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文化传承

○潮州歌册与潮汕文化传承初探
天爱晶儿(我的毕业论文)发表于2007-6-313:41:00
潮州歌册是以潮州方言写作的长篇叙事唱本，是流行于潮州方言区即今汕头、潮州等市所辖各县以及福建省南部漳州一带的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可归属于弹词的一种。

它是潮汕平原地区一种古老而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俗称“笑（唱）柯（歌）”。

作为一种在广大妇女群众中流传歌唱的一种说唱文学，它属于女子文化、俚俗文化而难以载入历册，但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并逐渐丰富了自身的表现力和艺术性。

歌册的传播与流传对文化传播起重大作用，被誉为是潮汕民间文学之花。

一、潮州歌册的历史渊源
潮州歌册内容的取材范围十分广泛，有历史故事、古代小说、词话、弹词、本地时事、民间传说等。

主题思想以宣扬爱国主义、歌颂清官、反对封建礼教束缚为主流，但也宣扬因果报应。

歌册既可以阅读，也可以朗诵、歌唱。

叙事性歌册多以七字句为主，四句为一首。

句式和字韵比较严谨，早期作品多数是全篇一韵，较长篇幅的才转韵。

后来则较为自由，句式也开始丰富，有四字句、五字句和六字句，较为灵活。

潮州歌册唱腔丰富多样，有轻快的轻六调唱腔；有委婉哀怨的活五调唱腔；有恳切激动的反线调唱腔；还有三、三、四句式唱法、插白唱法等。

这种易学好唱的特点得到了广大群众尤其是妇女群众的欢迎。

歌册起源于何时，典籍和野史都没有记载。

有学者根据各种资料推断，从现存的200多种册本看，潮州歌册“产生年代最晚也不会超过明代，但产生的作品还只有极少数，绝大多数作于清代，直到民国初年还有人在写作”[1]。

关于歌册的渊源，有学者认为是由弹词、木鱼书、宝卷、畲歌、俗曲等唱本形式流入潮汕地区后发展的说唱曲艺[2]，作品多是移植各种外地说唱文学，或改编自各通俗演义小说、杂剧话本、民间故事，或利用本地题材加工创作而成。

歌册以其通俗生动的形式，在特定的社会中流传了几百年。

关于“歌册”的定名，历史学家以及文学家对此都做出各自的看法。

这可能因为早期较短的歌文凭记忆朗唱，没有稿本，而较长一些的歌文只抄写在纸张上，凌散而未成册，当有了整齐而规格统一的印本之后，就称之为歌册了。

也有学者直接称是“唱歌本子”，为避免与潮州歌谣和潮州唱曲混淆，“称为潮州歌册，一听了然[3]”。

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它的产生应该不晚于明代中叶潮剧的形成时间。

因为地方戏曲的形成，一般都需要有地方的说唱曲艺为基础。

”[4]这样，“歌册”的发展虽然没有正式记入史册，但是其传播却是得到人民群众尤其是民间艺术家的鼓励与帮助。

其间，潮剧这一属于高雅艺术的戏曲，对歌册的完善与传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无论如何，歌册能够作为文化艺术之一并形成自己无可替代的特色，是当它在潮汕民间妇女间传唱开始的，此时它才正式确定了它的“社会地位”和“历史责任”，其文学样式也基本确定。

一般认为晚清有了歌文册本至解放约100年间，是潮州歌册广泛流传的兴盛年代。

歌册曾长期牢固占据潮汕农村文艺阵地，作为一种民俗活动独特形式。

之所以能扎根并吸引广大群众尤其是妇女群众，一是因为歌册用方言口语表达，妇孺老少皆能听懂；二是富有故事性，地方色彩浓厚，又不需任何乐器伴奏，调子平直易于掌握朗唱，演唱歌册可说是一种文化娱乐习俗，而非表演，因此十分适合潮汕地区文化不高、以做手工度日的妇女作为自娱活动，形成当时潮汕地区很有特色的社区文化现象。

有比较固定的内容，有基本稳定的歌唱方式，加之有一定的传播方式，歌册便逐渐成为了潮汕地区民间艺术形式之一。

二、潮州歌册艺术特点与潮汕文化的契合
面向民间且主要在民间流传的文学样式，为求得大众的接受和喜爱，总是在题材来源、主题构成、故事模式、人物和情感类型等方面尽可能适应或迁就于大众的欣赏口味和接受水平，
形成自身独具的民间风格。

潮州歌册能够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广为流传，得益于它独特的艺术特点与潮汕文化的契合。

潮汕文化是一种带有地域性的群体文化[5]，它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

其中，古雅丰富的潮汕方言、细致精明的文化心态可以说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方面。

吴奎信先生在《别具一格的潮州歌册》一文也总结了歌册的艺术特点：“语言通俗生动”、“地方色彩浓郁”、“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贴近群众心态”、“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与生动的艺术形象”[6]。

实际上，歌册的艺术特点很多与潮汕文化有着紧密的结合。

（一）歌册融合了古雅丰富的潮汕方言
方言是一种沉淀了无数历史和记忆以及乡民生存信息语言，是区域文化最具表现力的内容。

对语言的执着是潮汕人民的共有特点。

在潮汕地区，不仅是歌册，许多文化样式都与潮语有着深深的联合。

例如作为“全民”（潮汕地区人民）娱乐的潮剧戏曲，演唱方式以潮州方言为基础，最吸引人之处就是其潮音唱段。

语言的烙印其实就是一种乡土情结。

潮汕地区的方言保护一直都是非常强大的，在本地，一位操外地方言（包括普通话）的人是无法得到平等态度的对待的；而在外地，操着潮汕方言的人碰面，无论住处相距多远，之前有何恩怨，都能“一笑泯恩仇”。

这种乡土情结是其他地区无法达到的，而这种情感其实就是潮汕文化的一部分。

歌册充分发挥了潮汕方言的特点和优势。

潮州方言从属闽方言，有八个音调，潮州话八声的层次变化刚好暗合着音乐和声的八度，读出来抑扬顿挫，比较好听。

“潮州歌册用韵一定是用平声韵，一般不用仄声韵，这是它用韵的最大特点”[7]。

于是，朗读时运腔的快慢高低变化，形成其声调自然的温婉铿锵的风格。

此外，歌册应用了许多生动形象的俗词俚语，有潮汕地方的谚语、俗典等，如“钵（赌）钱蚌壳始，做贼偷捧米”，也有不登大雅的粗鄙的乡野俚辞俗语。

加上形容、比喻、夸张、衬托等各种修辞手法的使用，使歌册语言更显通俗生动。

（二）歌册体现了细致精明的文化心态
潮汕文化最具深刻内涵的特点当用“精细”二字概括[8]，地方色彩浓郁的歌册从多个方面体现着潮汕人这种特有的文化心态。

1.对行为准则的体现
有这样一种传言：“潮州人是最团结的，喜欢拉帮结派。

”（这里潮州其实是代表整个潮汕地区）这正形容了潮汕人民强大的凝聚力。

好客并喜欢相聚，是潮汕人民的性格特点，也是他们特有的文化心态中的一种行为准则。

这也体现在一些传统文化艺术中。

潮州歌册的传播赖于妇女传唱，由于其演唱简单，不需乐器伴奏，调子平直，不必经过专门训练就能掌握。

妇女聚集在抽纱、结网、织麻、刺绣等劳作地方或闲聊的“娘仔间”，便能自唱自娱，跑家串户一起“笑柯”（唱歌）也成为传统。

2.对思想观念的体现
歌册的内容有很多属于地方人文概貌、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的描述，其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等与潮汕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形态等文化心态十分贴近。

歌册的内容一般是民间故事，反映了诸如潮汕的多神崇拜习俗、神鬼封建迷信、因果轮回宗教思想、婚姻观念制度等文化特征。

就其反映的思想观念而言，歌册渲染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道德行为规范和价值趋向。

同时它也有着“多元化的爱情婚姻主题”，既有批判封建包办婚姻、反映市民生活愿望和对爱情、婚姻的追求的主题，也有渲染一夫多妻的封建变态婚姻的腐朽观念，这都是潮汕民间婚姻制度观念的一种体现[9]。

歌册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泥沙俱下宣扬了一些封建落后糟粕，许多歌册都重复着“淡淡青天不可欺，举头三尺有神祗；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等宣扬因果报应的歌文，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潮汕民间的多神崇拜宗教思想，当然这是当时时代的局限，在今天应是予以批判的。

3.对文化生活形态的体现
在旧时代社会信息闭塞的生活环境中，潮汕地区民众的文化生活是单调而局限的，妇女的受教育机会很少。

歌册因其故事情节扣人心弦，艺术形象生动，加之思想观念贴近群众，使得听唱歌册成为当时民众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

潮汕人无论老少，皆能通过听唱歌册，了解社会，认识历史，增长知识，丰富文化生活。

歌册文本充分发挥了语言的技巧和民间故事的魅力。

如《百屏花灯》，一屏一句一个花灯故事：“活灯看完看纱灯，头屏董卓凤仪亭。

貂蝉共伊啰戏耍，吕布气到手捶胸。

二屏秦琼倒铜旗，三屏李素射金钱。

四屏梨花啰吮毒，五屏郭华卖胭脂……”这些歌册的知识含量非常多，传播传统文化知识的责任在其传唱中表现无遗。

不少妇女不仅能够知道各个历史时代的一些英雄人物，甚至还能讲叙片断的历史故事，有的还借助歌册学会识字。

据此也可窥见旧时潮汕妇女的文化生活形态。

歌册不管女性教育对象的年龄特征、知识水平的层次和接受能力的差异，可说是“闺中文化特殊载体”[10]。

它不仅是潮汕妇女的生活教科书，学习文化知识的课本，也是潮汕妇女的精神乐园，有的地方还流传着关于用歌册作为妇女陪嫁礼品的佳话。

潮州歌册以其独特的艺术特点与潮汕文化的深刻联合，真正做到了“从民间来，到民间去”，这种独特文学艺术魅力，使它一直在民间流传，长久不衰。

如此，它成为培植潮汕文化的土壤之一，同时也成为了地区文化保存、传播的工具。

三、潮州歌册文本价值与潮汕文化文献资料的收集
前面说过，歌册的内容与潮剧剧目有“联姻”。

实际上，潮州歌册本身蕴涵的丰富艺术性，使它与潮汕地区其他类型的民间传统艺术形式之间互为影响，相互渗透。

譬如，与潮州歌同为民间通俗文学的潮剧，据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明末清初时已存在，流行地区和产生年代二者大致相同，在曲文演唱、篇目剧目方面相互袭用。

首先，作为类似弹词的说唱文艺，歌册缺乏固定的音乐规范，也没有乐器伴奏，其演唱“实际上是一种依字音高低曲折来行腔的自由‘读唱’”[9]，结合潮州话的音调特点，便具备了十分丰富的音乐性。

明初民间戏曲艺人在将正字南戏改造为潮音时，借助了歌册的利用潮州方音营说唱形式的传统进行创作。

再者，潮剧传统剧目题材许多与歌册的篇目相同，歌文《陈三五娘》与旧潮剧本《荔镜记》同出于明代传奇《荔镜记》，民间传说《苏六娘》，潮州李万利刻本存有较完整的歌册旧本，潮剧演出本内容也是参照文笔细腻的歌文创作而成。

此外还有《刘明珠》、《秦雪梅》、《卖油郎独占花魁》等相同剧目，歌中述戏，戏中有歌。

著名歌册《金花牧羊》还被改编为潮曲《金花女》，传唱不衰。

另外，潮汕民间歌谣、竹枝词等也对歌册深有影响。

民间“歌仔（即童谣儿歌）”、嗹啰曲（即劳作时哼唱的歌），其歌词中的方言土语渗透于歌册唱词，如“加啰”“加哩啰”等。

而歌册的七字一句韵尾相押的特点也为童谣儿歌所采用。

再如明代出现的清丽柔美的潮汕竹枝词，以方言俗字入诗，七字一句押一韵，与早期的叙事性歌册作品严谨的句式字韵是相同的，歌册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丰富自由的其他句式，也因篇幅较长而发展出换韵转韵的唱腔。

可以看出，潮州歌册渗透着潮汕民间其他艺术形式的优质之处，无意是对潮汕民间文化艺术的良好保存。

民国时期，有些民间艺术大师就把歌册改编成潮剧，如《刘龙图》、《锦鸳鸯》、《五凤朝阳》……民国时期的谢吟等编剧大师的剧本多从潮州歌册改编而来，同一故事内容在同一地区以两种文艺形式互补出现，更加加强了传播效应，备受广大观众欢迎。

潮汕从明清时期开始，经历了民国时期以及一次次革命运动，直到今天一些传说故事的文献资料被一次次丢失。

而利用说唱形式流传的歌册，因为文本是在民间流传，更容易保留下来。

经过一代又一代地流传，终于在今天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

另一方面，歌册不单只是一些传统的曲目，一直都有潮汕的民间艺术大师在进行歌册创作，如《新中华革命军缘起》，写的是辛亥武昌起义的故事，作者突出了孙中山、黎元洪等人物形象，在宣传辛亥革命方面有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出现《南澳光复记》、《保卫大潮汕》
等，激励人们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革命斗争题材使潮州歌册成为现实斗争的武器。

这些歌册传递了革命精神，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现实作用，跟文学一样成为革命时期的历史资料。

但是，不得不指出这些歌册的艺术加工还不够精细，缺乏故事结构，艺术价值不高。

收集整理历代歌册文本，成为潮汕地区文化文献资料整理的一项工作。

以汕头的艺术团体以及文化研究大师的成果最大。

今天我们能读到的潮州歌册的传统本子，多为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潮州吴瑞文堂、吴生记等商号木刻版印刷，有《秦雪梅》、《玉麒麟》、《刘龙图》等约三百余部。

民国时期，汕头市马合利等商号开始用铅字印刷一些民主革命题材的歌册，如《新中华》、《许友若》等。

五十至六十年代初，潮汕各地的文化人如陈觅、李作辉等，纷纷创作新潮州歌册，汕头市及各县报刊不时刊登，使城乡妇女更有兴趣说唱。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白毛女》、《红珊瑚》等二十多部歌册，均为潮汕作者所写。

这些新潮州歌册与传统潮州歌册一样，具有故事曲折新奇，语言通俗生动、音韵和谐顺口等特点。

许多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很重视潮州歌册这一地方文化艺术，或撰文发表评论，或在地方志书上编纂，或收进曲艺选集。

赵景深先生主编的《古代曲艺选集》中，就收有《吴忠恕》等潮州歌册的部分章节；谭正璧、谭寻合著的《木鱼书潮州歌册叙录》一书，介绍了潮州歌册的历史、形式、特点、流传等；2003年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了《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将“潮州歌册”列为首卷，辑录了其收藏的130多部歌册的善本和全本。

无论作为文化文献来收集研究还是作为文化艺术来研究，歌册的价值都是令人向往的。

这些文化工作者所做的一切，对于潮汕文化的贡献尤为重大。

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潮州、汕头等地的文化博物馆中陈列的一本本歌册，看到辉煌的潮汕地区文化的点点积累。

四、潮州歌册艺术濒危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问题
歌册的传唱曾经风行，得到中外艺术家的赞赏。

而在21世纪的今天，年轻人连歌册都没有听说过，更谈不上了解和研究。

而我们的文化宣传者们，也没有对其进行重视和宣传，造成潮州歌册这一文化艺术出现濒危的情况。

虽然有一些大学单位以及一些俗文学研究学者都在从事歌册艺术的研究，例如像王顺隆老师等人，他们努力保护着这一文化财产，但也无法改变歌册艺术没落消亡的危险局面。

每种文学体裁的兴衰，除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外，社会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

从社会地位的角度看，首先，歌册的传播人群已经没有了，潮汕地区经济的发展，让起初男耕女织的生活改变。

潮州农村的妇女们开始踏上岗位，那种“闲间”聚会的习惯和闲情都没有了。

其次，文化娱乐的方式改变了，现在的娱乐都变成了卡拉ok或电影电视剧，歌册的传统歌唱优势没有了。

还有一点，歌册因其行腔单调，文字冗长，被追求新潮事物的现代人作为一项“幼稚”、“落伍”的事物被拒绝，这不得不说是现代人的悲哀。

当然这也可认为是传统文化艺术的审美已经日渐淡薄，这不是一代人造成的，是几代人在慢慢淡化对歌册的欣赏。

不仅仅是歌册，像潮剧、潮州大锣鼓这些传统的文化艺术，是昔日深入民心的艺术形式，今天，潮汕地区的人民对其热情也渐渐淡化，本应该从小在传统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也渐渐脱离了这种环境。

因此，在潮汕地区，传统文化艺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传统文化逐渐淡出我们的日常生活，会否连同历史物件一同进入博物馆呢？这是多数人文学者关心的话题。

由此产生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应该如何定位？是努力地将其保留在人们群众中间，还是将其作为历史文化进行教育传递呢？就歌册而言，在民间已经没有妇女以此为乐，也没必要用此作为知识的来源，似乎它的历史责任已经完成了，它的趣味可能没有了。

然而歌册仍有着它的艺术价值，人民还是可以从中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跟众多的民间文化艺术一样，这些艺术价值中剩下的可能只是艺术和历史的厚重感。

传统文化的研究渐趋系统化，对其研究我们应从多种学科视角给予理论关注，才能更全面、深入地揭示其内涵、功能与价值。

对于潮州歌册这样一种在特定社会中流传了几百年的文学样式，从历史学角度看，它是随市民阶层出现而产生的一个历史范畴；从艺术学角度看，它
是一种地方方言说唱曲艺；从文学角度看，它属于潮汕民间文学。

不论是作为一种历史文献还是一种社会教育形式，歌册在今天仍有强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我们应当重视它的保护、传承工作：
1．重视对旧版潮州歌册的搜集整理工作
要保护、传承歌册这项宝贵的文化遗产，让现代人再次认识、接触歌册，首要的便是搜集整理发行旧版本的册本。

前文提到，潮州歌册的传统本子多为清朝和民国时期潮州的书坊商号木刻版印刷发行。

据记载，1955年歌册曾有一次重印发行，其时北京图书馆及一些俗文学研究学者均有收藏，但文革期间公藏与私藏的歌册有不少被销毁。

九十年代汕头市将歌册进行第二次发行，为国内及海外的单位、个人收藏。

然而，重印的册本多数分散于海内外藏家手中，市面竟不多见，普通市民尤其是现代年轻人似乎很少机会认识、接触歌册文本，更不必说听唱歌册，这是歌册淡出现代人视野的一个原因。

再者，研究各地方言俗曲唱本，资料的收集可谓是一大障碍。

潮州歌册相较于客家山歌、粤讴等方言文学，在俗文学研究方面势力相对薄弱，其研究素材难以获得也是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应重视搜集整理发行旧版本歌册，使更多的普通市民与各领域的研究者易于接触获得文本素材。

除了传统的印刷出版渠道外，还可利用便捷高效的现代互联网，如建立“潮州歌册全文资料库”或“说唱文学资料库”，甚至是讨论研究社区，进一步扩大现代人尤其是热衷网络的年轻一代认识获取册本的渠道。

同时，资料的全面公开有助于消除研究障碍，吸引更多国内外学者参与研究，为进一步提升歌册的学术研究风气营造良好便利的环境。

2．利用歌册的宣传教化功能充分应用其艺术表现形式
旧时潮州歌册以潜移默化和娱乐形式对下层民众特别是妇女起了扫盲教育的作用，民主革命时期歌册又一度成了宣传民主进步、爱国思想、共产主义理想等的大众化宣传武器。

除却其应剔除的封建糟粕，“潮州歌册凭借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普及功能，在不同时代都发挥了重要的教化宣传作用，具有塑造特定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作用”[10]。

我们今天可以继承发展歌册这种艺术表现，开拓创作题材歌文，如反映社会新精神风貌，宣传党政各项方针政策等具新时代思想观念等，正如九十年代广东教育出版社应用三字经形式出版《新三字经》向青少年宣传社会新人新气象、普及历史教育一样。

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现代媒体起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在潮汕各地，有一些文化事业单位在努力保存宣传歌册这一艺术形式。

由潮州市群众艺术馆策划，星河影视音乐工作室录制了潮州歌册专辑《人物风流史如歌》，选录6篇现代潮州歌册，在潮州电台《戏曲之声·曲艺坊》播放。

2002年潮州人民广播电台请林少红录唱了传统歌册节目《百屏灯》。

2004年潮州电视台录制了潮州风光纪实片《韩江潮》，也请林少红以潮州歌册形式歌唱了韩愈的事迹，等等。

这些活动都得到强烈的反响，体现歌册作为传统文艺的生命力。

因此，如能延续歌册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书籍或现代媒体如电台、电视节目等文化宣传渠道传播，更易于群众接受，在起到宣传教育的目的同时也唤起人们对歌册这一传统文学形式的欣赏尊重，达到双赢效果。

3．从根本上克服歌册的方言障碍，改良创新歌册
潮州歌册以其语言通俗生动为群众喜爱，然而，也是由于它过分注重地方语言特色，大量使用方言俗字，对自身的传播、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地域局限。

潮州话带“中州遗韵”较少，在其八音分声上与普通话四声有较大差别，有些俗字现代汉语中没有对应字，只能用同音字或生造土字来表达，字义要靠猜读，非潮籍人士很难成为受众。

实际上，随着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多，许多规范的普通话语汇已经渗透进潮汕方言中，所以，若是以歌册固有形式创作新歌册，除保持地方语言特色外，同时更应考虑现代汉语的规范化。

除了非用不可的特殊词语外，一般少用方言创作，像“勿要”换作“不要”，“猛猛”换作“快快”，“诸时”换作“这时”，等等。

扩充语汇、使用较规范的现代语词句法是可以实现的，年轻一代都能够接受。

但是这样的改良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歌册原有的音韵格律，我们还要考虑如何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