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基于温州地区的研究

２０１７年２月刊第４期当代经济
摘要：地区性资源对区域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较物质资本而言，社会资本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在物质资本匮乏的温州，独特的社会资本优势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其发展过程中作用的
发挥也较为充分。

现阶段温州经济正处于升级转型和“新温州模式”正在形成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再次
探求温州的成长轨迹就显得格外有价值。

本文在社会资本理论框架内，采取社会资本从微观、中观和宏
观的分析角度与温州地区的区域特征相结合，进一步分析其中哪些因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以及温州
特有的动因和特征，进而来阐明社会资本如何影响温州模式进程，增进地区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社会资本；温州模式；区域经济发展
一、引言
资本的本质是趋利的，能激活市场因子从而活跃市场经济。

相对物质资本而言，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７７）在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时对社会资本做了很好的解释，认为个人或组织所拥有的所有社会关系之和即为社会资本，而这种关系要靠相互间的连带来获取［１］。

关于社会资本的分类，Ｂｒｏｗｎ（１９９７）提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并认为这三个层面并不是剥离的，而是相互融通的［２］。

Ｂｉａｎ（２００２）以方法的角度进行分类，分别是网络镶嵌资源方法、网络结构方法以及网络成员方法［３］。

他们的分类在内涵上大同小异，只是分类的角度、方法和理论不同。

本文的研究采用的是Ｂｒｏｗｎ（１９９７）的分层来阐释温州发展的起因。

温州从改革开放前浙江省的较为落后的地区发展成为现在的“浙南明珠”，全市生产总值１９７８年仅为１３亿元，在２０１４年上升到４３０３．０５亿元，年均增长速度高达１７．５％；三大产业比值分别从１９７８年的第一产业４２．２％、第二产业３５．８％、第三产业２２％，合理优化配置到２０１４年的第一产业２．７％、第二产业４７．２％、第三产业５０．１％；２０１４年，规模以上企业４８９７家，产值达４８４４．０２亿元；实际利用外资从１９８５年的３万美元到２０１４年的５．３亿美元，在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进程中形成了我国特有的“温州模式”［４］。

对于温州模式的学术研究，专家学者从各个学科角度深入探讨和研究，剖析温州模式的发展进程，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

在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和温州转型的“新温州模式”局面下，温州经济究竟该怎么发展成为迫解之题。

基于以上事实，本文拟聚焦于社会资本的内容与特点理论框架内，重点分析和温州具有紧密相关性的因素，如微观社会资本中的企业家及其网络、家族企业；中观社会资本中的政府行为、商会和行业协会；宏观社会资本中的文化因素和在外温商因素，进行分析温州区域经济发展的机理与路径选择。

二、微观社会资本因素分析
１、企业家及其网络
温州的企业家群体的诞生是有其深刻历史背景的，改革开放前的温州，人与耕地矛盾的长期存在迫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谋生。

在外从事零售和批发的流动人口逐渐形成了温州民营企业早期的千万供销大军，早期的温州企业家也便从这群供销大军中脱颖而出。

关于企业家研究，Ｓｈａｎｅ（２０００）提出具有什么特质的人进行机会识别和机会开发，来区分企业家不同于其他们人的本质问题［５］。

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温州的早期企业家大部分是迫于生存压力而被动产生的，而非主动。

从而使温州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和区域范围内产生大量企业家，密度较全国而言较高。

正如温州本土学者张一力（２００５）在温州与苏州比较实证研究的关系时，概况人力资本作用类型，将温州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类型归类为典型的富裕型地区［６］。

活跃的企业家成员因相互资源而产生相互作用，获得企业成长必需的信息和资源，在强联系的纽带中产生企业家网络，而这种企业家网络存在并被嵌于社会网络之中。

２、家族企业助推
家族因其建立在成员之间的信任而不同于其他的社会组织形式，所以其管理依赖于信任。

家族企业网络及其活动主要建立在家族（或泛家族）社会关系基础之上，是家族企业网络基本的运行首要条件［７］。

温州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前驱，其家族企业机制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当采用家长制家族式管理家族的权威者发出指令时，其他人员则必须接受和执行。

在温州众多的中小企业中，家族企业约占百分之九十，他们往往是早期家庭作坊发展的产物，是在核心人物及核心家庭的周围层层扩散即同心圆扩散的形式展开。

家庭经营的模式也成为温州模式发展的经
论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
—基于温州地区的研究
肖胜，陈晓芳，李梅
（温州大学商学院，浙江温州３２５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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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４，ＦＥＢ．２０１７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济基础，在家族企业成片集聚形成的基础上，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用，温州模式开始渐渐地成熟起来，也开始慢慢广泛地被中国甚至世界所了解。

三、中观社会资本因素分析
１、政府“无为”和“有为”而治
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落脚点既是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中的地位问题调配能力，也是一个政府如何柔性管理的问题，体现在“无为”或是“有为”的政府管理方式的选择上。

而选择的依据则是区域状况和时机，从而使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更加行之有效。

改革开放后，温州在得到国家支持少也受到束缚小的状况下，自力更生创办适宜当地劳动力密集特征的民营企业，政府采取默许态度，客观上支持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反而在经济的野蛮生长中走上温州的体制创新道路。

温州政府在国内外环境及市场环境变化过程中及时调整，当挂户经营出现矛盾，温州政府便出台政策，对出现问题的企业进行引导并规范起来，妥善保证其经营地位。

为适应新时代发展，温州政府成立金融办专门应对当前温州金融改革问题。

２、温州商会和行业协会作用明显
Ｔｏｎｙ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９９６）曾说：对第三域组织来说，“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作为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中介者活动，既得以维持社会的团结，又可使社会变迁顺利进行”［８］。

商会和行业协会作为第三组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不同的行业组织为不同的网络结构形态，占有网络结构的优势位置，获得“结构洞”［９］额外回报，无论是对内部的有效管理还是对外的竞争发展都很有利，各形态间的合作往往能为团体带来溢出收益。

商会破除了原来由政府直接到企业的格局，新建起“政府—商会—企业”的新格局，政府管理职能的缺失部分［１０］。

商会组织利用自身“桥”的位置优势而参与管理，协调处理政府、企业和社会三者之间的相关利益，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进而产生商会经济。

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温州商人逐渐形成抱团取暖思维，从１９０１年的温州府商会延续到１９９０年建立温州市总商会，从１９９５年全国第一家异地温州商会——
—云南昆明总商会成立，再到２００５年２６８个异地温州商会，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连接世界的温商网络［１１］。

通过商会组织使得不同地区的温州籍企业不断进行沟通交流和合作发展，不仅带动了温州产业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商会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同时又对温州本地经济具有反哺效应。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对内改革相对缓慢，区域自我保护严重，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背景下，温州基于地缘关系出现的行业协会适应了当时降低交易成本的要求，同时也起到了规范行业秩序的作用，促进了温州专业化市场的形成。

到１９８４年，温州的专业市场发展到１３６个，品种涵盖了我国多个行业，如金乡标牌徽章市场、乐清柳市低压电器市场等，以致后来这些温州优势产业形成国家级工业产业基地。

温州专业市场的崛起，是推动温州模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其将温州的农村商品经济推向了专业市场的高潮，这在当时的中国市场是没有先例的，因此，也形成了所谓温州模式中的“小商品，大市场”的特点，积极地推动了温州模式在全国经济的发展。

四、宏观社会资本因素分析
１、温州文化基因
文化因子根于区域，也潜移默化地联系并服务于地区社会实体，以及价值观、制度等的渐进发展。

Ｐａｓｃａｌ和Ａｔｈｏｓ（１９８２）认为人们对问题的看法和采用何种方法措施来解决问题都来源于受该地区文化基因的影响［１２］。

任何经济活动都映射出本土的历史文化元素，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是在温州历史文化传承中慢慢孕育和形成的，社会实体内部的互信与合作同样受其影响。

温州自古就有重商的传统，在唐宋时期，温州工商业贸易繁荣，港口贸易四通八达。

在温州本土文化中的“功利”思想则表现得根深蒂固，以叶适为代表的温州永嘉学派，提倡“农商并举、义利并重”的观点，奠定了温州人重实际、讲实利、求实效的文化思想基础［１３］。

这种思想对温州人的经济和经商意识培育都起到奠基的作用。

温州总体来说是个移民地区，移民文化浓厚。

迁出地与迁入地的民族文化融合为温州后来的多种思想交融带来了契机。

外来的移民带来先进的汉文化知识技术，对温州区域发展水平提升起决定性作用。

同时明清时期受倭寇之患与内有海禁政策的影响，随后闽南移民的加入，使温州区域文化呈现出浓厚的闽南海商文化特色。

这种具有敢于冒险和开拓进取的海商文化与传统农耕文明的兼容并存，也是现在为世人称赞“温州精神”的来源。

２、在外温商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孙学敏，王杰（２０１０）曾指出地区性文化使企业家群体从分散的个体走向群体间聚合，精神也从个体冒险走向协同发展的融合状态［１４］。

根据２０１４年浙江省基本侨情调查，温州籍在海外人数达６８．８９万人之多，是浙江省海外华侨最多的城市，分布在１３１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温籍社团由１９４９年的９个增至２０１４年的２２７个，比１９４９年增加２５倍。

他们呈现出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以地缘组合的社团由地域化向跨国联合大发展。

温州本土的商人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或者是广泛的人际关系把温州的产品销售到海外。

同时温州的海外华侨把海外的信息及时地反馈给温州本土的企业，使其能够准确地把握国际市场的脉搏，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温州模式的发展。

温州企业建立海外分销商打开海外市场，不断地提高产品对该市场的占有率。

同时温州民营企业凭借在传统制造业中的优势和民间积累起来的资本，也兼并收购了海外的企业，加快了温州企业国际化的进程。

五、总结
社会资本对温州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助推作用。

在温州转型阵痛期阶段扎根于自身在社会资本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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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的发展优势，切实把握宏观、中观、微观社会资本和温州本地相契合的因素，不可在转型升级中忽略区域的特殊性，才能更好地在后来的转型升级到“新温州模式”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也为其他地区和模式的研究分析提供参考价值。

在上述的企业家网络和在外温商方面，本文提出一些相应的实质性建议。

在企业家的社会网络中，由于前期温州企业家的形成依赖于“强联系”，然而“弱联系”在企业中后期发挥效用更大［１５］。

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完善各种法律和银行规范，为企业家网络提供更好的服务，使强弱联系合理转变。

温州有众多的在外温商的人力资本，当地政府要多加开发和利用，制定和落实温商回归政策，进而推进产业结构转换调整，从而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温州区域内商业文化认同度极高，所以产生的技术知识较为狭隘和封闭，应不断尝试知识革新，扩大对外交流合作，使部分产业升级换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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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Ｔｈ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ｗｅａｋｔｉｅｓ［Ｊ］．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３，７８（６）．
（责任编辑：胡春雨）
上证５０股指期货
史家亮，刘佳明，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上证５０股指期货的出现对股票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和市场风险规避能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研究上证５０股指期货的核心功能，一方面通过ＡＤＦ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了上证５０股指期货和现货之间的价格发现功能，发现上证５０股指期货对现货具有价格发现功能，现货对期货没有价格发现功能；另一方面通过使用ＯＬＳ模型、ＶＡＲ模型和ＥＣＭ模型等静态套期保值模型研究上证５０股指期货和现货之间的套期保值功能，发现上证５０股指期货的套期保值的有效性较好，并且给出上证５０股指期货市场的最优套期保值比率，用于实现现货市场风险的有效转移。

关键词：上证５０股指期货；价格发现；静态套期保值；最优套保率
沪深３００股指期货自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６日上市交易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学者的重点关注，被各界人士寄予厚望。

随着金融衍生市场的发展和完善，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６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再次推出了两支股指期货——
—上证５０股指期货和中证５００股指期货。

作为后金融时代的新生产品，上证５０股指期货能否充分发挥期货固有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能否与沪深３００股指期货和中证５００股指期货相辅相成，共同促进股指期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上证５０股指期货市场的有效发展程度，而且可以为投资者和投机套利者提供投资投机的建议，为套期保值提供最优的方案。

一、文献综述
关于股指期货的研究，国外学者起步较早。

Ｗａｈａｂ和Ｌａｓｈｇａｒｉ早在１９９３年就对美国标准普尔５００指数期货和英国金融时报１００股指期货进行过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并提出股指期货价格滞后于现货价格的观点。

Ｊ．Ｋａｎｇ和Ｔ．Ｒｅａｎｃｈａｒｏｅｎ（２００６）对韩国的ＫＯＳＰ１２００指数进行研究，认为股指期货价格引导现货价格。

ＪｕｄｇｅａｎｄＲｅａｎｃｈａｒｏｅｎ（２０１４）对泰国的股指期货进行研究，得出现货价格引导股指期货价格的结论。

至于求得最优套期保值比的求解方法，从Ｍａｒｋｏｗｉｔｚ的均值方差框架分析开始，已经出现了ＣＣＣ－ＧＡＲＣＨ模型、ＢＥＫＫ－ＧＡＲＣＨ模型、ＥＣＭ－ＢＧＡＲＣＨ模型等一系列的模型。

而关于动态套期保值模型与静态套期保值模型的优劣之争，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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