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父职研究介绍

美国父职研究介绍
Zhang Xiaoyun and Xia Yan, PhD
Child, Youth and Family Studie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U.S.A.
父职研究历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性解放运动，使得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进而带来美国社会和家庭领域的深刻变革。

随着离婚率和单亲家庭数量的上升，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不再只是局限于负担家计者。

父亲对儿童生活的参与对儿童的发展很重要，同时，作为父亲的经验对父亲本人的发展也非常重要（Lemonda，Cabrera，2002）。

因此，研究父亲以及父职领域是非常必要的。

What is fatherhood?
父职的传统模式是，父亲在孩子生活中起到支配作用，在限定与指导孩子发展方面具有广泛的责任。

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是普遍而深入的，超过母亲的影响。

尤其是父亲的道德角色对孩子的影响会一直坚持到孩子们的成年生活中。

到了工业化时代，父亲对孩子的控制开始消失，他们的经济角色越来越显著。

Demos (1986)写道，父亲工作场所与家庭的分离导致传统父职模式的某些关键因素的消失（如，作为道德监督者），而转变为其他角色（如，角色榜样）。

当代，父职模式出现两种不和谐的模式：一方面父亲被描述成是养育的、细心的，与孩子感情深厚；另外一方面则是拒绝承担责任的，在孩子生活中缺失，或者即使没有缺失，却缺乏对孩子生活的参与等（Tanfer，Mott，1997）。

Marks，Palkovitzb(2004)将父职行为总结为三类，好的（good）、不好（bad）和不感兴趣的（uninterested）。

好的父职行为有两类，第一类是新型的、参与到孩子生活中，第二类是良好的养家者。

坏的父职行为是不履行父亲责任的行为。

不感兴趣的父职行为是指当前许多男性（无论结婚还是没有结婚的）不生小孩。

Ms.Sylvester 与Ms.Reich（2002）合作撰写的《体现父亲的意义：成就负责任父职进程的评估》（Making Fathers Count：Assessing the Progress of Responsible Fatherhood Efforts）中，将美国的父职运动分为四个阶段：1968－1987年，父职问题的出现；1988－1993年，联邦决策议程中开始涉及到父职问题；1994-1995，父职领域成型；1996－至今，父职领域蓬勃发展。

多年以来，儿童领域的研究者们一直倾向于关注母亲与孩子，父亲领域的研究则受到忽视。

1975年，Michael Lamb（1975）发表文章，指出对于父亲—孩子关系方面进行研究的重要性，需要关注于父亲的使孩子社会化的角色，即引导孩子进入家庭以外的世界。

James A. Levine（见Ms.Sylvester，Ms.Reich，2002）也称，如果研究者忽视父亲在孩子生活中的重要性、责任，那么真正的男女平等是难以实现的。

1987年，联邦政府召开针对儿童的全国性会议。

会议报告宣称父职的重要性，并建议改变那些不利于使父亲对孩子负责任的政策。

从1994年开始，Ford基金会，Annie E.Casey基金会，Danforth基金会，Charles Stewart Mott基金会，California-based Hewlett基金会等对父职领域的研究以及父亲培训方案等诸多方面提供了资助。

1994年起，联邦政府也更为关注父职领域，尤其是对低收入父亲群体。

1995年，克林顿总统发布备忘录，规定所有执行部门或机构要在他们的方案、政策以及研究中要包括针对父亲的部分（Clinton，1995）。

总统的备忘录促使HHS（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成立了父职执行部（Fatherhood Initiative）。

该部门与Fragile Family Initiative合作，并为培训低收入父亲的方案提供资助。

从20世纪60－70年代至今，30几年的时间，有关父职的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父职研究方法
父职领域的研究涉及到多种学科，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种族进化学、经济学等等。

不同的学科在所研究的问题、研究所需数据类型以及数据收集方法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比如，人类学方法倾向于做人种学的质性描述，心理学家则关注在结构化的实验情境下观察父亲的行为对孩子行为的影响等。

尽管在过去的30几年间，父职研究的数量显著增加，但是大多数的研究方法借鉴于有关母亲的研究，尤其是有关儿童早期的研究。

这些方法并不是都适用于父亲领域的研究。

比如，父职研究领域的测量工具通常是将研究母亲的问卷或者观察情境进行一些修改，然后用于父亲的研究中。

这种简单的修改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质疑者认为其无法测量到有关父亲领域的独特的内容，效度无法得到保证。

有些研究开始设置孩子与父亲进入自由玩耍的情境，然后设计一套新的编码对资料进行分析，这样可以摆脱对母亲模版（mother template）的依赖。

目前，父亲研究模版还远远不如母亲模版那样成型（Roggman et al.，2002）。

在父亲领域的具体研究方法中，有质性研究方法和量性研究方法。

质性研究方法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所要研究的问题，所得信息更为个性化，但是数据的收集、处理等方面需要花费大量的工作量，而且结果不容易推广。

具体方法包括深度访谈、对父子互动进行录像等。

量性研究方法的优点是更为客观，数据可以进行统计，结果易推广，但是会丢失一些个性化的信息。

在父职研究领域，研究者可以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那么就会得到更为丰富、相互补充的研究结果。

在研究设计上，可以使用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

横向研究可以研究不同年龄阶段的父亲或者孩子，通过比较看他们对孩子生活所具有的影响。

纵向研究可以使研究者们发现一个父亲对孩子的长期影响，可以得到父职与孩子、父亲本人的发展的关系。

实际上，对于父亲和孩子的纵向研究实际上是两个研究，一个是随着时间的变化父亲对孩子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一个是父亲本身随着时间变化的研究（Roggman et al.，2002）。

进行纵向研究存在很多困难，并且花费很大，但是在研究父亲领域，纵向研究确实具有很多优点。

它可以揭示随着时间的变化，父亲与孩子的互动是如何变化的。

比如，如果父亲与孩子的互动确实在孩子社会化方面起到独特作用，那么如果使用纵向研究，我们会对此有所了解。

许多政策性的问题也需要纵向研究。

两种研究设计中，孩子的年龄是重要的因素。

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对婴儿和年幼的儿童的研究，对于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研究还需要加强。

父亲本身的年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一个自己本身处在青春期的父亲与一个老年得子的父亲相比，他们与婴儿的互动肯定有所不同。

父亲的年龄与孩子的年龄也会相互作用。

父亲的角色会随着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变化。

父亲会根据孩子的年龄以及自己的年龄来调整自己的角色。

无论是大范围的调查研究，还是实验研究、准实验研究，样本取样都是一个重要步骤。

父亲的定义并不想想象的那样简单。

包括生物学上的父亲（biological father）和社会意义上的父亲(social father)。

生物意义上的父亲要依赖于被选父亲或者母亲的报告，有时会带来信息错误；社会意义上的父亲，是指花时间与孩子在一起，充当父亲角色的人。

在孩子的实际生活当中，往往会有好几个这样的角色，有生物意义上的父亲、继父，或者其他亲戚。

因此，在研究中也是一个问题。

研究者要根据自己的研究问题清晰地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

另外，在实际研究中，在取样方面往往采用方便原则，因此，父职领域大部分研究样本都是欧裔美国人，忽视了其他群体的研究。

目前这种情况在转变。

各学科研究方法的整合是父职领域研究的一个新趋势。

对于一个社会现象的研究，使用单一学科方法往往不够充分回答出现的问题，尤其与公共政策相关的问题（Tamis-LeMonda，Cabrera，2002）。

因此，父职领域要求研究者们创造性地将不同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以便更清晰有效地解答自己提出的研究问题。

研究领域与现状
1、父亲的角色
父亲的角色涉及到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与他们分享的活动，以及父亲－孩子关系的质量。

大多数父亲认识到自己不同的角色，但每个父亲在不同的角色中会有所侧重。

在殖民地时代，父亲主要被看作是道德上的教师（Pleck，Pleck，1997），主要负责保证他们的孩子在恰当的价值观念下成长。

到了工业化时代，父亲的角色从道德上的领导转变为家庭经济来源的提供者。

到了20世纪，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美国社会中父亲缺失（Father absence）的现象，这种缺失主要是由于离婚率的上升（法院倾向于将孩子判给母亲）以及非婚生子的增加。

因此，整个20世纪，父亲被要求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发展中（Griswold，1993）。

除了提供经济来源的角色之外，父亲还可以扮演许多其他重要的角色。

比如，一种角色是朋友和玩伴，许多研究发现，在美国这样的国家，父亲和母亲在与孩子们互动方面非常不同，父亲更为倾向于与孩子一起玩耍（Lamb，2004）。

父亲的玩耍类型会随着孩子们的成长而有所变化。

当孩子从出生到4岁左右，父亲们倾向于和孩子玩接触型、身体型和刺激型的活动；当孩子进入童年时代，父亲们倾向于与孩子一起进行不是很剧烈的活动，比如散步，谈话等（Parke，1996）。

然而，尽管母亲、父亲与孩子一起的活动类型不同，但是研究者们指出他们对孩子的影响是类似的，如道德发展、社会交往能力、学习成就和心理健康等（Lamb，1986）。

过于强调父亲与母亲的差异，会忽视了父亲和母亲照顾儿童中的相似性，使得父亲角色受限。

尤其是当前社会环境下，母亲越来越多参与到职场中，分担家计。

男女在性别角色中的差异较之以往在缩小。

父亲除了是孩子与家庭的经济提供者和保护者，是孩子的朋友和玩伴之外，他们也是照顾者、老师和角色榜样、管理者、支持者等等。

随着时代和文化的不同，而有所侧重（Lamb，2004）。

Atkinson，Blackwelder(1993)指出父职行为从性别角色化向去性别角色化发展。

父亲也孩子的照顾者（caregiver）。

父亲被要求通过每天提供生理上和情绪上的照顾来参与到孩子的生活中。

父亲的供养者角色（provider）转变为养育者角色（nurturer）。

父亲能够而且也经常向孩子提供多种形式的情感和身体舒适方面的照顾。

实际上，许多研究证据显示，父亲和母亲一样温暖，一样具有抚育性（nurturing），和母亲一样参与了许多照顾孩子的活动，尤其是母亲在外工作的孩子，父亲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见Halle，1999）。

一些研究发现，当父亲在照顾孩子方面花费更多时间时，孩子就越会受益。

在一个研究中，父亲负责了40％或者更多照顾任务的学前孩子，他们在认知发展上得分更高，对环境更有控制感，表现出更多的共情能力（见Menestrel，1999）。

Menestrel(1999)总结道，父亲在孩子出生第一年中的照顾尤为重要。

出生第一年得到父亲照顾的孩子在认知发展上的得分高于在儿童中心得到照顾的孩子和那些在第二年、第三年得到父亲照顾的孩子。

父亲和母亲一样，是孩子的老师和角色榜样。

比如，父亲教给孩子如何与别人相处。

通过对他人的敏感性来培养孩子共情能力。

一些研究显示，在某些行为方面做出榜样（如，参加教堂活动）会对孩子具有长期积极的影响（Duncan，Hill，Yeung，1996）。

许多研究表明，参与到孩子生活中的父亲在陌生情境下更为自信、焦虑更低；能够更好应付沮丧；在母子关系外，更能获得独立感和身份感；更有可能发展成为具有同情心的成年人；具有更高的自尊和学习成绩；更为社会化（the National Center for Farthing. /research/fathertime.html）。

2、父亲是孩子行为的规范者（disciplinarian）。

与流行观点相反，父亲并不是唯一或者主
要的规范者。

尤其在孩子出生的两年内，母亲更是一个规范者（Halle，1999）。

为孩子
设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可以使孩子们明辨是非，澄清何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何种是不能接受的。

研究显示为孩子设定限制对于塑造孩子的判断能力、发展道德心以及如何理解自己周围世界等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因素，父亲为孩子设定限制不仅可以促进孩子发展，产生积极的效果，而且可以降低孩子受到伤害的风险（见Brown，Michelsen，Halle，Moore，2001）。

3、父亲参与对孩子的影响以及影响父亲参与的因素
父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是考察父亲对孩子的影响，以及通过何种渠道来施以影响。

主要影响儿童发展的哪些方面，在孩子的不同年龄阶段，哪些方面最易受影响等等。

在这一领域，主要有三种类型的研究：1）相关研究；2）父亲缺失（father absence）与离婚领域的研究；3）父职参与的研究。

（Lamb，Tamis-Lemonda，2004）
许多早期有关父亲影响的研究都是考察父亲与子女特征之间的相关。

那时，学者们认为父亲的性别角色榜样作用最为重要。

因此，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儿童性别角色发展方面，尤其是父亲对儿子的影响（Biller，1993）。

研究者们考察父亲与儿子的男子气，然后看二者在男子气得分上的相关程度。

但是，研究结果并没有发现二者具有稳定的相关。

后来研究发现，父子关系的质量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中间变量。

父子之间良好亲密的关系更为重要。

在对孩子的影响方面，父亲的教养特征要比父亲的男性特征更为重要。

一些学者认为父亲角色与母亲角色的差异不重要（Biller,1994）。

在进行相关研究的同时，研究这们也开始通过考察父亲角色缺失家庭来理解父亲的作用。

通过考察缺失父亲的孩子的行为和人格，来评估父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Hetherington 与Stanley-Hagan(1997)指出，儿童（尤其是男孩）的成长中缺失父亲，会在性别角色与性别认同发展、学校里的表现、心理适应以及攻击控制方面存在问题。

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研究结果强调了父亲缺失在很多方面影响孩子（Hetherington & Kelly，2002）。

首先，孩子失去了一个照顾者，第二，单身妈妈面临很多经济压力；第三，单身母亲在面临经济压力的同时，也常常伴随着情绪紧张；第四，经历父母离婚的孩子会受到自己想象、常常又是实际存在的被其中一个父母抛弃的感觉所影响。

最后，离婚前后父母的婚姻冲突对儿童有着致命的影响。

因此，在解释缺失父亲的孩子的问题时，父母间的冲突起到最主要的作用。

总之，研究显示，缺失父亲的不良影响，不是因为孩子缺乏性别角色榜样，而是由于父亲的一些作用缺失——经济的、社会的和情感的作用没有实现，或者没有恰当地被实现。

重视父亲的多重角色对于理解父亲如何影响儿童发展非常重要（Lamb，Tamis-Lemonda，2004）。

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研究者开始研究父亲参与度对孩子的影响。

大多数研究者比较了传统家庭孩子的状况与父亲参与或主要照顾的孩子的状况，另外一些研究考察了父亲参与不同水平的相关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父亲高度参与的儿童的特征是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更为有同情心，较少的性别刻板观念，更为内控（Pleck，1997）。

父亲的高度参与要以父亲、母亲都希望如此为前提，才会对孩子有积极的影响。

父亲参与程度对儿童的影响要少于父亲高度参与的原因以及父母对此的评价（Lamb, Lemonda,2004）。

父亲可以直接的，也可以间接的影响孩子。

两种影响对理解父职都很重要。

父亲通过他们所传递的行为、态度、信息来直接影响自己的孩子。

直接影响
．．．．包括照管、教授、玩耍、虐
待等等。

父亲通过对他人和与孩子发展有关的社会环境的作用对孩子施以间接影响
．．．．。

比如，对家庭的经济支持，虽然是间接影响，但是非常重要。

Russell（1997）发现对于母亲来说，婚姻满意度越高，就越表现出积极的教养行为。

总之，研究表明，父亲与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更为相似（Halle，1999）。

并且，父亲与母亲教养上差异的重要性要低于其相似性。

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温暖、亲密的养育方式都会使儿童积极的发展，父亲教养方式上与性别相关的特征并不如其教养特征重要。

父亲与孩子良好的关系要比父亲自身的特征重要。

安全的、支持的、互动以及敏感的父子关系会使孩
子具有更好的心理适应性（Lamb, Lemonda,2004）。

然而，家庭氛围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一样重要。

父母之间婚姻和谐的孩子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相反，婚姻冲突则易导致儿童适应不良。

父亲的参与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构成相互作用的系统，包括心理因素（如，动机、能力、自信等），孩子的特征（如，气质、性别、外貌等），社会支持系统（如，与配偶的关系，与其他大家族成员的关系），社区与文化影响（如，社会经济方面的机会，文化意识形态），制度与公共政策（如，福利支持，儿童支持法案）。

这些交互作用的因素都会影响父职行为。

比如，动机因素，许多父亲都称自己与孩子在一起时感到很高兴（Larson,，Richards，1994）。

可见，相当数量的男性希望更多的参与与孩子的关系当中。

动机本身不会保证高的参与度，还需要父亲具有一定的能力和自信。

在美国，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技能发展项目，从中可以学到相关的技巧。

父亲对孩子发出信号或者需要的敏感性对于二者的亲密关系以及孩子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Kelly，Lamb，2000）。

在社会支持方面，父职行容易受到与孩子妈妈关系的影响。

在过去的20年间，女性对父职参与的态度在慢慢地改变。

但是相当一部分的女性对现状满意，他们更在乎丈夫维持家计的角色（O’Hare，1995）。

在文化上，学者们慢慢认识到不同的文化对父亲角色、父职参与的要求有所不同。

有些文化下，父亲养家的角色非常重要，而道德引导的角色相对不重要，有些文化下则相反。

认识到社会文化这一因素对于理解父亲与孩子的关系非常重要。

4、其他文化下的父职研究
在美国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少数族裔，他们主要是非裔、拉美裔和亚裔。

但是，在父职研究领域方面，有关少数族裔的研究很少。

我们在这里主要介绍有关非裔和拉美裔父亲的研究。

早期对非裔父职的研究认为疏远和不卷入的，他们的家庭生活是充满了很多社会问题。

有关这一群体父亲与孩子关系的研究在稳步增加，但是增加得很慢。

而且，现有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研究年轻未婚的父亲，并且处在较低的社会经济背景下。

而有关已婚家庭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年长父亲的研究则很少。

因此，对于美国黑人群体的研究是不平衡和不完全的。

不同的经济背景影响黑人男性的养家者的角色。

中产阶级家庭，丈夫是养家者的角色。

在经济条件不尽人意的条件下，父亲和母亲共同分担家计。

Hamer(2001)对没有监护权的父亲访谈时，他们认为花时间陪伴孩子以及为其提供情感支持是最为重要的，而经济提供者的角色是次要的。

未婚的青少年父亲也认为对孩子的责任是父职的一个重要成分（Dallas，Chen，1998）。

除了经济因素，人格特征、所处年龄阶段以及与他自己父亲的关系等因素都会影响个体的父职观念（Roopnarine，2004）。

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关拉美裔家庭的研究开始稳步增长，近年来大量涌现。

尽管如此，该领域的研究还是非常滞后。

官方数据统计，在美国有3500万拉美裔人，占总人口的12.5%。

拉美裔将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

2001年调查显示，不管是否结婚，65％的拉美裔孩子与双亲住在一起，相比非拉美裔白人是78。

拉美裔中40％的孩子属于非婚生子。

大多数少数族裔的父亲与孩子保持联系，不管是否住在一起。

作为一个群体，拉美裔的男性与非裔男性相比，他们更多的与孩子住在一起，更少的可能未婚生子，与孩子的关系更为稳定。

早期对拉美裔父亲的研究与对其他少数族裔群体研究一样，存在研究方法尚的局限。

一是使用对欧裔白人研究的模版，而是选取的样本主要是生活贫困的人，无法完全代表整个群体特征。

因此，所得研究结果总带有对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

将拉美裔的父亲描述成疏远的、避免亲密、大男子主义的、严格的和让孩子恐惧的形象；父亲与母亲的关系是男性占支配地位，母亲绝对服从。

父亲是供养者，会严厉地惩罚孩子。

父亲与孩子的关系充满了孩子对父亲的恐惧和尊重，缺少爱（Cabrera，Coll，2004）。

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越来越认识到使
用研究欧裔美国人的模版研究拉美群体的问题，因此他们开始冲破以往的束缚，更为开放的看待拉美裔家庭。

研究者发现拉美裔家庭关系中比传统观点认为的要平等。

在中产阶级家庭中，父亲与母亲的角色与欧裔美国人的观念类似。

由于女权主义以及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职场中，拉美裔的男性在传统角色上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弹性，来适应这种社会变化。

早期对拉美裔父亲的观点逐渐被新出现的观点代替，即他们是有弹性的、适应的以及对孩子充满关心。

总之，对少数族裔父亲的研究，不仅数量上很少，而且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局限，大大限制了对他们的理解。

研究者要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以便做出改进。

5、父职领域的干预
随着女性越来越度的参与职场，大量研究指出父亲对孩子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政府对儿童健康越来越多的关注等很多因素，使得社会对父亲的期望有所变化。

但是父亲在照顾孩子上面所花的时间增长缓慢，无法满足社会的要求。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发展针对父亲的教育方案是帮助男性有效满足社会的期望，更好地履行父职。

总体来说，父职干预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大多数发表的干预方案都没有明确地阐明自己的理论框架（McBride，Lutz，2004）。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方案采用了理论框架。

这些框架包括社会生态学理论、微观结构理论、行为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心理社会理论、关系聚焦哲学、来访者中心方法等等。

实践者们发展的方案用来帮助不同类别的父亲，除了针对一般群体之外，很多方案用来满足特定群体的需要，包括没有监护权的父亲，被监禁的父亲，低收入的父亲、未成年的父亲，少数族裔父亲，以及孩子发育迟滞的父亲。

这些对父亲的干预方案大多采用团体形式，人数在5－12个人左右，可以组成许多不同形式的小组，比如教育小组和工作坊（旨在增加父亲们儿童发展、恰当教养方式等方面的知识）、技能发展小组（旨在教育和培训父亲们成为有效的父亲，学习必要的技能）、支持与自助小组（相互提供帮助，帮助组员应付成为一个父亲的要求和压力）。

干预形式除了团体方式之外，还有个体形式和混合形式。

个体形式的方案曾经用来培训那些孩子发育迟滞的父亲们，研究者在行为上给予他们指导。

有一些方案既使用团体形式，也使用个体形式，二者相结合。

此外，一些方案对孩子与父亲一起进行培训，为孩子与父亲提供机会进行互动。

选取何种干预形式要与培训方案的目标相匹配。

比如，如果使用教育小组形式，那么增加组员知识要成为其目标之一。

近年来向父亲提供培训的方案虽然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关于这些方案产生影响的系统评估的工作还很少（Palm，1998）。

Jacob（1988）提出了培训方案评估的五层次方法。

这一评估框架是计划、监控、实施和操作父亲干预方案的有效工具。

第一个层次是前实施
（pre-implementation）水平，是一个干预方案的基础。

该层次的目标是确定方案的需要，使社区能够配合，收集数据帮助设计方案。

在此阶段主要有三个任务：将方案特征细节化，评估所需求，修订方案来适合这些需求。

第二个层次是可说明性（accountability）。

目的是提供方案使用说明。

这部分评估对计算花费，以及让投资者、社区和方案参与者可以清楚明白。

此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有关参与者的描述性数据，提供的服务以及将花费信息制成表格。

第三个层次是方案澄清（program clarification）。

这个层次关注提高方案的操作。

目的是界定以及提炼方案的任务、目标和策略等信息。

参与者的满意度和员工的反馈通常用来达到这些目的。

第四个层次是趋向目标的进展情况（progress toward objectives）。

此层次评估方案在达成短期目标方面的进展状况。

可以使用标准化测验、访谈、参与者满意度来评估进展情况。

第五个层次是方案的影响。

在此水平上，短期和长期目的都要被界定和测量。

实现这个目标一般来说要使用实验设计或者准实验设计，设置对照组。

还有些方案使用前测－后测设计，由于缺乏对照组，研究者不能确定参与者的改变是否是参加了方案的结果。

此外，很多方案使用了质性评估方法，如，直接观察、内容分析和参与者访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