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亲情的伦理学认识

血缘亲情的伦理学认识（转帖）
血缘关系在人类蒙昧时代以及在蒙昧的人群中被看得很神圣，首先是因为血缘亲属间具有本能性的亲和力，它是ＤＮＡ设置的天然属性，这种非理性的亲和力一方面有利于血缘关系的牢固，另一方面不利于不同血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平等，在人与人之间设置了血缘的鸿沟，同理性的人际关系原则也会发生冲突――在血缘亲情与公共伦理之间会发生利益的分歧。

在面临这种冲突的时候，中国的孟子倾向于对血缘情感的维护，而朱熹主张大义灭亲；其次，父母结为夫妻、生出儿女，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父母是儿女的直接创生者，被神圣化的血缘关系在中国这样的血缘社会中就成了父母支配后代的强大的、精神的借口，在旧中国，因为这种关系，父母便可以对儿女生杀予夺，打死儿女是一件很合法合理的事情，那些令父母丢脸的儿女，父母就可以赐死；这种血缘关系也就演化为家庭等级关系，形成家庭制度内部的不人道性。

但是，从生理学的成果来看，血缘关系只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的关系，是偶然的、非主体意志的生理机制的产物，是DNA结构下的一种本能行为，人的情
感、意志不能决定精子、卵子的结合与发育，所谓爱的结晶，不过是文学的语境，因为强奸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晶。

人的生殖活动并没有什么神圣的成分。

生理学为血缘关系提供了一个冷冰冰的结论，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在冷冰的事理上融入情感，赋予意义，这是因为每个人都要在现实世界或幻想世界寻找并建立某种精神的寄托，人的血缘性存在就提供了这样一种选择，但这是一种非理性的选择，把灵魂寄托在生理机制上，严格地说，这是人向生物堕落。

人性首先就是对人的生物性的超越。

我们可以看到无性繁殖、体外繁殖、基因重组的技术，将会把生育变成一种直接的、透明度很高的物理的方式，这就会使父母的生殖行为所笼罩着的神圣光晕消失无影，而且，没有了血缘关系，反而有了人与人之间无差别的亲密友爱的可能，人在信念上建立的亲密情感比之血缘情感要高尚得多，而且，正是血缘情感阻碍了人与人的平等友爱，产生诸如种族主义、裙带关系。

父母与儿女间的感情、信念上的关系也不是我们的想象中、舆论渲染中的那么美好。

除了本能性的血缘亲和力，儿女爱父母主要出于感恩图报心理，父母生出了我们，父母为我们提供经
济保障，父母教会了我们说话与走路，父母为我们的成长付出了程度不一的心血和代价；也由于家庭关系形成的伦常、道德教育，儿女在成长中也会受到父母关于“爱”的伦理—道德教育的影响。

这就是说，对儿女的爱心，有一部分是父母为了自己的利益给后代精神上设立的一种程序，改变程序(观念)，这种关系也就可以荡然无存。

在现代社会，由于经济条件和工具条件(如医疗服务、养老机构、社会保障)使父母能够独善其身，从而使他们已不在乎那古老的出于自私的爱的教育，也就使血缘感情淡化、弱化。

只要认清了血缘关系的生理性本质，只要父母不再直接承担(而由社会通过税收形式建立社会保障机构)养育后代的职责，父母对后代就无恩可言。

血缘亲情的可爱之处，《妈妈，再爱我一次》这类电影的震憾人的实质就在于不幸，在于贫困、愚昧和野蛮。

父母以超出常人许多倍的辛劳来养育后代，实质上是一种赎罪----为血缘继承制度赎取因为自己贫穷、不幸而带给儿女贫穷和不幸的罪孽---是为血缘继承制度赎罪!这些为后代成长牺牲自己的幸福的父母行为，与其说是无私与伟大，不如说是善良和不幸。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种血缘亲情，不
能不令人感动。

家庭和血缘，它的苦难和温情常常交织在一起。

家庭里的这种血缘感情中最感人的地方就在于那些善良的父母同血缘继承制度造成的罪恶进行苦苦的抗争和由此付出的巨大的代价，相反，没有那种罪恶，血缘感情就会十分平淡。

越是不幸的家庭，其间越容易迸发感人的“爱”的火焰。

从理性的角度来说，这不值得颂扬，而是应该同情。

父母的恩重如山，是压在其后代心上的沉重的包袱。

那些身缠万贯的人，会惊讶于穷人对金钱的热望和赞美，那些没有家庭不幸的人，会难以体会血缘情深，但这对他们有什么损失呢?他们才有了心灵的自由，所谓生命之轻，可以理解为生命的轻灵、超越，因为它轻，就可以飞扬起来。

父母对儿女的爱，首先是本能的驱动，就像其它动物一样。

他们会不自觉地把血缘关系神圣化、宗教化，把儿女看作自我的生命的延续，把生子育女看作是人生价值的体现。

所以，在理智上、精神层面上，父母的爱是一种自爱，是把儿女当自己――理想化的自己――来爱，这种观点早在穆勒、霍尔巴赫的伦理信念中就得到揭示（《西方伦理史》）。

父母对儿女近乎宗教般地虔爱，这实质上已变成一种异化的变态精神行为，它会产生双重的罪恶，一
方面是父母自我的丧失与泯灭，他们的整个身心为儿女而跳动，同那些忠于领袖、皇上的奴婢又有何异?他们因为这种由生理性血缘关系而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另一方面是对儿女的异化，父母在泯灭了其本身的同时，又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儿女，把儿女当做自我---理想化的自我---来塑造。

古往今来，越是无能的父母，其爱儿女的感情越深，就是因为他们缺少其“自我本身”的人生创造与价值，便倾心于建立这种“对象化的我本身(儿女)”的精神实现，更明白地说，父母发现自己太卑微、太无能，就把追求尊严和地位的信念寄托在“自己的”儿女身上。

本身无能的父母总是会把儿女的成就当作自己的骄傲和自己的成功，同样，儿女也可能会使他们得到痛彻肺腑的耻辱感和失败感。

面对失败或堕落的儿女，父母会绝望地想：白养了这样的儿女，这是前世造的孽!
在理智层面上，父母对儿女的爱是出于对儿女经济的、感情的、人生理想的投资，儿女就是投资的利息。

在我们的家庭中，不少父母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强制儿女实现自己的某种善意要求的所谓爱心，包含了父母内在的私心，这种私心以爱为借口，实施着对儿女人生独立、自尊、自主权利的剥夺。

包含了精神投
资的这种爱，使人一生下来就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债务负担，要用整个人生来偿还。

儿女被作为父母自身理想的载体，从而不成其为独立自由的人，长大后又以同样的方式，剥夺下一代的人权以补偿。

父母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价值和尊严的赌注押在儿女身上，同样有巨大的风险，儿女可能失败，也可能不孝，那些真正不凭籍儿女来证实自己的人，恰恰是因为他们找到了血缘后代以外的人生价值。

那些自己缺乏进取心或自己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的人、社会角逐中的失败者，他们才醉心于培养子孙后代，希望通过后代的成就来自我补偿。

这是一种无奈的人生，也是一种可悲的人生，同时，他们又不愿意背着这种耻辱的十字架苦度人生，而是要把自己的行为看得很高尚――即使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也会把自己的行为诉诸高尚的动机。

所以这种人又必须愚昧地或自欺欺人地活着。

当然，在等级森严、邪恶丛生的历史时期，人们这样做也有其时代的无奈和意义，善良者、弱小者、在社会中受奴役受侮辱而无以反抗者、被天灾人祸逼得看不到希望者，血缘亲情就成为他们的一种救命稻草。

从另一方面看，有血缘情爱比那些为个人私欲连本能之情也不要者是要好得多。

世上本无无私的爱，宗教徒爱上帝是为了上帝的保佑，革命者为了正义不惜杀身成仁是出于忠实于他的正义信念——一种精神上的自我皈依，包括雷锋精神，布鲁诺的殉道，为了自由不惜从窗口跳下去的打工妹，一切肉体上、经济上的“自我牺牲”，实质上都是为了自己精神上的目的，即一种自私。

爱即自私!那些不近人情的自私，是最真挚最强烈的爱的反映：爱他自己的生命、金钱、权势或信念。

可见爱这个概念是人们对于其私心的一种粉饰。

当然，我们社会是热情赞美那种超越了个体性利益欲的私心，赞美那种为了其荣誉、社会声望、社会正义的信念而牺牲肉体或金钱的行为，因为这类行为对大家有好处，可见，人们对善的呼唤与赞美，也不过是出于私心，是为了鼓励别人付出而恭维：无私、高尚!所以，血缘情爱也必定是自私的，我们是否该弘扬它，要看它是否具有积极的个人的和社会的意义：它能使人实现精神对肉体的超越吗？它能带来个人的心灵的更加自由吗？它能带来非血缘关系的人的亲密友好吗?它能消除罪恶的种族主义吗?它能消除带给人“生而不平等”的血缘继承制度吗?它能促使人把最旺盛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推进个人、人类、为整个人类谋福利的事业之中吗?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的精神性关系建立在生物本
能和家庭这种制度之上，当人类的生殖方式和人类后代的养育方式发生改变，这种精神性关系也就荡然无存。

所以它不是神圣的，也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因为，人具有超越血缘属性的爱――爱自己、爱家庭、爱他人、爱人类。

我们因为生存于家庭，也就产生了家庭的血缘或非血缘的亲情关系（当我们生存于新的社会组织时，同样会产生全新的情感亲和和精神认同）。

这种亲情超越了血缘，人在信念上建立的亲密情感比之血缘情感要可靠得多。

这种建立在信念、包容、理解、信任、责任的亲情是荒寂沙漠中的绿洲，当你落寞惆怅软弱无力干渴病痛时，看一眼已是满目生辉，心灵得到恬适，于是不会孤独。

便会疾步上前，只需一滴水，滚滚的生命汪洋便会漫延心中。

这种亲情是黑夜中的北极星。

曾经我们向目标追逐而忽视它的存在，直至一天我们不辨方向，微微抬头，一束柔光指引我们迈出坚定的脚步。

这种亲情是航行中的一道港湾，当我们一次次触礁时，缓缓驶入，这里没有狂风大浪，我们可以在此稍作停留，修补创伤，准备供给，再次高高扬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