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阈下《奥塞罗》和《伤逝》之比较

女性主义视阈下《奥塞罗》和《伤逝》之比较
作者：陈小廷
来源：《文学教育》 2016年第8期
陈小廷
内容摘要：《奥赛罗》和《伤逝》分别是莎士比亚和鲁迅的悲剧作品。

虽然两部作品产生
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出于风格迥异的作家之手，但在女主人公的命运及悲剧根源等方面却
有着惊人的相似。

本文采用女性主义视角来分析这两部作品，试图证明男权中心文化的毒害是
两位女主人公悲剧的根源，女性地位的提高需要男性和女性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反叛回归悲剧根源女性主义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被称为“人类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

《奥赛罗》是他的四大悲剧之一，描写了摩尔人奥赛罗和威尼斯贵族小姐苔丝狄蒙娜之
间的爱情悲剧。

《伤逝》是我国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创作的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着
力刻画了男女主人公涓生和子君由相亲相爱到分手以及最终导致子君郁郁而死的悲剧故事。

这
两部作品尽管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出于风格迥异的作家之手，但在女主人公的命运及
悲剧根源等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一、相似的反叛
《奥赛罗》的女主人公苔丝狄蒙娜出身高贵，端庄美丽，天真纯洁。

在父亲勃拉班修的眼里，她是“一个素来胆小的女孩子，她的生性是那么幽娴贞静，甚至于心里略为动了一点感情，就会满脸羞愧……”。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女孩子，却有着传统女性完全不具备的勇气。

传
统上，女人在择偶时总是处于被动和从属角色，对自己的婚姻基本没有任何权利和主动性可言，只能等着父亲的安排和男性的挑选。

而苔丝狄蒙娜，这个看似柔弱的女性，在面对自己的婚姻时，却一反传统的束缚和偏见，不顾世俗，自己选择了丈夫，而这个丈夫竟然还是被人称为
“黑鬼”、遭人歧视的异族人。

被奥赛罗一生的经历、遭遇和他卓著的功绩及坦荡的个性所打动，苔丝狄蒙娜主动向奥赛罗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她（苔丝狄梦娜）向我（奥赛罗）道谢，对我说，要是我有一个朋友爱上了她，我只要教他怎样讲述我的故事，就可以得到她的爱情。

我听了这一个暗示，才向她吐露我的求婚的诚意。

”她甚至违背父亲意愿，不顾金钱、门第、
甚至种族等限制同奥赛罗私奔。

面对自己的父亲和威尼斯众元老的指责，苔丝狄蒙娜不仅勇敢
地为奥赛罗辩白，还毫无顾忌地宣布：“我的大胆的行动可以代我向世人宣告，我因为爱这摩
尔人，所以愿意和他过共同的生活。

我的心灵完全为他的高贵的德性所征服，在他崇高的精神里，我看见他奇伟的仪表。

我已经把我的灵魂和命运一起呈现给他了。

”对于17世纪威尼斯的一个贵族少女来说，苔丝狄蒙娜的所作所为违背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是“重大的逆行”，表现了她反叛的性格和自我意识的觉醒。

《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和苔丝狄蒙娜一样是一位反叛父权制，追求自我，争取恋爱自
由的新女性。

受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子君渐渐觉醒，她脱离了传统的社会价值观，不顾父
亲和叔父的阻挠和反对，毅然决然与之断绝关系，离家出走和涓生同居了。

面对世人“探索，
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连自以为思想解放地很彻底的涓生都“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
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而子君“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
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如苔丝狄蒙娜一样，子君坚定地宣布自己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
主和人格独立的决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有觉悟的妇女对封建伦理观念产生怀疑、动摇，并且进
行抗争，她们的这种觉悟首先表现在争取爱情自由、婚姻自主上。

”苔丝狄蒙娜和子君在婚姻
中的自主性和对于纯真爱情的追求无疑是对父权社会传统观念的挑战和颠覆，体现了她们自我
意识的觉醒，可以说，二者都具有一定的新女性的特质。

二、相似的回归
女性主义者认为，在父权社会中，女性依附于男性，处于“他者”地位，婚前服从父亲，
婚后顺从丈夫。

虽然苔丝狄蒙娜和子君不甘心屈从于命运和男权社会对自己婚姻的安排，冲破
了种种有形和无形的枷锁，颠覆了父权社会对女儿角色的定位，争取到了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但是二者却无法彻底摆脱男权中心文化的影响，在家庭生活中自觉接受父权社会为女性所设定
的行为规范，回归到了传统女性的角色。

在婚后，苔丝狄蒙娜与婚前判若两人，对丈夫奥赛罗百依百顺，把自己置于依附和从属的
地位。

正如她对自己的父亲所说：“可是这是我的丈夫，正像我的母亲对您克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把您看得比她的父亲更重一样，我也应该有权利向这位摩尔人、我的夫主尽我应尽的名分。

”作为妻子，她总是服从丈夫的命令，不敢有丝毫的违逆：“您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总
是服从您的。

”在遭到奥赛罗的喝斥时，苔丝狄蒙娜不断地责怪自己的同时，也一味地为丈夫
开脱：“我们不能把男人当作完善的天神，也不能希望他们永远像新婚之夜那样殷勤体贴。

爱
米利娅，我真该死，会在心里抱怨他的无情；现在我才觉悟我是错怪他了。

”甚至于奥赛罗当
着众人的面打她，叫她魔鬼，粗暴的让她滚开时，她也只是一味地忍让：“我不愿留在这儿害
您生气。

”在丈夫恶毒地骂她“娼妇”时，她还在检讨自己，希望能够重新获得丈夫的宠爱。

当丈夫受伊阿古挑唆要杀她时，她为自己的辩白也是苍白无力，并且至死也不愿意说出是奥赛
罗谋杀了自己：“谁也没有干，是我自己，再会吧，替我向我的仁慈的夫君致意。

”由此可见，婚后的苔丝狄蒙娜以父权社会中的女性价值观作为标准，迎合主流文化对“家中天使”的期盼，凡事以丈夫为中心，失去了自我意识。

正如大卫·本文顿所指出的：“苔丝狄蒙娜最终非常悲
哀地陷入了威尼斯世界对女性所期望的那种被动沉默的地位的俗套。

”
同居后的子君在对男人丧失自我般的依赖上与苔丝狄梦娜如出一辙。

虽然当初主动追求爱
情是一种积极的行为，但是，在和涓生同居后，她同苔丝狄蒙娜一样回归到了传统的女性角色，把自己置于被动和劣势位置。

像所有中国传统女性一样，子君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
家庭模式。

如同蜗牛和乌龟一样，子君从不离开家，与实际的社会生活接触甚少，没有工作，
没有经济基础，将自己生活的保障完全寄托在丈夫身上，而她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劳动，精心照
顾丈夫的生活，并“于此却倾注着全力”，“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贴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
是这样地粗糙起来。

”然而，“尽管这样整日劳碌，子君“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

”可见，子君的生活乐趣全在涓生身上，把服侍他看作是自己生活的全部意义，对于自己传统妻子
的角色是相当满意的。

在父权社会中，女人被男人剥夺了说话的权利，她们没有发言权，只有沉默。

在涓生这个
家长面前，子君从未开口表达过自己的意愿，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和话语权。

在自己尽心准备的
饭菜不但没有得到涓生的赞扬和感谢，反而是一句忠告时，子君没有为自己的付出辩解，只是“看了我（涓生）一眼，不开口，神色却似乎有点凄然”；在自己喜欢的油鸡被吃掉，自己喜
欢的阿随被涓生强制丢弃后，子君也只是表情凄然，没有开口；在涓生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并且自私地把她当沉重的包袱一样甩开后，子君依然只有沉默。

沉默的子君成了没有思想，没有尊严，任由命运和男人摆布的人，最终也在这沉默中死去。

无论是苔丝狄蒙娜还是子君，两者在婚后不仅没有表现出当初追求爱情时的主动精神，反
而自觉回归到男权文化所规定的角色，非常典型地表现出了男权社会中传统女性的致命弱点：
对男人的依附与屈从，而这种没有自我的依附和屈从也是造成其悲剧的重要原因。

三、相同的悲剧根源
表面看来，造成苔丝狄蒙娜和子君悲剧命运的原因是不同的：前者是由于丈夫的妒忌而被
其扼死，后者则是由于丈夫狠心抛弃抑郁而终。

实质上，两人有着相似的悲剧根源：男权中心
文化的毒害。

中西方历史上很长时间以来，女性处于被压迫的地位。

在家中，妻子“不过是一个奇怪的、低劣的，算不上是人的物种，她们像小孩一样，只有靠男人的支撑，才能生存下去”。

在受到
奥赛罗的责骂后，苔丝狄蒙娜说：“小孩子做错了事，做父母的总是用温和的态度，轻微的责
罚教训他们；他也应该这样责备我，因为我就是一个娇养惯了的孩子，不惯受人家的责备的。

”在《伤逝》中，涓生在描写子君时，也用了“孩子”这一称呼。

他向子君求婚时，子君“孩子
似的眼里射出悲喜。

”他对子君说出分手时，子君“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睛。

”在涓生的回忆中，子君也是“睁了孩子气的眼睛，恳托
似的看着我。

”苔丝狄蒙娜和子君就像孩子一样被男权社会剥夺了生存自主权。

她们丧失了自我，对自己的丈夫表现出了极强的依赖性，这种依赖不止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对于苔
丝狄蒙娜和子君来说，自己唯一的生活保障和精神支柱就是自己的丈夫，失去了他们的爱和经
济支撑，两者只有死路一条。

不可否认，奥赛罗对苔丝狄蒙娜的爱是真诚的。

在他眼里，苔丝狄蒙娜就是“和煦的阳光”、是他“心灵的归宿”、“生命的寄托”和“活力的源泉”。

但是，奥赛罗对于妻子的爱
始终没有胜过他脑子里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

在奥赛罗眼里，苔丝狄蒙娜就是他的私有财产，
可以任由他支配：“啊，结婚的烦恼！我们可以名义上把这些可爱的人称为我们所有，却不能
支配他们的爱憎喜恶！我宁愿做一只蛤蟆，呼吸牢里的浊气，也不愿占住自己心爱之物，让别
人把它相拥。

”苔丝狄蒙娜被他称为“物”，可以为自己“所有”，“占住”，可见奥赛罗深
受男权文化的影响，并没有把妻子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而是将她物化，视为自己的私人财产，可以随意处置，甚至是将她毁掉。

正是因为奥赛罗骨子里的男权主义，伊阿古的阴谋轻易地得
逞了。

对于奥赛罗而言，苔丝狄蒙娜被指控的跟人私通的罪名等于“盗去了他什么东西”，是
对他自己财产的破坏，损坏了他的名誉和尊严，挑战了他的权威。

所以，苔丝狄蒙娜“必须因
此而死”，“否则她将要陷害更多的男子。

”
涓生是接受了新文化的五四青年，相比奥赛罗来说，他具有比较先进的思想，但是就是这
样一位“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的新知识分子也和奥赛罗
一样挣脱不了男权意识的束缚。

和子君同居后，涓生对子君的不满日益增多：不满她不给自己
喜欢的花浇水，不满她养自己不喜欢的油鸡和狗，不满她叫狗“阿随”，不满子君忙于家务而
不陪自己读书和散步，不满她装作勉强的笑容，不满子君将他轻易不吃的羊肉喂阿随，不满自
己失业时，“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不
满为《自由之友》译书时，“没有一间静室，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了，屋子里
总是散落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这种种的不满都是因为涓生觉得自己
是一家之主，事无巨细都应该以自己为中心。

卡罗·吉里根认为：“当女性为男人提供照顾时，男人由于男性心理定势及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并不在意、珍惜这种关怀。

”对于子君日夜操劳
地照顾他及他们这个家，涓生不但不珍惜，反而心里不快，只是觉得子君浅薄：“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

”生活窘迫时，他没有和子君相互扶持，克服困难，而是视子君
为“只知道捶着衣角”的累赘，一人逃避到图书馆，将子君留在家中，独自承受寒冷与孤寂。

尽管他知道与子君分手后，子君所面对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威严和旁
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以及“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他却依然决绝地说出分手，并且极其虚
伪地说是为了子君好：“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自始至终，子君深爱着涓生，愿意为他牺牲所有，但是涓生却从未给予她任何的感谢、鼓励与帮助。

在涓生对待子君的态度中，充满着对子君的不平等，无不透露着涓生的男性沙文主义思想和传统价值观念。

四.结论
《奥赛罗》中的苔丝狄蒙娜和《伤逝》中的子君都曾经是具有自我意识的新女性，她们勇敢地突破了父权制的束缚，主动追求自己理想的爱情与婚姻，具有新女性的特质。

但两人在走出第一步后，却摆脱不了父权制的束缚，最终不约而同地回归到了传统女性角色。

综上所述，苔丝狄蒙娜和子君的悲惨结局有着同样的根源：男权中心文化的毒害。

《奥赛罗》和《伤逝》体现了莎士比亚和鲁迅对于女性的同情，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了中西方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悲惨命运，同时也警示我们，只有男性和女性共同努力，彻底摆脱男权思想的影响，女性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男性和女性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参考文献
[1]Philip. C. Kolin. Othello: New Critical Essays[M]. Routlledge New York and London,2002.
[2]恩格斯. 反杜林论[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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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鲁迅. 鲁迅作品[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6] 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喜剧悲剧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作者单位：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