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潮与“大同“小康说——兼论《礼运》的与年代

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潮与“大同“小康说——兼论《礼运》
的与年代
三
前面说过，一些学者出于重建孔孟“道统”的需要，往往将《礼运》“大同”归于孔子，认为孔子传道于子游，故《礼运》成于子游（或其弟子）之手，建构出孔子——子游——子思——孟子的道统谱系，从康有为、孙中山、郭沫若一直到今天的一些学者，无不持这一看法。

而这一新“道统”的建立，显然是要在儒家内部重新发现一个民主政治的源头，从而为
维新改良、民主革命乃至呼唤民主改革寻找根据，可谓用心良苦，诚意可嘉。

但从我们前面的考察来看，孔子虽然对禅让持肯定态度，但在其生活
的时代，禅让作为一种思潮还没有出现。

虽然儒学史上的确存在过一个宣
讲禅让、“大同”的时期，但那并非仅仅是孔子倡导的结果，更主要的乃
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使然。

当时宣传禅让的也不只有孔门一家，其他如
墨家、早期法家、纵横家等也参与其中。

儒家内部讲禅让的也不只子游氏
一派，至少我们现在知道，子羔、子思等派也有类似的思想。

更重要的，《礼运》不是对禅让、“大同”的礼赞，而是为其唱出的一曲挽歌。

《礼运》的真正意义在于，面对理想的暂时挫折、失败，不是消极悲观，怨天
尤人，自暴自弃，而是根据时世的变化对理想的做出重新选择和调整，在
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与张力，以及所表现出的通达、乐观、务实
精神。

这既是《礼运》时代特征的反映，也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今天，对《礼运》一种更符合其历史原意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