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复”之间——民国语文教材选篇问题的论争及启示

“时”“复”之间
———民国语文教材选篇问题的论争及启示
○陈振1　邹铁夫2
(1.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2.中国民航大学,天津　300300)
[摘　要]　语文教材选篇决定着教材质量和语文教育功能的实现,选文之经典性与时代性的对立,一直是语文教育论争的焦点。

经典性与时代性的关系源于传统文化的“时”、“复”观念。

本文聚焦现代语文教育历史上教材选文时代性和经典性的几次激烈争锋,引入文化的视角来分析,促进当代语文教育反思:语文教育理念和取材一直在“复“和“时”之间摆动,好的语文教育和学习,应该保持两者之间张力关系。

[关键词]　教材选文;　时文;　经典性;　时代性;　选文标准
[中图分类号]G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5)03-0099-02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新课改实施及教材更迭过程中,语文教材老篇章的退出和新时文的入选成了社会争议的热点。

一百多年来语文教材选文之经典性与时代性的对立,一直是语文教育论争的焦点。

追究其文化渊源,源于传统文化的“时”、“复”观念。

“复”,强调对文化传统和基本原则的尊重、继承与延续。

传统语文长期融合在儒家经学等形式的教育之中。

从孔子秉承“复兴周礼”思想,整理传授五经典籍,到后世延绵不断的文化复兴、文学复古运动以及对经典的推崇,都是“复”的理念集中、显著的体现。

“时”,强调依时而定,根据时代环境变化调整思想和方法。

“时”作为“复”对立面而存在,孔子又被称为“圣之时也者”(《孟子》),追求“君子而时中”(《中庸》),提倡“学而时习之”(《论语》。

按照吴元丰等人相关研究,“学而时习之”的本意应解释为“人志道之所学能于当前时代有所致用实现,得施展所学及抱负于当世”。

)[1]从历史、文化的视角来看,语文教育理念和取材一直在“时”和“复”之间摆动,尤其在社会变迁激烈动荡的时期,表现更为突出。

本文聚焦现代语文教育历史上教材选文时代性和经典性的几次激烈争锋,通过分析、反思以期对当代语文教育实践。

现代语文教材选文时代性和经典性争锋的第一次热潮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文白之争”中。

“文白之争”最初是文学写作问题、国民书面语问题,随着争论的深入,最终延及学校的国文教育。

教材选文是涉及学习范本的大问题,几经较量,以白话文的胜出而告终。

白话文教材的诞生使“言”、“文”长期分离的语文教学进入了言文合流统一的新时代,一举奠定了此后语文教学的基本面貌。

关于文白之争各方观点及相关语文教育论述,学界已有系统梳理,本文不再赘述。

在此期间明确指向选文时代性或时人作品的论述有:1917年,刘半农写作《应用文之教授》一文,并发表于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4卷1号。

该文响应胡适“文学革命”发难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对初创期白话应用文教授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和一整套具体方案。

在阅读教学上他提出12条选材标准,其中就有“凡违逆时代文笔之趋势,而极意模仿古人者,不选。

凡思想过于顽固,不合现代生活,或迷信鬼神,不脱神权时代之气息者,均不选”。

与此同时,沈仲九在《对于中等学校国文教授的意见》(《教育潮》1919年第1卷第5期)一文也明确指出“现在对于国文的内容、形式,应该使他能够适合于现代思潮和实际的生活。

”“要适合学生的心理,现代的思潮,实际的生活,社会的需要,世界的大势,而且要有兴味。

”1922年时任《教育杂志》编辑部主任的周予同在该刊第14卷第1号上曾发表《对普通中学课程与教材的建议》一文中,就语文教材的选择,从思想、文风、语言等方面提出了7条标准,其中有“(1)凡思想学说带有神权或君权的色彩,不适合十现代生活,或不足为将来生活的指导的,一概不录。

”“(6)诗歌中如古风及白话诗,主张入选。

(7)生存人的文章,主张入选”。

这些论述大体上可归纳为三个方面:选文强调社会思想性,如排斥顽固僵化,要求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选文注重时代性,如强调适合于现代思潮和实际的生活,主张入选时人文章;选文需有适宜性,如要适合学生的心理,要有兴味等。

在这一时期,“时”的观念和思想明显出于上风,这些观点在当时文白之争的博弈中,在社会变革思潮冲击下,逐渐得到认可,并教育实践中得以贯彻。

南开大学教员洪北平、何仲英选编,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全套四册《白话文范》,首开用现代白话文编写中学语文教材的
语文学刊 2015年第3期. All Rights Reserved.
[作者简介]陈振,男,江苏邳州人,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高等教育出版社副编审,研究方向:语文教育和教师发展研究;
先例。

选文的思想内容也大大改观,许多反映五四新思想、新文化的白话作品,被选入了教科书,如鲁迅的小说、郭沐若的新诗、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的讲演、论文等,使当时的新式语文教材充满了时代气息。

现代语文教材选文时代性和经典性争锋的第二次热潮是三十年代的读经之争。

这一时期的读经问题,背景复杂,参与面广,牵扯的问题和领域众多。

这里仅梳理与教材选文内容直接相关的部分。

关于教材的争论核心直指语文教育内容的取舍。

1934年4月,教育部发出训令,强令学生诵习经书和文言文,在教育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汪懋祖、柳诒征等连续在《时代公报》发文支持读经,反对白话文进教材。

汪愚祖认为白话文存在两大弊端,一是“徒求感情之奔放,无复理智之制驭,青年浸淫日久,则必有更新奇之作品,方得读之而快意。

若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之说,彼等且视若土苴,不足以发兴趣而解烦闷,孟子洪水猛兽之说,观于今日益信也。

”二是认为“近来文字,往往以欧化为时髦,佶屈不可理解,须假想为英文而意会之,始能得其趣味,使学生重而习之,其困难几同读经,而语调奇变,几非中国人矣。

”柳诒征也同时发文对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吴研因、启昌、何鲁成、李子魁、胡适等主要以《独立评论》杂志为阵地发表文章,反驳保守派的观点,支持肯定白话文的价值及白话文进教材的作用。

他们认为白话文通俗易学,实用性强,易于推广与传播。

语文教材中存在的问题不是白话文的问题,而是编制质量的问题。

这一时期的争论,“时”出于守势,从文化思想背景看,有当局加强“党义”教育和思想控制和守旧派复古思潮泛滥的因素,也有语文教育实践自身的问题。

叶圣陶在《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一文中曾指出:
“语体成为国文的教材和习作的文体,是《新学制课程标准》开始规定的,到现在二十年间,一直承袭着。

可是就实施情形看,语体始终没有好好教学过。

喜新的教师专教一些‘新文艺’和论制度思想的语体,结果是谈论了‘新文艺’的故事和制度思想的本身,而忽略了他们所担任的是属于语文教育的国文科。

”
现代语文教育史上,时代性和经典性交锋的第三次风波出现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由大学国文统编教材选文触发。

1940年夏,教育部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决定编选大学国文全国统编教材,并推选魏建功、朱自清、黎锦熙、卢前、伍俶傥、王焕镳六位资深专家负责编选。

编选人员商定选文的标准共三条:“1.酌量避免与中学重复。

2.生人不录。

3.时代后排,文体后分,四部不论。

”由此,他们选出了基本篇目五十篇,既以教育部令颁行,令各大学校院“转知该科担任教员遵照采用”,并出版我国最早的一部统编大学语文教材《大学国文选》。

但这个选目及教材“强调思想熏陶”的教育理念,选文全部都是文言文,且过于古远深奥,没有得到广泛认可。

其中“生人不录”一条事后颇引起争议。

朱光潜在1942年9月出版的《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上发表《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一文。

指出大学国文主要地是一种语文训练,“我们只能希望他们能用浅近文言或国语写公私信,做学术文,叙述时事或故事,描写眼见耳闻的人物,写得辞明理达,文通文顺,我们所悬的大学国文教学目标不应低于此,也不必高于此。

”由此他明确提出:“我还有一个见解,时代愈近,生活状况和思
想形态愈与我们的相同,愈易了解,也愈易引起兴趣。

我主
张多选近代文。

”“如果我教我的子弟做说理文,我毫不迟疑
地叫他们看章行严的甲寅争论文字,大公报社评,和梁任公
胡适之诸人的论著。

至于叙事文,我也必定叫他们除史传之
外看着小说(中外新旧在所不论)。

”
作为编选会成员之一的朱自清同时发表《论大学国文选
目》一文做了回应,他首先对大学国文教育目标和性质持不
同见解,“却以为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
文化训练”。

针对朱光潜“多选近文”,“时代愈近,生活状况
和思想形态愈与我们相同,愈易了解,也愈易引起兴趣”的主
张。

朱自清结合自己教学经验评价说:“这句话并不尽然。

”
并批评抗战前国立山东大学的国文选目“入选的多是历代抗
敌的文字,据说学生颇感兴趣。

但这办法似乎太偏窄,而且
其中文学古典太少。

”他不主张迁就学生的兴趣,“尤其在大
学生,教育还当注意整个人格的发展。

兴趣是常会变动的,
训练应该循序渐进的训练下去,有时候必须使学生勉强而行
之。

”这与他后来编纂《经典常谈》的思想一脉相承。

黎锦熙也分上下篇发表了长文《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
济》(载《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除对五十篇
选目的使用做出解释说明外,更是对大学国文教学内容组织
进行系统设计。

在他的设计和建议中有这样表述的:“赶快
采选若干篇白话文艺作补充的教材。

”并希望白话文艺教材“若能因势利导,导入正轨,自然与那五十篇高文典册‘相反相成’”。

他甚至建议大一国文教员,尽可打开局面,截断众
流:“一、选定国内共推为最精洁最丰硕的报纸一种(例如重
庆的大公报);二、让学生各定一份,为的是做国文教材,不是
看新闻;三、匀配时间,两天一次,训练阅读,指导写作,一以
贯之;四、社评,专论,特约通讯,法令文告,领袖演词,重要译
件,精读;新闻电报,附刊文艺,广告启事,略读。

”
这一选目和教材受到各大学抵制,实际采用情况并不理
想。

徐中玉在《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1948)一文中曾说
道:“我教过的三所国立大学都没有遵用这个选目,而且我知
道其他几校也一样没有遵用。

”[2]这次争论,处于抗战时期,双方出发点一致,观点对撞性并不强烈,所谓“复古派”的选目制定者们意见也不尽相同,对待白话时文也有“补救”和“调和”的说辞和态度。

这次争论发生在大学教育领域,在当时和后续的影响并不大,现在的语文教育研究者很少提起。

但它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针对的是首次全国统编的语文教材和以政府意志出现的法定选文;争论参与者均为语文教育及相关领域的大家学者;在语文教育的内容取向、性质评判、教育目标、教学方法等核心问题都有深入论述;讨论贯穿基础和高等教育各阶段的语文教学。

总结上述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的三次争锋,可以在以下三
个方面得到一些启示:
(一)语文教育强化文化意识,关注语文现场。

语文教材选文在时、复之间取舍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密切,语文论争源于当时的社会文化,其走势和结果也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文化。

语文教育及教材选文需引入文化的视角。

语言、文字、文学教育本身是一种的文化现象。

(下转第103页)
教学经纬 陈振　邹铁夫/“时”“复”之间. All Rights Reserved.
念。

每一门学科当然都包含着诸多知识性,但是知识性学习如果就是为了掌握知识,那就失去了学习知识的初衷。

知识性的学习目的在于活用,在于创造。

就语文教育而言,字词、语法、文体等学习都是知识性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语文教育首先在头脑中出现一张标准化的试卷,为了得到字音题的两分,我们就把所有可能的字都集中起来进行反复识记;为了得到字形题的两分,我们就把所有可能的词语都集中起来进行反复书写;为了得到语法题的两分,我们就进行反反复复的主谓宾定状补的语法规则学习与无数病句的辨识练习;为了得到文学常识题的两分,我们就汇集海量的作家作品常识进行信息式的识记;为了得到作文高分,我们就设定所谓的高分模式进行标准化练习,那么我们语文教育的机械程度要远远超出八股文教育最终的僵化。

这种偏失的出现除了教育考核标准因素之外,就语文教育本身而言,其根源在于对语文知识性的特质认识不足。

就以最基本的字词而言,它们并不只是教材所注释的那种意义,也并不只是词典上所列举的那些单调的意义,而是会随着语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甚至是千变万化,出神入化,微妙得难以言传。

如果语文教育将重心放在单调意义的识记上,以此作为考试的标准化,只会使活生生的语言窒息。

字词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根据不同的情形活学活用,贴切使用,灵活妙用,甚至是创造性地新用。

语法学习也是这样,如果将重心放在主谓宾定状补的语法规则上,反反复复地进行所谓的语病辨析,这时实际已经在学生的语言使用与创造上人为设置了僵硬
的框框。

事实上,我们在语言运用中并不是先想到语法规
则,然后再根据规则组合句子,而是根据情景灵活地进行表达。

作文学习更是这样,如果将教学的重心放在所谓的开门见山、画龙点睛等套路上,学生的作文只会千篇一律。

事实
上,文无定法,我们所要做的乃是引导学生根据具体情景进行创造性的写作,而不是人为的用模式进行限定。

也就是说,语文的知识性并不是教育的重心,教育的目的是要以此为起点将学生引入一个千变万化的语言世界,见招拆招,随机应变,无招胜有招。

这种知识性是生产性的,而不是识记性的,就连经典的诗文作品背诵也是这样,最终的目的并不是学生背了多少多少篇,并以此为荣,而在于他们能从背诵之中领悟母语的美丽,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潜移默化地活用,从而使美丽的中文不老,让仓颉的灵感如同源头活水永恒常新。

诚如吕叔湘先生反复强调的那样:“语文课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而不是传授语文知识”,[2]104“语音啊,语法啊,词汇啊,条分缕析,讲得多,可都讲的是这
种工具的部件和结构,没有讲人们怎么使唤这种工具”,[3]113“如果不会活用,任何教学法都会变成一堆公式”。

[4]125
上述语文教育的本源性特质决定了它是一种立足“语”
与“文”的鲜活生动、富有生命感的母语教育,也同时是一种取向活用“语”与“文”的具有创造性的母语教育。

唯有在这种状态下,语文教育才是见出“人”,见出“美”,见出“活用”的“语”与“文”的教育,也许语文教育改革的方向在这里。

【参考文献】
[1]钱理群,孙绍振.中学语文教育改革对谈[J].书屋,2005(9).
[2]吕叔湘.吕叔湘论语文教学[M].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3]吕叔湘.吕叔湘语文论集[M].商务印书馆,1983.
[4]王晨.重读吕叔湘·走进新课标———什么是语文[M].湖
北教育出版社,2004.
(上接第100页)而更为广义的文化概念是指:文化是当下社会人们精神心灵、生活贴得最近的社会运动和变化。

语文教育不可避免地与文化有着联系和共振,语文教育要有文化意
识,就是要突出文化现场和语文教育的关系及语文教育自我更新的可能与必要。

这样可以使语文教育本身充满活力,可以要让被教者在互动交流中提高学习热情和学习效果。

(二)语文教育要注意“时”、“复”平衡。

语文教育理念
和取材一直在古(复)和时之间摆动,好的语文教育和学习,应该保持两者之间张力关系。

语文教育选材,经典的力量是强大。

经典文本几经传颂和淘洗,认可度高,语言表达水平和艺术水准高。

但它与时下文化、语言和思想可能存在着的距离,贴合度、鲜活度不够。

时下之文是语文教育中不容忽视的部分,是保持语文教育活力和自我更新的必须。

它一方面富有时代气息,贴近生活,是语文教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它随时而动,变化不居,缺乏积淀和检验,是教材编制中最难把握的部分。

当下要客观认识这个问题,积极建立语文教育有活力的机制。

教材选文应该是一个时代复杂的选择系统运作的结果。

教材选文对时文关注的失当,不仅会影响教学效果,还会影响到语文教育对社会文化的责任担负。

(三)坚持语文学科独立的立意和选文标准.语文教育作
为独立学科的立意和出发点在于:学语文,就是通过语文文本的学习,培育学生的语文素养和精神人格。

经典文本选取,不是复古和守旧的思想张扬,时文与当下文化资源的结
合,也不是贴合政治或某一方面意图的实现,而是语文教育目的的需要。

语文教育文本必因其文学、文字的表现进入我们的视野,在选文和教学时更多地应从文章本身或语文教学规律的角度给予真正的重视。

当期应该警惕在传统文化或人文主义的幌子下过分强化语文教育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诸多功能的倾向。

正如上文提到叶圣陶对语体文教学的批评:“谈论了‘新文艺’的故事和制度思想的本身,而忽略了他们所担任的是属于语文教育的国文科。

”
【参考文献】
[1]吴元丰.一个关于传统注解问题的讨论—
——以《论语》“学而时习之”章的分析为例[J].社会科学研究,2012
(4).
[2]顾黄初,李杏保.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M].
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语文学刊 2015年第3期
.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