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与升华——聆听柏林爱乐2 011年访华演出

震撼与升华——聆听柏林爱乐2 011年访华演出
作者：王纪宴
来源：《艺术评论》 2012年第2期
王纪宴
回顾2011年度北京古典音乐演出盛事，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柏林爱乐乐团于2011年11月
10日和11日在国家大剧院的两场音乐会。

这是柏林爱乐乐乐团首次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也是
该团的第三次历史性访华演出。

柏林爱乐的第一次访华演出是在1979年10月末至11月初，由卡拉扬大师率领。

虽然当时是在北京体育馆这样不理想的场地演出，但时至今日，很多有幸亲耳聆听这场演出的爱乐者仍
会忘情地回忆他们如何排长队买票、目睹心目中神圣的指挥大师卡拉扬。

当时安排的三场音乐
会曲目分别为莫扎特《第三十九交响曲》和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德沃夏克《第八交响曲》以及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贝多芬《第四交响曲》和《第七交响曲》[1]。

媒体对柏林爱乐的这次访华演出给予了最高规格的评价。

《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一日电”：“著名音乐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今天晚上在这里指挥柏林交响乐团（当时国内对柏林爱
乐乐团的统一译法——引者按）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了贝多芬的A大调第七交响曲，受到五千
多名观众长时间的喝彩。

从而结束了柏林交响乐团为期一周的访华演出。

”“卡拉扬完美的指
挥艺术，使两国艺术家的演奏和谐地融为一体，达到了神妙的境界，整个演出动人心弦。

……
中央乐团有二十四位弦乐演奏员和十二位管乐演奏员参加了联合演奏。

”[2]担任此次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演出的翻译张德生撰写评论发表于11月9日的《光明日报》：“在北京美好的秋高气爽的十月，我们迎来了誉满全球的柏林交响乐团。

它在年逾七旬的世界乐坛大师赫伯
特·冯·卡拉扬先生的指挥下，向我们介绍了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德沃夏克和穆索尔
斯基等著名作曲家的不朽作品”。

莫扎特第三十九交响曲“像绢那样富有光泽和柔美”；勃拉
姆斯第一交响曲“清晰分明，编织得非常精巧紧凑，所有的音都是灼热的，而且有惊人的平衡
和透明度。

”[3]指挥家姚关荣的乐评《卡拉扬给我们的启示》则更着眼于从专业角度对卡拉扬的指挥艺术和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特点进行描述分析：卡拉扬“用魔法般的动作牢牢地吸引住乐
队使乐队处于刻划作品深度的意境，把音乐引向动人心弦的高潮。

作为指挥，他在演奏中和乐
队完全融为一体，乐队各声部之间有着室内乐般的默契”。

[4]
柏林爱乐的第二次访华演出是在26年后的2005年11月4日和5日，由西蒙·拉特爵士担任指挥在保利剧院演出了柏辽兹《海盗序曲》、拉威尔《鹅妈妈》、贝多芬第三《英雄》交响曲，海顿《第八十六交响曲》、托马斯·阿代《避难所》以及理查·斯特劳斯《英雄生涯》。

作为这两场音乐会的现场聆听者，笔者虽然被西蒙·拉特尔与柏林爱乐乐团演绎下的海顿的精致、贝多芬的雄浑和理查·施特劳斯的壮丽所感动，但多少觉得与多年通过唱片所熟悉的柏林
爱乐的雄浑之声有差距，而这也是我周围的许多人谈论最多的。

人们心中难以抹去的是在欧美
音乐界和听众中同样存在的一种疑虑，即西蒙·拉特这位英国指挥家能否完整承袭富特文格勒、卡拉扬这些前任大师为柏林爱乐奠定的深厚的德奥传统。

作为世界顶尖级交响乐团中的佼佼者，柏林爱乐乐团所需要的领导者是具有明星式公众号
召力和音乐阐释上具巨大能量的指挥大师。

阿尔布莱希特·里特米勒在一篇关于指挥家类型的
文章中将现代指挥家划分为两大类：像卡拉扬、切利比达凯和卡洛斯·克莱伯这样能作为乐坛“现象”存在、被光环笼罩的人物，以及像欧根·约胡姆和库尔特·马苏尔这样技巧娴熟、功
底深厚却缺少明星色彩的“乐长”式指挥家。

[5]柏林爱乐需要的是后者，这也是约胡姆、马苏尔和萨瓦利施们难以成为柏林爱乐执掌者的关键因素所在。

同时，作为民主制度在艺术领域的
最佳体现，柏林爱乐的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是通过全体团员“直选”而非行政任命产生的。

由
于乐团这一光荣传统，加上乐团特有的、带有神秘色彩的选举方式和过程，在选举结果公布之前，当选者并不知情。

正由于此，1989年10月8日，秋日里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当柏林
爱乐乐团的全体音乐家在柏林西郊的达勒姆小镇的教堂里选出意大利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
作为卡拉扬的伟大继任者、担任乐团第五任音乐总监时，连阿巴多本人也对这一结果始料未及[6]。

同样，十年后的1999年6月23日，当乐团完成选举后正式宣布英国指挥家西蒙·拉特尔将成为新一任音乐总监时，此次任命较之十年前更引起人们思考甚至争议。

直至2000年，一直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经理的埃尔玛·韦因加滕（Elmar Weingarten）对媒体表示：
我不知道这个任命会不会是一次大冒险，因为西蒙是一位真正的英国指挥家，而柏林爱乐
乐团是非常非常德国化的。

我想强调指出，我对二者的评价都很高，但看到它们结合在一起却
是很有趣的。

德国音乐家通常对他们演奏的音乐钻得很深，态度非常严肃，不管他们演奏的是
什么。

而从英国指挥家身上，不管是科林·戴维斯还是罗杰·诺林顿，我发现他们的自我欣赏
远大于他们对音乐的投入，西蒙对于他指挥的某些音乐也保持了一种绝妙的带有嘲讽意味的距
离感——当他指挥海顿或拉莫时，音乐中洋溢着机智。

我倒不是说他疏远音乐，而是他让音乐
舞动，自己津津有味地欣赏。

[7]
韦因加滕的这种看法着眼于音乐总监和他所执掌的乐团之间在风格或者民族性格上的差异，是极有见地的。

但对于更多人，他们的担心更深层次，即在一个文化日益多元化的消费时代，
拉特尔能否不负众望地恢复柏林爱乐乐团曾经有过的成功和辉煌。

如果说19世纪孕育出了交响乐团以及为交响乐团创作音乐的文化传统，并确立它在欧洲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进入20世纪，这种文化面临着日益萎缩的困境。

柏林爱乐乐团迄今为止的发展史堪称交响音乐文化从19世纪到21世纪所走过历程的缩影。

在汉斯·冯·比洛领导下，柏林爱乐确立为一个水准高超的大型交响乐团，阿图尔·尼基什则赋予它丰富的浪漫灵性，富特文格勒将古典和浪漫的遗产熔铸为
宏大的精神王国，卡拉扬则在二战后的文化复苏背景下借助现代录音录像技术的发展将乐团推
向成功的颠峰。

随着文化日益多元化的消费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古典文化的敬仰渐趋淡漠，
古典音乐由丰富深邃的精神体验而逐渐蜕变为音响的游戏和享乐。

在马勒的时代，一部交响乐
新作的首演是整个文化界乃至政要关注的现象，而现在，它大多仅能吸引音乐同行们的注意。

柏林爱乐之所以将音乐总监之职给予西蒙·拉特尔，必然含有对于这位英国音乐家的深切
期待。

拉特尔是一位在专业修养上令同行钦佩和热爱的指挥家，对音乐的理解透彻准确，与合
作者有着最默契的配合。

更重要的是，他作为指挥家的人格魅力和感召力、他对音乐领域里所
有新观念和新事物的敏锐意识、对于新的创作的激发和推动，这一切使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
理想的音乐文化使者。

拉特尔与乐团合作的方式是传统和古典式的。

他并不是喷气式飞机时代
那种满天飞的指挥明星，而是与自己所执掌的乐团紧密相连、息息相通的音乐总监。

从1980年担任伯明翰市立乐团首席指挥开始，在二十二年里，他与这个乐团结下的深厚关系成为当代乐
坛的佳话。

在音乐阐释方面，拉特尔是最具有开放观念的指挥家之一。

他大力倡导当代音乐，在英国
连续十年举办的现代音乐节“走向千禧年”（Towards the Millennium），堪称当代乐坛最伟
大的音乐工程之一。

同时，拉特尔一直密切注意当代乐坛上一个方兴未艾的新潮流——古乐器
运动，吸取其中的新观念和新手法。

他从这一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罗杰·诺林顿那里获益匪浅，与约翰·埃里奥特·加德纳有着亲切的交往，他自己甚至成为这一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之一，与古乐器演奏团体“启蒙时代乐团”有着固定合作。

拉特尔的指挥风格尤其是对于古典作曲家
的理解和阐释充分借鉴和吸取了古乐器运动的演奏经验，产生出一种富有新意的清新风格，具
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2011年柏林爱乐两场访华音乐会的门票迅速售罄，这说明柏林爱乐在我国音乐爱好者心目
中的崇高地位难以取代。

那么，执掌柏林爱乐已经9年的西蒙·拉特会让这个传奇般的伟大乐
团的演奏呈现出什么样的风貌？尤其是在此次所选定的对乐团、指挥和听众都构成严峻考验的
布鲁克纳和马勒的两部著名《第九交响曲》中？
11月10日晚，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西蒙·拉特爵士出场，脸上洋溢着他独有的富有亲和
力的灿烂笑容。

拉威尔《丑角的晨歌》开头拨弦一响起，我即震惊于柏林爱乐的声音——难以
置信的饱满浑厚、高度的融合一体、充满活力、魅力四射的音色。

拉威尔奇诡灿烂与复杂的技巧，在拉特与柏林爱乐手里显出一种游刃有余的洒脱豪迈，丝毫不因技巧的高度熟稔而透出有
些优秀乐团常难以避免的匠气。

第二首曲目是日本作曲家细川俊夫的圆号与乐队协奏曲《那时花开》。

这是由三个世界顶
级艺术机构——柏林爱乐乐团基金会、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和伦敦巴比肯中心——联合
委约之作，题献给柏林爱乐乐团技巧精湛的圆号首席斯特凡·多尔先生，此次演出的独奏者仍
由他担任。

这首听起来怪异艰涩的新作令许多人质疑柏林爱乐的曲目选择，其实这正符合拉特
与今日柏林爱乐的思路的，当代新作在二者的音乐会上常占据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就像6年
前的托马斯·阿代。

《那时花开》之艰涩，首先在于乐句进行，开头数分钟听起来似乎就是一
个长音在持续，四位铜管“准独奏”以及曲折艰涩的和声叠加，似乎颇与《那时花开》这一曲
目所提示的优美意境不符，音乐表达的更多是生命与存在的光怪陆离。

布鲁克纳的作品在技巧与音色稍逊的乐团奏来，对于一般听众常常难以卒听，而第九交响
曲的深奥幽邃尤其需要指挥家和乐团“披荆斩棘”从中找到富有说服力的逻辑线索。

耳畔回荡
着卡拉扬大师澎湃乐声的爱乐者禁不住以卡拉扬的阐释来比照拉特，自然会有诸多不同。

如在
第二乐章“谐谑曲”中定音鼓与铜管乐主导的著名的“锤击”节奏，拉特尔不像卡拉扬那样具
有刀劈斧凿般的犀利感，但这并非意味着拉特尔的布鲁克纳不够“德奥”，拉特尔追求的是一
种更具现代感同时不违背传统的清新阐释。

柏林爱乐的合奏有一种为全世界任何其他乐团所没有的特质，一种极难描述却又始终强烈
感觉得到的特质，一种超越和摆脱了物质外壳的更纯粹、更本质的声音，一种不再使人的思绪
附着于乐器、乐团而是翱翔于有形世界之上的声音。

与拉特尔和柏林爱乐很多团员熟识的我国
打击乐演奏家李飚感叹：拉特与柏林爱乐对音色的要求是来过大剧院演出的所有乐团中最追求
完美的，拉特尔为乐队声部的摆放想尽办法[8]，属于真正的大师级的考究。

我们在10日晚面
对的与柏林爱乐平素习惯不太一致的、更传统的欧洲式摆法，第一和第二小提琴分列与指挥左右，而低音提琴置于乐队背后成一字线摆开，则与维也纳爱乐在金色大厅的常规摆法相同——
来自剧院乐池的传统摆法。

木管、铜管和打击乐的位置在每首乐曲中都有很大调整。

但演出之
后拉特与乐团对声音效果仍不满意，李飚建议拉特大师不妨在翌日的音乐会上回到柏林爱乐原
来的摆法。

11日晚的马勒《第九交响曲》对西蒙·拉特尔其实是更大的挑战，因为对于熟悉这部作品
的听众，卡拉扬1982年在“柏林音乐周”指挥柏林爱乐演奏此曲的录音是难以逾越的巅峰；而对于不熟悉这部作品的听众，近90分钟以死亡为主题的管弦乐如何使他们带着持续的兴趣和专注聆听？我相信，即使对马勒《第九交响曲》不甚熟悉的听众也有可能被柏林爱乐的声音吸引
而自然地步入马勒丰富深刻的精神世界，为音乐而震撼，随音乐而升华，尤其是第四乐章“柔版”中，最突出的不仅是时时如浪潮般扑面而来的强奏，还有其弱奏，弱到极致而仍不失声音
的质感、光泽和内在律动的弱奏。

难怪当伯恩斯坦终于在1979年10月4、5日有机会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马勒《第九交响曲》之后，慨叹“我从未听到过如此精致柔和的演奏”[9]。

布鲁诺·瓦尔特描述马勒第九交响曲柔板乐章的尾声是一种“像一片浮云消逝在蔚蓝天际”[10]的
澄澈之境，人们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描述过于诗意和夸张，而拉特尔与柏林爱乐让人确信——如
同瓦格纳笔下的人物汉斯·萨克斯在《纽伦堡的名歌手》中所唱的——“一切就应如此”[11]。

注释：
[1] P hilharmonic Autocrat, The Concert Register of Herbert von Karajan,
compiled by John Hunt, Published and copyright 2001 by John Hunt, Volume 2,p.309.
[2]《柏林交响乐团和中央乐团在京联合演出》，《人民日报》1979年11月3日，第4版。

[3] 张德生：《出类拔萃的指挥，扣人心弦的演出——观听柏林交响乐团访华演出》，
《光明日报》1979年11月9日，第3版。

[4] 姚关荣：《卡拉扬给我们的启示》，《人民音乐》1979年第11-12期，第58-59页。

[5] A lbrecht Riethmller: Die Verd chtigung des Virtuosen: Zwischen Midas von Akragas und Herbert von Karajan. In:Virtuosen: ber die Eleganz der Meisterschaft. Paul ZsolnayVerlag Wien 2001, S.118.
[6]Norman Lebrecht, The Maestro Myth, Great Conductors in the Pursuit of Power, Pocket Books, London, 1997, p.216.
[7] S tephen Johnson, “The English Tradition”, in T 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onducting, edited by Jos Antonio Bow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2003, p.190.
[8] h ttp:///2309038977/xwXCDzYlL
[9] 见Peter Gradenwitz为伦纳德·伯恩斯坦1979年10月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马勒第
九交响曲现场录音CD（DG 435 378-2）所撰“G 435 378-2勒第九交响曲现场录…Bernstein Berlin Philharmonic －Mahler: Symphony No.9”。

[10] Bruno Walter, Gustav Mahler, translation from the German, supervised by Lotte Walter Lindt, Hamish Hamilton, London, 1958, p.110
[11] “Im Lenz wohlmBtes so sein”（在春天，一切就应如此），瓦格纳《纽伦
堡的名歌手》第三幕第一场，汉斯·萨克斯唱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