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往事_红岩托儿所往事

《红岩往事_红岩托儿所往事》
摘要：除了破缸救友、孔融让梨等之外，就是讲些八路军英勇抗战的故事，有时也讲些恩来同志和小超同志如何敬
爱他们的父母，如何关心别人的事，这些戏都是由金涛和我利用上班时或休息时给他们排练，还真下些功夫哩! 让孩子们长知识孩子们在托儿所里，生活很有规律，讲营养，讲卫生，都长得胖胖的，可结实了，也都非常关
心托儿所的小朋友
1941年秋，我和爱人荣高棠因在地下工作中身份暴露，便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小乐天一同转
移到南方局工作。

过去我是以家属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的，没有与这么多同志亲密无间地在一起。

这次工作环境一变，既兴奋新奇又生疏苦恼，苦恼的就是孩子问题。

当时在办事处工作
的人员有几十个人，多半是年轻未婚男女，年纪大一些的同志多半把孩子放在根据地，唯独我和阿方(方卓芬)却各自带着一个一两岁的孩子。

她比我还苦，因为她的爱人许涤新患肺结核，儿子“小火车”是骨结核，睡在石膏床上，一老一小都得阿方照料。

有孩子的人在各方
面都不如无子女的同志轻松，白天要喂奶喂饭，再加上洗洗刷刷，缝缝补补，事情町多啦。

当时根本没有专卖儿童用品的地方，再说也没有钱买，只好自己大改小，小拼大地来回改做。

这些困难还可以克服，最令人头痛的是有时孩子闹得你根本无法工作。

小孩子都是好动的，免不了拿东动西，砸这碰那。

不是跑到别的同志屋里瞎闹，就是跌倒摔伤，弄得你几乎没有一点完整的时间。

那时，办公住宿都在一起，住的是筒子楼，隔音又不好，三楼住的是搞通信
联络工作的同志，一楼是行政人员，我们正好又和一些负责同志一起在二楼。

大家工作又那样紧张，当然不能让孩子去打扰他们，只好自己多花工夫把孩子侍弄好。

可眼看别人工作是工作，休息是休息，该有多么好啊!妈妈们最怕的是孩子哭，孩子一哭，吵得四邻不安，难免急得没
法就打孩子，孩子哭闹得就更厉害。

这样恶性循环，真叫人一点办法也没有，于是就把孩子抱到楼外小空房子里关禁闭。

由于工作忙，照顾不周，也时常出事故。

就拿小乐天来说，
一次，我背对着他工作，不知怎的，他拿到一枚硬币卡在喉咙里，要不是我听到声音后用力打他后背一掌，吐了出来，真可能卡死，吓得我出一身冷汗。

还有一次也是我在背着脸工作，忽听他好像在恶心呕吐，回头一看，他的一双小手全按在电门上，我一下把他的手打下来了，不然也许要电死。

邓颖超倡导办起托儿互助组恩来同志和小超同志比谁都
更关心孩子和妈妈们。

他们早把妈妈们的疾苦、孩子们的委屈挂在心头了。

1942年春，小超
同志对我说：“小管，孩子们是革命的后代，应该好好带他们。

当然也要减轻对妈妈们工作的影响。

咱们条件不好，要自力更生。

还是毛主席说的，组织起来好。

你看咱们办个托儿互助组好不好?把四个孩子集中起来，由妈妈们自己轮流看管。

” 这次谈话可打开了我们的心扉，大家都很高兴。

没有地方就找了房东刘太太(饶国模)商量，借用了她家长工：住房外边的土坪
坝，买了两辆双人推车，于是一个小小的托儿互助纽就办起来了。

由三个作妈妈的(当时徐克
立同志在城里《新华日报》作外勤，无法保证来托儿所值班)轮流每天由一个人值班管四个孩子，这样就可以有两个人能安心地工作，真是谢天谢地，我们第一次切身体会到“组织起来好”。

开始我们以为组织起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实际上可并不如此。

虽然才四个孩子，但大小不一，刚集中起来哭闹不用说，而且拉的尿的、摔的跑的，真叫人晕头转向。

再说山坡坪坝上连个栅栏也没有，真怕他们出问题。

互助组的孩子一天一天多起来了，这个小小的坪坝上已无法圈住他们。

而且天又渐凉，连间房子也没有，只得另想办法。

有人想到，在大
楼西边约40米的坪坝上，还有一间10平方米的小房子，虽然破烂一些，收拾一下也可以对付。

经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同意，就把这旧房子收拾好了，还在坪坝四周装上竹篱笆，这一下子可好啦!不怕风吹雨淋了，平整的坪坝上竹篱笆门一关，谁也跑不出去，再不用担心谁摔下山
去了。

可是，又出现了新的矛盾。

孩子们老爱从篱笆处向外张望，一看到父母或熟识的
同志路过，就哇哇地大哭起来，一个哭了，别的也跟着哭。

更成问题的是地方小，孩子多，妈妈少，照顾不过来，缺少教育方法，值班的妈妈也只起个“看、管”的作用，更确切地说只能照看孩子“吃喝拉撒”。

就是这些也常因人少孩子多而管不好。

有时妈妈们接孩子时，发现孩子因尿多连裤子也没得穿，妈妈们自然要不高兴，互助组也觉得自己有愧。

红岩托
儿所的诞生小超同志是个有心人，她一开始就没有认为互助组能长期解决问题，她
一直在筹划着办托儿所，并物色着托儿所的人选。

1942年，办事处工作人员袁超俊同志的姐姐――大家称呼为严大姐，来到红岩，她原拟去延安，小超同志将她留下负责托儿所工作，并和办公室工作人员梁隆泰同志商量，请他的爱人老赖和司机老段同志的爱人段妈妈出来参加托儿所工作，由我帮助筹备。

我们决定先办个日托，以解脱妈妈们白天的工作。

要办托
儿所，当然首先又是房子问题。

大家看中了大楼西侧三四百米以外的几间小草房，这里原来住的多是一些较长期疗养的病号，经办事处同意让他们搬出去，房子给托儿所用，这几间不大的房子，经过大家一打扫，消毒，也还不错。

段妈妈住东头，另一间是严大姐住，西边一间是赖妈妈住，她们每个人都带几个孩子。

此外又找来倪妈妈带着病孩小火车，田婆婆给孩子做饭。

当时将十多个孩子们分成大小两个班，每两个人值一班，上下午各一个班，专带的妈妈每天两班，兼职的妈妈每周值两个班。

这下子可好啦，干部妈妈们可以脱手了，毫无牵挂地全
力投入工作。

但是，不到一个星期，问题又出来了。

托儿所的孩子，一般是从1岁半到4岁，孩子们事多，值班的人少，加上思想不够重视，工作十分被动，只是放羊式地看管他们，随孩子自己去玩。

开始时有些妈妈还不自觉地有些偏心，不免多注意自己的孩子，对其他孩子照顾不够。

孩子们有的哭，有的闹，还有打架的，摔跤的，衣服脏了，鼻涕流着，一个个活像小脏猴，一不注意，大点的孩子竟跑回家去了。

小班更糟糕，这个屎，那个尿，这个哭，
那个叫，妈妈们也弄得焦头烂额，有时弄得孩子没有衣服换，光屁股。

干部妈妈们每天来接孩子时意见一大堆，加之没有隔离室，孩子一病，就不能去托儿所。

干部妈妈们有时觉得，还不如放在家里省事。

而专职妈妈也很不痛快，累了一天，不是屎就是尿，腰也酸，背也痛，末了，还不落个好。

专职妈妈与干部妈妈托儿所的问题多，大有办不下去之势。

邓大姐便在公余找妈妈们谈心，了解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

她召集大家开了个会，耐
心倾听大家你一言她一语地发表意见。

最后她讲：“什么事都不能只看缺点，同时还得看到成绩，我看托儿所不错，比互助组总是强吧!妈妈们能安静地工作了吧!当然由于大家都没有经验，还有缺点，可是也不能光是抱怨，抱怨解决什么问题?还得要大家正视它，都来想办法，自己
动手而后才能丰衣足食。

光动嘴，光埋怨就能行了?不行，还是要大家来想办法。

集体出智慧
嘛!这本来也是老生常谈了，可不知为什么一到自己头上就弄不清了呢?” 她又具体指出：“专职妈妈们出了不少力，帮助大家解决了一些带孩子的困难，使大家能基本上安心工作，但她们也有苦衷，因为她们多半是家庭妇女，没有带过这么多孩子，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带过孩子，在家里是少奶奶。

现在到这里弄大小便，怎么能一下子就习惯了呢?大家应多帮助想办法，出现了矛盾，就要设法解决矛盾，否则怎么能总结经验，找出问题，解决矛盾，不断前进呢?
专职妈妈们也不能一听到怨言就不高兴，委屈，动摇，事在人为，一定要有信心，一切工作都能做好。

” 邓大姐也批评了干部妈妈们，指出：“别人带孩子，你们工作，不要以为孩
子送托儿所，自己就没有责任了，这种思想本身就不对头，要把办托儿所当成是自己的事，不要什么事全怪托儿所，要想想你们为托儿所做了什么事，你们都是有文化的，应多为托儿所着想，多出些可行的办法。

你们应多了解托儿所的困难，伸出援助的手。

” 会后，托儿所
与行政各部门商量，妈妈们每周抽出八小时到托儿所上班带孩子，这有两点好处：一是给托儿所增加了力量，适当减轻一些托儿所妈妈们的值班负担。

二是可以具体了解托儿所工作中的问题，帮助设法解决。

为此托儿所决定每月小结一次，每季全体妈妈们大结一次，每半年总结一次并报送延安。

这样一来，大家心胸开阔多了，各部门领导很支持。

从此，妈妈们都去
值班，遇有特殊工作不能去上班；可以事先和别的妈妈调班。

这样真是皆大欢喜。

再说，大家一听要把总结送到延安，更是兴奋，这正是党对我们的：仁作的重视，我们不干好，不干出个样子，行吗? 周恩来动员做玩具托儿所开始时，缺少玩具，只有一个滑梯和一个自制的秋千(吊在捌上)，一个压板。

孩子们常因轮不到玩而哭闹，有时因此而打架。

为了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就靠唱歌，讲故事，我和金涛动手为孩子们写词曲，编舞蹈，先是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会了就在上班时教孩子。

当然歌是很简单的，有时就像顺口溜。

对较大的孩子，有时也教他们演节目，什么独唱、合唱、集体唱、舞蹈等。

这样一来，妈妈上半天班下来，喉咙都嘶哑了，因为我们除了这些之外，没有玩具来调剂孩子们的活动。

当时很少有玩具卖，
就是有卖的，我们也没有钱去买。

恩来和小超同志总是想着我们。

他们得知这一情况后，便请警卫班、公务班、厨房等部门的单身汉们为孩子们做玩具。

他们讲：“孩子们是革命后代，是祖国的宝贝，是我们的接班人，大家都应该关心，都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托儿所的困难也是大家的困难。

”动员大家自己动手做玩具送给托儿所。

在大家的努力下，做了各种假枪，有手枪、步枪、左轮、冲锋枪，各种车辆，如小卡车、动物车、土车等，有拉的有推的。

妈妈阿姨们也做了布娃娃、小动物和小皮球(用棉花和线缠起的)，这样一来孩子们真正成了富有者，每个孩子都能有一两样玩具，妈妈们真从心底感谢这些多才多艺的叔叔阿姨们。

孩
子们在成长在毛主席提出的“组织起来”、“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等口号下，根据地掀起了大生产运动。

1942年起，延安已经开始富裕起来了，大批的物资也运来重庆办
事处。

我们办了个展览，东西不少，有黄澄澄的小米，半斤多重的大个西红柿，大土豆足有三个拳头大，好几斤重的糖萝卜也个个大得出奇，还有自纺自染的各色毛线毛毯。

孩子们看了可高兴了，他们看的时候，总爱摸摸这动动那的。

这些产品除了有些分赠给各界的民主人
士外，一部分给了托儿所。

当孩子们吃着延安送来的东西时，我们总要给他们讲叔叔伯伯们生产这些东西多么辛苦，教育他们自己长大了，也要劳动。

同志们在坪坝和零星坡地上，种了些空心莱、牛皮菜和南瓜，大家常去浇水除虫。

孩子们看到后也要学着干，大人只好让他们浇水。

他们看大人在浇粪，也要来上肥，他们跟着大人，一勺一勺把肥料浇到菜根旁，看那个样儿，可认真了，一个个都像小园丁。

为了教育孩子们互助互爱，随时想着别人，托儿所十分
重视给孩子们讲故事。

除了破缸救友、孔融让梨等之外，就是讲些八路军英勇抗战的故事，有时也讲些恩来同志和小超同志如何敬爱他们的父母，如何关心别人的事。

托儿所还注意在实际生活中培养孩子的好品格。

比如，玩具一定要大家换着玩。

大孩子要让着小的，要关心同情别人，每天组织大孩子们轮流到“小火车”床前陪他玩一会，以免“小火车”一个人太闷。

有好玩意，一定拿给“小火车”去玩一会，孩子们从不跟“小火车”争东西。

另外，大孩子有时还要去帮助妈妈们带小班孩子，这个报告：“x妈妈，他又尿了。

”那个说：“哎哟!他打我。

”真是天真可爱。

运动会和秧歌剧重庆的冬季很短，孩子们
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多，为了有助于孩子们锻炼身体，我们有时也组织小运动会。

在孩子
们运动会上，光是赛跑就有好几种，什么空手跑，沿路拾东西跑，接力跑等。

竞走也有好几样：端杯水走，二人三条腿走，一个人一条腿跳着走等。

男孩子女孩子，你争我夺，这个摔了，那个倒了，真有意思。

不参加运动会的都当啦啦队。

有人跌痛了就哭，为了让他们别哭，坚持下去，还编了一些歌。

当时我们没有管这叫体育，而是叫游戏。

1944年底，延安的
秧歌剧开始介绍到重庆，当时演出了《牛永贵受伤》、《六朵大红花》、《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

孩子们看了特别高兴，不自觉地就摹仿起来，这对我们是个启发。

我们就
教他们。

《兄妹开荒》是由小乐天和小乐妹兄妹俩演的。

哥哥用竹竿当锄头开荒，妹妹
用竹竿当扁担挑饭。

一个小毛巾就是头巾，一块大手绢就是围裙，小朋友们用嘴给拉了过门，他们就扭起来。

你看那哥哥抡着锄头，边开荒，边唱，一会又假装躺在地上睡觉。

那妹妹挑着饭上山，一见哥哥睡觉，叫也叫不醒，她噘着小嘴叫“哥哥，快起来，吃饭了”，场外的孩子们也跟着叫“吃饭了，吃饭了”，有的甚至叫“乐天，吃饭了”。

有的孩子看妹妹叫不醒哥哥，就说“乐妹你打他”。

哥哥一起来，有的孩子甚至忘了一切跑上去给哥哥拍土。

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那是在演戏，大家七嘴八舌的，真叫人笑破肚子。

《牛永贵受伤》是由丹坡和托
儿所最大的孩子岛仔演的。

你别看丹坡只有3岁左右，她却演个农村大嫂。

岛仔演牛永贵，因为受伤，要弯着一双腿柱着棍子走。

他演得非常认真，平时排练时摔过好几次，可从不哭。

小丹坡，平时不爱多说话，是个极安静的小姑娘。

这次又唱又扭，真把她妈妈谈宾若乐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这次小演出就在托儿所坪坝上，很不错的，记得当时童小鹏同志还照过像。

别看每个戏都是演极短的一小段，可孩子们只有三四岁，排练起来还真费劲。

因为孩子小，集中精力的时间不能长，又要有耐心。

这些戏都是由金涛和我利用上班时或休息时给他们排练，还真下些功夫哩! 让孩子们长知识孩子们在托儿所里，生活很有规律，讲
营养，讲卫生，都长得胖胖的，可结实了。

可是孩子们一天天大了，有的已到四五岁，
应该长些知识。

然而我们这批妈妈们谁也没有学过师范，谁都不懂幼儿教育，大家都犯了愁。

经过妈妈们研究，决定由张德碧、季河清、金涛和我负责，具体分工是：金涛和我仍编教歌舞，季河清稍懂一些师范教育，就请她组织大家针对孩子的特点，编一些小故事，而张德碧和副所长谈宾若兼管小班的教育。

我们先将与生活有关的歌子编出来，先教给妈妈们，然后教
大班的孩子唱，还教孩子们识字算数，小班的教辨别颜色，识数等。

我们无法用笔，因为纸很缺，只好拿根小棍子，在土地上写字。

金涛还给孩子们讲些天文地理方面的自然现象，以丰富孩子们的知识。

小超同志和钱之光还抽空参加我们的小结(有时是祝华来参加)，曾指示我们要了解和研究儿童的心理，不要大人喜欢什么就干什么，要根据儿童不同年龄、不同特点进行教育，要按照共产主义需要的人才进行教育。

从此我们在讲故事时就不光是为了孩子们能安静下来，更多地注意到故事的目的性。

常讲些有教育意义的童话，启发孩子们培养勤劳、勇敢、团结、友爱等良好品德。

有时还让大孩子去给小班讲小故事。

这样，孩子们开始得到一
些较好的教育，虽然我们在工作中也走了一些弯路，费了些劲，可是我们坚持下来了，收效很好，就连妈妈们自己也受到一些教育。

赖妈妈和段妈妈梁隆泰同志是办
事处一楼的一位行政干部，参加革命工作后多年不在老家，他的妻子赖妈妈是位年轻的农村妇女，一个人在老家要带几个孩子，还要下地，真够难的。

组织上为照顾赖妈妈和丈夫团聚，特意将赖妈妈一家接到办事处来。

这位劳动惯了的妇女刚到城里来，见有这么多同志一起，心中
十分愉快，可是没有多久，她就呆不住了，总觉得是个吃闲饭的，特别是看到别的同志都很忙，更加过意不去，就要求参加工作。

当时托儿所正缺人，就当了托儿所保育员。

赖妈妈过
去只是自己带过几个孩子，用的是农村老式的办法。

脏也好，哭也好，都不在意。

空下来不管是大是小，拉过来喂几口奶，忙时或不高兴了也许顺手打几巴掌。

现在呢，要带好几个别人的孩子，孩子跟着生人老是哭闹，一会屎，一会尿，实在烦人，她不识字，讲一口广东话，人家听不懂，同时刚参加工作，有热情，没方法，真把她弄得够呛。

由于自己的孩子也在托儿所，他们没有离开过妈妈，不愿去大班玩，老是跟着妈妈在小班，她难免要对自己的孩子多劳些神，不由自主地显得有些偏心。

对别人乖些的孩子态度就好些，对不大听话的孩子就不耐心。

妈妈们提了些意见，她受不了，感到很苦恼。

有时就哭一通，想不干了，回老家种地去，就是累也清静。

她甚至向老梁发过脾气，开始老梁也不了解情况，觉得，你看你自己要求工作，给你找了工作，你又闹。

别人对你有意见，一定是你工作得不好。

这样，更使赖妈妈思想不通。

后来老梁注意到对她做工作的方法，体贴她，帮助她，加之同志们也经常劝导，常举恩来和小超等同志关心孩子的例子，使她逐渐认识到，做好托儿所的工作，是为革命培养后代，是革命的事业。

从此，她一方面自己多想些办法。

同时也注意学习别人的好经验，工作越干越踏实，越干越起劲，思想觉悟逐渐提高，后来还人了党。

托儿所段妈妈，这也是很值得一提的。

她是司机老段的妻子。

他们在家乡结婚后，老段就参加革命了，年轻的妻子，独身一人住在娘家，她家境很好，又是独女，在家娇生惯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肩不挑担，手不提篮。

大约在1943年或1944年，老段将妻子接到红岩来团聚。

妻子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革命，以为丈夫多年在外，这次接她出来，一定是在外边混得不错，是接她去享福的，当太太的。

可是万没想到共产党一贫如洗，什么事都得自己干，只是他们那群人个个欢天喜地，彼此之间平等相待。

但她总不明白他们是干什么的。

天长日久，老段每天在她耳边吹风，说共产
党不是享福的，是工作的，工作是给自己干的，要不然，大伙能这样拼命?我们没有钱，也不
要钱，什么公家都管，就是你这个家属，也和我们一样，每天是二钱油，一斤二两米，几角钱菜金。

晚上没有事，老段还教她识字，慢慢地她也懂得些革命道现了，有时自己悄悄地去厨房帮忙，可又插不上手，想去扫地，别人早上已扫过，看到别人那样忙碌，自己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后来，实在坐不住了，就向老段说，自己呆着没意思，能不能找点什么事干。

老段就找祝华和张德碧，问能不能让妻子在托儿所做点事。

张德碧一口就答应下来了，经领导同意，段妈妈正式到托儿所工作。

开始段妈妈很不习惯孩子们闹，看见屎尿不知所措，孩子撒了
拉了就得给换，孩子们玩一天，又很脏，中午还得睡在一起，真不如自己在家好，最令人恶心的是你吃饭，孩子拉屎了还得放下饭碗去弄屎。

最叫人委屈的是妈妈来接孩子时，还有一大堆意见，孩子们也不亲自己。

累了一天，腰酸背痛，睡下来连身都翻不了，真想大哭一场。

要不
是怕家乡人笑话，说是丈夫不要了，真想一抬腿就跑回家。

有好几次，她说什么也不干了，要回老家。

大家劝她不要走，她提出离开托儿所干别的事，哪怕是洗菜、喂猪也好。

经过
大家多方面工作，帮她打通思想，终于留住了她。

后来她的工作有了起色，上班时不再是干坐着或与别人聊天，而是全力放在孩子身上，不怕脏和累。

因为她没生过孩子，开始时最怕听孩子叫她妈妈，后来一听见叫段妈妈，答应的可快呢，她把他们都当成是自己的孩子了。

以后，她还参加了办事处办的识字班，文化知识和思想认识都有了提高，自觉投入革命，成了托儿所的一名得力干部。

倪妈妈和田妈妈我们所处的环境，自然不允许随便从
外边雇人来，但有两个人是例外。

一个是倪妈妈。

因为许涤新同志有病，他的儿子小火
车又有骨结核，一直穿着石膏背心，直到3岁多还只能在小床上扶着走。

经《新华日报》社的同志介绍，请了原来在潘梓年家中的阿姨倪妈妈来帮忙。

倪妈妈到许家后，一心一意地照顾大小一对病号，给病人极大的同情，她怕小火车因长期生病，受到娇惯，性情孤僻，一有空就坐在小火车床边讲故事，说歌谣，找些小画书给孩子看，后来，小火车的病已无传染，为了他能过些集体生活，开阔心胸，经托儿所同意让小火车来托儿所。

倪妈妈一方面带着小火车，一方面给托儿所做饭。

她一心要顾两头，当然是很忙的，可她从无怨言，一心做好工作，得空还给人帮忙。

倪妈妈丈夫已死，孩子也结了婚，她长期在托儿所工作，好几年没回过家。

后
来和陈远清同志结了婚，并随机关撤退到延安。

由于她工作负责，表现好，还入了党，成了一位很能干的干部，大家都记着倪妈妈，特别是小火车，更是念念不忘。

再一个是田妈妈，那时她才40多岁，繁重的农村劳动，使她过早的弯了腰。

但她的精神很好，她专管给孩子们做饭，别以为小孩子的饭好做，其实不然，每餐有大班饭、小班饭、病号饭，还有特殊情况，如不吃荤的小乐天。

每顿饭要做好几样，可就只有一个炉子。

加之她又不识字，第二天买什么菜，都得利张德碧商量，但她不怕麻烦，总想为孩子们做些可口的，所以每天都很伤脑筋。

小超同志又是雪中送炭，一次，她弄到一本营养学的书送给托儿所，但田妈妈不识字，每天都由谈宾若给她讲，并帮她写出每天的食谱，贴出来，让大家知道。

田妈妈很高兴，孩子们也很高兴。

孩子们吃的好了，长得更胖，田妈妈扶着疼痛的腰微笑着，心里热乎乎的。

同住
的同志见田妈妈每天晚上躺不下，都劝她抽空休息休息。

可她不光做好本职工作，还打扫房内外的卫生，帮助其他妈妈们喂饭，看见什么就于什么。

她越干，别人越心痛，可她常说：“人嘛，活着就要干。

”你别看她驼着背，可每天总是乐滋滋的，像个年轻人一样有朝气。

开始她们都是雇来的，可是在红岩这个大家庭里，谁又能说她们是雇来的呢?经过诱导和教育，她们在变，没有几年她们也自愿成了供给制的干部。

不是父母胜似父母
恩来和小超同志常到托儿所看望孩子们，休息的时候，总是抱着孩子敝步逗乐。

还把国际友人送给他们的营养品，转送给病弱的孩子。

在他们的影响下，红岩的工作人员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