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边界”化与再“边界”化:空间建构视域下的跨境种植研究——以河口县坪坝村为个案

去“边界”化与再“边界”化：空间建构视域下的跨境种植研
究——以河口县坪坝村为个案
王越平
【摘要】边疆既是一个地理空间,也是一个社会空间、政治空间和文化空间.近年来对“边疆本位”研究的回归,即更强调把边疆视为一个相对特殊的、异质的空间单元,探究人类实践活动如何建构形成具有特殊内涵和特质的边疆空间的过程,以及特定的经验所构成的意义系统如何进行边疆空间再生产的过程.滇越边境地区新兴的跨境种植现象,从本质上看是以市场为促动的边疆空间建构过程,具体表现为去“边界化”与再“边界”化的空间生产方式,并集中体现了边境地区人们的主体性实践以及边疆空间多义性、流动性与策略性的特质.
【期刊名称】《思想战线》
【年(卷),期】2015(041)004
【总页数】6页(P62-67)
【关键词】边疆;空间建构;跨境种植
【作者】王越平
【作者单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昆明,650091
【正文语种】中文
“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
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

”①P.E.Wegner，“Spatial Criticism:Criticism Geography，Space，Plac e and Textuality ”，in Julian Wolfreys(ed.)，Introducting Criticism at the 21s tCentur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p.180. 边疆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空间，“关涉族群关系、文化形貌、国家形态、国内政治、经济实力、军事力量、治理理念、技术水平、世界格局、国际法律等诸多因素”。

②何明:《边疆观念的转变与“多元”边疆的建构》，《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长期以来，学界在对边疆进行研究时，多把边疆放到民族—国家建构的框架下进行讨论，并构筑起“中心”与“边缘”的讨论范式，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步认识到，边疆作为处于“政治权力中心边缘的区域”与中心区域有着不尽相同的形貌及自身的独特性和自主性，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边疆地区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边界建构的过程中。

故此，边疆研究范式应渐有更张，并应逐步冲破传统夷夏观的束缚，从“边缘”学科走向独立学科，呈现出以边疆为本位或“中心”来考察问题的思维模式。

③段金生，尤伟琼:《范式变迁:“边缘”与“中心”的互动——近代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边疆研究》，《思想战线》2013年第1期。

方法论的转变肯定了“边疆本位”的价值，并促使学者开始关注拉铁摩尔提出的所谓“边疆风格”及其如何生产与再生产、何为边疆的空间特质以及边疆如何参与并对民族—国家的建构产生作用的问题上。

跨境种植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下边民空间建构的路径及实践的结果，充分呈现出边疆空间的“自为性”特征，即“一个具有生成性的、社会秩序实践性的空间，是一个具有行动能力的活的实践空间”。

④文军，黄锐:《“空间”的思想谱系与理想图景:一种开放性实践空间的建构》，《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2期。

在跨境种植开展过程中，国家、市场、边民等多主体参与到其中，并促使边疆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政治空间与文化空间建构、形成并相互叠加交错，复合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
经济空间。

通过分析与阐释跨境种植开展过程中边疆空间建构的模式与特征，能够揭示出边境空间的特质及形成机理，并拓展边疆研究的视野。

下文将围绕着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坪坝村的跨境种植空间建构历程加以讨论。

一、时空交集：坪坝村人生存空间的初步建构
坪坝村位于中越边境河口县南溪镇境内，背靠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面临坝吉河，处于大围山与坝吉河之间的狭长山区，与越南老街省孟康县的古风村隔河相望。

截止2013年12月份，坪坝村有17户73人，其中2户为外地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户口;全村人除了2个傣族外，其余全为苗族。

坪坝村的形成、发展伴随着外来移民的迁入而逐步实现。

坪坝村原名坝吉六队，在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前，属南溪农场的辖区，后因自卫反击战爆发，居住在此地的农场人全部都搬走。

1982年自卫反击战结束之后，由于该区布有地雷，变成了无人区。

1988年南溪镇成立后，在政府的鼓励下，生活于周边村落的苗族先后迁居于此，并逐步发展形成村落，该地方的管辖权也从农场转变为地方政府。

在坪坝村17户人中，有12户祖籍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4户
祖籍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县桥头乡。

以下是该村两位村民对于搬迁至此的经历的讲述。

个案1：(讲述人：杨正方，男，苗族，59岁，是第一户来到坪坝的人家)
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就是到处闯闯看。

原本中越这一带都是无人区，因为害怕地雷，无人敢来，地里长的都是荒草。

我原本在马关，70年代到了芹菜塘，
①芹菜塘现在也是与坪坝同属于南溪镇管辖，距离坪坝有6公里，同样紧邻国界。

在那边找到了媳妇黄成珍，她如今已经61岁。

79年芹菜塘打仗，越南人打中国人，就躲到了牛场 (村)，战争结束后又到了坪坝。

当时这边都是马鹿、野猪、麂子，我们看这些动物踩到地雷，就会“没了”，我们便以此来辨别地下是否有地雷。

当时也没有枪，所以不会打野猪，倒是越南人喜欢打，还打了170头。

那个时候没
有电，又有蚊子，一个月就生3次病，这个地方没有医院，南溪也没有，河口才有，但是因为没有车，走过去要花一天的时间。

土地是自己开荒的，大家种包谷够吃，不够吃的就借，我们边种边开地，之后有了这20多亩地。

到90年代以后，
就开始种植菠萝和香蕉。

个案2：(讲述人：韦美发，男，汉族，65岁)
在1960年坝吉六队是河口的香蕉农场，到1979年中越战争时，这里的人撤走了，等战争结束后，便成为无人居住之地。

河口县的县委书记就到桥头 (乡)去宣传，说“你们那些贫困的，就到下面去找地”，我们这才到这里来。

当时对面还是炮，后来渐渐地越南也调一些人到边境开荒，他们在那边种包谷，两边村民开始有一些交流。

我们来这里3年以后，对面也开始有人。

后来他们(越南人)听说中越和好了，两边就逐渐开始来往，他们拿包谷过来卖，从中国买一些粮食和日用品过去，我们这边种水稻，种包谷，那边也种，不过他们没有杂交苗，也不会用化肥，到后来我们种香蕉和菠萝，他们那边也开始学着种 (香蕉和菠萝)。

最初，我们不敢过去，怕被越南兵抓，但随着交往得多了，现在也敢过去了。

从上述两位村民的讲述可知，坪坝村人口迁居此地的原因，在于中越自卫反击战后边境一线的开发，并且呈现出中越两边的边民共同参与的特点。

正如坪坝村民表述的，“古风村的村民是89年过来的，我们是那年春天过来，他们 (对面越南)是冬天过来”。

随着人口的聚集，沿坝吉河两岸分别形成了两个村寨:中国的坪坝村以
及越南的古风村。

从更深层次来看，推动中国边境沿线开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资源的稀缺。

战时人口的回缩使得“内陆”地区相对人口密集，而迫于生存的需要，在战争结束后生活于周边如马关、河口本地的苗族，在政府的鼓励下选择到边境沿线的“蛮荒之地”生活。

坪坝村常年温度在15度以上，海拔在130米左右，又紧邻水源，土地处于待开发的状况，这对于长期以农业劳动为生的边民而言，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最初，只要愿意，每个外来的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
土地，只不过家庭劳动力多寡、迁居时间的先后，使得在土地资源的占有上略有差别，但基本上只要愿意来到坪坝的人家，都能解决温饱问题。

截止2013年，坪坝村已发展成为共有耕地509.14亩、林地160亩的村落，其中人均耕地7.7亩。

由此，通过这些外来边民的主动参与以及政府的引导，促成了坪坝村所处的地理空间从一个无人居住的“蛮荒之地”转变成为欣欣向荣的边疆空间，这既是边境人口聚居的原因，也是生计选择的结果。

二、资本流动与劳动分工：跨境种植空间的去“边界”化
坪坝村人在经历了初期的艰难拓荒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热带水果的种
植逐步替代了传统的农作物种植，使该村迎来了一次大转变。

坪坝村最早种植热带水果的人并非全都是本地人，也有从广西过来的老板。

据村民韦美发讲，20世纪90年代就有广西的老板来到坝吉五队开始种植菠萝。

关于菠萝的种植，王正林印
象较为深刻，他提到: “菠萝是90、91年开始种的，第一家是我姐夫 (陶树光)和
河口的一个人合伙种的，第一年就赚钱了，大家就都跟着种。

”然而由于菠萝生长周期较长，从种植到收获共需要18个月，且一个生长周期1棵苗只能结1次果，加之坪坝村的土地多石易于长草，并不十分适宜菠萝生长。

因此，在坪坝人大面积种植菠萝的两年后，外来租地的老板便不再种植菠萝，转而开始种植香蕉。

以下是坪坝村人对于香蕉种植历史的回忆，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再现这一发展的过程。

个案3：(讲述人：王正林，男，苗族，37岁)
广西有几个老板来租地种香蕉，一个姓张，一个姓梁，他们是1993年、1994年
来到坪坝的，在这里待了4年。

最初化肥和农药都是他们自己拉过来，如果哪一
户要都要和他们说。

他们还拉香蕉头来种，每一家给一点地种，还有菠萝苗也是他们拉来的。

一开始种香蕉、种菠萝 (的技术)我们都不懂，广西人种的时候我们就在一旁看，一点一点学，慢慢地等他们种了几年种得不行了①注:所谓的“不行了”，是指一棵香蕉从种下到初次挂果需要1年的时间，此后每年在香蕉收获之后每棵
树选取新发出来的1棵小香蕉留苗，待来年管理好后便又可结果。

一般而言，管
理得好的话，购买来的一棵香蕉苗可以种植3至5年，再往后香蕉树容易遭受病
虫害，就必须重新挖掉再买新苗来种。

故这里讲的“不行”就是指购买的香蕉苗已经不行了，需要重新购买。

出去时，我们就都学会了，后来就自己种。

种香蕉困难还是大，最初的时候没有试管苗，种香蕉头，到后期，病相当多，猛得很，这么一大片 (比划)都有病，1 000多棵最后只有200多棵，其他全部病完。

后来我们听
说河口有试管苗，才开始用试管苗。

第一批是威利斯，94年开始种大威利斯，种
了几年，地挤得太过，果子不饱满，就开始种试管苗8818，种了九年十年，96
年开始种试管苗B6，现在用的就是这种。

菠萝以及香蕉等热带水果的引入，改变了坪坝村传统的以粮为主的生产方式，并逐步摆脱了仅能在温饱水平线上挣扎的生活状况。

从香蕉的投入产出来算，1棵新香蕉树一季的投入是18元，老香蕉树一季的投入则是15元，一般1棵新香蕉树至
少能够种植4年，而收割时1棵香蕉树平均产出约为13公斤，只要能够以每公斤1元的价格售出，就能收回成本。

香蕉分中上蕉、中蕉、下蕉，中上蕉每公斤可以卖2元以上，中蕉每公斤可以卖1元以上。

香蕉的产出在一年中有先有后，不同
时段产出的质量也不尽相同，市场价格也会发生一定的波动，因此香蕉种植收益的多寡，取决于能否在香蕉成熟的时候正好赶上较好的市场价格。

根据坪坝人测算，只要每年有50%的香蕉能够卖到每公斤1元以上就会有收益。

与香蕉相比，菠萝
的投入要略低一些。

1棵菠萝苗只能种一季，产1次果，每棵菠萝苗的投入在10
元左右。

菠萝1亩地种3300棵，亩产在1.5吨左右。

菠萝分小果、混合果、大果，大果每个有7公两。

大果每公斤的市场价格在1.8元至2.5元之间。

如果1亩地大果占到25%，小果没有，产量就会增加，同时售价也会升高，只要卖出的均价能
够达到每公斤2.2元以上就可以获利。

然而，从上述坪坝人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无论香蕉还是菠萝，其投入都非常高，
平均每亩地的投入达万元以上。

同时，香蕉和菠萝的种植也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从开种时的整地、种苗到中期的田间管理再到后期的壮果、收获等均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

以香蕉为例，劳动力的投入占总投入的50%。

此外，香蕉和菠萝种植
也需要一定的经验积累，如何使用化肥及农药，如何进行田间管理，如何把握市场行情等均需要一定的积累。

而由于水果市场的波动以及居于偏远地区，市场信息相对滞后，使得坪坝人在选择种植热带水果后，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为规避这一风险，同时也为增加收益，从香蕉、菠萝种植之初，坪坝人就选择了与坝吉河对岸的越南人共同开发的方式即跨境种植——在越南种植香蕉和菠萝。

下文将以坪坝人的讲
述呈现这一过程。

个案4：(讲述人：黄福林，男，苗族，37岁)
最开始是大老板过去租地，办的护照过去，要找熟人带着去。

10年前他们开始过去，种的是菠萝，98年开始种香蕉，也就是越南他们开始种香蕉有2年的时间，
这边的老板就过去栽。

坪坝这边是王闯先过去租地的，再然后是队长，队长家旁边的王学飞家也过去种。

现在队长在那边还种了5 000多棵香蕉。

王学飞到越南那
边租地已经有5年了，他在中国这边的地不多，便和古风的前任队长商量，让他
找块地，让他种种香蕉。

古风队长正好也想种，但是缺钱，两人就开始搭伙了。

他们还签订了合约，3年为限，共签订了两次，如今已快到期，那边的队长不想再租给他，他便与坝吉5队的何队长一起和对面的另外两个人搭伙，4个人正打算种四万棵香蕉。

在那边租地种香蕉，香蕉洞1个1块钱，背香蕉1箱5毛钱，王学飞2010年卖香蕉就赚了30万，那一年香蕉价钱很好，卖到了每公斤5块8毛钱。

坪坝村民的讲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到越南租地种植香蕉和菠萝的成本要低于中国。

比如，在中国租地1个香蕉洞要3元钱，背香蕉的工费1箱要3元至6元。

同时，由于坪坝村土地较为有限;而越南古风村土地多沙、少草，适宜菠萝和香蕉
的种植，且地广人稀。

与土地狭小的坪坝村相比，越南那边又具有充沛的劳动力，
正好解决了中国本地劳动力稀缺的问题。

从资金上，坪坝人经过几年的热带水果种植，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

在上述种种考虑下，最终坪坝人选择了跨越国境线到越南古风村租地种植香蕉和菠萝。

由于“资本具有高度流动性，且肯定比劳动流动性大”，①［英］德雷克·格里高利，约翰·厄里:《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谢礼圣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5页。

因此更容易跨越相关的区位限制，促使跨境种植得以实现。

而到越南种植热带水果，又可以解决劳动力逾越国境线的困难，在当地便可获得充裕的劳动力完成农业生产。

现在，坪坝村17户人家中有12户人家都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到越南种植香蕉和菠萝。

并且，为进一步巩固与越南古风村人之间的利益关联，还设计出了更为复杂的搭伙方式来进行强化。

坪坝人黄福林介绍跨境种植的经验时提到，“必须要找越南人搭伙才行得通，而且利润也是按本钱投入比重计算”。

与越南人搭伙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租用合伙人的土地，付给合伙人租金，这部分租金同样算到总成本中，获得收益后再按个人投入的成本比例分配资金;另一种方式是与合伙人一同去租用他人的土地，利润同样按每个人投入的比例均分。

搭伙的方式不仅解决了租地的问题，同时也通过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方式强化了彼此之间的联系。

同时，与越南人合伙也解决了中国人在越南可能面临的政策风险，而越南的合伙人也可以协助监督管理水果地，解决劳动力需求。

对于越南古风村人而言，由于越南水果市场有限，缺乏足够的销路，并且在资金以及技术上的缺乏，也不能从事大面积的水果种植，收益也非常有限。

中越两边边民合作的方式，能够满足越南当地边民把土地及劳动力资本转化为货币的诉求，提高收入。

由此，搭伙方式的选择以及跨境种植的实现，使得被国界线和坝吉河划分为两个不同区域的地方被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成为在经济上一体的空间，并逐步突破政权边界的限制，边疆空间也逐步实现去“边界”化。

而实现这一跨境经济空间建构的动因在于，资本的跨界流动以及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中越两国边民
间的劳动分工。

三、族群网络与文化关联：跨境种植空间的再“边界”化
“不同空间建构是由人的活动与物质基础的相互结合运作的结果。

”②黄应贵:《空间、力与社会》，台北:“中研院”民族所，1996年，第8页。

跨境种植经济网络的建构，使得分属于两个国家的两个村落被紧密地勾连在一起，并通过密切的贸易往来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了这一跨境经济空间。

事实上这一空间的建构过程，是伴随着两个村落的社会交往从隔离到密切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并与共同的族群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是在建村之初双方便开始的密切社会交往，为坪坝村与古风村跨越国界的经济网络的建构奠定了基础，进而推动了社会空间的建构。

从前文可知，坪坝村和古风村均是在中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自发移民形成的村落。

由于有战争的阴影以及战争刚结束时政策的限制，一开始两个村落交往并不是很多。

以下是坪坝人对于与古风人交往的表述:
我们是89年春天过来，他们 (对面越南)是冬天过来。

那个时候他们过来借米，借了 (我家)20公斤，没有还，我们也没有再要。

他们也借钱，少的几百块、多的千
把块钱，都还了，一次就付清。

后来我们种杂交稻，他们也过来这边找我们买种子和化肥。

③资料来源:来自笔者的田野访谈:访谈人，韦美发，男，汉族，65岁。

随着双方了解的加深，交往日趋从经济层面上向日常生活中以及仪式生活中转变，交往的频率和深度都在不断提高。

现在坪坝村最东边的村民住宅距离坝吉河大约5米，而对岸的古风村的房屋距离河岸也仅只是50米。

村民用竹板在坝吉河上搭了一座独木桥，每天早上、中午、晚上都会有两边的村民往桥上经过。

坪坝人除了去古风村看香蕉地、菠萝地以外，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到古风村喝酒吃饭。

古风村民到中国来，主要是去南溪镇、河口县赶集，或者是到坪坝村、坝吉五队购买农用物资，有时也受邀来坪坝村吃饭喝酒。

以笔者调查的2014年2月份为例，由于当时恰临春节，两边的村寨每天都有人家在杀猪并准备杀猪饭。

无论是在坪坝村还是在古风
村的宴席上，都可以见到双方边民的身影。

有时甚至是中午在古风村吃饭，下午又统一地来到坪坝村吃饭。

坪坝村民也提到，“一开始他们 (古风人)过年的时间是在我们前一个月，后来也和我们在同一个月过年”。

可见，经济和社会交往的频繁，使得两个村落建立起密切的社会联系，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并嵌入已有的物质空间。

这可以从坪坝人对于古风人与自己的社会和文化关联的表述中得以体现。

坪坝村和古风村是在自发搬迁中逐步形成的以苗族为主的移民村落。

坪坝村的人表述说，“我们与对岸古风人都是白苗，都来自相同的老祖宗，他们说的话我们也听得懂，都是边民，以前在桥头的时候他们就在我们对面，是从老卡那里过来的嘛”。

对于同属于同一族群的表述，更强化了坪坝人与古风人的联系，奠定了社会交往的基础。

正是由于两边的边民都能够讲流利的苗话，使得语言并没有成为双方交往的障碍，对于同一族群的认同，更加深了彼此的信任。

以至于有坪坝村民还认为，如果从历史上追溯，由于古风与坪坝的苗族都是从河口县境内桥头乡的老卡搬迁过来的，很多家族间都有着一定的亲戚关系。

诚如“认同是关系取向的”，①Kathryn Woodward等著:《认同与差异》，林文琪译，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21页。

同时也是情境性的。

在跨境种植的背景下，坪坝人与古风人的新的认同观念被不断建构与强化，并成为维系社会交往与互动的重要媒介。

事实上，坪坝人在边疆空间建构的过程中也充分地利用了与古风村民同一的族群认同，开展跨境种植。

现在坪坝人到越南租地的地理空间范围大体与古风村苗族的分布范围相一致。

坪坝人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到越南租地最远只能到距离边境
10公里的地方，因为再往里边走，就不是苗族人居住的地方了。

“那些地方住的
是瑶族和京族，我们和他们说不拢。

”对于“说不拢”，坪坝人阐释为:一是指“他们说的那种话听不懂”;二是指“他们的民族脾性与我们白苗不同，不敢与他
们打交道”。

坪坝人的表述表达了他们对于与古风人同为白苗的族群认同，以及他们对于族群边界的认知，跨境种植的边界与他们的族群边界重合。

尽管从土地资源、
资金、气候条件以及技术的角度来看，跨境种植完全可以向越南纵深发展，但是在坪坝人的实践中并没有无止境地扩展，而是保持着充分的“理性”，以边境白苗生存的社会空间为基础，维持着与越南其他民族间的界线。

族群的纽带不仅成为跨境种植以及跨境空间建构的基础，而且在物质空间建构之后又通过双方边民的交往与互动强化这一纽带，并把社会关系嵌入空间结构中。

对于坪坝人和古风人而言，尽管在他们的表述中，都强调彼此在族群性上的一致，但是由于两个村落都是新兴的移民村落，实际上二者之间确切的社会关联是很难追溯的，如何建立起文化的纽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坪坝人和古风人便是通过恢复本民族的芦笙舞及芦笙曲调来实现的。

坪坝村有3个村民会演奏苗族民族乐器芦笙，其中有两个吹奏芦笙的技术便是在来到坪坝后，拜古风村一位姓杨的人为师之后才学会的。

事实上，在1989年坪坝人才来到本地时，并没有任何人会吹芦笙，并且对于苗族的习俗和规范也并不是很重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坪坝人认识到芦笙的重要性，并且说，“芦笙对于我们苗族人很重要，如果有点技术的话，人家家里办事的时候可以过去帮下忙，等自己家老人过世的时候，技术会在自己手上，就不用去求人家”。

吹奏芦笙技艺的复兴，在古风村也呈现同样的趋势。

现在古风村已有3人会吹奏芦笙，并且还经常与那3个会吹奏芦笙的坪坝人邀约在一起，共同参加两个村寨及其周边的苗族村寨里的宗教活动。

在两个村落吹奏芦笙习俗恢复的背后，体现的是对两个村落苗族文化共通性的强化。

通过这一文化的再生产过程，实际上使得由跨境种植所建构起来的物质空间被充实进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多种空间建构的力量被叠加在一起，更丰富了跨境种植空间的内涵。

由此也可以看出，跨境种植空间的建构，尽管在经济空间上已经突破了以往的政权空间的边界，但在社会空间上，仍然以传统的边境地区跨境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为基础、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社会网络为纽带，建构出新的、与跨境种植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和文化边界，这实为跨境种植空间经由社会和文化的手段实现了再“边界”化。