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捂上也捂

下捂上也捂
游宇明
雷颐的《历史的裂缝》一书披露了一则惊人的史料。

1941年，地处中原的河南发生大旱，收成大减，甚至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旱情更加严重，连草根和树皮都没得吃了，许多地方出现“人相食”的惨象。

得知消息，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第一时间深入灾区。

白修德所经之处，路旁、田野随处可见尸体，野狗到处啃咬死尸，他拍下了多幅野狗啃咬死尸的照片。

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白修德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大批灾民，从灾民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并不稀奇，问题只在于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声称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

一个父亲被控将自己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

还有一位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8岁儿童，这位农民也辩白说是小孩先死。

白修德听得心惊肉跳。

将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严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

面对灾民的苦难，地方当局和当地驻军表现如何呢？白修德说，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

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

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是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因此当地粮食极其昂贵。

当白修德一行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
群中年人来找，称他们代表当地社会，起草了一个条陈和一个报告书，希望白修德带到重庆去。

报告书介绍，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

这群中年人的为首者告诉白修德，他有二十亩地，每亩收获谷物十五斤，抽税就抽走了十三斤。

这时，一直在旁听他们谈话的指挥官勃然大怒，他将这位农民叫到旁边训了一顿，农民回到白修德身边，改口说刚才说错了，每亩税收只有五斤。

同时，该指挥官还要求白修德退回农民给他的书面报告。

后来，白修德向河南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能把赋税全部交纳。

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

”一句话，当时的河南各级官员都对灾情轻描淡写，极力隐瞒事情真相。

白修德没读过中国的古书，却懂得“举头三尺有神明”，他决定通过洛阳电报局和成都的商业电台将自己所写的灾情报道发往纽约，让外界知道河南灾荒的惨象和当地官员的无耻，以此挽救那些马上就可能消亡的生命，很快《时代》杂志就将消息登了出来，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

白修德的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等人极大的恼怒。

回到重庆，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蒋拒不接见。

后来在宋美龄的疏通下，蒋才勉强见了白修德一面，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定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直到白修德拿出野狗吃人死尸的照片，蒋才承认白修德说的是事实，国民政府也才开始用点心思赈灾。

纵观河南大饥荒事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河南地方政府与重庆中央政府的官员在处理思路上如出一辙，那就是紧捂盖子，掩饰真相。

地方官员想捂住事情真相，是希望避免中央政府的追究。

地方官员担负直接的施政之责，自己辖区出了问题，证明自己某些政策不到位。

何况，此次饥荒之所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远远不止施政失误，更牵涉到各级官员无比严重的贪污腐败。

以老蒋为首的重庆中央政府想捂盖子，则是因为三四十年代的中华民国虽然依然挂着块民主的招牌，本质上却是个极权社会。

极权社会的“肉食者”最喜欢向外界释放老百姓在自己治下快乐幸福的假象，希望通过这种假象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高超”的社会管理水平，他们担心真相披露之后，以前散布的大量政治谎言会大白于天下。

再高明的骗术也有穿帮的时候，谁敢说，蒋介石政权最后被赶出大陆，与这种下捂上也捂的政坛歪风没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