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文章的论辩艺术

先秦诸子文章的论辩艺术
金化伦
先秦诸子文章，是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之一。

对这份遗产的思想价值，前人论述相当详备，对其艺术价值的论述则相对疏略。

班固说，先秦诸子百家，“皆起于王道既微”之时，当时“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①要想获得诸侯赏识，不但对旧制度崩溃、新制度建立当中所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作出入情入理的回答，而且在说理上必须讲究艺术，才能击败论敌，打动诸侯。

先秦诸子深谙此理，他们互相争鸣，彼此辩驳，力求把自己的主张说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因而在论辩艺术的运用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深入探讨和总结先秦诸子文章的论辩艺术，对进一步继承和弘扬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无疑是大有补益的。

设譬取喻寄理寓言
在文学艺术的诸多表达方式中，也许要数比喻最为古老了。

翻拣我国最早的典籍《易经》和《尚书》，不难发现这方面的事实。

“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和“若网在纲，有条不紊。

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都是人们比较熟悉的例子。

以后的《诗经》时代，比喻已被大量采用而成为文学创作的基本表现手法。

先秦诸子文章不仅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而且使之向前跃进了一步，即不仅在描摹事物、叙述事件、抒发情感时采用比喻，而且在论述某一问题，阐明自己观点，或者彼此辩驳时亦喜欢打比方。

如孟子在分析齐宣王不能称霸天下的原因时，认为宣王不是“不能”，而是“不为”。

为了说明这一见解，孟子打了如下比方：“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

是诚不能也。

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

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很显然，一个人绝不可能把泰山夹在胳膊之下跳过北海，但为老人折取树枝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孟子正是通过这一比喻，极其生动地说明了“不能”和“不为”的区别，使齐宣王豁然开朗。

让我们再看《墨
子.耕柱》篇的一段对话：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晞者晞，然后墙成。

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

”不难看出，墨子也正是通过筑墙的譬喻，把“为义的大务”说明清楚的。

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已开始在理论上探讨比喻的定义，他认为“譬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小取》），即比喻就是用别的事物来说明人们所要说明的事物，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打比方”。

至于其具体作用，刘向《说苑.善说》篇曾有过生动的描述：客谓梁王曰“惠子言事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

”王曰：“诺。

”明日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直言无譬也。

”惠子曰：“今有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曰：‘弹之状如弹’，喻乎？”曰：“未喻也。

”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知矣。

”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

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知矣。

”王曰：“善。

”
诚如惠施所言，比喻的作用便是“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通过以人们熟悉的事物为喻，往往能把人们不知道的事物或不明白的道理说明得更加清楚，使人易于理解和接受。

不过问题在于，这类比喻往往是三言两语，一般只能说明比较简单的事物和道理，遇到错综复杂的情况和深奥的道理时，这类比喻常常显得苍白无力。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先秦诸子从民间流传的寓言故事得到启发，并运用这一形式进行比喻说理，从而使比喻发展到了形态上更为高级的寓言阶段，用以阐明他们的哲学政治人生伦理诸方面的思想，使抽象的道理表达得栩栩如生，韵味无穷。

据《孟子.梁惠王》记载，在河内遭遇饥荒时，惠王把那里的老百姓迁移到河东，同时把河东的部分粮食运到河内。

当河东遭遇饥荒时，他又采用同样的方法来加以解决。

没有一个邻国像他这样做。

因此他认为自己对治理国家已经竭尽心力了，可效果却和邻国一模一样：“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

”对此他感到非常困惑，便向孟子讨教。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

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

直不百步尔，是亦走也。

”在这段对话中，孟子明确表示他“以战为喻”，亦即把这个寓言故事当作比喻来使用。

在这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有一方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只不过逃跑的程度有所不同，有些士兵后退得少一些，有些士兵后退得多一些，但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是逃跑，脸上无光。

如果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不合乎情理的。

和邻国相比，梁惠王对待百姓的态度，实际上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尽管在非常时期他曾采取过特别措施，但他没有也不可能任用贤能，实行仁政，让利于民，从根本的政治制度上解决问题，因此效果必然和邻国一样。

孟子运用“五十步笑百步”的寓言故事，无疑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

但他并没有直接点破，而只是暗示：“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从而收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警醒效果。

我们不妨设想，倘若孟子不用这个寓言作比，而是抽象地进行说教，干巴巴地给惠王讲上述大道理，惠王能否听得进去，很值得怀疑。

在道家学派看来，寓言“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

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者为是之，异于者为非之。

”也就是说，假托外人来谈论容易展开话题，驳斥别人意见，表达自己观点。

譬如某人的父亲称赞自己儿子，不如让别人来称赞他。

因此，运用寓言故事说理，比自己直接陈述更具说服力，别人更易于相信和接受。

基于这种认识，道家学派特别喜欢采用寓言申说自己的主张。

《庄子》一书，“寓言十九”，成为该书最主要的说理手段。

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也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运用寓言作比，使之成为一种极其时髦的说理方式。

《韩非子》中的“南郭吹竽”、“买椟还珠”、“自相矛盾”、“守株待兔”等故事，因为生动形象、寓意深刻，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寓言。

引经据典持之有故
春秋战国时期，尽管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但人们的崇古思想仍然非常浓厚。

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②、“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③尽管孟子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④，对古代文化典籍表示了怀疑态度，但讨论到具体的社会问题时，仍然“言必称尧舜”。

老子和庄子所向往的则是“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⑤的上古时代小国寡民的生活状态。

正因为这种崇古心理非常普遍，所以引用古人的言论或事迹来论说某一问题便有了极强的说服力。

首开此种风气者，大概要数孔子。

由于曾经整理过古代文化典籍，非常熟悉其内容，因而在与弟子们坐而论道时，孔子时常引用诗、书、礼、易的言论。

孟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首先在理论上明确这一点的首推墨翟，他在《非命》上篇提出：“言必有三表。

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

”这里所谓的“本”，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
的引用经典和历史事迹的论证方法。

墨子不仅在理论上这样说，而且在论辩实践中，更是身体力行贯彻自己的主张。

他写的文章，在提出自己的见解之后，首要的论据大抵都是“古者圣王之事”。

长篇论文《尚贤》极富代表性。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反复强调要崇尚贤人，以为这是“为政之本”，是当务之急。

只有“尚贤”，才能达到国家富强、人民众多、社会安定的目的。

为了说明这一主张的正确性，墨子首先援引古人的言论加以佐证：“且以尚贤为政之本者，亦岂独子墨子之言哉？此圣王之道，先王之书，距年（老年人）之言也。

传（当为古书）曰：‘求圣君哲人，以裨辅而身。

’《汤誓》曰：‘聿求元圣，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

’则此言圣之不失以尚贤使能为政也。

”既然古代的圣人尚且如此崇尚贤人，我们这些凡人有何理由不这样做呢？更重要的是，古代的圣人不仅这样说，而且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正因为尧推举舜为天子，汤任用伊尹为相，武丁举傅说为三公，所以天下大治，为后人所景仰和称颂。

可见“尚贤”的确是为政之本，是当务之急。

不仅以务实著称的墨子写文章爱引经据典，就连一贯以寓言为主要说理方式的庄子，也喜欢“以重言为真。

”“什么叫重言？凡是重复——也就是援引或摘录——前贤或古人的谈话或言论，都属于‘重言’之列。

”⑥当然，“重言”也包括“古者圣王之事。

”在庄子看来，“重言”在说辩过程中的作用十分明显，那就是“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即可以制止争辩，因为那是长者的言论。

所以整部《庄子》，“重言十七”，成为仅次于寓言的说理方式。

如《外物》篇第一节，主旨其实只有五个字：外物不可必。

即外在的事物没有一定的准则。

何以见得如此呢？君不见“龙逢诛，比干戮，箕子狂……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

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忧，而曾参悲。

”关龙逢、王子比干、箕子、伍子胥、苌弘都是古代有名的忠臣，但其结局都非常悲惨，可见忠诚未必能受到君主的信赖；孝己、曾参，古代出名的孝子，但一个被后母折磨，忧苦而死，一个常遭父母毒打，几致死地，可见孝顺未必能受到父母的关爱。

这些史实充分说明，外在的事物的确没有一定的准则。

不仅如此，庄子常常假托尧舜之辈、孔孟之流大发议论，甚至《齐谐》之类的志怪书，也为庄氏所援引。

毫不夸张地说，后代诗文用典风气的形成，便是继承和发扬先秦诸子在文章中引经据典的结果。

主客对话曲尽其妙
自从劳动创造语言之后，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自然而然开始了对话。

但现实中的对话是生活而非艺术，真正把对话发展成为一种论辩手段的，应该首推孟子。

有一次他谒见梁惠王，惠王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敢于讽刺梁襄王的孟子，偏偏不顺着惠王为他架设的梯子往上爬，而是把话题从“利”转到“仁义”上面：“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他认为如果一国之君带头追求物质利益，那么士大夫、庶人便会群起而效仿，一国之人便会堕落成为一群自私贪婪的小人。

这种“上下交征利”的必然结果，便是人们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从而导致国家的危亡。

因此，国君不要逐“利”，要培养“仁义”之心。

和齐宣王讨论国是时，他又故伎重演，本来宣王问的是“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他却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齐桓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把这一话题巧妙带过，接着试探性地进言：“无以，则王乎？”当宣王再问德行如何才可以称霸天下时，他趁机提出了自己极其重要的政治主张：“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然后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洋洋洒洒的议论。

另外，孟子在对话中还善于设置圈套，引人上钩。

有一次他晋见宣王，意欲要求宣王对国家不太平负责任，但他并不直接挑明，而是先讲这样一个故事：“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

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宣王不知是计，干干脆脆地回答：“弃之。

”孟子紧逼一步再问：“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宣王同样干脆地应道：“巳之。

”这时孟子的话锋陡然一转，矛头直指宣王本人：“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弄得宣王狼狈不堪，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总之，在对话过程中，孟子不是就事论事，你问我答，而是善于因势得导，千方百计掌握对话的主动权，将对方引入自己喜欢谈论的话题或者设置的罗网里，使其束手就擒，甘败下风。

也就是说，孟子常常有意识地通过对话展开论题，阐述自己的见解或驳斥对手的意见，从而使对话形式成了行之有效的说理技巧。

如果说《孟子》的问答形式仅仅限于真人实地的论辩之中，因而显得比较低级的话，那么随后的庄子则把它发展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不必说脍炙人口的《逍遥游》中蜩与学鸠对鹍鹏的嘲讽，单就《齐物论》而言，不仅有尧舜的问答，挈缺和王倪、瞿鹊子和长梧子的对话，甚至还有罔两和影子的议论。

这一切无非是为了阐明其“齐生死，等贵贱”的唯心主义人生观。

综观整部《庄子》，不仅修养极高、神通广大的“至人”、“神人”、“圣人”时常妙语连珠，就连形貌残缺丑陋的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之流，甚至形形色色、离奇古怪的动
植物，也不时在进行对话，以阐明道家学派同样形形色色、离奇古怪的思想，的确是曲径通幽、妙趣横生。

总而言之，从《论语》到《韩非子》，我们可以窥见主客对话形式由实而虚、虚实相间，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议论手法的历史进程。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主客问答的对话形式是先秦诸子文章最乐于采用的表达方式之一。

善于诡辩更重逻辑
从说理和辩论的实践过程来看，比喻也好，寓言也罢，包括引经据典、主客问答等方式，似乎更合适于从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

在百家争鸣、彼此诘难的学术气氛中，仅仅掌握这些技巧还不足以瓦解论敌，打动诸侯之心。

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和思维空间的不断拓展，先秦思想家们逐步意识到，从某些普遍的原理出发，经过正确的推导，可以得出新的结论。

或者依据一定的方式，通过对个别事物的分析，可以归纳出一般的结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门崭新的科学——逻辑学便应运而生。

先秦诸子把逻辑手段运用于辩论过程，从而发展出一种全新的论辩艺术。

不过早期的诸子百家，似乎更喜欢诡辩术。

与庄子同时代的惠施，就继承了邓析那种“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列子.力命》）的作风，并扩大它的范围，把它运用到自然界一般事物上去，提出了一些著名论断。

不过把这种方式运用到具体的社会问题的论说之中并做得比较成功的，首先要数孟子。

前述他见梁惠王时言仁义而不言利，对齐宣王时不道齐桓晋文之事而主张“保民而王”，就采用了转移论题的诡辩技巧。

《庄子》一书，更是满纸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厓之辞”，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诡辩。

如《秋水》篇以河伯与海若的对话，来展开价值判断无穷相对性的讨论。

当秋雨连绵、百川灌河，两岸及河中水洲之间连牛马都分辨不清时，黄河之神洋洋自得，以为天下的盛美都集于自己一身。

可是当他顺着水流东行到达北海，一眼望不到水的边际，这才意识到自己容纳之少。

可见多和少完全是相对而言的。

针对河伯的醒悟，北海若进一步开导他：虽然相对于河流而言，他北海若的容量是巨大的，但是“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

”对于整个宇宙空间的涵容性而言，北海若仍然小得可怜。

同理可证，天地之大和毫末之小、粗与精、贵与贱、有与无、对与错、阴与阳、盈与虚等等，完全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什么客观标准。

诚然，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具有相对的一面，但同时也具有绝对的一面。

相对于大海而言，黄河的
涵容量的确较小，但在中国的河流体系中，黄河的涵容量毕竟是数一数二的，这具有绝对的性质，任何人也无法否认。

因此，庄子关于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对性的认识固然不错，但他以这种相对性来排斥、否认事物的绝对性，其结果必然导向万事万物的不可知论，因而变成了相对主义的诡辩。

换言之，庄子比较喜欢运用相对论的诡辩技巧。

墨家学派则不然，尽管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他们有时也在不自觉地进行诡辩，但从总体上看，该学派极为注重论辩的逻辑性。

《墨子》中的《经》、《经说》上下篇、《小取》等文章，研究的对象就是逻辑学原理。

譬如讨论到“说”和“辩”的原则时，墨家主张“以说出故”（《小取》），“故”是根据、理由，“说”是把一个判断所以能成立的理由、论据阐述出来的论证。

有了论证，才能说服别人。

至于“说”和“辩”的具体方式，包括“假”（与现实相反的假设）、“止”（用反面例证推翻一个全称判断）、“譬”（比喻）、“擢”（典型分析）等八种。

不仅如此，《经说》上篇还涉及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矛盾律和排中律。

正因为有上述理论根据作指导，所以墨子行文的最大特点便是思维缜密、逻辑性强。

在《兼爱》上篇中，为了证明自己“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这一观点的正确，墨子打了一个比方：“譬之如医之攻（治）人之疾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以此作为前提，然后推论出“治乱者何独不然？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

”很明显，墨子在这里运用了类比推理的逻辑技巧。

《非攻》上篇更是从“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为不义之事开始，层层推衍下去，最后得出“攻国”为最大的不义之事的结论，而众人非但“弗知非”，反“从而誉之谓之义”，可见大家根本不知道“义”与“不义”的区别。

其说服力和感染力之强是一般的议论文所无法比拟的。

如果说墨家学派只是从理论上探讨了矛盾律的话，那么后起的韩非则前进了一大步，他已开始自觉运用矛盾律来进行驳论。

《韩非子.难一》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历山一带的农民争夺田界，舜就到那里种田。

一年后，各自的田界都恢复了正常；黄河边的渔民争夺水中立身之地，舜就去那里打鱼。

一年后，渔民们把该地让给了老年人。

孔子认为耕田、打鱼之类的农活，都不是舜的职责，但舜亲自去做，因而纠正了败坏的风气，可见圣人的道德确实能感化人。

韩非对此颇不以为然。

他反问儒者：“当舜这样做时尧在干什么？”儒者回答说：“尧为天子。

”
韩非认为既然如此，尧就不是圣人。

因为圣人能明察一切，使天下没有奸邪行为。

假若尧是圣人，天下就不应该有耕渔相争之类的事情，这样一来，舜又有什么道德可感化人呢。

但现在舜亲自去纠正败坏了的风气，证明尧是有过失的。

可见“尧之明察”而天下治与“舜之德化”而天下治这两个结论是相互矛盾的，肯定了尧，便否定了舜；肯定了舜，必然否定了尧。

由此可证，孔子的结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总之，早期的诸子著作热衷于运用诡辩术，后期各家则比较注重逻辑推理。

从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不管是设譬取喻还是引经据典，无论是主客对话还是注重逻辑，甚至诡辩技巧的运用，都对诸子百家的思想表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择要而言，设譬取喻使深奥的道理浅显易懂，形象生动；引经据典、善用逻辑使其论点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富于感染力和说服力；主客问答便于展开论题，发现对方弱点，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运用诡辩技巧既能引人入套，又能自圆其说，容易把握论辩的主动权。

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不同论辩艺术的采用，对诸子文章风格的迥异，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由于孟子运用比喻和寓言得心应手，又善于诡辩，有时甚至不惜强词夺理，因而他的文章，既形象通俗，明白晓畅，又锋芒毕露，气势雄壮。

而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

”⑦甚至许许多多的重言，也被当成寓言来使用，这就可以不受各种条件的束缚，极自由极灵活地抒写，从而形成其汪洋恣肆、洒脱飘逸的独特风格；就墨子而言，他既爱引经据典，又注重逻辑推理，因此他的文章，质朴无华，说服力强；至于韩非的文章，不仅熔寓言和史实于一炉，而且善用逻辑手段毫不留情地批驳对手，于是犀利峭刻便成为他的行文风尚。

从文学发展的眼光来看，先秦诸子文章中的寓言，都是寄寓之言，不管人物形象还是故事情节，大抵都是作者虚构的，这就为后代叙事文学尤其是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壮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同时由于寓言本身具有深刻的意蕴，又比较形象生动，因而能够脱离其他的说理文字而独立，从而促进了纯寓言的诞生，使之由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演变成一种独立的的文学体裁。

而对话形式不仅为后代的叙事文学所继承，而且直接开启了汉代大赋主客问答的讽諫方式。

至于打比方、引经据典、运用逻辑手段，又是后代论说文经常采用的几种议论手段。

总之，先秦诸子文章创造和发展了文学艺术几种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这不仅对诸子文章本身的思想表达和艺术风格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直
接间接促进了后代叙事文学和议论文创作的兴盛繁荣，是中国文学的一朵奇葩，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并不亚于《诗经》和《楚辞》，我们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评价。

注释：
①《汉书.艺文志》
②③《论语.述而》
④《孟子.尽心下》
⑤《老子》第六十章；《庄子.胠箧》
⑥杨柳桥《庄子“三言”试论》，见《庄子研究》一书
⑦《史记.老庄申韩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