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温酒斩华雄_看_三国演义_的人物性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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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描绘三国时代一幅政治风云的彩色画卷。

它着重表现的是当时各个政治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紧张尖锐的斗争。

这种斗争发展成为接连不断的对政治权力的争夺和军事冲突，因而一连串的战争，构成了小说主要的内容。

作品艺术上的最大特色，也就突出地表现在对于战争的出色描写上。

《三国演义》描写战争，不论是千军万马的大会战，或者是单枪匹马的个人搏斗；不论是对垒几个月相持不下的持久战，或者是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速决战；不论是酣战几百回合不分胜负的大鏖战，或者是三刀两枪结束战斗的突击战，都写得有声有色，各具特点：或力敌或智取，有火攻有水淹，时而奔驰疆场，时而运筹帷幄，时而火一般的血战，时而诗一般的抒情，给人们展示出一幅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战斗风云图。

然而，读起来，不仅毫无凄惨阴森的感觉，而且不时予人以雄健的感染或智慧的启发。

尤其可贵的还在于作者不是为写战争而写战争，而是在战斗的环境中展示了人物的性格，让他的一系列战斗英雄的群像都从战斗的环境中站立出来。

既写了战争，又突出了人物性格。

第五回“温洒斩华雄”这段描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是一个并不算大的战斗场面，可是却写得惊天动地、气象万千；而且在这个战斗环境里表现了不少不同的性格，尤其是成功地塑造出了关羽这个超群绝伦的古代英雄的形象。

斩华雄这件事，就关羽个人来说，这是他一生英雄的战斗历史的开端——
—这以前他只不过是一个区区县令手下的马弓手，这以后就不断地斩将立功，声名大震。

就这次战争的意义讲，他为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的联军赢得了第一个胜利，大大打击了董卓的气焰，为联军进入汜水关，大破虎牢关打开了胜利之门。

斩华雄以前的形势是这样的：十七路诸侯响应了曹操的号召，公推袁绍为盟主，以长沙太守孙坚为先锋，联合讨伐董卓。

兵进汜水关，首次交锋，就迎上了劲敌董卓的部将华雄。

华雄这个人十分骁勇，第一阵就刀劈了诸侯军的部将鲍忠，接着又赶得先锋孙坚走投无路，连头上的帽子都作了敌人的胜利品；如果不是部将祖茂以死掩护，恐怕连孙坚的性命也很难保。

战到天明，华雄引兵上关；兵临城下，形势十分紧张。

先锋孙坚“伤感不已”，盟主袁绍束手无策，只好聚众商议退敌之策。

众诸侯又是一个个闭口不语。

在这种窘迫的情势下，探子来报华雄引铁骑又来寨前大骂搦战，袁术骁将俞涉、韩馥上将潘凤出去迎战，接连都被华雄斩首。

正在众人大惊失色的时候，关公在一杯酒还没凉下来的一刹那间，已提了华雄头掷于地上。

这一段不到六百字的精炼的描写充分显示了作者独特的艺术创造力。

本来，这是一个战斗英雄斩将立功的战斗场面，一般的写法总是要大写特写战场的情景。

然而在这里，《三国演义》的作者却不直接去写战场，而是着意地来写会场，把战场放在会场的后面来写，会场的空气和人们的情绪又完全受着战场的支配。

就象是一幕剧，场景始终不换，戏一直在中军帐里开展，战斗放在后场进行。

可是，战场上的杀声、鼓声、喊声却一直震荡着会场上人们的耳鼓和心弦。

鼓声、杀声，折兵斩将，全是耳闻；议论、争吵，派兵遣将，才是眼见。

全场的中心人物关羽往来于战场、会场之间，他的冲锋陷阵的声势和神威，是耳闻；“鸾铃响处，马到中军”的刹那之间，可以说是耳既闻，眼已见；“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的英武气概，才是眼见。

而会场上的人们，时而“大惊”，时而“失色”，时而“失惊”，时而又“大喜”，时而又“大怒”或“大叫”。

这些激荡不安的情态，又无一不和战场的动静紧紧相关。

这样就把战场和会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

同时，由于既有会场，又有战场；既写耳闻，又写目睹；既有实际情景的描绘，又有情势气氛的烘托，就对英雄人物的创造，更起着一种传神壮威的作用。

这种实写会场，虚写战场的艺术手法，首先是在有限的篇幅里取得了更大的容量，丰富了作品的思想、艺术。

既不至陷于孤立地去表现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同时又可以通过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巧妙地揭示出诸侯军内部的复杂性，使中心人物的形象在复杂的矛盾关系中突现出来。

这支讨董大军，本来是由十八路诸侯纠合起来的一支混合联军，内部关系复杂，矛盾重重。

安排这样一个会议场面，就便于在描写敌我双方决斗于疆场的同时，又表现出联军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

会场的空气是那样紧张，人们之间的情绪又是如此的对立。

有惊有喜，有恼怒，有喧嚷，有争吵，有议论。

同样是斩华雄这一件事，有人喜，有人怒。

同样是关羽这一个人，有人敬重，有人歧视；有人把酒称庆，有人大声喝斥；有人当面排斥，有人背后拉拢。

打了胜仗，本来应该庆贺，可是反而不欢而散；得功者本来应该受赏，可是反而要“赶出帐去”&这些，都揭示出诸侯军统一战线内部豪门和白身、腐朽的贵族和新兴势力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使人不仅清楚地看到诸侯联军的貌合神离、各怀鬼胎的真面目，而且也预示了他们分崩离析的必然趋势。

这种虚实相结合的手法，更便于创造一个富有特征的情势和氛围，从而烘托中心人物关羽的英雄气概和他那锐不可当的精神威力。

作者并不直接描写关羽的武艺如何高强，甚至连他和华雄交战的具体情形，都一笔不提。

只是着意来渲染华雄如何勇不可当，连斩四员上将，兵临城下，众诸侯如何惊恐失色。

在这种严重情势下，关羽以神奇的速度，轻而易举地斩将解围。

在一杯热酒尚有余温的顷刻之间，已经提华雄之头，掷于中军帐前。

这就可以看出，强中自有强中手，华雄虽强，但远不是关羽的对手。

不明写关羽之勇，关羽之勇自现，实际上让华雄的骁勇，诸侯的惊恐，反衬得关羽的威武形象更鲜明，更生动。

人物的性格特征，不是从外面贴上去的，它应该融会在人物的一切行为当中。

一个战斗英雄，在他的战斗行为里自然会带有自己的性格特点。

《三国演义》的作者就十分善于从他的人物的战斗行为当中把握他的英雄性格。

关羽的战斗行为决不同于张飞或者是许褚。

他不以玩刀弄杖、脚踢拳打或者酣战几百回合的血气之勇来显示自己的威猛，而是以凛冽的精神气魄和逼人的威慑力量见长。

所以常带以神速战术显示他的英风豪气，以致使得外来的强敌不可逼近他，就予以制服。

谁要是和他交战，总是手起刀落，人头落地，行动是那么神速。

神速，这就是关羽战斗行动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三国演义》在其他章节里描写关羽的战斗行动，也是掌握了这个恃点，突出他的惊人的神威。

比如在斩颜良、诛文丑、斩秦琪、斩蔡阳的时候，关羽的战斗行动，也都是极为迅速的。

这些描写都以神速的战斗行为来突出他的内在的威力。

在“斩华雄”这个情节里，作者不写他具体的战斗行动，单写他惊人的战斗效果，这更足以表示他作战的神速。

上阵之后，不写刀来枪往，如何取胜，只从鼓声、喊声，“天摧地
从「温酒斩华雄」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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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第６期总第２９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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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岳撼山崩”的激壮声势中，助其神，壮其威，显示他冲锋陷阵的不可抗拒的威力。

“温酒斩华雄”，这一杯酒，在艺术效果上很起作用。

它形象地表明了关羽作战的神速，斩华雄是那样的轻而易举，用《三国演义》常用的一句话说，就是“在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耳”。

时间的流逝，本来是抽象的。

关羽提着华雄的头胜利归来，在战前斟下的一杯热酒还有余温，这就把时间的迅速流逝具体化了，形象化了。

也把关羽斩华雄易如反掌的超人本领和他行动的敏捷、威猛，表现得更为光彩夺目，足以启发人们的联想作用。

这一杯酒，在刻划人物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曹操教人给关羽斟酒预祝胜利，让他先饮一杯，然后出战，关羽却说：“酒且斟下，某去便来。

”在这种响亮的回答声中，显示着关羽坚决果敢，具有必胜信念的英雄性格。

袁绍本来是当时的盟主，可是曹操为关羽斟酒称庆。

这一杯酒，就不仅表明了曹操当时在群雄中的身份和地位，而且还表现了他的识人爱才的政治家的风度，同气量狭小见解偏激的袁氏弟兄形成对比。

可见这个细节的描写，在这段情节里是不可缺少的。

在这幅有限的画面上，除了中心人物关羽之外，作者还描写了不少其他不同性格的人物。

曹操周旋席间，显然是这个会场秩序的维持者，而且也是此时此地的正义的维护者。

他既反对重职位、轻人才的贵族偏见，又顾全大体，力劝袁术
不能“因一言而误大事”。

在关羽出战之
前，他为反对阻挠关羽的出战，和袁氏弟兄一再力争，然而语气又是那么委婉，他说：“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

”“此人仪表不俗，华雄安知他是弓手&”这完全是针对对方的责难来进行说服，以达到让关羽顺利上阵的目的。

等到关羽胜利归来以后，他又针对袁氏兄弟的偏见，高唱“得功者赏，何计贵贱”？这又是何等严正的声音’但是，作者并没有忘记曹操这个人物特有的心计，事后，他又要在暗中送酒抚慰刘、关、张，进行私人拉拢。

这样，一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的封建时代的政治家的精神风貌，不是写得逼真欲见么？作者同时还勾画了袁氏弟兄，他们出身四世三公，满脑子的贵族偏见，目光如豆，有眼不识英雄。

尤其是袁术，从他的骄横无理的行为中，已经十足地暴露出一幅腐朽贵族的丑恶嘴脸来。

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里，“曹操煮酒论英雄”时曾说袁术是“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

意思说袁术是坟墓里的乱骨头，我早晚得捡了它。

看来，这架“冢中枯骨”的原形在这里已隐约显露了。

再看作者对张飞的描写。

他快人快语，看到哥哥立了功，兴奋得情不自禁，高声大叫起来：“俺哥哥斩了华雄，不就这里杀入关去，活拿董卓，更待何时&”虽然是三言两语，然而张飞的粗豪急躁、嫉恶如仇的性格，不是也表现了几分么&当然，这些人物的性格矛盾，都是通过对中心人物关羽和中心事件斩华雄而体现的，所以尽
管写了不少人物，然而最突出的一个人，仍然是关羽。

优秀的古典文学，它的笔法的精炼，有时确乎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在“斩华雄”这段不到六百字的有限篇幅里，竟然容纳了如此宏富的内容，其中一个主要的表现方法，就是采取了虚实相结合的手法，为作品争得了更大的容量：第一，既有会场的实况，又有战地的气氛；既写耳闻，又写目睹；两者都摄入镜头，自然就扩大了表现范围。

而且从会场的角度去写战场，自然便于取舍，又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关于战场的描写。

第二，既写战争，又写会议，便于容纳各种人物和表现复杂的矛盾。

此外，作者又不浪费片言只语，每句话都经过精心的锤炼。

比如，袁绍夸耀说：“可惜吾上将颜良、文丑未至！得一人在此，何惧华雄&”这句话既表现了袁绍骄矜的性格，又交代了颜良、文丑当时并不在场，更重要的还是，令人联想到，以后关羽斩颜良、诛文丑，他们两个人也不是关羽的对手。

从袁氏弟兄和曹操性格的对立中，既表现了袁氏弟兄的昏庸，曹操的精明，同时也为不久袁氏为曹操所灭的事实透露了迹象。

曹操在暗中抚慰刘、关、张，不仅表明了曹操的有心计、善用人的性格特点，而且也为不久刘、关、张暂时依附曹操提供了线索。

作者精湛的艺术修养，真是不能不令人叹服！（作者系武汉外国语学校副校长）
责任编辑／史明
在
新中国成立后１７年文学中，作家的叙述话语是和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紧
密交织在一起的，他们相信通过国家政权的干预就能使社会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不同阶级、不同人物以不同的方式介入特定时期的重大事件，彼此冲突、斗争，从而建构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冲突和意识形态性的文本世界。

上世纪４０年代末直至建国后１７年，作家纷纷回归沉潜于民间的家庭伦理规范，其间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１７年文学的基调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强化，而文艺领导者又要求作家充分利用民间形式，因此当作家们在“利用民间形式来表现政治意识形态的时候，他不能不同时吸收了民间的内容”，这种来自民间的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伦理道德信仰就成为文本中的隐形结构；二是因为许多人久经战乱，备尝流徙之苦，相较于广漠、动荡的外在世界，家狭小却亲切，平庸却安全，它维系血缘的亲情，慰藉心灵的创伤。

本文试图以建国后的两部长篇小说《三里湾》和《百炼成钢》为例来探讨本时期作家如何通过隐形文本中的角色与权威、爱情与婚姻等来重新确定一种和谐的家庭、社会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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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孝悌”为核心的宗族血缘关系在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孝”即“无违，家庭成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男性家长的权威。

”“悌”就是必须敬爱和顺从兄长，以此为中心，建立了一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男尊女卑的家庭人际关系。

随着社会心理、观念的变更，虽然它在人们生活尤其城市生活中似乎渐行渐远，但仍然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规范着人们的角色和地位，促使人们按照各自的身份地位在人际关系中承担合适的职责，维新中国成立后１７年小说中的和谐理念
◆马德翠
ＸＵＥＳＨＵＹＵＡＮＤＩ
学术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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