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城市评比:晋升锦标赛还是城市助推剂

文明城市评比：晋升锦标赛还是城市助推剂
苗楠
【摘要】"全国文明城市"是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测评颁发的中国大陆城市最高荣誉,是反映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文明城市评比自设立以来,在备受地方政府热烈追捧的同时也饱受各方面的质疑,质疑的声音主要集中在:是否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增长?财政投入的"质量"如何?是否仅仅是地方官员为了个人升迁所做的"面子工程"?本文选取前三批获评"全国文明城市"的地级市及以上级别的城市为样本,利用索罗模型、实证分析、数据描述等方法考察了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经济发展、官员升迁带来的双面影响,对日后城市发展、竞争评比提出了值得反思的建议.
【期刊名称】《统计与管理》
【年(卷),期】2016(000)006
【总页数】3页(P48-50)
【关键词】全国文明城市;经济增长;索罗模型;晋升锦标赛
【作者】苗楠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经济增长问题始终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魁奈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主要有农业资本与农业生产技术、农业剩余产品的再投资与企业家的个人努力；亚当·斯密则将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分工、社会经
济制度与环境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变量，他认为可以通过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和提高劳动的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并强调分工和资本积累对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而官员晋升锦标赛的理论起源于拉译尔（Lazear）和罗森（Rosen）的锦标赛理论，这种基于相对绩效的激励机制在企业组织中被广泛运用。

因此而衍生的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也被提出。

广泛接受并引用的关于中国转型期高速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是“官员晋升的锦标竞赛理论”。

（LiandZhou，2005）根据该理论，分析了中
国国内省级官员的升迁和他们在位期间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Probit模型得
出结论，省级官员的升迁同他们的经济绩效成正相关，这就使地方官员有很强积极性发展经济。

史传林（2014）在《政府绩效对地方县级官员晋升的影响研究——
基于广东省的数据分析》中建立了模型，将政府绩效分类为整体绩效和单项绩效，又更精确地分为静态绩效、功能绩效、动态绩效三个方面，同时得出结论，这三种形态的绩效水平越高，则官员升迁的概率就会越大。

从文献回顾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官员升迁的原因以及文明城市的创建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分析基础，但却没有将这几方面结合起来，探讨文明城市的评选对城市经济发展、官员升迁带来的影响。

因此，本文将借鉴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方法，采用索罗模型、数据描述分析，将文明城市作为变量引入模型中，具体分析被评选为“全国文明城市”之后城市的经济发展、官员升迁状况。

截止2015年3月，共评选出四批城市授予“全国文明城市（区）”称号。

其中第四批获选名单于2015年2月28日公布，因此尚不具备考察其当选后经济发展情况的条件。

前三批分别有:2005年10月第一批评出12个城市（区），其中包括
厦门、宁波、深圳等5个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3个地级市；2009 年1月评出“第二批全国文明城市（区）”14个，有南宁、南京、成都3个副省级城市和省
会城市，苏州、南通等6个地级市；2011年12月第三批评出共27个城市（区），包含了广州、杭州等9个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洛阳、宜昌等14个地级市。

根据数据可获得性，选取每个城市可得数据的年份作为时间跨度来进行实证分析。

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后，选取以下满足同阶单整性要求的7个城市作为样本进
行分析:宁波、苏州、南宁、杭州、郑州、广州、扬州。

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文章选取上述城市时间跨度内历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从业人员数（L）、固定资产投资总量（K）作为变量，从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年鉴》以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中搜索各城市2000年以来的相应数据作为原始数据。

在建模之前，为消除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分别命名为lnGDP，lnL，lnK。

时间序列数据在进行建模之前，必须进行平稳性检验，否则会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进一步的对样本城市选取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
验法检验7个城市对数时间序列的平稳性，结果显示7个城市对数序列数据均不
平稳，这与近年来中国城市经济的腾飞、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以及扩大化的固定资产投资现实相符。

进一步采用对数差分法对原始时间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得到其对数增长率，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其中Pt表示各个经济指标，Rt表示其相对应的增长率，本文将GDP、L、K三个
指标的对数增长率分别记为R1、R2、R3，同样在建模之前本文对对数增长率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增长率序列均为平稳时间序列，原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这样对其建模才有意义，进一步地，本文引进“文明城市”作为虚拟变量研究“全国文明城市评比”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如下所示:
WMt取值即评选当年及以后年份为1，之前则为0，第二批、第三批亦然（即对
于第二批入选的城市，t≥2009时WMt=1，t＜2009时取0）。

用最小二乘法对
模型进行估计，得到的估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模型结果来看，评选上文明城市后，宁波的经济增长率出现了平均0.07％的倒退。

对于第二批入选的城市中，苏州2009年获选文明城市之后经济增长率也出现了平均0.04％的倒退。

同样的文明城市的评选对杭州，郑州、广州和扬州的经济
增长率也造成了不尽相同的负面影响。

而南宁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受到“全国文明城市的评比”的显著影响，南宁地处广西，满城皆绿，四季长青，有“绿城”的美誉，在评比全国文明城市上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对于参选全国文明城市并不需要过多的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评选前后对该地经济增长并不能产生显著的影响。

（一）样本选择
为了分析文明城市的评比对当地主政官员的升迁的影响，根据国内现有官员升迁记录，本文选取前三批入选文明城市的副省级城市以及省会城市共计17个城市在入选当年在任的市委书记、市长作为分析样本。

由于2015年被评为“第四批全国文明城市”的6个城市暂时无法研究评选之后官员的升迁轨迹，因此本文选取副省
级城市以及省会城市中其他尚未被评选上文明城市济南、太原、石家庄、兰州等共计9个城市作为对比样本（由于“全国文明城市”只针对大陆城市进行评比，对
于港澳台地区这里暂不做考虑）。

而由于地级市数目庞大，且评选上“全国文明城市”的只占很少一部分，因此并不能单纯将“评选上的城市”和“没评选上的城市”进行分组对比，因此这里只对副省级城市及省会城市进行研究。

本文对于升迁的定义为行政级别的升迁，截止2015年12 月31日若官员的行政
级别得到了提升，则视为晋升，否则视为没有晋升。

对于晋升时间的定义为自担任主政城市市委书记或者市长开始，直到下次行政级别提升所用的时间。

（二）数据描述
第一批次入选文明城市的市委书记截止到目前为止，除青岛市委书记因涉嫌违纪落
马之外，其他均在不同时间内获得晋升，升迁比例高达80％，升迁时间短至3年，长至8年。

而作为地方行政首脑的市长除深圳市长落马外，两位市长获得晋升，
升迁比例为40％，升迁时间较长均在10年以上。

作为参照组9个城市中未被评
上文明城市的市委书记升迁比例降至33.3％，升迁时间从3-12年不等。

而市长的升迁比例升至55.5％。

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2005年第一批入选“全国文明城市”的城市市委书记的升迁比例远高于未入选城市，而在地方行政首长市长的升迁比例上则没有太多差异。

说明文明城市的入选有效的促进了当地市委书记的晋升，而对市长的晋升则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

2009年第二批入选“全国文明城市”的城市较少，只有成都、南京、南宁三个副省级以及省会城市，时任成都市委书记的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于2014年落马，仕途终止，南京以及南宁时任市委书记至今仍未获得提升，止步于副省级。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第二批全国文明城市中的副省级及省会城市中市委书记以及市长的升迁比例为0，无一获得升迁。

而相对于参照组来说，参照组9个城市中也仅有石家庄市市委书记获得晋升，晋升比例为11.1％，但是市长中有五位获得晋升，升迁比
例高达55.5％。

最后对2011年入选第三批文明城市的9个城市而言，其中杭州和拉萨的市委书记获得了升迁，升迁比例达22.2％。

长沙、郑州、拉萨、银川4个城市的市长获得
了升迁，升迁比例达44.4％。

而参照组中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市委书记获得了升迁，升迁比例为0；石家庄、昆明、兰州、西宁、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的市长获得了升迁，升迁比例为66.6％。

从结果分析上来看，文明城市的市委书记的升迁比
例要高于普通城市，但是市长的升迁比例要低一些。

说明文明城市的评选对当地的市委书记的升迁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对市长的升迁则没有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在不同批次入选文明城市对当地官员晋升的推动作用相异，总结如下表
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不同批次的评选对当地主政官员的升迁有着不同的影响，2005
年以及2011年评选上的文明城市中，市委书记的晋升确实相对于其他未被评选上的同级别城市取得了更大的晋升。

但是总体上来看，正向促进作用并不是很明显。

文明城市的评选并未对当地主政官员的升迁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官员晋升有着一系列严格的考核标准，如官员自身的年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以及在任时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群众支持度等因素，处理起来也相当复杂，难以单纯地将官员的升迁与否归结于文明城市的评选。

诚然，城市为了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在城市形象、生态环境、市民素质等方方面面做出了很大努力，这无疑会带动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幸福感的增强。

而对于经济增长、官员晋升的促进作用却是有待考量。

就上文中回归结果来看，评选上文明城市后近几年来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官员的升迁并没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反而在多数城市的数值上都体现为负相关。

经济增长以及官员升迁都是非常复杂的现实问题，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还常有一些“特殊情况”出现，这都对我们进行宏观的实证分析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虽然我们不能武断地判定“文明城市评选”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对城市主政官员日后的升迁没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这样的结果不得不引发我们的反思。

（一）对现象结果的解释分析
1、文明城市的测评体系中有9大项测评项目，简称为“八大环境一项活动，外加特色指标”，整个测评指标更侧重经济“软实力”方面。

因而针对这些方面加大的财政投入并没有为城市带来更多实际的GDP产出，所以呈现了负相关性。

2、一些城市的GDP主要靠发展重工业维持，创建文明城市也许会促使地方政府
对当地工业企业进行产业改革，对环境发展的要求会限制城市原有的粗放式发展，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制约近年来当地经济的增长，这也许就是所谓“调整的阵痛”。

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通过评选来倒逼产业改革，放眼长远，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之路，未来也必将推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3、是否确有城市是为了“创建”而“创建”，为了应付检查而提升“指标”，而一旦成功获选，是否还持续关注公共环境的维护？因此，评选上过后的松懈态度可能也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4、城市的经济增长已被证明有助于推动官员晋升的等级和速率，而反方向的作用并不显著。

本文将”文明城市“作为虚拟变量引入这一理论模型，选取同级别城市进行对比，却仍然难以剔除经济增长等因素对官员晋升的影响。

而就现有结果来看，文明城市的评比对城市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显著正相关作用，因而对官员升迁也难以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二）对目前城市评比制度建设的建议
1、截止目前评选出共四批“全国文明城市（区）”中，共有87个城市（区）获选，这已经覆盖了相当多的省市县区，而且评选名额也呈逐届上升趋势，这势必会带来该项荣誉的效用递减，从而会减弱对城市发展的积极影响，同时降低了地方政府、人民对“创建”事业的重视。

因此，适当缩减文明城市名额，并对已获选城市采取定期复核制度很有必要。

2、目前国家对于城市荣誉的表彰已有“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多项荣誉，这些已然成为许多城市竞相追逐的目标以及对外宣传的名片。

为了避免荣誉流于形式，成为“面子工程”，对荣誉的考核体系还需与时俱进，不断修改和完善。

同时，多项荣誉难免有标准上的重复，适当进行整合才能对城市发展起到切实的促进作用。

3、对城市间的评比和竞争采取统一、公开的标准，杜绝因此而滋生的腐败现象，才能实现真实反映城市发展水平，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初衷。

【相关文献】
［1］徐现祥，王贤彬，舒元.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7（9）.
［2］曹吉云.我国总量生产函数与技术进步贡献率［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1）. ［3］胡雪萍，李丹青.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1978～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2）.
［4］汪伟.对我国20年来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Solow新古典增长模型［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5］戴维德·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第2版）［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6］HongbinLi，Li-AnZhou.Politicalturnoverandeconomicperf ormance：theincentiveroleofpersonnelcontrolinChina［J］.JournalofPub licEconomics89（2005）1743-1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