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对总理说5句话

想对总理说5句话
想对总理说的5句话：
第1句：政府钱多会惹祸
第2句：开放比改革更重要
第3句：重大决策要开明
第4句：国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防弹背心”
第5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第1句话：政府钱多会惹祸
改革开放35年来，虽然在历史的推动下和人民苦苦卖力下，中国的综合国力和民众生活大有改善，但是也人为制造了堆积如山的问题和困难；历年历届累积下来的诸多问题和困难，已经压得“后来者”气喘嘘嘘。

特别是不彻底的改革开放，制造了很多难以消解的“夹生饭”，而现在要消化大量夹生饭，已显得能量不足。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府太有钱---从中央政府到各省市政府一直处于年年多收税、年年多花钱的循环中。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政府如果太有钱，就会惹下很多祸端，比如：施政过程中会充满腐败堕落及失职渎职行为，国家建设中会蛮干太多的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资源配置过程中会滋养出多层次多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成果分享及利益分配中会逐渐导致民怨增多、地方割据及要挟中央，等等。

如果政府太有钱，政府官员们的心思就集中在“自己能花多少钱办多少事”，很多祸端就是在这“花钱办事”过程中酿成的。

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法则是：政府的核心任务就是做好一件事情------创造并维护好公民安居乐业的环境和秩序。

据此，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在国家治理的国内事务上，主要应强化3
项功能：一是强化公共服务功能，二是强化国家对公共资源的有效管理及公平配置功能；三是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和扶助功能。

按照这三项职能，需要政府直接操办的事情、需要政府直接花钱的事情就很有限，政府自然会把思考力和精力放在建立和完善公共政策、维护公共秩序、服务公民和严谨自律等方面，而大量的“花钱”的事情，则交由市场环境、社会环境中扮演者诸多角色的企业和机构去完成，政府可以一心一意地与民众一起，进行依法监督。

其实，对于政府而言，钱再多都不够花，而且会酿成刚性支出逐年加剧。

既然政府该办多少事、该花多少钱，决定政府应该从纳税人身上抽取多少税费，那么大大限制政府大手大脚的作为，自然会大大减轻纳税人的负担，让大量企业越做越有活力。

如果政府背离这个原则，就必然酿成不良后果。

其实，怎样做一个廉洁自律的政府，用不着学习欧美，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的经验就足够用了。

第2句话：开放比改革更重要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有其自身的演进规律和法则。

就当今局势而言，一个国家只要足够的开明和开放，全球化浪潮和市场经济的规律，会促成先进的思想文化理念和国家治理的好策略好方法，自然而然地彼此“分享”。

极具全球化内在动能的国际范围内的商品贸易、资本流动、资源配置、人文活动，越来越在深刻地改变并改进着全人类各阶层精英者的思维方式和作为习惯。

在这种情况下，足够的开放和开明，就足以给中国的发展注入强大的能量，中国很多积存已久的问题和矛盾就会被全球化、市场化能量逐步化解，而政府只需要扮演好服务和拾
遗补缺的角色就万福了。

可是，如果政府总是事事时时自作聪明、盲目干预，就会陷入困局。

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挑挑拣拣的改革来改革去，不如相信市场的、人民的力量，顺势而为、策略推动。

所以我认为：开放开明比深化改革更重要-----真心真正的改革，首先需要的不是金钱、不是个人智慧，而是开明的态度、开放的思维和相信民众的自信心。

现阶段中国政府最最需要做的改革功课是2件：一是更大的开放举措和更坚定的体制改革举措，其他所谓的改革任务，只是梳理和制定好政策和公平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

第3句话：重大决策务必开明
如果能够冷静下来，对中国过去35年的改革开放的“得与失”作客观求实地分析的话，会发现很多重大失误都败笔在“错误的决策”。

难道我们不觉得从中央到地方，国家治理的成本太高、代价太大吗？以至于各级财政不仅抖搂光了积累的家底，而且越来越严重依附于负债运转。

从最近几年的情形来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诸多决策，无论好与坏，多数民众都是要么漠不关心、要么热潮冷风。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民众觉得政府的诸多决策跟自己没有“商量”、没有关联。

其实，民主意识日益强烈的中国民众，不是对政府的困难和不足不理解、不包容、不支持，而是你没有把人民当回事，大事小事官员拍板，替人民做主。

人民越来越不习惯于“官本位”作风。

怎样才算决策开明，把人民当回事呢？
以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而言，显然无法引进和承载西方国家从政府到民间的民主决策机制，但至少可以做好两件事：一是重大决策之前及时告知民众并保障决策全过程的透明；二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凡是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决策，比如养老保险、土地改革等方面的政策制定，要严肃地先进行有效的民主辩论，再采取民众知情和适度参与的方式作出决策。

要特别说明的是：一些极左思维的人，不要一提到公开辩论就毛骨悚然，认为人家要拆你台、断你后路；其实恰好相反，对政府重大决策进行公开辩论，至少有六点好处：一是便于把问题认识和分析得更透彻；二是便于加深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深层了解；三是便于人民理解政府的难处和包容政府；四是避免政府作出盲目决策，不好收场；五是会激励人民的关注、参与和支持政府决策的积极性；六是有益于改善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誉和信任感。

但有人可能会责备：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有导入公开辩论和投票表决的民主机制，而中国却不具备民主辩论的实现方式。

这种担忧实在是多虑。

只要政府真正想就重大决策进行民主辩论，方式方法有的是。

比如：针对专门决策议案，可以公开推选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举行反方电视辩论，然后接受场内外观众的质疑和提问，之后再酝酿决策；或者由各级政协组织实施公开辩论活动，然后由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人民代表投票表决。

第4句话：国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防弹背心”
一直以来，决策高层总是把“国有经济”首先当做一个重大而严肃的政治问题，其次才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有历史特殊性和现实复杂性。

每当提及国民经济安全问题时，总会有人认为做强做大国有经济等于强化了国民经济基础，维护了国家家经济安全。

其实，这是一个悖论。

我们是否冷静地思考了：“善良”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万恶”的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在创造国民财富和服务社会公众等方面，到底有什么质的差别？为什么不冷静下来从反方向思考一下：投资中国的外国资本和快速壮大起来的中国民营资本，到底对中国经济安全
带来了哪些威胁？这些非国有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对保障中国国民经济安全又做了哪些贡献？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看得真切的是：与国有经济相比，非国有经济承载的就业人口更多、上缴的税收总规模更大、资源配置效率更高、制造的民众生活必须品更丰富、贡献的外汇储备更大，他们与国有经济的唯一区别是利润名正言顺地装进了自己腰包，让很多体制内的人心里极不舒服，而国有经济的利润到底装进谁的腰包，谁也没有看清楚。

值得思考的是，近年来真正给执政党和政府增加负担和添乱、极大地浪费国家自然资源和资本资源、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的到底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呢？如果上天能够把国有经济的盖子揭开，置于阳光之下，就会看到不少贪婪而狰狞的面孔，就会发现整个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的背后，隐藏着不少超级的个人既得利益者，他们牢牢把守着不同的地段和山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利益与权力有着密切而牢靠的纽带关系，可以直接影响和干预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核心经济资源的配置。

可是，至今仍有一些极左人士认为，国有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体，承担着太多的社会和政治职能，是社会的稳定器，是安全执政的平衡器。

不错，中国自1949年以来，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一直建立在国有经济的基础上，正是因为国有经济已经无法承载社会的发展进步，才被迫改革开放，并逐步由计划经济过度到市场经济，因此“国有经济”的原有的使命已经结束，并且不具备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基因要素。

如果现在仍然谈论“国有经济主体论”或许是“别有用心”---要么是想用这种言论蒙蔽和安慰体制内“主流群体”，要么是为了给既得利益阶层扯大旗。

与其说是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倒不如说是国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绑架”整个国民经济并一同陷入泥潭。

21世纪的今天，主权国家过跨国财团的控制力已经大大减弱，文明的政治家已经不再给“资本及企业”人为贴上政治属性的标签，其完全是服务于社会发展进步和满足人民物质及精神生活需求的核心生产和供给要素，只有市场化条件下的公平竞争，才能实现资源的最有效化配置和产品的最优化生产供给。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国有经济”是一种缺乏市场免疫力的人造成果，这种人造的经济形态客观存在于市场却不具备从市场竞争中汲取天然营养元素的机能，一旦中断了人为的营养供给和垄断保护，后果的可怕程度很难想象。

因此，传统的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运行模式注定玩不转一个日益开放和日益强大的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的国民经济。

如果不下定决心，审慎而稳健地破解国有经济问题，若按照固有的思维继续“保护和饲养”国有经济，要不了多久，就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出现系统性溃败腐烂。

因此，国有经济不仅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防弹背心，反而会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腐蚀剂。

第5句话：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很早以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已经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和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施政理念。

我觉得，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最好听、最动听、最“百听不厌”的政治口号和政文表述，已经超越了所有国家。

但是，朴实无华的人民，最终不是看政治调子多么响亮，而是看实际结果如何，正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今天的中国民众，已经不大信任任何政治承诺和政治口号，人民现在最需要的是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句活落到实处。

怎样才能把这句话落到实处呢？
首先，一方面要把已经扭曲的利益结构进行校正，另一方面在各项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资源配置的时候，按照“广大的人民的利益第一位”的原则，理顺
利益关系。

比如：哪些利益集团多吃多占了人民的利益份额、占据了优先位置，虽不至于给人民吐出来，但至少要把“太长的手”缩回去；再比如，在劳动就业、养老政策、土地确权、财力资源配置、公共福利分享等各项具体事情上，不要跟老百姓打马虎眼，不要以所谓“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取代或盘剥人民利益，而要主动地优先考量广大民众的利益。

对于各级官员而言，不要因为粥少，人均分不到几粒米，就悄悄地让把米分给少数人。

其次要理顺分配机制，让社会公众透明公平地分享改革开放成果，坚决扭转过去35年“少数人吃肉、广大民众喝汤”的利益分享机制，并彻底打破分享改革成果的各种潜规则。

当代中国人要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在释放沉淀积累了四五百年的历史性的制度红利，因为自几百年前中国闭关锁国以来，全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劳动力从来没有得到彻底解放，东西方发展的落差“势能”已十分巨大，因此，改革开放对中国民众而言，必然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但人民若没有分享到应有的好处，那就是历史性的悲哀。

还要认识到，即便没有邓小平当年顺势而为拉开改革开放的闸门，或许胡耀邦或其他领导者会把闸门拉得更开。

再次，凡事要设法让民众知情和参与。

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务必深刻认识到：人民袖手旁观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整个人类千百年来的社会进步史，反复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一个国家，在步入成熟的现代民主社会之前，难免会在权势阶层与广大民众之间，反复发作利益及思想上的冲突，这种冲突有时是激烈的对抗和斗争，甚至难以避免血与火的洗礼，有时则是相对缓和的口舌之争及相互的利益妥协。

但是，无论是怎样一种形式的冲突，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政治体制的优化变革及社会制度的改革创新。

比如法国大革命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整个欧洲社会文明及政治制度趋于民主化的变革与进步；中国疯狂的“文革”结束后，随之而来的是对毛泽东晚年主政的否定和对计划经济制度的改革，从而开启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引爆点的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同样，蒋经国先生主政台湾后，面对老父亲留下来的专断与腐败于一身的国民党，面对台湾民众日益高涨的民主及利益诉求，主动而开明地采取“大尺度”妥协策略：以强势的策略结束蒋介石的独裁，其结果不是推翻了国民党，而是优化和强化了国民党。

上述现象说明：一个国家或独立自治的区域，其社会的客观发展进步，每每演进到历史的紧要关头，都难免发生破旧立新的制度变革和利益结构的“刷新与重置”。

但是，上述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到底成功还是失败，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广大民众的参与热情和参与程度如何。

如果处于执政地位的政治集团预感到社会危情态势日趋严峻、重大危机越来越近，急于推动看似信誓旦旦的改革运动，而人民却袖手旁观、无动于衷，那将是令人后背发凉、极其危险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人民对于当下时局及政治集团几乎完全失去信心。

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后，中国多数民众脸上露出了笑容，可是没过多久，民众的面部表情有开始绷紧，而民众现在的表情却是“复杂多变”。

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在我看来，在短短一年时间内，中国民众的“表情”如此丰富和“多变”，至少可以说明：现阶段广大民众的主流意识依然是改革开放的旁观者，并没有主动参与改革的热切愿望。

这种意味着，在现阶段实施任何性质和形式的改革，如果缺乏民意支持和民众热情参与，则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发动改革容易，实施过程艰难，如何收场困难。

总之，李克强先生作为国家新一届政府内阁的首脑，海内外真情真切关心国家改革大业的公民，不仅都对其寄予前所未有的厚望，更相信他不是一位“稀泥
抹墙或者不懂装懂”的总理，而是一位知识结构完善、综合经验丰富、处事稳健得当、改革方向明确且思路清晰、思维缜密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