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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三亚旅游市场宰客门事件
2012年1月28日，微博实名认证用户罗迪发布微博称：“朋友一家3口前天在三亚吃海鲜，3个普通的菜被宰涉事海鲜排档老板亲手挂上整顿牌子近4000元。

该微博发布后，引起网友的热议，一些网友纷纷转帖并留言称自己也遭遇过类似情况。

随后，管理方无视当地宰客风盛行之实，先后以“零投诉”“无法举证”冷漠应对，由此引发社会强烈反响，三亚再次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媒体代为“认错”之后，官方道歉姗姗来迟，有关首脑通过媒体见面会表示，将以此次事件为契机虚心接受批评，努力向国内外优秀旅游目的地学习，实实在在做好市场监管，真正把三亚打造成名副其实的国际旅游岛。

对于网友的不满和投诉，三亚市政府先是回应“零投诉”，再是表示“没有证据”，并称“将对恶意攻击者依法追究责任”，这表现出了一种权力的傲慢，作为行政部门应该监督商家的诚信，而不是去监督游客的信誉，这样应对危机根本无法适应一个国际旅游城市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的要求
随着舆论对三亚“宰客”事件的关注，还有一些旅游城市也被卷入了“宰客门”。

在大量的游客投诉在事实层面表明，一些地方在旅游市场的快速增长和旅游环境的改善之间出现了严重脱节。

很多地方政府往往热衷于大手笔投入当地旅游景点的硬件，却在规范旅游市场、塑造良好的旅游软环境方面，少有作为。

出现这种现象深层次原因是与一些地方官员的政绩需求有关。

比如，地方官员有短期的政绩需求，十几亿元投入景区当然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打击“宰客”等种种行为虽关系当地的长远发展，却往往见效慢。

在一些地方政府看来，即便在这方面“零作为”，往往也不会影响旅游收入的增长。

然而，地方政府的短视行为终究要付出代价。

现在，很多网友已经发起对某地旅游的抵制，而三亚等地的旅游花费甚至已经高过新马泰出国游的费用。

游客并非总是弱势，国内旅游市场并非绝对不可替代。

可见，“宰客”之风不刹，某些地方旅游市场环境不能得到根本改善，恐怕很多国人将不再去旅游或者出国旅游了。

很显然，这既不符合地方利益，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

现在，有必要由国家相关部门牵头，进行一场旅游环境的联合整治，对一些旅游市场秩序混乱的景区予以惩处，同时对相关地方监管者进行问责。

而旅游市场发生的事情，也再次表明，突破经济结构转型的难关，需要政策刺激、扶持，同样也需要良好的市场和法治环境。

杜绝“宰客”式的市场繁荣，才会有健康的、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海南省副省长、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提出对旅游行业出现的“害群之马”实行“零容忍”,一经查实绝不姑息。

这种“严打”思路是行政系统内的一种传统思维方式。

针对这种现象，政府应该转变管理思路：
一是增强行业自律，发挥行业协会自身监督机制，一旦发现“宰客”行为使行业信誉受损整个行业共诛之共讨之，让其在业内没有立足之地。

二是让媒体发挥监督作用，一旦发现立刻曝光，而不是让媒体去呼吁“罗迪，请你站出来”，这样是适得其反。

三是要发动全体市民参与到国际旅游岛建设中来，比如澳门100万人口每年也接待3000万的游客，政府每年会在年底把旅游收入按人头派发“红包”给每个市民，这样大家就有积极性，会主动维护城市旅游形象。

申论：金融体制改革
201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时期的金融工作，要坚持五个原则：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坚持创新与监管相协调的发展理念；坚持把防范化解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生命线；坚持自主渐进安全共赢的开放方针。

2011年4月份以来，有关温州中小企业资金断裂，众多企业主纷纷“跑路”的传闻不绝于耳，甚至有私营企业主因不堪重负跳楼。

种种迹象证实，上述事件与当地民间借贷有关。

2011年11月，温州市政府高调抛出以“民间资本‘阳光化’”为主要对象的地方金融改革“1+8”行动方案。

“1”是指温州市政府新近起草并已在上报过程中的《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8”是指在前述《总体方案》的框架下，配套8个地方性专项具体子方案。

温州市早在2002年就已成为全国唯一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但因种种原因，改革并未深入
金融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全局效应，是振兴经济全局的催化剂，若处理不慎也会成为撼动全局的火药桶。

因此，国内外经济形势越是错综复杂，经济社会发展压力越是加大，就越需重视金融体制改革的独特关键作用。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将强烈激发我国的经济潜能，大幅开拓我国经济发展空间,创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贡献GDP全国总量的60以上，上交国家税收占全国税收50%以上，创造就业岗位占全国的75%以上。

温州
是全国中小企业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温州全市现有40多万家中小企业。

但是中小企业的成立、发展很少得到银行方面的资金支持，只能依靠民间借贷。

从这一意义上说，民间借贷对国民经济发展也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但是在现行的金融体制下，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而民间借贷还处于“地下”或者说“灰色”状态，缺少法律保障和政策引导，借贷程序、手续不规范，随意性大，潜伏着很大风险。

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面临发展和生存困难，还是民间借贷风险的发生，追究其根源，与目前的金融体制不完善有很大关系。

我国传统的金融体制是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上建立的，它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其特点是高度垄断，主要为国有企业服务。

当年全中国只有四大银行，即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传统的金融体制也开始迈开改革的步伐。

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金融体制的改革及金融业的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高度垄断没有完全打破，中小企业金融机构较少，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发展缓慢。

这些体制性缺陷，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影响稀缺资金的配置效率，不仅伤害我国经济健康运行，而且威胁到长期稳定发展，所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

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下，不仅应关注现有金融体制要素的现状、问题和发展方向，而且更要关注新生的金融要素的生长和发展。

建立市场配置资金为主，以政府配置资金为补充，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金融体系，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第一，要深化金融组织体系改革。

改造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实现银行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完善金融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发展非国有商业银行，大力支持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加快发展社区银行、村镇银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规范和完善民间信用；要注意防范金融发展中的无序竞争与过度竞争行为的发生。

第二，推进金融市场改革。

重点发展以同业拆借、票据承兑贴现为主的货币市场；规范证券市场秩序，引导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建立健全统一的外汇市场；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逐步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金融机构存贷款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市场利率体系及其他形成机制。

第三，促进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创新。

鼓励金融机构在保持常规金融业务品种外，大力开拓中间业务、表外业务，推行电话银行、信用借记卡、代理理财等业务；继续发展封闭式基金，积极推行开放式基金；发行零息债券；适时推出以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为基础的浮动利率存款、浮动利率贷款等新型银行业务品种；拓展商业保险品种，发展投资类保险和组合保险；探索资产证券化试点等等。

第四，深化保险业改革，扩大保险覆盖面，提高保险服务水平和规范风险能力。

第五，健全金融监管机制。

建立和健全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和制度规范，形成从市场准入、业务合规、风险控制到市场退出的全方位监管体系。

如建立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控制体系，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规范金融机构市场推出机制，建立相应的存款保险、投资者保护和保险保障制度。

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加强风险监管和资本充足率约束，建立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间以及同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机制
申论：水价调整
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占有量只有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0％左右。

我国水资源南多北少，东多西少，与人口、耕地、矿产等资源分布及经济发展状况极不匹配。

我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低，加上时空分布不均，使得我国成为一个水旱灾害频发、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生态环境脆弱的国家。

近年来不少城市相继上调了水价。

各地上调水价，主要原因是成本增加。

按照通常的思路，成本增加，产品的价格当然也要跟着涨，否则经营方将难以维持正常的运营，没人会做赔本的买卖。

但同时也有专家指出，对于的确是自然垄断的行业，在定价时要格外地慎重，不仅要对其经营方出具的成本先多打几个问号，更要统筹兼顾社会利益，甚至有必要定出一个对企业有些“苛刻”的价位以督促其改进经营管理，避免政府被企业“绑架”，不自觉地成为其代言人。

当今社会，我们看到一边是干旱缺水的紧迫现状，一边却是污染浪费的岌岌之势，低廉的水价似乎已使很多人淡忘了我国的水情之危。

而为了抑制水资源污染、浪费严重的态势，提升人们珍惜水资源的意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价格杠杆的作用，水价的上调实为必要之举。

我国虽然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却很低，干旱缺水的现象在部分地区一直长期存在。

即使是在这种条件下，水资源的污染、浪费仍十分严重。

如无锡发生的太湖“蓝藻事件”，致使百万市民无法正常引用自来水；又如横石水在上坝被污染成了“死亡之河”等等。

正是由于近年来部分城市水源污染的日益严重，导致大范围调水工程增多，增加了调水成本和污水净化及处理成本，从而使自来水的价格面临上升压力。

有分析人士指出，导致目前水资源浪费严重、水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的主要原因就是水价构成不合理。

过低的水价无法反映出水资源稀缺的程度和水环境治理的成本。

是的，大凡物以稀为贵！过低的水价似乎总给人们带来一种错觉，让人们觉得可饮之水多而无忧，从而使得惜水之情越发懈怠。

而水价之涨正如警钟一鸣，把人们又重新拉回到现实之中，让人意识到水之贵，更重要的是意识到水之缺！
另一方面，在发挥水价上调积极一面的同时，政府也要切实的考虑到群众的意见和反应。

因为水价的上涨毕竟是关乎到百姓切身利益的一件事，正如胡总书记提出的“群众利益无小事”，水价上调自然也应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要确保建立必要的沟通渠道，实现政府与群众的相互理解。

首先政府应该规范、透明地履行价格听证程序，与群众做好交流沟通，对群众做到问有所答、疑有所解；其次是做好水价上调意义、节水宣传等辅助工作，广泛地取得群众的理解和认同，让群众认识到水资源的稀缺程度、水成本提高的实情以及近年来的污染状况；最后可一定程度上借鉴国外好的经验做法，如法国采用的“国有民营”模式，政府角色定位于行业的监督者和协调者，发挥供水企业的优势作用，使水价最终有一个合理的定位。

为了不使一滴水与血液等价，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如今水价的上调可谓意义颇深。

我们在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方针，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如此才是水价上涨的真正寓意所在。

申论：网整顿低俗文化现象
近年来，一股“哥姐文化”正席卷中国的网络世界。

前有大秀身材的“芙蓉姐姐”，近有其貌不扬却开出非清华北大毕业生不嫁的“凤姐”、坐火车仅穿内裤的“卧铺哥”，另外还有“熨斗哥”等。

上述网络红人，他们当中几乎都是通过“献丑”出位。

比如号称2010年“第一姐”的凤姐，就是以语不惊人死不休来吸引眼球。

这名只有1.46米高的超市收银员，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且曾经说过：“我9岁时开始博览群书，20岁的时候到达顶峰，600年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过我……”
而2010年以来，在社会上议论比较大的还是各类相亲节目，无论是在节目制作方、主持人、嘉宾之间，还是在观众、社会大众及管理者之间，围绕相亲类电视节目，引发了一波又一波争议。

而一些拜金的语言，比如，“宁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肯坐在自行车上笑”，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更大的争议。

2010年6月初，新浪微博上一张寻找西湖边最美女子的帖子被众多网民转载，6月4日，浙江当地报纸抛出《西湖边最美女子，全国人民都想见见你》的报道，一时间，大家都被一张18年前的老照片中朴素、纯真的女孩所吸引。

在这个审丑当道的浮躁社会，表达了众人不一样的观点。

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因此，对于当下饱受争议的，如一夜走红的伪娘，与日本苍井空同台演出的芙蓉姐姐、凤姐，以及坐在宝马里哭的拜金女等“公众人物”，我们似乎没有批判她们的理由，且还应该多一些包容和理解。

也似乎只有如此，才能体现这个时代的进步和多元，才能更好地检验和谐社会的承载力。

然而，存在的合理性并不代表社会的需要，更不代表它有什么社会价值。

低俗文化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国家的健康形象，被无限放大的扭曲的价值导向，终将会把国家主流的价值观引向歧途。

作为成年人都感到迷失、迷茫和矛盾的事，那些尚处于价值观形成的青少年，很有可能会一头扎在媚俗文化中不可自拔地接受所谓的“主流”。

这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而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由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思想多元化引发的观念碰撞比较激烈,而引领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在建立之中。

越是在这个时候,大众媒体承担的责任就越重,不能失去自己的判断力,不能赢了收视丢了责任。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始终是文化发展的一个恒定不变的原则。

任何文化产品，不论形式如何出新，内容如何丰富，最终都要有益于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有益于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

如果一个文化产品缺乏应有的社会效益，那么它的经济效益就失去存在的依据，就会沦为不折不扣的文化糟粕。

这样的糟粕即使能赢得一时的“青睐”，最终也会为人所唾弃。

事实证明，任何文化产品只有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着意创新，才能获得真正的活力，也才能赢得长久的经济效益。

其实，伪娘也好，凤姐也罢，或是遭人唾弃与受人追捧的拜金女，她们本来没有错，但当被策划包装后拙劣、出格的表演，通过媒体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她们作为残缺的个体被无限放大，低俗的卖点也被无限传播。

这不是具有普适性的主流价值观，更不该强势占据媒体影响和引导主流价值观。

这与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要用先进的文化引导人、熏陶人、塑
造人，用先进的文化引领经济社会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

这恰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也是责任媒体应该划清界限的地方。

抵制低俗文化，倡导积极向上的社会主流价值，是政府的职能，媒体的操守，更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公民自觉的行为。

全社会行动起来，共建社会主流价值，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

申论：网络预约挂号系统平台开通
北京市2011年7月起统一预约挂号平台将试运行。

异地患者可先在家里进行预约挂号，约到号再赴京就诊，可减少心理和生理上的负担。

除了北京市外，挂号易网站还为全国本地、异地就诊的患者提供全国近300家医院的预约挂号服务。

看病难一直是关系民生的热门话题，具体体现就是挂号难。

当下，在优势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情况下，解决好挂号难的问题，也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看病难的坚冰。

网上预约挂号不仅是一种新的就医方式，更是对医院及政府相关部门服务和责任意识的考验。

网络预约挂号系统平台开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为患者提供方便。

患者不需要记住各家医院的电话和网址，在统一的平台上可以知道各医院的专家情况、出诊情况、挂号情况，实现预约挂号，缩短了病人排队等候时间。

第二，信息透明增加互信。

各医院挂号信息统一在一个平台上，把各家医院的号源公布在网上，患者或管理部门可以随时了解专家及门诊的号源信息，有利于信息透明，接受患者监督，增强互信。

第三，提高医院服务质量。

开通预约挂号系统平台，可以统计医生停诊率来控制医生停诊数量，甚至通过内部通报、网络公开停诊率等手段来公示，提高医院服务质量。

第四，有效控制“号贩子”。

通过平台的监控，有效的控制“号贩子”，维护医院的正常就诊秩序。

第五，避免重复建设。

各家医院都在建立的统一平台开展预约挂号服务，避免了各自为政、重复建设，节省医疗资源。

全国各地网络预约挂号系统平台的开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普通患者请专家、看病难的问题。

但是该平台在运行中也存在许多不足。

比如网络预约挂号需要填写个人身份证、电话号码，以及病情描述等，但预约成功后，患者的信息就一直挂在网上，这使得个人隐私无法保证。

网上预约挂号还处在摸索阶段，要确保这个新渠道有效地发挥作用，还需还要一个宣传、推广、完善的过程。

同时，网上挂号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关于它的服务是否规范，其过程的透明度、流程的人性化等，都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申论：让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
当前，我国外出农民工有1.64亿人，其中约六成是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

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户籍在农村，但长期在城市就业，在社区生活，既是社区建设的参与者，也是社区建设的受益者，有融入城市生活的期盼，希望能够像当地居民一样参与社区管理，享有社区服务。

农民工家庭城市融入存在着收入水平难以明显提高、没有稳定的居住地、制度性障碍依然存在、城市归属感低等困境。

让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应遵循以下原则：
公平对待，一视同仁。

尊重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促使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强化服务，完善管理。

坚持服务与管理相结合，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为农民工生活与劳动创造良好环境和有利条件。

求同存异，相互尊重。

正视农民工与城市社区居民之间存在的思想认识、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差异，教育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推动包容式融入，实现包容式发展。

因地制宜，注重实效。

鼓励各地区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探索农民工融入社区的有效措施和办法，务求取得实效。

同时可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逐步消除制度障碍，促进农民工家庭城市融入。

一是要逐步将子女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与户籍剥离。

二是推行居住证制度，将居住证视为公民拥有定居权的合法证明，并允许公民自由、方便地获取居住证。

实现居住证制度对流动人口全覆盖，发挥好居住证制度在人口调控、人口管理和人口服务等方面的功能与作用。

三是完善以居住证制为载体的流动人口服务的配套政策，逐步扩大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内容，最终实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待遇。

第二，加强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素质。

一是政府部门应开办以提高劳动技能为主的流动人口职业培训和以提高文明素质为主的“市民学校”，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适应能力。

二是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创办流动人口学校、流动人口图书馆，为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素质创造条件。

第三，促进流动人口社区融合。

流动人口社区融合就是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社区化，即针对流动人口的一切服务和管理最终落实到基层社区。

一方面，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站建设。

一是逐步改善基层流动人口服务站的办公设施，为流动人口社区融合创造良好的办公条件。

二是加强服务站管理员队伍建设，逐步建设一支年轻化、专业化、规范化的管理员队伍。

三是为流管服务站提供充足的服务管理资金保障。

另一方面，在社区层面组织农民工自管组织和行业协会，并扩大农民工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使他们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建立新的社会和谐关系
申论：救助流浪儿童
2011年12月26日，民政部、中央综治办、公安部等八部门联合下发通知,部署从现在起至2012年年底,在全国联合开展“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提出到2012年年底,我国城市街面力争实现无流浪未成年人。

2011年8月，国办下发《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贯彻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方针，健全机制，完善政策，落实责任，加快推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体系建设，确保流浪未成年人得到及时救助保护、教育矫治、回归家庭和妥善安置，最大限度减少未成年人流浪现象，坚决杜绝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行为。

2011年4月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宣称，将接回所有在其他省份街头流浪的新疆籍儿童，并将投资5000万元新建一所流浪未成年人安置培训中心，为其提供必要的学习教育条件，让这些儿童在家乡健康成长。

2011年4月12日，公安部宣布全国公安系统将组织开展为期6个月的来历不明儿童集中摸排行动，在6月1日前全国将建立实施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决不放弃任何一起未破打拐案件的侦破工作。

2011年1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在网络上正式发起开设了“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引起全国网友以及各地公安部门的关注。

网友在遇见乞讨的儿童时，纷纷拍照并将照片传到微博上。

2011年1月18日，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中国收养中心更名为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

这标志着中国的儿童福利不再仅仅关注机构内的孤儿，也开始关注散居孤儿以及其他困境中的儿童群体，是由对特定群体的保障到综合儿童福利工作的转变，是儿童福利由补缺型向普惠型过渡的重要事件。

希望以此为契机，中国的儿童福利事业能够惠及更多的困境未成年人，有力地推进中国儿童福利立法的加强和机构的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指出，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流浪儿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造成流浪儿童上街流浪的情况形主要是家庭贫困的原因，也有家庭变动产生的父母离婚或者父母判刑或者隔代家庭，同时也有一些教育方面的原因，即一些家长望子成龙，孩子的压力过大，出现逃学的问题，也有一些孩子学习不好，受到了歧视，产生了出走的问题，还有一些社会的原因，一些不法分子拐卖、胁迫、利用孩子来流浪乞讨或者从事犯罪活动。

做好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社会和谐安定，关系到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落实。

及时有效救助保护流浪未成年人，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内容，是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方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

因此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贯彻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方针，健全机制，完善政策，落实责任，加快推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体系建设，确保流浪未成年人得到及时救助保护、教育矫治、回归家庭和妥善安置，最大限度减少未成年人流浪现象，坚决杜绝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行为。

坚持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优先。

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健康成长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对家庭监护的指导和监督，及时救助流浪未成年人，严厉打击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受保护权。

坚持救助保护和教育矫治并重。

积极主动救助流浪未成年人，保障其生活、维护其权益；同时加强流浪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文化和法制教育，强化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治，帮助其顺利回归家庭。

坚持源头预防和综合治理。

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司法等手段，落实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和扶贫开发等政策，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共同责任，不断净化社会环境，防止未成年人外出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