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目标语言自动激活的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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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ng and Evaluatio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Research)二语习得
General Serial No.115
2021
No.6
1毛一凡(1998-),女,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
应用语言学非目标语言自动激活的研究综述
毛一凡1
(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镇江212000)
摘要:跨语言交流过程中,双语交换的内在机制一直是语言学研究的焦点。
而非目标语言的激活是研究内在机制的必由之路。
本文将从抑制说与激活说、非目标语言的语音激活研究、非目标语言的语义激活研究、非目标语激活模式的发展这四个角度出发,梳理并总结国内外文献,
探讨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非目标语言;双语交换机制;激活1.引言
随着世界共同体的诞生,各个国家的语言相互交融,跨语言交流逐渐变得频繁。
多语者的出现使得许多学者把目光集中于二语习得。
非目标语言的自动激活是二语习得的一个热门话题。
一般认为,双语者在加工目标语言时,另一种语言即非目标语言。
或者说,当前任务中不使用的语言就是非目标语言(王瑞明、范梦,2010:1386)。
针对非目标语言的自动激活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很多探讨。
2.抑制说与同时激活说
有关非目标语言自动激活的研究颇多。
该学说起初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认为双语者在加工目标语言时,非目标语言能得到有效抑制(Luk &Green ,2011;Scarborough &Gerard ,1984)。
Luk 等(2011)利用神经成像技术记录了
不同的双语者在双语切换时的认知神经控制,发现被试在加工目标语言时,非目标语言并没有被激活。
Scarborough 等(1984)则是以西班牙语-英语的双语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词汇判断任务,发现非目标语言在任务过程中并没有被激活。
与之对应的学说即“同时激活说”。
这种学说与“抑制说”相反,它认为目标语言和非目标语言会被同时激活并且对目标语言加工产生影响,不存在哪一方被抑制的现象。
在这个学说里,最出名的理论是Dijkstra 和Van Heuven
(2002)提出的BIA+模型(双语交互激活模型)。
该模型指出双语心理词汇识别是非选择性的整合过程,并不具备独立选择性。
所以,信息加工时,目标语和非目标语处于平行激活的状态。
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是后者———在加工语言时,非目标语言不能得到有效抑制,反而会发生自动激活。
而且这种激活是动态的,受到实验变量和双语者的语言水平等影响(Martin,Dering &Thomas,et al.,2009;Macizo ,2016;王瑞明,2011;曲春红,2019)。
3.非目标语言的语音激活研究
人的语言表征在大脑中分为两个层面:概念层面和词
汇层面。
概念层面主要研究语义,词汇层面包括语音和字形。
在语音方面,学者们研究不同的拼音语系,发现非目标语言的语音可以得到自动激活。
国外的Macizo (2016)以一语为西班牙语,二语为英语的双语者为实验对象,采用颜色命名任务即要求被试用二语说出图片描绘的颜色的名称,发现双语者同时激活两种语言且一语会影响二语识别的速度。
同类型的还有Klaus 等(2018)的实验。
他们研究母语为荷兰语,二语为英语的大学生,采用图-词干扰任务即每幅图都有与目标词有三个音素重合的翻译干扰词和语音干扰词,要求被试用一语荷兰语给图片命名,结果发现二语与一语共同激活的现象是非常稳定的,二语会对一语产生干扰并造成命名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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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两者虽然采用不同的实验任务,但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目标语与非目标语同时激活。
此外,不同之处还存在于前者的非目标语言是一语,后者的非目标语言是二语。
前者发现一语干扰二语,后者则相反,那么是否是因为实验任务不同,非目标语言改变,所以实验结果也不同。
而且这两种结果是否互斥,仍有待商榷。
毫无疑问的是,这给研究人员提供了研究时更换非目标语言的思路。
国内目前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语音激活的范围。
比如李利等(2014)以日语词和图片日语名称的语音相关性为自变量,考察了日本留学生非目标语言的语音激活情况,发现日汉双语者不论是用日语还是汉语命名图片即不论非目标语言是日语还是汉语,其对等词的激活量都扩展到了语音层面,所以这两种非目标语言的语音激活范围相同。
这一实验验证了BIA+模型所提出的平行激活,但是却没有考虑到字形上的激活。
刘月月(2020)参考了李利的图片命名启动范式,改变了受试群体。
因为前者的留学生二语水平较高,所以刘月月实验针对二语水平不高的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发现非目标语言是英语时激活范围大,换做汉语时则激活范围小,结果明显受到二语熟练水平的影响。
这两个实验证明语音得到激活并且改变实验变量会对结果造成不同的影响。
总的来说,语音激活的研究从基础判断是否激活,逐渐发展到激活到哪个层面上,再发展到语音激活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此期间,研究方法也不断发展,有颜色命名任务、图-词干扰任务以及图片命名启动范式。
4.非目标语言的语义激活研究
概念层面的语义通达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直是心理语言学界专家们研究的重点,迄今为止在这方面一共有四个模型比较出名。
第一个模型是Potter等人于1984年提出的,他们在研究中提出用词汇连接模型和概念调节模型来解释双语记忆表征。
词汇连接模型是指二语需要通过一语才能达到概念表征;概念调节模型则指两种语言的词汇表征都能直接达到概念表征。
对于非熟练双语者,他们通达语义时,需要经过一语,才能通达二语的语义,是典型的词汇连接模型。
而熟练双语者的表征模型则是概念调节模型,他们不需要再经由一语通达二语。
之后,Kroll和Stewart(1994)提出了RHM模型(修正层级模型),也称非对称模型。
Kroll的实验分为正反向词语翻译任务和图片命名任务。
前者的正向翻译发现二语翻译成一语更快,这与图片命名任务的结果几乎一致,而反向翻译的结果是一语翻译成二语速度比正向翻译的速度慢。
因此,研究者认为从二语到一语只需要激活词汇层面的信息即可通达语义,而从一语到二语需要以概念为中介。
在后者的反向翻译里,母语词汇与概念存在很强的关联,而二语词汇的联系强度较弱,所以从一语到二语的翻译需先借助母语与概念的强关联,再通过二语与概念的弱关联才得到二语的翻译。
随着二语水平的提高,这种弱关联会逐渐得到增强,最后不需要凭借母语的强关联而通过自己与概念的强关联即可直接通达语义。
简而言之,修正层级模型增添了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这两个概念,在该模型中两种语言的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联系的强度受二语熟练水平的影响而变化。
第三个模型是BIA+模型(Dijkstra&Van,2002:181),它除了具备上文所提及的一个意义——
—指出非目标语言不会受到抑制,反而会同时激活,还有另外的意义。
它的前身是BIA模型(Dijkstra&Van,1999:497),BIA模型强调词形表征和语言节点。
在BIA模型里词汇信息自下而上传递。
视觉输入的物理特征刺激相同的词形表征,到最后的语言节点时,语言信息得到区分,每一种语言对应一种语言节点,语言节点对目标语言进行激活并对其他语言进行抑制。
BIA+模型在此基础上扩充模型,重新区分词汇识别系统和任务决策系统,并且重视语音语义。
词汇识别系统包括词形表征和前模型缺少的语音语义。
双语词汇信息被激活时,它的语言信息除了受到BIA模型所提到的词形表征的影响,还受到语音和语义的影响。
而非语言信息则受到任务决策系统的影响。
词汇识别系统对该系统的影响呈单向性流动。
第四个模型是我国学者肖巍和倪传斌(2016)提出的EHM模型(扩展层级模型)。
该模型弥补了BIA+模型只适用于拼音文字,不太适用于汉语的缺点。
EHM模型自上而下分为概念层、词形层和亚词形层。
非目标语(一语)的激活顺序是二语视觉信息先从亚词形层、词形层再到概念层。
一语在概念层直接通达一语词形层,从而一语的词形得到激活。
相比BIA+模型和RHM模型,它更清楚地解释了激活的时间进程和激活点。
另外,还有学者对这些模型进行了补充实验——
—改变实验变量和实验任务以获取更完善的实验结论。
因为上述这些语义通达的研究并没有对词汇熟悉度这一变量进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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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ng and Evaluatio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Research)制,所以李利(2011)采用概念判断任务和词汇判断任务考察词汇熟悉度对语义通达的影响,发现非熟练双语者和熟练双语者在通达二语词汇概念意义时具体采用哪一种方式受到词汇熟悉度的调节。
当词汇熟悉度较高时,选择直接通达,当词汇熟悉度较低时,
选择间接通达。
当然也有学者对二语词汇是否真的能直接或者间接通达语义产生质疑。
比如说,李艳和黎明(2019)用快速启动范式的ERP 实验,
以藏-汉双语者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实验结果却与之前的模型不同。
该实验首先肯定直接通达确实与二语水平有关,二语水平提高时,翻译启动效应量有增大的趋势;但是,在二语低水平和高水平组,二语词汇都能直接通达语义表征。
只是当二语水平较低时,连接的强度比较弱。
这一结果明显与RHM 模型所说的间接通达不同,引发更多学者的思考。
可以发现在语义通达这一块的研究是逐步完善的。
除了最初的三个经典模型之外,肖巍和倪传斌(2016)对经典模型进行了改善,
提出了EHM 模型。
但是EHM 模型所针对的是二语水平比较高的被试,
所以并不具备普适性。
今后可以侧重研究二语水平低的被试,并且控制不同的变量,尽可能地采取更多不同的实验任务,
如采用ERP 和词汇判断任务进行实验,结果或许会有所不同。
5.非目标语激活模式的发展
关于非目标语的研究,除了单独在语音、语义上的研究,近几年国内外在非目标语激活模式上又迎来了新的进展。
一方面是关于非目标语真正激活的语言表征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关于非目标语激活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首先介于在语言理解中,语言表征有两个层面,所以一部分学者开始反思先前的研究是否不足(王瑞明,2011;昂晨,2016;王渊博等,2017)。
他们考虑非目标语言自动激活时,概念层面和词汇层面哪个会得到激活,还是说两个会同时激活。
这是对于语言表征真正激活层面的发展。
在这一方面,学者们采用不同的研究任务进行实验。
比如说王瑞明(2011)采用的长时重复启动范式,这一范式是将实验过程分为学习过程和测验过程的认知范式(Zeelenberg &Pecher ,2003:82)。
王的实验将词汇任务和概念任务分得很清楚,总共按照两个任务的语言和语义分为四个实验,并根据每个任务中的非目标语是中文还是英文再细分为两个子实验。
结果发现词汇任务情境中,非加工
语言只在词汇层面上激活,其语义不会自动激活,而在概念任务情境中,非加工语言的词汇层面和语义层面都会自动激活。
这种结果显然与之前专门针对语音和语义的研究不同。
并且该实验并不同于以往混合两种语言的外显实验,该实验虽然总共有八个,但却按照不同的语言表征,两种非目标语言以及语音语义划分,实验计划相比其他实验考虑得更加周全,是典型的内隐实验而且杜绝了被试产生应试思维的可能性。
孟迎芳等(2016)用的是双语切换范式即依次呈现启动词与配对词,考察配对词是否受到启动词的影响。
实验材料除了常规的中英文翻译对等词,还有和中英文翻译对等词读音相似或无联系的配对词。
这种实验材料更为复杂,提高了实验难度。
她们发现目标语言在语音加工过程中,非目标语言的词汇层面并没有得到激活。
但是在语义层面却得到了激活。
而且在不同切换方向下,
激活的程度不一样。
对比王和孟的研究,可以发现后者改变了切换方向,双语切换过程体现的更加明显。
但是不足之处在于并没有考虑语言水平的动态发展和词汇熟练度对实验的影响,并且没有区分概念任务和词汇任务下是否会有不同的结果。
王渊博(2017)则更换了语种,他选取汉维双语者进行研究,结果又与前两者不同。
他的实验任务仍是词汇判断任务和语义范畴判断任务,但对被试用事件相关电位ERP 记录了数据并分析,最终发现非熟练汉-维双语者在加工目标语言时,非目标语言的语音层与概念层都能激活。
只是激活的强度和速度有差异。
因此,可以发现这三者的实验因为实验任务不同、实验对象不同,结果大相径庭。
所以后续还需对实验结果进行检验研究,从而探讨语言表征所真正激活的层面。
另外一方面关于非目标语激活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于二语熟练水平和词汇熟练度(昂晨,2016;李嘉华,2018;陈建林,2018;曲春红,2019;刘月月,2020)。
在二语水平上,吴际(2013)首先采用部件搜索任务对
高水平的二语学习者进行ERP 实验,证明了非目标语言的自动激活受到语言熟练程度的影响:熟悉度高的一语(汉语)是非目标语言时可以激活,熟悉度低的二语(英语)作为非目标语言则不能得到激活。
之后,陈建林(2018)选取藏-汉-英三语者,分别考察熟练和相对熟练的藏汉双语者词汇语义通达是借助一语藏语对译词还是二语汉语对译词。
结果发现二语汉语熟练者的英语词汇语义通达借助一语藏语,二语汉语起抑制作用;二语汉语相对熟练者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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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语水平不同,一语激活的程度也不同,对二语起到的抑制或促进作用也不同。
而且陈的实验也是目前较少的针对三语者的实验。
因为前两者的实验并没有比较二语水平比较低的汉英双语者,所以李嘉华(2018)对非平衡的汉英双语者进行考察,实验材料分为一语词对语义相关词对——
—一语对译词重复和不重复,二语词对语义无关词对——
—一语对译词重复和不重复,结果发现二语熟练水平越高,一语自动激活程度越高,并且干扰二语的语义判断。
这三者的区别在于实验人群以及实验任务。
目前可以得到一致肯定的是二语水平一定是与非目标语言激活有关的。
只是这里还存在一个疑问,有待后续研究跟进。
这三个实验的非目标语言都是一语,那么假如非目标语言是二语,二语水平与它的影响会是什么?另外,这里的实验对象都是高水平或者不平衡的二语学习者,有没有可能找到平衡的二语学习者。
如果针对平衡的二语学习者进行实验,实验结果一定又会有很大差异。
在词汇熟悉度上,目前学者们公认非目标语的语义通达随词汇熟悉度的变化而变化。
比如李利等(2011)认为词汇熟悉度高时,二语可以直接通达语义。
昂晨(2016)的实验结果证明当非目标语言为英文时熟悉度高的英文词激活到语义层面,而熟悉度低的英文词在语义层面上未激活。
另外,苏炎奎等(2018)则选用眼动实验范式,将不同熟悉度的单词按照正确同音异形词,错误同音异形词和相似拼写对照词分别嵌入到三篇英文文章中,要求被试做10道阅读理解题目,结果发现对于高熟悉度的英文单词,语义由形直接通达义,而对于低熟悉度的英文单词,语义通达中语音则会起着中介作用。
总之,对比单独在非目标语语音或语义激活的研究,目前非目标语激活模式的发展大部分集中在国内。
相比国外的研究,国内学者更关心的是非目标语激活时语言表征的词汇层面和概念层面是否会同时或单独激活,并且激活的速度、强度是多少。
另外实验材料如二语水平和词汇熟悉度的变化也是研究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6.结语
在非目标语言自动激活的问题上,本文从“抑制说与同时激活说”“非目标语言的语音激活研究”“语义激活研究”和“非目标语激活模式的发展”这四个角度出发,分析了现有研究的特点及不足。
纵观该研究发展史,起初学者们认为在加工目标语言时,非目标语言会得到有效抑制。
随着研究的进展,大多数人达成共识——
—非目标语言会得到自动激活。
但是因为语言表征有两个层面即词汇层面和概念层面,所以学者们分别从语音和语义进行研究。
这些研究仅仅认为语音或语义得到激活就推断非目标语言得到激活,因此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于是非目标语激活模式得到了发展。
以王瑞明(2011)和昂晨(2016)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同时考察语言表征即词汇层面和概念层面的激活状况,得出的结果也各有不同。
除此之外,部分学者对实验变量严格把控,从二语水平和词汇熟悉度着手进行实验,这无疑是对先前实验的补充和发展。
另外,未来研究还需注意该研究目前所存在的以下问题:
第一,双语者的非目标语言一定是母语吗?如果非目标语言是二语或者三语,结果会如何;
第二,EHM模型(扩展层级模型)所针对的是二语水平比较高的被试,那么换做二语水平低的被试,这是否适用;
第三,关于非目标语言激活层面的实验结果,众说纷纭。
采用不同的实验任务,切换不同的实验对象,结果就不同。
那么非目标语言真正激活的层面是什么,目前还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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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Research on Automatic Activation in Non-target Languages
Abstract:The mechanisms inherent in bilingual exchange during cross-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have been the focus of linguistic research.And the activation of the non-target language is the way to study the intrinsic mechanism.This paper will take four perspectives:inhibition and activation;phonological activation in non-target languages;semantic activation in non-target langua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ctivation models in non-target languages,to sort out and summarize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and explore the problems of existing research.
Keywords:non-target language;bilingual exchange mechanism;ac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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