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价值创造”与“价值赋予”

论“价值创造”与“价值赋予”
作者：朱宝清，徐晋，王菲
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2年第03期
摘要：在经济思想史中，价值始终是一个核心概念，其在经济学中的分析可主要归为两类：其一为涉及“价值创造”主体问题的劳动价值论，其二为解释“价值赋予”主体的制度价值论。

对“价值创造”问题的探讨始于配第，集中于古典时期，直到马克思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系统而全面地考察了价值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唯物范畴——价值与劳动范畴挂钩，以及制度范畴——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揭示了劳动价值论的真正意义。

但就“价值赋予”来看，这实则是贯穿于经济思想和经济分析的一条主线，严格来说“价值赋予”的主体属于一种广义上的“制度规定”。

因此，“价值创造”的主体是劳动，而“价值赋予”的主体则是制度，且内在地包含了历史性。

关键词：价值创造;价值赋予;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制度价值论
中图分类号：F011;F09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22）03-0009-11
对“价值”的看法和探讨在各学科中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在哲学中，价值是一个完全抽象的概念，文德尔班在其《哲学史教程》的最后一章才模糊地谈到“价值问题”，[1]令人遗憾地是仍没有一个确切所指;社会学中所探讨的价值侧重于“关系”，具体而言包括社会交往中所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一切关系;伦理学中的价值则涉及“效果”，即某动机或行为的外在影响及效果评价，或称价值判断，而这又不可避免地掺入极大的主观性并被逼退至哲学领域。

正因如此，对该概念实际上并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清晰的框架，而只能通过聚焦于某一个问题来形成较为模糊的认知。

抛开价值本身所包含的复杂的概念、属性和适用性等，通过考察“价值问题”在经济学或经济思想中的演变，来划分并分析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侧面。

限定于经济学这一领
域，对“价值”这一问题探讨的起点，本文认为不应从配第开始。

虽然根据经济思想史，较多的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化或“历史合法化”始于配第，原因之一在于其正视并确定了价值来源问题，即劳动价值论的发端。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配第之前的学者关于经济问题的分析视角是否囊括了价值问题？第二，“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究竟意味着什么？笔者通过将价值这一问题本身拆分为“价值创造”和“价值赋予”两个不同的侧面，指出配第之前的关于价值的研究实际上与后来的边际学派所倡导的效用价值论相似，均着眼于价值在广泛意义上的制度规定性，这较好地回答了“价值赋予”的历史性和主体性。

而就“价值创造”来看，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是指内化于劳动产品本身，并以这种看得见的物质实体形式表现出来，这才是配第的劳动价值论实际所指，即“价值创造”的主体性。

而这二者是不同的，简言之，“价值创造”的主体是劳动，而“价值赋予”的主體则是制度。

一、“价值”问题的初探：外在表现形式与价值来源
价值就其本身的经济学含义而言，不外乎存在两种分析路径：第一种路径是将价值归结为制度决定的结果，这不仅在早期经济思想中已经出现，但是其除了对价值问题本身的思考之外，更多的是外在表现为一种实物形式，即对体现价值的实物的量的追求，而且也是边际学派所持的效用价值论的一种隐含假定，但不可否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也存在价值的制度规定概念，这表现为价值的唯物属性与历史范畴。

因此，该条路径实际上是贯穿经济学中价值概念的一条主线，或可称之为“制度价值论”。

第二种路径是着重于探讨价值来源或价值形成问题，这便是由配第发端的分析经济问题的起点，即“劳动价值论”。

（一）早期的“价值论”：价值借以交换而外在地表现为财富量的多寡
在此想要撇开其他学科知识对早期学者探讨价值这一概念的影响是十分困难的。

因为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早期（古希腊至中世纪）的“经济”思想受经院哲学的影响，在严格意义上他们把对经济问题的推理与对国家（指城邦）和社会所做的形而上学式的一般哲学思考糅合在一起，[2]这使后来的古典经济学者，甚至是现代学者在回溯起该时期的思想时不自觉地将其当作哲学而非经济学来处理。

但事实上，在配第揭示价值来源于劳动和土地两个因素之前，关于价值的探讨在经济学层面是存在的，而这里的价值，需要指出的是，它是直接与财富（如货币、商品）量的多寡挂钩的，价值外在地表现为看得见的实物形式，对价值的追求则表现为对财富量的追求，而关于价值及价值形式本身的探讨是较为欠缺的，但也存在零散的见解。

亚里士多德虽无意于考察经济现象，但其与经济相联系的伦理思想却成为其后来的学者分析问题的重要素材。

在价值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已经看到商品本身存在一种属性，使得它可以用来交换，他承认“一切财物都可用以交换”，但其指出，在最开始的阶段交换这个“技术”是不必要的，只是随着后来所生产的东西出现了剩余和商品种类的逐渐增多，人们“便感到有必要用其中的一部分来交换所缺乏的事物”，[3]18这便是最早的以物易物，目的是满足自身的需求。

可以明显发现，亚里士多德对价值问题的分析实际上已经触及古典学者所提的“价值形式”，即商品（或称财物）存在“使用价值”，并可通过交换以满足人们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这些财物具有两种用途，在他看来以物易物的形式是一种“正规用途”，它不违反自然;但另一种用途——“非正规或从属性用途”则是早期的学者们着重探讨和批评的，即随着财物的增多以及人们想要互通有无的欲望逐渐强烈，交换范围便得以扩大，与此同时，作为可以衡量模糊的使用价值并外在地表现财物实体的“量”的等价物——货币便应势而生。

于是，对商品的需求已经超出了“自身需要”，并进一步转为对货币的追求。

阿奎那肯定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他延续了亚里士多德这两种提法，指出“第一种交换是值得称赞的……而第二种交换就理应受到谴责了，因为就其本性来说，它只会为那种毫不知足而无限扩张的获利欲望服务”。

[3]64从这里便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早期学者（如莫利诺斯）所着重探讨的问题之一是“高利贷”现象及其产生的伦理问题。

回到交换，海尔布罗纳认为亚里士多德虽然遭遇到了交换过程所出现的价格理论这一难题，“在‘价值’名义下，定价问题将成为那些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大约两千年才出场的经济学家的一个中心问题”，但是亚里士多德“解决了真正的问题：市场分工使其参与者获得了什么，才允许交换变成正规化的手段”。

[4]9交换使得价值在“财”和“物”上都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并由此产生了所谓的“贸易”。

这里需抛开交换的心理学机制，沿着亚里士多德的思路，容易发现，价值实现的落脚点即体现在“财物”上，追求价值与追求财物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同一性，尽管财物是看得见的、只能够以数量来计量。

而这种思想，恰恰就是重商主义的理论来源。

在重商主义出现之前，盛行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认为货币只是一种媒介，而重商主义则大大强化了货币本身的作用，将货币等同于财富或“财宝”，他们极力主张通过贸易顺差来实现财富的增加和积累。

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被认为是最好的、最精辟的重商主义著作，但门罗指出孟并不是第一位系统地提出重商主义理论的作家，而是安东尼奥·塞拉。

塞拉指出实现国家财富增加（富裕）的手段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内的因素，如行业的多样化、人民素质和主政者管理等，而另一类则是国外因素，或称“国家的处境”，这是实现贸易扩大化的一个“最有力的成因”，“当一个国家对其他地区而不是本地区的产品大规模地进行贸易时，这个因素会使它所拥有的金银积极增长”。

[3]151同样地，孟也强调对外贸易是增加国家财富的手段，它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

”[3]170随后，孟提出了如何实际地、具体地进行对外贸易。

重商主义的一个压倒性信条是，财富只能通过买少卖多的形式获得。

①换言之，财富这一实体掩盖了商品的内在价值，外在的交易掩盖了商品交换的原则——等价交换。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在重商主义时期，以财物为落脚点的交换和贸易将货币和商品的地位推向顶峰，对价值的探讨早已转向了对财富的追求。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于是贸易的扩大和外汇管理问题自然而然成为当时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但为何在货币出现之后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这则是另一个问题。

因此，这在当时所反映出的一个制度性原则是：富国以强国，“其潜在的哲理是落后就要挨打”。

[4]25这实际上的确在物质上为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也迫使人们思考在资本主义经济扩大化之后可能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

（二）“价值创造”问题的正式提出：“劳动价值论”的开端及发展
然而，到此我们并未提及任何有关价值来源或价值形成的问题，当然在早期阶段可以勉强地认为价值的来源是贸易，但后来的证据表明这是错误的。

在重商主义带来的财富极大满足之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在英国取得胜利，使英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都能够率先发展，英国成为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在英国得以确立并发展，这些均成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声。

在价值这一问题上，配第有两个观点可以借鉴，其一便是价值的来源。

配第指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3]213从这里便提炼出价值的形成来自两种要素：土地和劳动，从而奠定了分析价值问题的两条路径。

其二是关于寻找价值尺度的问题，配第认为“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即如何使土地和劳动之间有一种等价和等式的关系，以便单独用土地或单独用劳动来表示任何一种东西”，[3]218但是配第认为，货币若作为衡量其他物品的唯一尺度是存在局限性的，原因在于货币的币值和以其来评定价值的物品比率会发生变化，因此，应该寻求某些其他的自然标准和尺度。

[3]212-213但是对于这一问题，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时期政治经济学家都未有定论。

通过海尔布罗纳对杜尔哥的评价可以一窥土地价值论的局限所在：第一个局限性是土地的经济意义在于其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尤其在于把这些‘赐予’所带来的货币收入奖励给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所有者的各种社会安排，而忽视了那些对‘赐予’起接生婆作用的劳动者的手和背”，[4]46这里不需解释，它已经为劳动价值论埋下了伏笔;第二个局限性可能无关乎价值，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②即在重农主义之前，“商业社会呈现出了道德的复杂性，但绝没有可以理解的内在秩序感”，换言之，重农主义的出现为一种新的“内在秩序感”开辟了道路——这成为了包括斯密在内的坚持自由放任主义者们的基本信条，他们笃信自由市场的调节能够自发而不自觉地实现个人和社会的经济福利最大化，这种信仰严格来说是由斯密建立起来的，并在西方经济学界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辩护者中间影响至今。

③
可以看出，由配第引出的价值决定要素论，包含两条分支，一条是重农主义的土地价值论，另一条是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理论中的某些成分可以追溯到配第甚至更早（经院派的作家），[5]126但就其科学性和分析的深入性当属古典时期的经济学家。

由斯密开始，劳动价值论逐渐成为主流。

在马克思之前，学者们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和分析不仅停留在劳动的表现形式即劳动力的具体运用上，而且对价值问题的分析局限于在价值形式层面的探讨。

于是便出现了所谓的“斯密教条”④“李嘉图难题”等，在本质上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以“李嘉图难题”为例，其指在价值规律下未能解决“资本与劳动的非等量交换”以及“资本与利润的非等量交换”问题，事实上主要产生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体系中，因此有时也被叫作“李嘉图的价值难题”。

[6]53之所以被称作“价值难题”，是因为这两个难题存在一个共通点，即对价值范畴，尤其是价值实体分析的缺乏，这也是古典学派的一个通病。

对劳动创造的价值而言，涉及到对劳动形式的划分，这包括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因此对劳动（事实上应为劳动力）的补偿以及劳动创造的所有价值（以价值形式出现）就必须区别开来，而李嘉图在讲完“劳动创造价值”这句话
之后转向了对价值形式的探讨，这不免又陷入了“斯密教条”，从而也就割裂了价值与价值形式的区别与联系。

因此，这两个难题均缘起于李嘉图承袭斯密的价值体系，而第二个难题仅仅是由于讨论了利润以及利润平均化问题才会被认为是出自李嘉图的分配理论，但实际上将其作为“价值规律与生产价格规律的矛盾”而言，这似乎又回到了价值范畴。

因此，狭义上来看，从斯密将价值来源归为劳动开始，土地价值论就逐渐被劳动价值论所取代了。

与此同时，“制度决定”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们对“财物”的追求转向了探讨“财物”本身形成的原因和动力上，而外在的表现形式则出现弱化。

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内含劳动创造与制度规定双重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说沿袭了“斯密—李嘉图”传统，但更多是建立在李嘉图的理论基础之上，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是有可能将其归结为李嘉图主义者的。

但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上所作出的突破也是不容置喙的。

以商品为切入点，马克思深入剖析了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该部分是劳动价值论的直接内容，因为“所有的”价值都被囊括在商品里面，价值创造的主体从而商品生产的主体是劳动而非劳动力，这不仅明确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之间的区别，而且也进一步为剩余价值论开辟了道路，事实上这已触及商品被无限生产进而剩余价值被无限创造的动力问题。

因此，商品便通过“劳动”和“价值”之间存在的“某些”内在关系得以整合，商品便是這些关系的统一体，它包括劳动与价值的对应关系、商品价值实现所需的交换过程并由此导致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矛盾的消解、对剩余价值的科学分析可以有效地解决“斯密教条”等。

（一）解决“价值创造”问题的关键：“价值—劳动”范畴
重商主义的一个压倒性信条是，财富只能通过买少卖多的形式获得。

①换言之，财富这一实体掩盖了商品的内在价值，外在的交易掩盖了商品交换的原则——等价交换。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在重商主义时期，以财物为落脚点的交换和贸易将货币和商品的地位推向顶峰，对价值的探讨早已转向了对财富的追求。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于是贸易的扩大和外汇管理问题自然而然成为当时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但为何在货币出现之后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这则是另一个问题。

因此，这在当时所反映出的一个制度性原则是：富国以强国，“其潜在的哲理是落后就要挨打”。

[4]25这实际上的确在物质上为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也迫使人们思考在资本主义经济扩大化之后可能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

（二）“价值创造”问题的正式提出：“劳动价值论”的开端及发展
然而，到此我們并未提及任何有关价值来源或价值形成的问题，当然在早期阶段可以勉强地认为价值的来源是贸易，但后来的证据表明这是错误的。

在重商主义带来的财富极大满足之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在英国取得胜利，使英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
各方面都能够率先发展，英国成为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在英国得以确立并发展，这些均成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声。

在价值这一问题上，配第有两个观点可以借鉴，其一便是价值的来源。

配第指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3]213从这里便提炼出价值的形成来自两种要素：土地和劳动，从而奠定了分析价值问题的两条路径。

其二是关于寻找价值尺度的问题，配第认为“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即如何使土地和劳动之间有一种等价和等式的关系，以便单独用土地或单独用劳动来表示任何一种东西”，[3]218但是配第认为，货币若作为衡量其他物品的唯一尺度是存在局限性的，原因在于货币的币值和以其来评定价值的物品比率会发生变化，因此，应该寻求某些其他的自然标准和尺度。

[3]212-213但是对于这一问题，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时期政治经济学家都未有定论。

通过海尔布罗纳对杜尔哥的评价可以一窥土地价值论的局限所在：第一个局限性是土地的经济意义在于其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尤其在于把这些‘赐予’所带来的货币收入奖励给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所有者的各种社会安排，而忽视了那些对‘赐予’起接生婆作用的劳动者的手和背”，[4]46这里不需解释，它已经为劳动价值论埋下了伏笔;第二个局限性可能无关乎价值，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②即在重农主义之前，“商业社会呈现出了道德的复杂性，但绝没有可以理解的内在秩序感”，换言之，重农主义的出现为一种新的“内在秩序感”开辟了道路——这成为了包括斯密在内的坚持自由放任主义者们的基本信条，他们笃信自由市场的调节能够自发而不自觉地实现个人和社会的经济福利最大化，这种信仰严格来说是由斯密建立起来的，并在西方经济学界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辩护者中间影响至今。

③
可以看出，由配第引出的价值决定要素论，包含两条分支，一条是重农主义的土地价值论，另一条是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理论中的某些成分可以追溯到配第甚至更早（经院派的作家），[5]126但就其科学性和分析的深入性当属古典时期的经济学家。

由斯密开始，劳动价值论逐渐成为主流。

在马克思之前，学者们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和分析不仅停留在劳动的表现形式即劳动力的具体运用上，而且对价值问题的分析局限于在价值形式层面的探讨。

于是便出现了所谓的“斯密教条”④“李嘉图难题”等，在本质上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以“李嘉图难题”为例，其指在价值规律下未能解决“资本与劳动的非等量交换”以及“资本与利润的非等量交换”问题，事实上主要产生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体系中，因此有时也被叫作“李嘉图的价值难题”。

[6]53之所以被称作“价值难题”，是因为这两个难题存在一个共通点，即对价值范畴，尤其是价值实体分析的缺乏，这也是古典学派的一个通病。

对劳动创造的价值而言，涉及到对劳动形式的划分，这包括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因此对劳动（事实上应为劳动力）的补偿以及劳动创造的所有价值（以价值形式出现）就必须区别开来，而李嘉图在讲完“劳动创造价值”这句话之后转向了对价值形式的探讨，这不免又陷入了“斯密教条”，从而也就割裂了价值与价值形式的区别与联系。

因此，这两个难题均缘起于李嘉图承袭斯密的价值体系，而第二个难题仅仅是由于讨论了利润以及利润平均化问题才会被认为是出自李嘉图的分配理论，但实际上将其作为“价值规律与生产价格规律的矛盾”而言，这似乎又回到了价值范畴。

因此，狭义上来看，从斯密将价值来源归为劳动开始，土地价值论就逐渐被劳动价值论所取代了。

与此同时，“制度决定”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们对“财物”的追求转向了探讨“财物”本身形成的原因和动力上，而外在的表现形式则出现弱化。

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内含劳动创造与制度规定双重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说沿袭了“斯密—李嘉图”传统，但更多是建立在李嘉图的理论基础之上，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是有可能将其归结为李嘉图主义者的。

但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上所作出的突破也是不容置喙的。

以商品为切入点，马克思深入剖析了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该部分是劳动价值论的直接内容，因为“所有的”价值都被囊括在商品里面，价值创造的主体从而商品生产的主体是劳动而非劳动力，这不仅明确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之间的区别，而且也进一步为剩余价值论开辟了道路，事实上这已触及商品被无限生产进而剩余价值被无限创造的动力问题。

因此，商品便通过“劳动”和“价值”之间存在的“某些”内在关系得以整合，商品便是这些关系的统一体，它包括劳动与价值的对应关系、商品价值实现所需的交换过程并由此导致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矛盾的消解、对剩余价值的科学分析可以有效地解决“斯密教条”等。

（一）解决“价值创造”问题的关键：“价值—劳动”范畴
重商主义的一个压倒性信条是，财富只能通过买少卖多的形式获得。

①换言之，财富这一实体掩盖了商品的内在价值，外在的交易掩盖了商品交换的原则——等价交换。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在重商主义时期，以财物为落脚点的交换和贸易将货币和商品的地位推向顶峰，对价值的探讨早已转向了对财富的追求。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于是贸易的扩大和外汇管理问题自然而然成为当时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但为何在货币出现之后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这则是另一个问题。

因此，这在当时所反映出的一个制度性原则是：富国以强国，“其潜在的哲理是落后就要挨打”。

[4]25这实际上的确在物质上为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也迫使人们思考在资本主义经济扩大化之后可能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

（二）“价值创造”问题的正式提出：“劳动价值论”的开端及发展
然而，到此我们并未提及任何有关价值来源或价值形成的问题，当然在早期阶段可以勉强地认为价值的来源是贸易，但后来的证据表明这是错误的。

在重商主义带来的财富极大满足之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在英国取得胜利，使英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都能够率先发展，英国成为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在英国得以确立并发展，这些均成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声。

在价值这一问题上，配第有两个观点可以借鉴，其一便是价值的来源。

配第指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3]213从这里便提炼出价值的形成来自两种要素：土地和劳动，从而奠定了分析价值问题的两条路径。

其二是关于寻找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