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口”的名称是从西文翻译过来的

“旅顺口”的名称是从西文翻译过来的
作者：裴兆顺
来源：《求知导刊》2018年第09期
摘要：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皇家海军上尉威廉姆· C. 阿尔图尔闯入旅顺，并以其姓氏阿尔图尔（Arthur）命名“旅顺”为阿尔图尔港（Port Arthur）。

1898年3月27日，沙俄政府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条约以俄文本为准，于是出现了“阿尔图尔港”译成“旅顺口”的字样。

自此，“旅顺口”的译法在一系列条约、协定、公报中被使用。

作者就中国旅顺地区的名称应为“旅顺”还是“旅顺口”进行了调查，找出“旅顺”为中国唯一的官方正式称谓的证据，梳理了自《中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后，“旅顺口”译文在正式出版物中的使用，并得出：“旅顺口”的名称是从西文翻译过来的结论。

关键词：旅顺;旅顺口;阿尔图尔港;中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
中图分类号：G250.7
文献标识码：A
1981年6月间，中国社科院在大连召开了“全国高尔基学术研讨会”。

辽宁师范学院（现为辽宁师范大学）外语系被授权作为会议的协办单位，我是会务组成员之一。

会议安排了一次与会人员去旅顺参观1904—1905年俄日战争遗址的活动，参观的第一个遗址便是电岩炮垒。

当我们站在电岩炮垒上，我简要地介绍了当年的战事和电岩炮垒的作用以及俄国驻旅顺海军司令马卡洛夫所乘坐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装甲舰触雷迅速沉没的地点（见图1）。

介绍完之后，中国社科院的一位学者便问我：《Порт-Артур》（《阿尔图尔港》）是怎么来的？我没有答上来。

是啊，“阿尔图尔港”是怎么来的？《旅顺口》又是怎么来的？自那时起这个问题便一直存疑在我的心中。

最近几年，这一问题又勾起了我的思考，于是便写了这篇调查报告。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6—1860年），1860年7月2日，英国皇家海军上尉威廉姆· C.阿尔图尔（William· C.Arthur）指挥一艘被击伤的阿尔及林号炮舰（HMS Algerine）闯入旅顺这个未设防的渔村进行维修。

阿尔图尔认为旅顺港口比大连湾更优越，应优先利用。

于是，英国政府便以这位炮舰舰长的姓氏阿尔图尔（Arthur）来命名旅顺为阿尔图尔港（Port Arthur）（阿尔图尔1861年升为海军中校，1867年升任海军上校，直至退休）。

从此，德国、法国、俄国等西方各国均沿用英国的命名称——旅顺为阿尔图尔港（见图2）。

1898年3月27日，沙俄政府采用阴谋诡计、武力恫吓、金钱贿赂等手段迫使清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又称《中俄会订条约》。

同年5月7日，沙俄又强迫清政府在圣彼得堡签订《中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旅大租地条约》第九款规定以俄文本为准，于是出现了“阿尔图尔港”译成“旅顺口”的字样。

“旅顺口”的“口”字就是“港口”的意思（见图3）。

该条约第六款和第七款明确写道：
第六款旅顺口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由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

第七款俄国旅顺、大连湾两口，被资自行盖造、水路各军所居处所，建筑炮台，安置防
兵。

上述两款中的“口”字就是“港”的另一种表达。

当时，沙皇俄国沿用英国对旅顺的命名，称“旅顺”为“阿尔图尔港”（“Порт-Артур”），大连湾为“Бухта Далянъванъ”。

具体可见沙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1897年11月11日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所附的“辽东半岛南端地图”（蒋耀辉，2013）;以及1904年沙皇俄国绘制的所谓关东州地图，即旅顺、大连租借地地图（蒋耀辉，2013）。

下面这张“中日甲午战争简图”（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地图）明确显示“旅顺”就称为“旅顺”（见图4）。

1.列宁的《阿尔图尔港的陷落》
俄历1905年1月1日（公历1905年1月14日）俄国《前进报》（《Вперёдъ》）第2号刊登了列宁的一篇著名文章《阿尔图尔港的陷落》（《Падение Порт-Артура》）（见图5）。

当年中文报刊将列宁的这篇文章译作《旅顺的陷落》。

1987年中央编译局将该文收入中文版《列宁文稿》第11卷时，改译为《旅顺口的陷落》。

1945年的“条约”“阿尔图尔港”也译成了“旅顺口”。

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关于旅顺口、大连、中长铁路等协定中，也出现了“阿尔图尔港”译成“旅顺口”“旅顺口海港”等字样。

在王铁岩编《中外旧约章》第一卷中，1945年8月14日《关于旅顺口之协定》明确表示
为“关于旅顺口之协定”（见图6）。

《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刊登了一篇《毛泽东同米高扬谈建国蓝图》的文章。

笔者在此引用该文一小段文字：
1949年2月6日，（在河北省西柏坡）米高扬对中共领导人谈及1945年8月14日中苏条约时说：“中苏关于旅顺港地区的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缔结此条约是为了制止国民党和日美合谋对付苏联和中国的解放运动。

”固然，“这个条约对于中国的解放运动有一定的好处，但是现在，随着中国共产党掌权，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苏联政府决定，一俟
签订对日和约，就撤销这个不平等的条约并从旅顺港撤出自己的军队。

”
（《二十世纪苏中关系》（《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
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ХХ ;В.》）第5卷下册第82页）该文作者直截了当地、明白无误地把“阿尔图尔港”翻译成“旅顺港”。

2.斯捷潘诺夫的小说《阿尔图尔港》
苏联作家亚·尼古拉也维奇·斯捷潘诺夫写了一部描写1904—1905年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俄日战争的长篇小说，书名叫《阿尔图尔港》（《Порт-Артур》）。

该书分上、下两册。

上册是1939年10月29日完稿。

1940年由克拉斯诺达尔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下册于1941年11月完稿，1942年也是由克拉斯诺达尔出版社出版发行。

1944年，该小说作者斯捷潘诺夫突然从遥远的伏龙芝市（г·Фрунзе）即现今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Бишкек）被召见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委员会。

苏共中央建议他用两周时间做好长篇小说《阿尔图尔港》的完整的大量出版发行准备工作。

斯捷潘诺夫把苏共中央的这一嘱托当作战斗任务来完成，并如期把书稿准备妥当。

经过一个半月，长篇小说《阿尔图尔港》便由莫斯科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1946年，斯捷潘诺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图尔港》获得了斯大林文学一等奖。

1947年，莫斯科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再版了《阿尔图尔港》，同时出版了《阿尔图尔港》的中文译本《旅顺口》（见图7、图8）。

斯捷潘诺夫的《阿尔图尔港》的中文译本是根据莫斯科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的1944年版本由苍木翻译的。

苍木是谁？苍木是李立三的笔名。

李立三，1931年至1946年1月在苏联莫斯科学习，后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并于外国文出版局工作，1946年1月回到了中国东北哈尔滨。

李立三熟知中国的政治、历史，汉语语言文字功底也相当了得，文学修养造诣很深，精通俄语，翻译能力极强。

斯捷潘诺夫的《阿尔图尔港》是由两个名词中间加连字符号构成一个独立的单词。

中译本的译者并没有直接地翻译成《旅顺港》，而是翻译成《旅顺口》。

显然，译者不接受阿尔图尔对旅顺的称谓，同时巧妙地用汉语一个“口”字对原文“Порт-”（港）做了相同意思的表达。

“口”字在汉语词典里就是出入通过的地方，在这里指的就是出海口、港口的意思。

十分清楚，旅顺口就是旅顺港的同一语意。

小说《阿尔图尔港》中，凡只写“Артур”（“阿尔图尔”）的地方，中文译者均一律译成“旅顺”。

1948年3月6日，由苏联红军驻旅大指挥部创办的中文报纸《实话报》（《Голос
правды》）（第三八四期）发表了斯捷潘诺夫的《阿尔图尔港》的中文译本《旅顺口》在大连新华书店发售五千册（该书上下册合订为一册）的消息并刊登了斯捷潘诺夫谈自己作品的文章和一些读者对该书的读后感。

这是这本小说的中文译本《旅顺口》及其文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纸上，第一次进入世人的眼帘（见图9）。

3.1950年后“阿尔图尔港”沿用“旅顺口”的译法
据《大连市志》记载：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1954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中苏会谈公报》。

《公报》宣布：驻旅顺口地区苏军将于1955年5月31日前撤出旅顺口海军根据地。

1955年5月26日《旅大人民日报》登载了<新华社北京25日电>《中苏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公报》。

上述条约、协定、公报使用旅顺口名称是极不慎重、极不恰当、极不规范的。

因为这一时期，旅顺是中国唯一的官方正式称谓。

上述条约、协定、公报中，俄文版对旅顺的称谓都是用阿尔图尔港（Порт-Артур）来表述的。

1954年，苏联莫斯科出版的厚厚的一大本《世界地图
册》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旅大地区截面图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1952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旅大地区截面图，明确表示“旅顺”就称为“旅顺”，而不是“旅顺口”。

1954年8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东北大区级机构，并撤销辽东、辽西两省建制，设置辽宁省，同日，旅大市由中央直辖市改为辽宁省辖市。

旅大市辖中山区、西岗区、岭前区、沙河口区及旅顺市、金县、长海县。

此时，旅顺市仍是旅顺的称谓，只不过是区级市而已。

1960年1月7日，旅大市撤销了旅顺市建制改设旅顺口区，同年2月20日挂牌。

旅顺被撤销市的建制改为区的建制，被称为旅顺口区。

显然，有关部门的这一做法并没有经过历史和科学考证，而只是简单地跟风，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旅顺和旅顺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和含义，旅顺是几百年来历史形成的固有称谓，旅顺口则是由英文等西文《阿尔图尔港》翻译过来的，也是由苏联作家斯捷潘诺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图尔港》翻译成中文版《旅顺口》而来的。

旅顺口区的含义就是旅顺港区。

“旅顺”是历史地理名称，而“旅顺口”则不是。

近六十多年来，旅顺口这一名称，已达到滥用的程度，许多书籍，诸如一些有关日俄战争历史丛书、地方史专著、报刊，特别是一些介绍旅顺名胜的书籍均将“旅顺”改称为“旅顺口”。

人们也许分不清旅顺和旅顺口名称是怎么来的，各自含义是什么了。

一些名人也分不清了，把旅顺统统用旅顺口来代替，令人无法接受。

《旅顺口往事》（素素，2012）一书作者写道：“曾有朋友问我，在你的文章里，为什么总是叫旅顺口而不叫旅顺？我说，旅顺是口头用语，人们约定俗成地把不该漏掉的口字给省略了。

旅顺口是书面用语。

”又说，“或许，这个口字说起来有点绕嘴，民间百姓习惯的把它给省去了。

即使那两个不请自来的殖民者，也忽而说旅顺口，忽而说旅顺。

大概都是受到民间俗称的影响。

不过，俄国人说的少一些。

前苏联作家斯捷潘诺夫曾以小说的方式，写了一部《旅顺口》，在该用书面语的地方，他绝不滥用口头语。

日本人似乎更喜欢叫旅顺，也许因为，他们在这里待得太久，名字叫熟了，懒于说那个口字。

”
笔者对上述言论，深感十分诧异和困惑不解。

显然，该书作者不了解旅顺这一称谓的历史沿革，也不了解旅顺口这一名字的含义和来历，更不知道斯捷潘诺夫小说的书名叫《阿尔图尔港》。

如有机会，《旅顺口往事》能改为《旅顺往事》就好了。

电视连续剧《闯关东前传》也喊出了“闯旅顺口”的声音，大概忘记了，人们当年闯关东是发生在清朝。

笔者还看到，网上有一篇题为《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旅顺口》的文章，里面竟出现诸如“旅顺口口岸”“旅顺口口门”等字句。

“旅顺口口岸”第一个“口”字是指“港口”，第二个“口”字与“岸”字结合时，也是指“特定的港口、出入境的地方”，例如，某某口岸食品药品检验局。

至于“旅顺口口门”更是让人不知该如何理解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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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在旅顺港湾桥旁的临街小花园里，在白银山隧道西口路边等处还搞起形象工程：竖起高大石碑上面雕刻十分醒目的“旅顺口”三个大字替代原先石碑上的“旅顺人民欢迎您！”的字样。

真不知道采用西文“阿尔图尔港”翻译过来的“旅顺口”来命名我国行政区的做法
还要延续多久？
旅顺最早称“马石津”。

辽、金、元代，我们的古人因港口形势险要，仿佛雄狮张口卧踞老虎尾半岛，称“狮子口”，此名一直沿用至明朝初期。

明朝洪武四年（公元一三七一年）朝廷派马云、叶旺两辽都指挥使率军从山东乘船至“狮子口”，为纪念此次登陆，这个海上交通重镇，取“旅途平顺”之意，将“狮子口”改为“旅顺”。

《旅大史话》（董志正，1984年）一书（第18-24页）介绍“旅顺”名称的由来时竟然写道：“‘旅途平顺’的旅顺口”，是“据《明实录》记载，当时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李纯在言辽东边卫利病四事的奏章中，就有‘禁辽东军士携家属潜从登州府运船及旅顺等口渡船越海逃回原籍’的记述。

可见当时已经普遍使用‘旅顺口’这个名字。

”（上述这段文字，该书作者注明是引自《奉天通志》卷13，第8页）。

但是，笔者查遍《奉天通志》各卷也没有看到有旅顺亦称旅顺口的字样。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可以称“狮子口”而不能称“旅顺口”？“狮子口”是历史地理名称，而“旅顺口”则不是。

“狮子口”中的“口”字是不可以分割的，而“旅顺口”那个“口”字是从英文“Port Arthur”翻译过来的，是可以分开的。

大连市沙河口区的“沙河口”也是历史地理名称。

试想一下，“旅顺港”能用“旅顺口港”来表述吗？“旅顺新港”能用“旅顺口新港”来表述吗？“旅顺老铁山”能用“旅顺口老铁山”来表述吗？“旅顺南路”能用“旅顺口南路”来表述吗？如此，当然是不可以的。

由此，我个人认为是不是可以历史地、科学地考虑为旅顺正名：重新恢复“旅顺”称谓，而不再使用由西文翻译过来的“旅顺口”命名我国行政区“旅顺”，以提醒中华民族当代和后代勿忘“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段充满血泪耻辱的历史。

[1] 王铁岩.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卷）[M].北京：三联书店，1957.
[2]（苏联）斯捷泮洛夫.旅顺口[M].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7.
[3] 蒋耀辉.大连开埠建市[M].大连：大连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