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云南麝香对日贸易口岸与输出线路的变迁

清末民初云南麝香对日贸易口岸与输出线路的变迁
王琦
【摘要】麝香是我国对日贸易重要输出品,其中尤以云南麝香最受日本欢迎.清末云南麝香从丽江、阿墩子等地经陆路东运至长江中游各口岸出口到日本,其中以汉口
港为主,宜昌次之.1890年后重庆逐渐取代汉口成为云南麝香对日最大贸易港.辛亥
革命后以恒盛公为代表的鹤庆商帮新开辟海上贸易线,将麝香西运至印度,经加尔各
答港再海运至上海.上海遂成为民国时期云南麝香对日输出的最重要港口,但此时中
日麝香贸易已趋衰落.
【期刊名称】《文山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7(030)005
【总页数】4页(P32-35)
【关键词】清末民初;中日贸易;麝香
【作者】王琦
【作者单位】安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淮南 23200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752.9
麝香，拉丁名为Moschus，其药用来源系麝科动物（Moschidae）的体内分泌物。

作为一种珍贵中药材和香料，麝香历来在日本大受欢迎。

大唐天宝二年鉴真东渡日本时就曾采买麝香作为礼物[1]。

宋代商人赴日“和市”贸易时也多选择麝香等“唐物”馈赠给日本皇室与大臣[2]。

明代我国麝香从广州经澳门运至日本长崎港，
利润率可达75%至130%[3]。

延至清代，麝香更在中日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

据
清末时期海关统计，我国茶叶、湖丝等传统对日贸易品已经“一蹶不能复振。

近年销数尚有可观，况有天然各货为中国所独擅长者，即如麝香、香油、棉花等
类”[4]。

然而学界对此缺乏关注，至今尚未有专文对近代中日麝香贸易给予论述。

本文以最为日本市场所重的云南麝香为研究对象，探讨清末民初云南麝香对日输出线路和主要贸易港口的变迁情况。

云南麝香历史悠久，据唐代《蛮书》记载，“麝香，出永昌及南诏诸山，土人皆以交易货币”[5]。

到清代，云南麝香已闻名遐迩，时有“滇麝甲于天下”的美誉，
其中尤以滇南所产为最佳[6]。

而至晚清时期，滇南开化（今文山）所产麝香虽然
质量上好，但是数量已经极稀少，麝香的主要产地已经集中在滇西北和滇西一带，“从丽江进入到阿墩子（今属德钦县）直至西藏一带都有”[7]。

从地域上看，“云南麝香今分墨江麝香，贡山、上帕、阿墩麝香及腾冲之明光麝香等。

滇中真品，称为西香，入药有力，故至今仍珍视之。

除上举诸地外，会泽、峨山、姚安、蒙化、剑川、兰坪、维西、中甸、顺宁等处亦已产麝闻”[8]。

19世纪日本汉方医学界普遍将麝香作为一种重要的中枢神经兴奋剂广泛用于治疗
小儿痉挛、热性病等症状[9]。

故此日本对麝香需求旺盛，而日本国内并不出产麝香，因此高度依赖于海外的麝香进口。

19世纪下半叶日本市场上的麝香主要来自
中国，法属印度支那和俄罗斯三国。

日本将从越南东京输入的麝香称为“本口麝香”（西方人则称其为东京麝香），将俄罗斯所产的麝香称为“白毛麝香”（西方人称之为西伯利亚麝香），认为其药效均不如来自中国的麝香[10]。

根据日本大藏省关税局的统计资料，1899-1908年间中国麝香持续占据日本进口总额的85%以上，近乎完全垄断了日本市场[11]。

而在中国各地所产麝香中，日本又最为重视来自云南的麝香。

18世纪日本学者西川如见在其名著《增补华夷通商考》中称赞产自云
南蒙化府和姚安军民府的麝香是“中华第一，上好”[12]。

清末民初时期日本重庆
总领事馆的官方调查报告中则将中国麝香分为上等、中等、下等三类，云南麝香被认定为“一等品”，一两麝香在重庆市场上的售价高达31～32两白银，价格接近下等品的2倍[13]。

日本东亚实进社等贸易团体也认为由于云南人可以直接在麝的交尾期直接捕获麝香，因此“中国麝香以云南产为第一，其品质亦为世界第一。

云南麝香的主要产地是大理与丽江二府及其与西藏接壤之地方”[14]。

由此可见，云南麝香凭借上乘的质量，在日本赢得难以撼动的良好口碑，较其他麝香具有比较明显的市场优势。

清末云南贸易输出品以药材和茶叶为二大宗，而药材又以茯苓、麝香、三七等为主。

其中麝香的主要集散地是丽江、大理下关和阿墩子等地。

丽江是滇藏贸易的枢纽，据1903年入滇考察商务的英国领事李敦的观察，“沿路往来商人半皆自西藏，贩药材、麝香至丽江，贩取茶、糖、布疋而归”[15]。

而“云南省际贸易之途径，……迤西一带与康藏发生交易，而以下关、丽江为货物聚散之中心”[16]。

此外，阿墩子也是云南麝香的重要集散地。

“阿墩为滇川藏商人荟萃之要埠，……由藏进滇之货，到墩必更换马脚，又由滇进藏之货，到墩亦须更换方能进行”[17]。

日本方面的调查也认为，云南麝香以阿墩子附近产出量为最多[18]。

清末，云南“本省与各省之通道可分五路十二线”。

其中滇黔路起自昆明，入黔穿湘，直至汉口，为滇省与国内交通之主脉。

清末以来“西南水运，素称不便，尤
以云南为甚。

河流虽多，大多湍急，几无水运可言”[19]。

因此滇黔路货物多用
牲口负驮，“此为最重要之通商路线。

查当时云南省进口货包括盐，自汉口来之棉花及土布，用汉口花在四川纺织之棉纱布匹，烟草，出口货包括五金药材及普洱茶”[16]。

由此可知，云南麝香主要是沿传统的省际贸易路线经陆路东运贸易的。

根据日本学者町田实一于1889年所著《日清贸易参考表》中的统计资料，晚清时期我国麝香对日贸易主要是经过长江中游港口输出的，其中以汉口港为第一大港，输出量约占到总输出量的64%。

同处长江中游的宜昌港次之，输出量约占到总输
出量的21%，两港输出量合计占到总输出量的85%。

而除上海港外，长江中下游的九江、芜湖、镇江等港口均未参与麝香对日贸易[20]。

据日本农商务省商工局的实地调查，清末汉口市场上共出售三种麝香，其中云南麝香被认为“品质上等”，售价每斤高达350两白银，而四川麝香则被评为“品质中等”，每斤250～260两，陕西麝香为“品质下等”，按质估价，每斤售价不一[21]。

因此，从事麝香贸易的云南药材商们云集于汉口，据日方观察，这些云南商人与贵州商人被合称为“云贵帮”，他们从云南贩运麝香、云土（鸦片）等大宗商品到汉口出售，再购买棉丝、布匹、洋货等商品返程回云南贩卖[22]。

1891年重庆开埠后逐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外贸港。

据1895-1897年间法国里昂商会赴滇商务考察报告的记载，“云南的全部麝香产量，其约估价值为500万法郎，其中至少有一半会出现在重庆市场上，除此，云南府市场上的麝香几乎全都南下到缅甸的八莫”，为英国所控制销售[23]。

而据日方的调查，重庆市场上麝香主要产地是四川的打箭炉、松潘，云南和贵州。

十家商号控制了重庆的麝香对日销售，其中两家便是云南商号，一家是来自蒙自的“广昌和”，另一家则是民国之后长期垄断云南麝香经营的鹤庆商号——“恒盛公”[24]。

由此可见，重庆的崛起对汉口的麝香对日出口贸易形成了极大冲击。

汉口港的麝香出口量较之前大幅下跌，而且出口金额也严重下滑。

据日本农商务省1888年的估算，汉口港当年的麝香总输出金额可达248 292两白银[25]。

而据日本长崎海关调查，明治三十八年（1905）汉口仅出口了麝香1 210两，价值海关银25 022两；明治三十九年（1906）汉口出口了麝香1 632两，价值海关银29 703两[26]。

但是重庆港在1897年的麝香输出金额就达到了581 854海关两，1901年更上涨为842 845海关两[27]。

由此可见，重庆1890年开埠后已经逐渐取代汉口，成为我国麝香对外输出第一大港。

而从1910年开始，汉口江汉海关报告中，已不再将麝香列为重要输出品了。

近代以来，“云南的药材产地主要是与康、藏、川接壤的地区，因为只有少数商人贩运，往往形成垄断经营，云南省经营药材的商号主要是恒盛公，长期以经营麝香等药材为主”[28]。

“恒盛公”是近代云南三大商帮之一——鹤庆商帮的五大商
号之一，由张泽万清末年间创办于汉口[29]。

辛亥革命后，张泽万将“恒盛公”总号移至上海[30]。

张泽万最大的贡献在于将滇藏之间的麝香贸易延伸到了印度，开拓了云南麝香的海上贸易线路。

张氏早期在经营川茶藏销时，曾于1900年由缅印通道进入印度，再由噶伦堡进入西藏考察。

民国建立伊始，张泽万在下关、丽江收购麝香之后改向西运至拉萨，汇同在西藏收购的麝香经亚东口岸运至印度噶伦堡，再交加尔各答港船运至上海“恒盛公”总号销售，利润相当丰厚。

据曾任“恒盛公”总经理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张相时估算，当时云南麝香“集中于德钦、昆明者，约200斤左右，销往印度者约200斤左右”[29]。

此后上海逐渐成为民国时期云南麝香在省外的
主要集散地，“恒盛公”总号“除在云南采购麝香外，已经可以在上海就地采购了，而在上海就地采购的，其来源亦不外云南与印度”[29]。

张泽万开辟海上贸易线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解决资金汇兑问题。

近代滇藏地区金融业发展滞后，金融网点不健全，大额资金汇兑困难。

1912年民国政府平定拉萨动乱时，入藏川军所需军饷无法及时在国内完成汇兑，导致“半年无饷”，只得借助于境外金融机构，“务恳拨银十万两汇印度天益（指印度华侨陆兴祺在加尔各答所开设的天益号商行）转藏，以济眉急”[31]。

张泽万也是借此解决汇兑难题的，即将云南货物运至拉萨出售，然后将货款换成印度外汇，由英国汇丰、渣打等银行转汇回上海，再由上海“恒盛公”总号转汇到康定、雅安等地的供货商，以实现资金的快速周转。

在新的海上贸易线路的促进下，上海成为民国时期我国麝香对外输出的最大贸易港。

“去岁武汉革命风云顿起，由西藏运到上海交与本地行商合计麝香之价值，约有沪
平五万两之谱”。

虽然重庆依然是四川麝香的主要出口港，但是其地位已经被上海所超越。

舆论惊叹道，“中国输出麝香独一无二之港口，惟上海是也。

查上海一埠，每年输出之麝香，价值总在七十余万两之谱”[32]。

然而不幸的是，此时的中日麝香贸易已进入一个衰落期，法、美等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我国麝香最主要的贸易国[33]。

根据日方统计资料，1909年中国麝香运至法美两国的出口额合计已占总额
的66%左右，而出口至日本的份额不足4%左右[34]。

虽然张泽万本人非常重视开拓云南麝香的日本市场，曾两次携带麝香到日本推销，售给日本的中药店[29]。

但是出于种种原因，中日麝香贸易日趋衰落，已难再现往日辉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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