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词鉴赏》(周兴陆)第十五讲、童谣与民歌

第十五讲、童谣与民歌
《尔雅》云：“徒歌曰謡。

”徒歌，就是没有乐器伴奏，是纯粹的人声。

所以《说文解字》曰：“謡，作䚻。

䚻，从肉言。

”所谓“肉言”，就是人声，是人的歌唱。

童子歌，曰童谣。

在远古时代人们的观念中，童谣是具有神力的，具有奇妙的启示性，能一语道破天机，是社会事变的先兆，可预见结果。

在《左传》、《国语》、《史记》等史书中都记载过重大事变发生前，往往有童谣的预兆。

自汉代开始，人们认为童谣是荧惑星下降，借儿童之口以示谶，张衡曾说：“荧惑为执法之星，其精为风伯之师，或童儿歌谣嬉戏。

”《晋书·五行志·诗妖》记载：
孙休永安二年（259），将守质子群聚嬉戏，有异小儿忽来言曰：“三公锄，司马如。

”又曰：“我非人，荧惑星也。

”言毕上升，仰视若曳一匹练，有顷没。

这件怪事发生之后的第四年，蜀亡；第六年，司马氏兴，代魏；二十一年后晋吴灭，正应验了“三公锄，司马如”。

在今天看来，这些都是迷信，然而从人类学观点看，这是原始文化、原始思维的重要特点，语言被赋予神性，具有魔力，影响着社会舆论，对民意人心也具有暗示的作用。

古人的解释，除了荧惑星下降以外，王充《论衡·纪妖篇》说：
性自然，气自成，与夫童謡口自言无以异也。

当童之谣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为之也。

王充从自然元气论的思想出发，认为童谣是天机自动，并非“人为”，是天机借童言而兆示吉凶之端。

唐朝时，孔颖达为在《左传·庄公五年正义》中说：男八月齿生，八岁而齓；女七月齿生,七岁而齓。

童齓之子，未有念虑之感，不解自为文辞，而群聚集会，成此嬉游遨戏之言。

其言韵而有理，似若有神凭之者。

其言或中或否，不可常用。

博览之士，及能惧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鉴戒，以为将来之验，有益于世教。

故书传时有采用之者。

七八岁的儿童，还没有知识思虑，因此童谣不是出于他们的主观意识，但却“韵而有理”，这就更增加了童谣的神秘性，故而孔颖达说是“有神凭之者”，因此也就像符咒一样，具有超人的威慑力。

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超人力量，童谣往往被谋变发难者所利用。

《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吴广准备起义时，先是“念鬼”，丹书“陈胜王”，置于鱼腹中。

士兵买鱼回来，得鱼腹中书，以外天意，都恨害怕。

后又令吴广偷偷在旁边的丛祠中燃起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威众”，的确，“卒皆夜惊恐”，达到了目的。

虽然这不能
说是童谣，但是早期史书中记载的童谣，大约有不少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童谣有的可能就是民意的反映，特别是在政治压迫严重的时期，童谣很容易滋生。

班固《汉书》中说：“君炕阳而暴虐，臣畏刑而钳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

”当老百姓遭遇难以忍受的压迫，而又无人撑腰，无处伸冤时，以童谣来泄发怨愤不是很自然的事吗？特别是老百姓可以通过现象的表面，慢慢看出世态的苗头来，预见到荒淫作恶者的下场，编成歌曲，口耳相传，又找不到作者，于是就成了具有神秘性的“童谣”。

这种神秘性，有的可能就是来自“民意”。

童谣是社会舆论的匿名表达，是百姓情绪的宣泄。

之所以这些预兆后来常常会应验，正说明了民意不可违的道理。

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是很害怕童谣的。

唐僖宗《南郊赦令》，就说要“撰造童谣”者“合处极法”。

几乎历代的上层统治者都是视童谣为“妖言”，加以严厉禁止的。

童谣里面，的确否定性的、讽刺性的内容居多，但是就看听者是什么态度，把它视为苦口的良药，未尝没有治病的积极意义。

童谣看似是天机自露，实则是民意的反映，一些政治头脑开明的官人，往往是“广求民瘼，观纳风谣”，通过童谣以观察民风，了解百姓的意见和情绪，从而改良政治。

葛洪《抱朴子·论仙》说：“狂夫童谣，圣人所择；蒭荛之言，或不可遗。

”清代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也说：“惟夫童谣舆诵，及田家杂占，未尝师法古人，出于天地自然之音。

世治之污隆，人材之邪正，莫不一本好恶之公。

所谓诗可以观者，是已。

”童谣体现的是“好恶之公”，是一个社会的良心，因此，是值得重视的。

早期的童谣，一般都与政治事件牵连在一起，有些真的像符咒一样，文意难通，没有多少诗歌的兴味。

我们这里举一些有意思的。

城中谣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布帛。

这首童谣见于《后汉书·马廖传》。

城市人引领时尚，自古而然。

这是长安城的歌谣，可见这“城”不是一般的城市，而是国都，在皇权至上的古代，唯有国都的时尚，才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

《后汉书·五行志》又载顺帝之末，京都童谣曰：
直如弦，死道边。

曲如钩，反封侯。

这首童谣虽然在《后汉书》中是针对具体的政事，然而其意义则是对专制社会是非不分、曲直颠倒的背谬现实的深刻揭露。

《后汉书·五行志》接下来又录另一
则童谣曰：
小麦青青大麦枯，
谁当获者妇与姑，
丈人何在西击胡。

吏买马，君具车，
请为诸君鼓咙胡。

这是汉桓帝之初的童谣，《后汉书》记述其事曰：“案元嘉中，凉州诸羌一时俱反，南入蜀、汉，东抄三辅，延及并、冀，大为民害。

命将出觽，每战常负，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也。

‘吏买马，君具车’者，言调发重及有秩者也。

‘请为诸君鼓咙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语。

”童谣唱的是战争给农村造成的严重破坏，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汉末，董卓窃权乱政，连年争战，老百姓日子很不好过，于是通过童谣来诅咒他。

京都有童谣曰：
千里草，何青青。

十日卜，不得生。

是采用字谜的形式，咒骂暴虐的董卓必将破亡。

董卓后来被剥皮点灯，正是如了百姓的愿。

在过去的社会中，老百姓是处于社会的底层，是受欺凌、受损害的对象，他们心中的不平和愤怒，只能借童谣这种形式发泄出来。

据《晋书·山简传》记载，西晋永嘉三年（309年）后，山简出镇襄阳。

当时“四方寇乱，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惧”。

山简“优游卒岁，唯酒是耽”，并且与当时荆州豪族来往密切，经常在豪族家的高阳池边喝得大醉。

有儿童歌曰：
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

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

时时能骑马，倒著白接䍦①。

举鞭问葛强：何如并州儿②？
①白接䍦,是晋代流行的一种帽子。

②葛强，是山简的爱将，家在并州。

此句谓山简举鞭问葛强，我和你相比怎么样？
山简因为时无可作为，故而逃名于酒，潇散佯狂，但是地方的老百姓却不答应。

从这首童谣中可以看出，虽然百姓没有多少的怨骂，但对山简如此作为是不满意的。

李白《襄陽曲》曰：“山公欲上马，笑杀襄阳儿。

”襄阳儿是笑话，还是讥讽？
越是混乱的朝代，百姓的苦难越深重，五花八门的童谣就越发流行，六朝就是这样的时期，对于这些“灾异妖惑”之言，统治者是很害怕的，就格外注意，史书中记述得较多，当然都作谶纬式的解释，看起来令人生厌。

至晚唐五代时，社会又趋于混乱，童谣又盛兴起来。

《钓矶立谈》记载，十国时吴国武义中有童
谣曰：
江北杨花作雪飞，
江南李树玉团枝。

李花结籽可怜在，
不似杨花没了期。

吴国为杨隆演建立，此谣之杨花，隐指吴。

李，则是隐指徐知诰，本姓李。

吴国立国不久，政权就落入徐知诰手里，至天祚三年（９３７），徐知诰篡位，恢复李姓，建立南唐，应了童谣后二句。

当时还谣传江西的杨花结李子，临川的李树生连理枝，显然都是附会出来的所谓“祥瑞”，都是为了说明新政权的确立是“天应以祥”。

至宋朝，文人对这些灾异妖言，多是不相信的。

欧阳修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就很少著录这些灾异之言，朱熹重视格物至知，对于这些只可附会不可考究的谶纬，也是不相信的。

所以我们看保存下来的一些宋代童谣，灾变应验类的玄虚故事很少有，多的是表达民意民情的社会性民谣。

宋人叶庭珪《海录碎事》卷十上等文献记载，宋真宗天禧四年（１０２０），官为参知政事的丁谓排挤寇准，升任宰相，京师中流传童谣曰：
欲得天下宁，须拔眼中钉。

欲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

俗语“眼中钉”就是源于此。

这首童谣并没有多少神秘性，而是社会舆论对丁谓和寇准二人的评价的诗意表达。

至于后来没到半年丁谓就遭遇贬斥，这不是童谣的力量，而是恶人的必然下场。

徽宗时的童贯、蔡京、高俅等人，恶贯满盈，天怒人怨，当时讽刺他们的童谣很多。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二、周辉《清波别志》卷一记载当时天下童谣曰：
打破筒，泼了菜①，
便是人间好世界。

①筒，谐音“童”，指童贯；菜，谐音“蔡”，指蔡京。

童贯、蔡京专权时，“士论沸腾”，显然，这童谣就是“士论”的表现，所以周辉说：“可见人心也。

”徽宗时，还有一位与蔡京并为宰相的何执中，曾敏行的《独醒杂志》卷九有童谣讽刺说：
杀了茼蒿割了菜①，
吃了羔儿荷叶在②。

①茼蒿，指童贯。

菜，指蔡京。

②羔儿，指高俅。

荷叶，指何执中。

用“杀”、“割”、“吃”等消灭意味的词语，表达百姓对这些奸臣的痛恨，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没有权力的百姓，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

只要政治上的残暴、贪婪、丑恶等不合理现象还存在，童谣就不会消失。

元、明、清以降，这类社会讽刺类的童谣还是很兴盛的。

有一些童谣，内容很轻松，甚至具有笑话、游戏性质，更具有民俗的意义。

据范成大《村田乐府序》、高德基《平江记事》等记载，每到除夕分岁的时候，苏州地区的小儿要绕街呼叫云：“卖汝痴，千贯卖汝痴，万贯卖汝呆。

见卖尽多送，要赊随我来。

”世传吴人多呆，故儿辈要卖一点痴呆给别人。

当然没人会买的，只是表达老百姓希望孩子来年变得更聪明的善良愿望，而这种打趣的方式，也增加了新年的喜庆。

其实，作为“童”谣，最本真的意义应该是游戏，是在游戏娱乐中享受歌的乐趣，至于灾异、讽刺之类的意义，都是大人世界所附加的，是对童谣的强暴。

明代以来，一些纯粹游戏性质的童谣，还依稀可见。

朱彝尊《明诗综》卷一百录一首童谣，曰：
狸狸斑斑，跳过南山。

南山北斗，猎回界口。

界口北面，二十弓箭。

朱彝尊回忆说：“此予童稚日，偕闾巷小儿联臂蹋足而歌者，不详何义，亦未有验。

”童谣可能不需要大人赋予的“义”，更不需要“有验”。

民歌，是中国古代诗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审美表达，民歌与人类一起产生，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展．早期的劳动号子、祭祀时候的祭歌，可能就是民歌，后来出现了文士阶层，才有雅文学和俗文学之分。

民歌，属于俗文学，但能不断地为雅文学提供精神养料，可以济雅文学之穷。

最早的一首民歌，现在可知的是《吴越春秋》记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这可能是狩猎时候歌唱的，是劳动歌曲，以简捷有力的韵语唱出制造弓箭狩猎的过程。

肉，就是猎物。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介绍原始部落在狩猎捕鱼的前后通常要施行神术咒语。

或许这八个字的歌谣，是我们祖先在围猎时的咒语吧。

《诗经》中《国风》的诗篇，是不是民歌？长期以来有不同的认识。

朱熹《诗经集传序》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歌咏，各言其情者也。

”意思是说，“风诗”是民歌。

２０世纪前期，胡适、顾颉刚等人也主张《国风》是各地散传的歌谣。

但是《国风》中许多诗篇提到的“钟鼓”、“琴瑟”、“彤管”等显然非民间普通百姓所有，许多诗篇提及的女性装饰以及君子宴会等也非民间的生活，因此，胡怀琛提出“《国风》非民歌本来面目”，朱东润明确地指出，《国风》不是民歌，《国风》中大多数篇章都带有贵族生活的印记，
但是也不排除少数诗篇是采自民间歌谣，加以整理而成的。

诗经•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葛是葛藤，萧是香蒿，艾是一种香草，都是田间之物，诗中表达煎迫的相思情如此大胆直率，应该是民间的恋歌。

诗经•郑风•出其东门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

虽则如云，匪我思存。

缟衣綦巾，聊乐我员①。

出其闉阇，有女如荼②。

虽则如荼，匪我思且。

缟衣茹藘，聊可与娱③。

①缟衣，白衣。

綦巾，暗绿色头巾。

指女子的穿着。

②闉，曲城。

阇，城台。

③茹藘，用茅搜染成的女服。

这首诗抒写的是男子情感纯洁专一，纵然美女如云，也不移情别恋，很像是对相恋女子的誓言。

其中的“缟衣綦巾”，也不过是很普通的粗布衣服，是老百姓的生活情感。

两汉乐府诗，表现下层民众的生活，真切细致，特别是其中的叙事对话，声口肖似，形象鲜明。

我们在前面已经举过不少例子，这里不追叙。

六朝时期，全国的政治中心向南移，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民间文化得到人们的重视，其中中游如武汉地区的《西洲曲》和下游南京以东地区的吴声歌曲，在当时成为流行的时调，许多文人也竞相模仿。

子夜歌
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

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

《子夜歌》属于“吴声歌曲”。

“子夜”相传是晋代一个女子的名字，可能是失恋了，创作此歌，以抒悲怨，其声哀苦。

谐音和双关是民歌的最常用手法，歌中的“丝”，谐音“思”；“匹”，兼关“匹配”意。

生活化和直率抒情是民歌的最大特点，在这首《子夜歌》中也可见一般。

《子夜歌》在当时颇为盛传，又有《子夜四时歌》、《子夜变歌》、《大子夜歌》等，可能都是变其词而衍其调。

甚至传说夜晚人家有鬼歌《子夜》歌。

读曲歌
打杀长鸣鸡，弹曲乌桕鸟。

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

这首歌也是属于“吴声歌曲”，表达情感非常真挚炽热，就像“枕前发尽千般愿”一样，想像天真有味。

莫愁乐
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

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

莫愁，是郢州石城郡（今湖北省钟祥市）女子，善歌谣。

《莫愁乐》出于《石城乐》，属于西曲歌。

歌中的扬州，是指建康，当时的都城。

“欢”指相爱的男子，这在民歌中很常见。

此首歌曲，咏唱的是听说心爱的人儿要下扬州，女子出门相送，送得很远，临别时抱住郎君的腰，不忍相别，两人爱情感动得长江水好像也停止不前，不忍心将郎君带走。

陆时雍《古诗镜》批曰：“苦情语。

”王尧衢解释说：“送欢之际，探手抱腰，惨不忍别，视江水似为之咽住而不流。

不必真有此境，而情则有之，诗以写情而已。

”（《古唐诗合解》卷三），诗乃写情之具，情之至处，花溅泪，鸟惊心，江水断流，游云停止，无往而不可。

西洲曲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①。

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②。

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

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③。

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④。

开门郞不至，出门采红莲。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⑤。

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⑥。

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⑦。

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

楼高望不见，尽日栏干头。

栏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

卷帘天自高，海水揺空绿。

海水梦悠悠⑧，君愁我亦愁。

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①西洲，具体位置不详，可能是在武汉附近长江、汉江的水滨。

江北，男子所往之处。

②鸦雏色，形容头发乌黑发亮。

此二句，是写女子的装扮。

③伯劳，鸟名，春天时开始鸣叫，好单飞。

《東方朔别传》：“朔与弟子偕行，渴，令弟子扣道边家求饮，不知姓名，主人闭门不与。

须臾见伯劳飞集主人门中李树上，朔谓弟子曰：‘此主人姓李，名伯当，尓但呼李伯当。

’果有李伯当应，即入取饮。

”此诗后“树下即门前”二句，似用此典。

又，曹植《恶鸟论》：世传尹吉甫信后妻之谗，杀子伯奇，后化为此鸟。

所鸣之家以为不祥。

④翠钿，妇女镶玉的首饰。

⑤莲子，谐音“怜子”。

⑥莲心，谐音“怜心”，爱怜之心。

⑦飞鸿，此处有盼鸿雁传书的意思。

⑧海水，指长江水。

这首民歌是一个痴情女子的追慕、期盼和梦想。

西洲，可能是他们最初两情相悦之处，在一个梅花盛开的季节，两人在西洲相识相爱。

分别之后，女子思念心上人，于是又穿着当初第一次见面时的杏子红单衫去西洲，可是所欢之人，已经远去了，只能折梅相寄。

这是春季相思。

“出门采红莲”一节，是以谐音双关的手法表达自己纯洁的爱情，如水至清；怜爱之心，如莲花一样红艳。

这是夏季。

“飞鸿”一节，写对所欢的切切期盼。

这是秋季。

然所欢终究没有出现，女子的惆怅悲伤无能安慰，唯有寄希望于南风，希望南风将梦境带到西洲，让所欢体会我的相思之情，能在梦中相会。

又兜转呼应首句，隐然又一年矣。

四句一韵，转韵处又用顶针连珠的方式相蝉联，续续相生，摇曳无穷，好像他们两人的感情那样曲曲折折，欲断却联。

诗歌抒情和叙事相结合，一年四季的季节变化隐然贯穿始终；抒情与写景相交汇，融情于景，具有较高的艺术技巧。

《玉台新咏》置此诗于江淹名下，陆时雍《古诗镜》视为梁武帝诗，评曰：“老秀，清如冰壶，艳如鸿玉，非梁武不能办此。

”然一般还是以为“古辞”，是民歌，可能由文人加工过。

《大子夜歌》曰：“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

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

”“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二句，可以用来概括六朝时期长江中下游一带流传的乐府民歌的共同特征，也就是李白所谓“清水处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天然美。

乐府民歌对于当时和后来唐代诗人的创作，都有直接的影响，然而当时的正统文
人对此是不重视的。

如萧统的《文选》，就不仅不录这些民歌，连受到民歌影响的文人诗也少有入选，幸而《玉台新咏》中收录了不少乐府古辞，有些民歌，就是借此书而得以流传后世的。

唐朝诗人重视民歌，多从民歌中吸收营养，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刘禹锡的《竹枝词》。

刘禹锡曾被贬谪到朗州（今湖南常德县）、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做地方官，接触到西南民族地区的民歌曲调。

刘禹锡对此很感兴趣，《杨柳枝词》说：“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民歌为刘禹锡诗歌带来清新的气息，有了刘禹锡等文人的加入，民歌也提升了艺术品位，进入新的境界。

我们看刘禹锡的几首《竹枝词》：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江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瞿唐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竹枝词善于道人意中事，前一首用对比手法，唱出男女对爱情的不同态度。

后一首感慨世间人心的险恶。

竹枝词大多数首句入韵，音调流衍骀荡，多用比兴手法，用口语，明白如话而风韵自然。

唐代时，词这种新兴诗体在民间传唱开来。

民间词，抒情率真大胆，语言清新自然，不同于随后文人词如温庭筠等的浓艳。

望江南
莫攀我，攀我台心偏。

我是曲江临池柳，者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歌咏的柳树，是受欺凌的广大女性悲惨命运的缩影。

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

水面上秤砣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

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连续用一系列不可能出现的事物来比喻对爱情婚姻的永不放弃，令人想起汉乐府《上邪》。

性格泼辣，热情大胆，是未加修饰的民间情怀。

这些看似粗野质朴的
民间词，可正是文人词的母体。

对于民歌，上层官僚文士的态度各有不同。

六朝时，说某人的诗歌像“委巷间歌谣”是很严厉的批评。

元代的戴表元也说：“有耳不听下里巴人。

”相比而言，北宋初王禹偁的态度是很开明的：
唱山歌
王禹偁
滁民带楚俗①，下里同巴音②。

岁稔又时安，春来恣歌吟。

接臂转若环，聚首丛如林。

男女互相调，其词事奢淫。

修教不易俗，吾亦弗之禁。

夜阑尚未阕，其乐何湛湛。

用此散楚兵，子房谋计深③。

乃知国家事，成败因人心。

①滁，滁州，春秋战国，楚强大时，疆域曾包括今日安徽河南的部分，滁洲旧亦属楚。

②“下里”句，宋玉《对楚威王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千人；其为《阳陵》《采薇》，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而已也。

③“用此”二句，用《史记》“四面楚歌”事。

子房，张良字。

王禹偁曾因谤讪朝政，贬谪滁洲知府。

此诗对于当地民间带有楚风的集体歌舞情形作真切的描绘，并认为在年岁丰收、天下太平的春天，人们载歌载舞，是很自然的事情。

虽然男女互调，词事奢淫，地方官也不许易俗禁止。

这是开明通达的态度。

明代，特别是嘉靖万历时期，是民歌大放异彩的时代。

卓人月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易绝耳。

”明代中后期，民歌的中心在江浙吴越一带。

这与江浙经济发展、民风民俗不无关系。

宋代范成大编撰《吴郡志》就引谚语说：“天上天堂，地下苏杭。

”“苏湖熟，天下足。

”至明朝中后期，苏州、扬州、杭州等地方商业经济已经非常繁荣，有人甚至说：“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教厄海神显灵》）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壮大，市民意识逐渐崛起，民歌是市民审美意识的集体表达，越来越得到主流文化的宽容，获得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市民意识也影响着士大夫思想观念的变化，促使他们重视民歌这种充满生机活力的文学样式。

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等诗坛巨擘就喜欢民歌，李梦阳甚至借他人的话提出“真诗乃在民间”这样响亮的口号。

李开先称市井艳词“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情尤足感人。

”（《市井艳词序》）冯梦龙还大力收集、整理市
井民歌，编纂《童痴一弄•挂枝儿》和《童痴二弄•山歌》，推波助澜。

据他自己说，是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序山歌》）。

民歌在当时的市民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分量。

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时尚小令》记述，“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

就连文人士大夫也要向民歌学习，如袁宏道就对其兄说：“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

弟以《打草竿》、《劈破玉》为诗，故足乐也。

”我们现在选一些较为雅致的民歌在下面：
挂枝儿•不凑巧
香消玉减因谁害，废寝忘餐为这谁来？魂劳梦断无聊赖。

几番不凑巧，也是我命安排。

你看隔岸上的桃花也，教我怎生样去采！
冯梦龙评曰：“雅甚。

”
挂枝儿•约情哥
约情哥，约定在花开时分。

他情真，他义重，决不作失信人。

手携着水罐儿，日日把花根来滋润。

盼得花开了，情哥还不动身。

一般样的
春光也，难道他那里的花开偏迟得紧。

挂枝儿•泥人
泥人儿，好一似咱两个。

捻一个你，塑一个我。

看两下里如何。

将他来揉和了重新做。

重捻一个你，重塑一个我。

我身上有你也，你
身上有了我。

可谓无理而有情，情痴而有趣，措语俊妙，风致爽朗，与六朝时的“吴声歌曲”相比，大胆得多，直露得多。

当然，我们欣赏其真其趣，也能容忍其俚其俗。

但是明清时调中有不少歌曲过于直白显露，甚至成了情欲的直接宣泄，缺少文学应该有的雅致和含蓄，所以不宜抬得过高。

文学需要情感的提纯、情感的审美化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要说明代时调最好的是哪一首，我不选上面这些歌唱死去活来爱情的《挂枝儿》，而要选《吴船山歌•月儿弯弯》。

歌中唱到：“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