候,当有人仍然喊叫“雷”或“thunder”的时候,原始人类同样能够经验到他们在真正面临雷电时的感觉,于是“雷”或“thunder”就具有了指称作用,这意味着这种叫声变成了词。

如此说来,诗性智慧造就了神的观念和语言!现代学者的思想枯燥而抽象,缺乏原始人类那种和艺术家一样的强烈感受,觉得“雷”或“thunder”是和自然界中的那种大气放电现象毫无关系的声音,是原始人武断地把“雷”或“thunder”和自然现象捏弄在一起的,此谓之“语言起源的约定俗成说”———可是现代学者在此又假想原始人和现代学者一样具有原始人不可能具有的抽象能力,因为硬要把一个枯燥的声音和一个现象捏弄起来,确实是需要抽象能力的。

从科学的角度看,无论神的观念或者语言本身,都是某种不可能从自然界中产生的现象,但它们确实产生了,因为它们是人类的诗性智慧产生的比喻或拟人性质的“错误”或“假象”,某种自然世界中原本不存在的现象,也是某种非自然性质的现象。

于是,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人性或文化。

这实际上就是对人性或文化起源的解释,一个被达尔文误解了的伟大任务。

我们一贯用“错误”或“假象”这样的贬义词来描述诗性智慧或艺术思维的产物,但我们不应该把它们理解为贬义词,因为“错误”或“假象”很容易用“创造”和“自由”来代替。

神的观念和语言不是依照必然的因果关系产生的结果,而是诗性智慧或艺术思维以非科学的方式创造的结果,这一过程就是“创造”,就是挣脱自然的必然规律的“自由”。

神的观念和语言,以科学的观点看,确实是“错误”或“假象”,但人类的生活从此就建立在这种“错误”或“假象”之上。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存在基督教,欧洲文明是否可能像它原来一样?或者:如果没有更早的由诗性智慧产生的更原始的宗教作为前提,一切人类文化是否能够存在?这就是说,“人类现实”,或维柯所说的“民政世界”等等,或文化,本来就是艺术这种“错误”或“假象”(或“创造”
或“自由”)直接或间接的产物。

以维柯的观点来看,艺术全然不是什么文化发展的结果,而是文化的始基;不是人的奢侈,而是人的根本。

这样一来,艺术在人类生活中占有什么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而传统西方美学把艺术的本质看作美,对艺术就过于轻慢了。

这种轻慢态度从柏拉图就开始了,他打算把艺术从他的理想国中驱逐出去。

维柯告诉我们这种企图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本身就是艺术创造的,因此从人类生活中消灭艺术的企图,正如一个女儿为了自己的生活更符合理想而希望自己的母亲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荒唐。

把艺术看作人类或文化的始基,在表面上是不可思议的,但真正不可思议的是那些把在文化后来的发展中才出现的某种功利主义的活动看作这样的始基的看法。

康德美学对美这一概念的界定被用于对艺术本质的理解,是正确的。

诗性智慧或艺术确实是非概念的、无目的的和非功利的。

人类或文化只能从这样的基础上开始,因为所有的概念、目的、功利全是艺术思维创造的产物。

简单地说,石器的有用性本身就是艺术想象的产物,因为在第一个石器产生之前,根本不可能存在石器的有用性。

实际上现代科学的许多基本观念在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毫无用处,只是在它们转化为技术之时才变得有用。

人类或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的大致线条是这样:一个偶然的基因突变产生了艺术思维这种对生存并没有直接帮助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创造了许多异于原本的自然世界现象的新现象,即文化,即相对于自然世界来说的“错误”或“假象”,但按照维柯的可信的分析,艺术思维必然会产生抽象思维,因此人类能够意识到这种“错误”或“假象”,于是科学思想才可能产生,即关于世界的真实认识,而这种认识对生存具有巨大的实用性,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几乎全被这种实用性霸占了,而作为人类或文化的始基的艺术反而显得是一种无关紧要的现象。

任何把某种功利主义活动看作人类或文化始基的想头,都是现代学者以自己的想法来代替原始人的认知方式的结果。

这些学者闭起眼睛构思了一幅蛮荒之景,然后在里面添加上了一些野蛮人;非常奇怪的是,这些野蛮人竟然可能按照现代学者的功利主义思想来发起文化的基础活动,那就是朴素而理性地进行最有用的工作。

他们的工作稍嫌简单,但在精神上却像资本积累时期浑身市侩习气的市民一样精明而理智。

当文明的物质基础完成之后,于是锦上添花,发展宗教和艺术这种所谓高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为了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为了所谓“精神享受”;教堂的钟声响彻庞大的城市的上空,另一面,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由一百多音乐家组成的管弦乐队正在演
奏贝多芬的《合唱交响曲》,于是文明的伟业大功告成。

———然而,这一切都是痴人说梦!
四、
《新科学》对艺术哲学的意义
正如前文提到的,朱光潜先生在他的《西方美学史》第一卷的最后一章为维柯安排了一个位置,可惜维柯仍然难得引起学生们的注意。

实际上,在这部美学史著作中,维柯显得太怪异了。

整本书涉及到的大哲学家,多少都要谈到“美”这个风雅的话题。

可是,这个维柯,使用某种似乎带着中世纪霉味的语言,在讲解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传说中的早期人类那些荒诞不经的无聊之举;至于“美”这个字眼,在维柯的词典里几乎是生僻词。

大家知道朱先生是一个克罗齐主义者,而克罗齐常常以近乎崇拜神明般的口气提到维柯,因此朱先生想必是爱屋及乌;至于维柯本人,必定是个过时人物,不值得为他过分费神。

再说,似乎没有哪位教师在考试的时候会出关于维柯的题目,因此这部装订糟糕的书即使散落了关于维柯的那一章的书页,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但是,现在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部美学史著作中最值得保存的,或许就是关于维柯的寥寥数页。

这不意味着其他思想家关于艺术(甚至美)的那些思想全无价值;然而,只要把艺术和美纠缠在一起,艺术的本质就很难被我们认知到,艺术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和根本意义就几乎不可能在我们的视野之内,艺术就难得不被人们看作某种享受(即使是高级的享受),美学家就没有足够的理由阻止时装杂志和美发杂志盗用“美学”之名,他们在内心深处就不可能对自己所从事的学科具备岩石般坚定的崇敬之心,他们就不可能不离开自己的本行而去从事其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叫做“美学”的营生。

在遥远的过去,维柯已经为我们指出了一条理解艺术的有效道路,但是人们不曾十分注意他。

可是,现在人们已经腻味了对“美”这个本来就由一堆歧义组成的词语的研究,也起码对语言本身予以了充分的注意,也意识到自己的兴趣应该是“艺术”本身,“美学”这个词也应该被恰当地理解为“艺术哲学”。

很显然,这都是维柯已经做过的事。

参考文献:
[1]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607页.
[2][伊朗]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
72页.
[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326
页.
(责任编辑:李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