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大学教育基金研究文献综述

国外大学教育基金研究文献综述
作者：贺守海
来源：《中国管理信息化》2015年第02期
[摘要]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着严重的经费短缺问题，而大学教育基金的发展则为大学提供了重要的经费来源。

基于此，通过四个方面对国外大学教育基金研究文献的梳理，以期能对中国大学教育基金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借鉴。

[关键词]教育基金；文献综述；大学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5.02.162
[中图分类号]F8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02-0226-02
在国外大学里，由社会捐赠形成的基金被称为University Endowment或者Endowment Fund，它是一种以从事大学教育和研究活动为存续目的的、以货币为主要形态的信托资产。

国外围绕大学教育基金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1 大学教育基金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研究
大学教育基金的迅速发展是过去几十年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

针对大学教育基金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许多学者进行了理论探讨。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鲁斯·约翰斯通于1986年提出的高教成本分担理论，对全球范围内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现象作了全面的研究，指出社会捐赠和大学教育基金是实现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重要途径。

西方学者鲍丁认为对大学实施捐赠，将会得到很高的边际收益，实现社会福利水平的有效改善。

Hansmann认为大学教育基金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能在大学遭受经济衰退冲击时起到平滑大学收入的缓冲器作用，尽管其观点并未得到足够的经验支持。

Swensen指出了大学教育基金存在的三个理由：通过基金为大学筹集收入，有利于提高大学独立性；增强了大学运作的稳定性；有利于大学提供卓越的教育产出。

近年来，哈佛、耶鲁等大学依靠大学教育基金的收入支持大大提高了招生入学率并降低了学费，拓宽了精英教育的入口。

而有些大学，如安迪亚克大学则因为捐赠收入的不足加剧了财务的不稳定状况并招致办学条件的恶化和生源的流失，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则因为在1970-1990年间的低效地投资运作，致使其大学教育基金的规模从全美大学第三位下滑到25位，并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被迫大量减少了教员和科研计划的数量。

2 影响大学社会捐赠的因素研究
西方学者认为，捐赠行为本身是由捐赠者的动机支配的，因此首先要弄清捐赠者的行为到底是出于何种动机。

持利他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的捐赠行为是基于增进他人或社会福利的
动机，这种“利他观”较早可以追溯到Adam Smith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道德人”假说。

Paul G Schervish，Havens则把利他主义归结为根植于人类和动物本性的“无私”心理特征。

持利己主义观点的学者则坚持“经济人”假说，认为捐赠者也是精于计算并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

美国经济学教授William T Harbaugh认为，人们慈善捐助的动机主要源于捐款能给捐款人带来内心和声誉的满足感。

Firstonberg和Kotler通过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得出，捐赠应该被看成是一种交易，人们捐出款物的同时是为了获得相应的价值交换，如地位、利益和荣誉等。

持互惠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捐赠行为是受利己和利他双重动机同时支配的，Sugden提出“互惠理论”，认为人们捐赠的动机并不仅仅为了改善他人的福利状况，而是遵循社会交往中的“互惠”原则；Andreoni James提出了“温暖理论”（warm-glow theory）也阐述了人的互利性动机；Glanzer Amihai&KaiKonrad通过对大学捐赠名单的实证研究，得出慈善捐赠行为隐藏互利动机的结论。

除捐赠动机外，影响社会捐赠的因素还有很多，如捐赠者收入水平、捐赠者年龄等。

Robert A Baade，Jeffrey 0 Sundberg的研究表明，收入每增加1%，捐赠就能增加 0.40%～
0.55%。

Bakija&Heim，Clotfelter分析了各类税收优惠对美国慈善捐赠的促进作用。

除了上述提到的捐赠者自身和捐赠环境方面的因素，高校的筹资努力对社会捐赠的影响也较大。

其中，包括与校友的联系、高校对捐赠资金的合理使用、筹资对象与方式选择、筹集活动的宣传力度等都对校友的捐赠态度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维吉尼亚州立邦联高校经济系的哈里森认为，设置有吸引力的捐赠项目以及按照性格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校友活动是增大高校社会捐赠规模的有效途径；而来自澳大利亚RMTI高校经济与财政学院的贾布伯曼和达维森，通过问卷调查得出，人们通常认为的对捐赠管理和监督的规范越多，捐赠量就可能越多的因果关系，并不是绝对的。

3 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
赫兹琳杰，纳特和巴可夫对非营利组织的内部决策、管理和评估等进行了详细分析，美国学者托马斯·西尔克主编的《亚洲公益事业及其法规》一书对于亚太10国（地区）有关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强调了法治环境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必要性。

美国学者朱莉·费希尔在《NGO与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强调了非营利组织可以推动公民社会和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

莱斯特·萨拉蒙在《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的视界》也强调了非营利组织对公民社会发展的意义。

西奥多·H·波伊斯特在《公共与非营利组织绩效考评：方法与应用》分析了非营利组织的绩效考评问题。

弗里曼和肖尔德斯两位教授在《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理论与实务》一书中归纳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特征区别。

Pablo、Natalia 和Elena认为，为防止非营利组织管理者侵占组织资源，提高监督效力是至关重要的。

Behn、DeVries 和Lin分析了非营利组织自愿披露财务信息问题，指出当非营利组织拥有更多负债、更大捐赠比例、更大规模、更高整体受教育水平、更高薪酬费用率时，他们更倾向于披露审计鉴证的财务信息，而这对于组织外主体捐赠决定具有重要意义。

4 大学教育基金资产投资运作研究
Merton研究了大学教育基金的最优投资策略问题。

他基于风险-预期收益的分析，提出了指导跨期基金投资和分配的模型，同时指出非捐赠现金流影响了基金的投资。

此外，大学教育基金与其他机构相比非凡的投资收益率也受到更多关注。

Josh Lerner， Antoinette Schoar和Jialan Wang研究了1992-2005年间，美国1 300所大学捐赠基金投资回报的情况，发现在此期间美国大学教育基金的年均投资回报率达7.4%，同时发现在最大的捐赠基金与一般基金之间，规模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Keith C Brown，Lorenzo Garlappi，Cristian Tiu分析了资产分配与组合回报之间的关系，发现与有效市场假说相反，资产配置与组合收益率截面不相关，而间接影响风险调整的绩效。

William N Goetzmann，Sharon Oster研究了近年来美国大学越来越多地把基金资产配置在另类投资上的现象，指出大学在产品市场上关于优质生源的竞争是导致其资产配置政策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Brown and Tiu基于2003-2011美国800所大学教育基金的数据，分析了支出政策、资产配置和投资绩效的关系，得出结论认为，支出政策的调整和资产配置的变化必须协调确保大学当前收入和未来资产保值的矛盾。

此外，对于美国大学教育基金投资收益、资产配置状况的全景式调查数据，每年都会由美国高校商务官协会发布，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持。

主要参考文献
[1]陈秀峰.当代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8.
[2][美]罗伯特· J·弗里曼，克雷格 ·D·肖尔德斯.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理论与实践[M].赵建勇，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3]P de Andres-Alonso，N M Cruz，etal. The Governance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Empirical Evidence from Nongovernment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in Spain[J].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2006，35（4）： 588-604.
[4]Robert C Merton. Optimal Investment Strategies for University endowment funds[R]. NBER Working Paper， No.w3820，1991.
[5]William N Goetzmann，Sharon Oster. Competition among University Endowments[R]，NBER Working Paper，2012.
[6]Keith C Browny，Cristian Ioan Tiuz. The Interaction of Spending Policies， Asset Allocation Strategies， and Investment Performance at University Endowment Funds[R]. NBER Working Paper，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