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白人种族主义者忧郁下黑人的自我解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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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白人种族主义者忧郁下黑人的自我解放之路
作者:林晓
来源:《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1年第4期
摘要:探讨小说《家族》中白人忧郁是如何被赋予政治含义,即小说的叙述过程中体现的源于种族主义的白人忧郁如何颠覆非裔美国人主体性和黑人自我的存在,以及黑人为反抗这种白人种族主义的颠覆所出现的忧郁如何保证黑人自我身份的存在。
关键词:《家族》;忧郁;性暴力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884(2011)04-0142-03
、
一简介
奥克塔维娅·埃斯特尔·巴特勒(1947-2006)是科幻小说界为数不多的非裔美国女性作家之一。
《家族》(1979)是巴特勒十二部小说中的第三部,就体裁而言,它属于新奴隶叙事的题材,然而跟其他新奴隶叙事小说相比,《家族》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奴隶制中人们不同的心路历程,并试图探讨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薄弱的自我意识的忧郁中可能存在的种族压迫,考察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忧郁在非裔美国人自我意识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通过对小说中黑人女性主人公和白人男性主人公的刻画,巴特勒希望读者注意到这些黑人女性实际上代表着白人种族主义者忧郁中所希望支配的所有非裔美国人。
小说的叙述者兼女主人公是一个黑人女作家达娜·富兰克林,她可以穿梭于19世纪和20世纪。
通过回到过去,达娜开始结识并了解已故祖母——黑人爱丽丝,体验在种植园中痛苦的奴隶生活。
同时,19世纪的创伤经历使达娜找到了她在20世纪的婚姻生活中与白人丈夫科文的矛盾根源。
通过描写达娜的不受意志控制的时间旅行的经历,巴特勒表达了对20世纪美国种族政治和黑人公民身份地位的质疑。
本文认为,通过叙述达娜与卢夫斯的生活经历,作者表达了对当代没有社会中非裔美国人法律地位的担忧。
在20世纪以来,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非裔美国人中出现越来越明显的自我意识,可是,与此同时的白人种族身份政治不断美化美国内战以前南方种植园的生活方式,白人种族主人者忧郁的渴望一种崭新的“安分守己”非裔美国人的存在。
正是这种忧郁严重阻碍了非裔美国人自我的形成。
二超越科幻小说
从传统意义上讲,奥克塔维娅·巴特勒首先是一位科幻小说家。
但是,作者在一次访谈中谈到自己的作品“有三种读者群:科幻小说的读者、黑人读者和女性主义读者”[1]。
但是,尽管她早就被称为描写未来的科幻小说家,小说《家族》(1979)让人们难以将其划分为科幻小说体裁,更难以进行类比分析。
在《家族》中,巴特勒坚持采取独特的手法现实地描写奴隶制,很多批评家对此作了精彩的论述。
如Janice Antczak认为与巴特勒的其它作品相比,尤其是他的模式主义系列作品相比,《家族》是独树一帜的,她引用巴特勒的话“《家族》似乎不太符合模式主义小说特征,也许这是我想要更加现实的缘故”[2]。
现实主义因此成为该小说的主要特色,尤其是作者所采用了心理现实主义展示了主人公的心理感受。
Thelema J. Shinn认为《家族》是“对科幻小说模式的背离,在小说中巴特勒想象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坚强和独立的黑人女性主宰着自
己的命运。
”巴特勒正是从现实地描写深受白人压迫的坚强和独立的黑人女性。
因此,在科幻
小说作家、科幻小说读者及科幻小说评论家看来,《家族》似乎就不属于科幻小说,因为该小
说对美国历史上某段时期的历史、种族和社会现实提出了质疑,而这些现实对当今美国社会的
人们仍然造成了深深的痛苦,如同身受。
因此Shinn坚持认为,“巴特勒在《家族》中开始将
其注意力关注到今天和昨天的非裔美国人的体验”[3]。
巴特勒关注这种社会历史现实是源于他的经历。
在接受Chareles H.Rowell对她进行的采
访中,巴特勒回忆道:“一位参加黑人权利运动的年轻人,年龄与我相仿,只是他显然从没有
意识到他的祖先所曾经遭受的痛苦。
……他说过了一些让我无法忘记的话,其中印象最深的是
‘我恨不得杀死所有老人,他们一直拖我们的后腿,可我不能啊,因为我必须先杀死我自己的
父母’,他所说的“我们”指的是所有美国黑人,而“所有老人”指的是年迈的黑人。
这就是
我为什么创作《家族》”[4]。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巴特勒希望通过对奴隶制进行真实的描述,揭示出20世纪非裔美国人发起各种权利运动的历史动机。
可是,很多学者对巴特勒在小说中从从政治和心理现实角度对奴隶制下人们生活进行刻画
的做法不以为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贬低这部小说。
最严厉的批评来自Burton Raffel 对巴特
勒小说的评论,他写道:“《家族》几乎是巴特勒所有小说中最不成功的作品,因为该小说太纠缠于20世纪的奴隶叙事”[5]。
Raffel无视巴特勒重新探讨非裔美国人的历史中提供的历
史资源和所创作小说的价值和意义,这也许是作者对美国内战前南方的现实描写与批评家期待
对未来纯粹的想象格格不入。
这未免有些肤浅。
这部小说不仅仅只是作者描述主人公达娜进行神奇的时空穿梭的故事,作者更加注重探讨
达娜时空穿梭的心理因素和根源。
巴特勒对自己艺术和文学作品的评价有力地说明了在《家族》中采取的超越科幻小说的视角。
在一次访谈录中,她表达了她对自己被贴上科幻小说家的矛盾
感情是说到,“我绝大多数小说是科幻的,一些事情确实是我想象的。
可是我不喜欢这些标签,它们只是销售工具。
我在写作时肯定不会考虑我是不是写科幻小说,《家族》中没有科幻因素”[6]由此可见,小说中的时空穿梭只是通过表面上的幻想对历史现实的描述和展现。
虽然巴特勒是一名科幻小说家,但是我们如果探讨作家的种族根源,我们就会发现《家族》不是肤浅的作品。
相反,小说完全沿着非裔美国作家描写过去的传统,提出了如何接触和理解
作家种族过去的方式。
Sandra Y. Govan对此作出如下评论:
巴特勒借用了传统……例如,她通过小说《野孩子》和《家族》重塑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
的文化价值观。
巴特勒把握历史小说中的可能性和自传中的黑人传统。
她采用这些形式创作出
一种推理小说,只是他们的动力来源于非裔美国人的过去历史,而不是纯粹对未来的推测[7]。
甚至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考虑到经过精心“编撰”的美国历史中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这部小说对非裔美国人能够给出什么样的未来设想。
因此,如果将《家族》简单划为科幻小说,就无法理解对小说中大量的社会政治和社会心理的描写。
相反,如果我们抛弃对该小说的科幻
小说心理预期,我们就可以深刻理解小说对奴隶制真实地描写背后的心理动机以及非裔美国人
自我意识在巴特勒小说中的作用和地位。
三书写心理现实
除了时间旅行,《家族》并没有依赖科幻小说的其他元素,而是通过大量的社会现实描写
来展现奴隶制的历史。
小说探讨奴隶制的历史和非裔美国人对奴隶制的记忆以及在20世纪美国看待这段历史的态度。
开始阅读《家族》会发现小说中所描写的现象极其引人入胜,但是对小
说进行心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令人困惑的想象背后的动力明显不是机械的,在这部小说中很明
显的心理因素就是主人公的忧郁。
到目前为止,没有批评家采用忧郁的术语来分析这部小说,
只有Lisa Woolfork在其博士论文将小说放在创伤理论中进行分析。
Woolfork认为“巴特勒的
小说通过忽略现在和过去的区别,将奴隶制中一些被遗忘的、被掩盖的、不为人所知的创伤展
现给当代读者。
”[8]虽然Woolfork也论及达娜和其他奴隶的心理创伤的影响,本文将更加
关注这种创伤的根源。
本文认为这种创伤源于女主人公非裔美国人达娜与白人祖先卢夫斯(是
庄园主汤姆-威林的儿子)的心理过程。
卢夫斯是达娜的白人祖先,卢夫斯通过强奸达娜的女性祖先爱丽丝成为达娜的男性祖先。
为了保证自己的出生和存在,达娜必须在卢夫斯面临险境的
时候拯救卢夫斯。
结合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历史,卢夫斯的心理状态正是白人种族家长制中白
人对黑人特别是黑人女性心理渴求的缩影,他们希望黑人像美国内战前一样,没有独立的公民
身份,可以随意对他们进行虐待。
小说中的忧郁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体现在白人男性卢夫斯希望一直控制黑人女性达娜
和爱丽丝的心理渴求;另一个方面,那些不了解那段黑人历史的人们同样对这段历史极其渴求
了解。
很多评论家对此作出了精彩地评论。
其中,Adam Mckible 认为“官方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的叙事方式让人们觉得目前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9]同样,Woolfork声称,“《家族》向人们揭示了一个被压制的、被人遗忘的黑人历史,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与官方截然不同
的历史版本(176-177)。
”这个阐释是可以接受的,达娜正是通过时空穿梭回到19世纪,了
解黑人过去悲惨的历史。
但是,达娜回到过去不是因为那些被遗忘的黑人祖先需要帮助,而是
由于一个美国内战前白人的心理召唤。
可以看出,实际上白人种族主义者卢夫斯的心理渴求正
是20世纪美国社会中潜在的对按照种族进行划分的社会的期望和渴求。
换句话说,这也是那些白人种族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渴求。
所以说,巴特勒实际上想告诉人们,在达娜20世纪的现代生活中的白人世界是如何美化和渴求过去那个完全剥夺黑人公民权的更加敌对的种族关系。
在探讨白人忧郁的同时,《家族》也探讨了奴隶如何采用忧郁的方式抵抗白人的压迫。
具
体来说,小说探讨了黑奴达娜和爱丽丝如何采用忧郁的方式保持他们的自我身份,最后,她们
以自杀表达了她们对种族身份的维护。
因此,忧郁不仅仅只是源于白人忧郁的对他们造成的痛
苦的反抗,而且也是对黑人公民身份被剥夺的政治反抗行为。
小说中,黑人女性达娜和其他奴
隶的忧郁正是白人农场主卢夫斯的忧郁的行为造成的结果。
卢夫斯似乎总是存在一种丧失的恐惧,这对庄园上的奴隶带来了悲惨的结局。
因此,《家族》似乎将奴隶的忧郁看成是卢夫斯残
酷的忧郁的反抗。
巴特勒在叙述中使用了非裔美国文学中的呼唤和回应模式传统来反抗卢夫斯
的自私自利的生活态度。
卢夫斯是颓废和残酷的奴隶制的象征,给奴隶带来无尽的痛苦和悲剧。
然而,考察这种黑人的忧郁必须考虑到达娜和爱丽丝在他们被奴役之前完全具有自由的黑
人身份。
可以看出,巴特勒做如此安排是有其深意的。
她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强调奴隶制对这些
黑人的影响,这种制度抹煞和否定了黑人自我身份。
黑人主体和公民身份的存在。
该小说戏剧
化地强调了黑人被客体化的过程,把达娜从20世纪30年代带回到19世纪中期直面卢夫斯-威
林的忧郁并满足卢夫斯的自私的要求。
虽然Thelma J. Shinn 认为达娜“从来没有被客体化,
她一直保持对自我的控制”[3]。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家族》实际上在强调20世纪像达娜
这样的黑人女性被种族和社会客体化的根源所在。
达娜被自己的白人祖先客体化并失去了所有
的控制。
达娜成为卢夫斯忧郁的对象,这种地位和身份不仅仅威胁到她的自我身份,也一再威
胁到她的生命。
小说中其他人物也展示了她们尽管被奴役,也一直踩忧郁的方式保持着她们自
我的存在。
每当其高曾祖父卢夫斯·威林,一个白人种植园奴隶主,身处险境需要帮助时,达娜就会
出现,而一旦她的生命遭到威胁,她就会被送回现代的家里。
家族血缘关系将二人的命运紧密
地联在一起,因为达娜再三地挽救卢夫斯的性命,后者才能继续生存,而正是通过保护他,达
娜才能确保祖先和自己的存在,直到卢夫斯的女儿夏甲出生为止,夏甲正是达娜的曾祖母。
正
如达娜所言,自己的使命是“不仅要确保一个容易惹事的小男孩的生存,更要保证家族的存在
和自己的诞生”[10]。
只有达娜完成历史赋予的拯救任务之后,她才能自由掌握现在的生活。
在这一过程中,主人公达娜·富兰克林与其高曾祖父卢夫斯·威林的关系,尤其是后者心理过程的变化是值得关注的。
卢夫斯的心理状态正是白人种族主义者父系社会的忧郁的渴望,对象是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承担,非裔美国人被剥夺民权。
《家族》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展现忧郁的特质。
一种方式是通过白人男性奴隶主卢夫斯对自由黑人女性达娜及其祖先爱丽丝的渴望。
这可以解读为个人化的非裔美国人过去因为那些遥远的似乎已经失去联系的祖先而变得忧郁的一个例子。
另一种方式则是奴隶自身内在的忧郁,其中包含潜在的抵抗因素。
这部小说探讨两位曾经自由稍后被奴役的非裔美国女性达娜和祖先爱丽丝,如何通过忧郁坚持自我的存在。
四向忧郁的范式道别
阅读《家族》无疑可以给读者带来忧郁的体验,这部分是由于小说通过活生生的叙述展示了很多没有历史记录的事实。
达娜杀死卢夫斯,Nigel烧毁种植园掩盖这个谋杀,所有的奴隶被卖掉。
尽管达娜通过时空穿梭回到马里兰州,但是,达娜除了一个被卖掉奴隶的名单外,对那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因为在商业奴隶制的社会中奴隶被卖到各个地方,所有她们的故事根本无法让人们知道。
尽管达娜找不到对黑奴故事的官方记录,但是她的亲身体验向我们读者展示了那些不为人们所知道的黑奴故事。
正如她20世纪的丈夫告诉她的:“你没有找到任何官方记录吧,你永远也找不到。
”对此,达娜抚摸着自己的伤疤和她空荡荡的左袖口说,“我知道。
”达娜用历史在她身上留下的伤疤见证了那些永远无法让人知道的故事—她空荡荡的左袖口包含了被奴隶制客体化的所有奴隶的历史。
达娜所有的是断裂的记忆,是对死亡、昏厥、残疾的经历以及那只记录着被遗忘的历史的残臂。
她经历了那些无法弥合的伤痛,身体的残缺,对那些在历史中失去生命的黑人,以及所有没有被赋予公民身份的黑奴的忧郁。
巴特勒在谈到为什么要让达娜伤痕累累,“我不能让她完完整整地从历史回来,战前奴隶制是不可能让人们保持完整的。
”[6]
Michelle Erica Green在她的论文中认为:“最后,达娜和她丈夫在1976年回到马里兰州,哀悼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们,并且相信他们自己从这段记忆中恢复过来了。
”[11]但是,似乎这样的哀悼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些Loss背后的故事既不为达娜所知,也不为整个社会所知,最多就存在美国社会的潜意识中,另外,达娜是官方历史外的黑奴故事唯一见证人,对种植园的记忆也只是存在于达娜的身体上。
如Green所揭示的,“巴特勒把过去的历史雕刻在达娜的身体上,她的身体是唯一的读本。
”[11]尽管达娜知道如何阅读自己的身体,对于一个对美国内战以前奴隶生活一无所知的社会来说,很难说可以从达娜残缺的身体窥知历史的一枝半叶。
例如,达娜无法向警察叙述自己的故事,以免除警察对她丈夫虐待家人的怀疑。
通过这个隐喻,巴特勒想告诉读者,20世纪美国社会普遍缺乏对黑人历史的了解,而达娜的身体是她和其他奴隶痛苦历史的唯一记载,所有她不会为她周围的社会理解。
因此,达娜只好在的身体上保存着这个秘密,虽然她的残臂为整个社会所见,但是整个社会也无法了解他的含义。
《家族》描写20世纪在美国内战前在南方美国黑人妇女的苦难经历,小说探讨了奴隶制下黑人忧郁和白人忧郁的角色。
另外小说批评了20世纪后期美国社会潜意识的、反动的白种人身份政治美化美国内战南方的历史以便达到抹煞不断强大的非裔美国人自我的存在。
巴特勒通过小说中的威林种植园的生活表明,在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忧郁中,黑人惨遭压迫、主体身份客体化以及其黑人身份遭受到抹煞。
在《家族》的叙述模式中,黑人的自我身份被客体化,这样就引出白人男性家长制主体的出现,但是,巴特勒并没有忘记在这个黑人被客体化的过程中自身的强力反抗。
所以黑人的忧郁便成为了反抗白人压迫和保持黑人自我的手段。
在探讨黑人忧郁的潜在抵抗力量中,巴特勒没有放弃非裔美国人经常采取的自杀手段来刻画种植园悲惨的奴隶生活。
表面上奴隶制度获得了胜利,因为其客体自杀,但是卢夫斯随后感
到的对爱丽丝的暴力忧郁揭示了奴隶对这种制度带来的打击,因为它已经失去一个可以控制的
客体、制度存在的支撑力量。
在小说中,奴隶女性爱丽丝在痛失丈夫和孩子、身体致残、不断
被主人强奸的情况下最终她选择通过上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巴特勒并没有将她的自杀仅
仅作为一个情节和让人感伤的场景,而是看成为了反抗白人不断抹煞他们的自我身份所单独采
取的政治斗争。
当爱丽丝将自己的尸体高高悬挂于其它人之上,她向人们展示她的自我的存在。
因此,奥克塔维娅·巴特勒的《家族》展示给读者一个精心设计复杂的忧郁场景,探讨了种族、性别和历史在非裔美国人自我身份的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呼唤传统西方评论界对悲伤和
忧郁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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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utler, Octavia E. Kindred[M].Boston:Beacon Press, 1988.
[11]Green, Michelle Erica. There Goes the Neighborhood: Octavia Buler’s Demand for Diversity in Utopias[M]. Utopian and Science Fiction by Women: Worlds of Difference. Ed. Jane L. Donawerth and Carol A. Kolmerten. Syracuse:Syracuse UP, 1994.
(责任编校朱正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